空权柄彦国养病去
新台阁君实横议来
苏辙虽参与了青苗法的议论，可还没等到青苗法颁布，他就辞了三司条例司的检详文字官，离京去河南府做了留守推官。做得好好儿的检详官，怎么就走了呢？虽说是他自己请求调出的，可论起原因，还得归根于他在三司条例司始终与人磕磕碰碰，没法儿再呆下去。
条例司出台的几件大事，苏辙始终站在对立面。除了派使巡视、青苗法，他都不赞成。六路均输，他也一样竭力反对，说是法术不正，有百害无一利。自从议事被人当面抢白之后，他就不再公开发表意见了，只在私下，悄悄地分头去找安石或陈升之说这说那。这么一来，自然更要横生是非。最不堪的是吕惠卿。人品且不说，人言人殊，不好比较。说到学问见识，惠卿处处都要压他一头。三司条例司，不啻就是变革的大本营，至少也是个参谋本部。那里的氛围，自然整个儿是个积极变革的氛围。惠卿悉心赞成支持变革，始终为着变革殚虑竭智，出谋划策，因此，不仅深得安石的信任器重，在条例司里面也如鱼得水，活得滋润充实极了。而苏辙却正好相反，处处格格不入，处处步履维艰。相形之下，苏辙就更觉着压抑难堪了！虽然格格不入，要是意见能得到上峰的支持，有恃无恐，升迁有望，还可以勉强撑着，有所得就有所失嘛！可现在，自己的意见竟没有一件被采纳！试着去安石那儿告告吕惠卿，同样如风过石，一吹一个白迹。既没有一处人，还要时时受着煎熬，这条例司还有什么待头？走了，一走了之。
苏辙既铁了心，当即给条例司上了一个条陈，全面陈述了与条例司现行种种做法的分歧所在，请求调离本司，另外委托他人前来就职。
“总算出了一口恶气！也好立此存照！”写好条陈，苏辙痛快地想。
与此同时，他又给皇上上了一个折子，一面说明条陈的事，一面请求辞职外调。双管齐下，才能笃定走成。要走不成，那不是自己找死吗？
苏辙去条例司是皇上亲自举荐的，他上折子请辞，皇上自然奇怪。他问安石：“爱卿，这苏辙与苏轼两兄弟究竟怎么样？看他们的章奏文章，学问似乎非常相似，该是一类的？”
安石一笑：“回陛下，他们既是两兄弟，相似自然不奇怪。臣看他们的文章学问，大抵喜欢纵横捭阖，飞扬争斗。”
皇上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果真这样，应该合于时宜，做点儿实事，怎么处处要唱反调？看来，只好任他离京了。”
皇上又征求丞相意见，公亮也同意满足他的要求。就这样，苏辙最后到底去了河南府。
苏辙调走不久，安石就推荐惠卿做了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太子中允与太子中舍人是一回事，不过前者有进士出身，后者不需要进士出身而已，职责则都是替太子掌管文书笔墨，规劝督导太子等。崇政殿说书，是专管给皇上讲书的。这两种官儿都是从七品，并不高。可因为是皇上、太子的近臣，能直接影响他们的思想行为，从来就是清要之职，人人眼红。安石之所以推荐惠卿，自然也同样是看重它们的重要，希望皇上及未来的太子能始终受到变革思想的熏陶影响，将这一场变革进行到底。
既是必争之地，能说话的吕诲、范纯仁等大将又都纷纷落马罢去，司马光只好径直披挂上阵。反正此前不久，自己已经亮过相了。
司马光原来并不准备这么快就亮相，一直小心翼翼地与吕诲、范纯仁等保持着一段距离：无论公开或私下，他都不去掺和吕诲与范纯仁的意见。他们出了事，他也不打算出面救助。除了嫌他们弄得太张扬，太邪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似乎也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有意保存一支独立的力量，好在需要时独当一面杀出阵来，既作为策应，也形成一种灶里不断火、路上不断人的连续进攻的态势。吕诲出事，他就是这么做的。到范纯仁眼看又要彻底落马，他再也沉不住气了，赶紧挥戈上阵，想靠这奋力一击改变局势，至少，也悄悄给范纯仁一个侧翼支援。
几个月之前，御史台传下皇上的一份求谏诏书，敦促亲近大臣上书言事，指斥朝政，事无巨细，什么都可以谈。皇上的用意，原是为了鼓吹与促进变革而求言纳谏，司马光自然也知道，可他却假痴假癫，就着这个由头，自说自唱，另搞了一套。他上的折子有个名儿，叫《上体要疏》。“体”是为政之体，“要”是治事之要。他的意思，皇上虽然勤政爱民，废寝忘食，但因为不得要领，总是抓不到点子上去，所以只能费力不讨好。绕了半天弯子，无非是要反对两件事：一是，反对设立三司条例司，指责它破坏现行体制，攘夺两府与三司权力；二是，反对派使者巡行各地，批评它以小制大，坏了朝廷的规矩。应该怎么办？除了必须终止变更祖宗成法，皇上还应当像汉文帝那样，百事不问，只管委托大臣，垂拱而治。
结果，自然还是东风过耳，没起一点作用。对朝廷虽没起作用，可在他自己却是一件大事：头一次公开亮相，直接与变法较上了劲。开弓没有回头箭。已经公开较过劲了，无可回避，那还犹豫什么，上吧！鱼死网破，不过一遭而已！
一知道吕惠卿升迁的消息，司马光就去找了皇上，话也说得特直白刺激：“陛下，最近升迁官员缺少次序，乱点鸳鸯谱，臣身为主管审官院官员，不能不说话！”
神宗已经不止一次领略过他的脾性，也不计较，只说：“爱卿有话，只管讲。”
“吕惠卿奸诈阴险，绝不是什么好东西！全都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才叫王安石负谤于天下！”司马光只攻吕惠卿。
“王安石不爱官职，自奉菲薄，是个难得的贤者！”神宗似乎有意回避话题。
“不错，王安石的确能算个贤者。但他刚愎自用，又不怎么懂事，这是他最大的短处。他尤其不应该信任吕惠卿，这个人是个真正的奸邪！王安石却让他做参谋，言听计从，身体力行，天下人也就连他一起都骂成奸邪了。朝廷最近不次提拔吕惠卿，实在大失人心！”司马光还是要往吕惠卿身上拉。
皇上瞅了司马光一眼：还算口下留情！升吕惠卿最后点头的是朕，他没说天下连朕也一起骂了！照他说的，王安石无疑就是吕惠卿的傀儡了？竟会有这样的事！天下还有比这更荒诞的吗？而且，吕惠卿做推官时就是从八品；任满回京入了集贤院，升为著作佐郎，是正八品；现在做崇政殿说书，不过从七品。真正按部就班，哪儿来的不次提拔？又是扯淡。说到吕惠卿本人，也全不是那么回事！自己不但听说，还亲自接见过他，对于他的明达干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哪里是那种胡乱用人的皇上呢！
“惠卿进对明辨，似乎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神宗到底为吕惠卿辩护说。
“陛下圣明，吕惠卿确实能言善辩，文章学问也都不错，不这样倒不危险了！”
“能干怎么反倒危险了？”
“关键是他用心不正！江充、李训要是一点也不能干，怎么能迷惑汉唐天子？”
历史是司马光的强项，他又拿历史作比了。江充是汉武帝的宠臣，李训是唐文宗的宠臣，后来都导致了宫廷纷乱。神宗无书不读，这一段历史也很熟悉，见他胡乱比附，索性不说话了。司马光见皇上再不言语，只好也告退了。
惠卿的官，照当不误。不但照当不误，因为说书特见功力，皇上还专门赐他服绯，以示恩宠。大宋承的唐制，照规定，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惠卿不过是从七品，穿绿都很勉强，却穿上五品以上才准穿的大红官服在朝廷踅来踅去，这恩宠实在大了去了！当然，也更戳眼了。
可谁也拿他没辙。
司马光想去找富弼富彦国：干吗不去找丞相说说？可转而一想：丞相已经不是当年的丞相了！自打重新入阁，他就一直抱病休养，什么时候认真管过事呵？纯仁说他“恤己深于恤物，忧疾甚于忧国。致君处身，没有一处恰当”，实在最准确不过。还是算了，再说吧！
司马光一向是倚傍富弼的。现在连他都这么轻看富大丞相，丞相恐怕真是不堪依附了！
可韩琦离去，富弼重新入阁，不也先一连砍了几大板斧，说三道四，气势凶悍得很吗？怎么突然又蔫了呢？关键是皇上执了意，一心只想着变革，他的话皇上根本听不进去，顶多也就虚与委蛇，不得罪他而已。做官做老了的人，由皇上的态度，还能不知道他的用心？这变法生事，他显然是铁了心了！之所以听而不怒，以礼相待，那是给自己留足面子，不过要用自己当个招牌，镇静朝野罢了。从来天威难测。始终想着奉承皇上的人，一不小心都会开罪皇上，死无葬身之地，谁敢倚老卖老，一直硬撑着去批他的逆鳞，自己找死？真要那样，不是个疯子才怪！何况，富弼本来就不如韩琦强梁，一向总是应付随和的时候多。没有风险都不会认真固执，何况还要面对一片杀机？除此之外，中书四个人，曾公亮与王安石几乎就是一个人；赵抃自从琴鹤人生之后，锋芒尽失，除了哼哼哈哈，已经没有多少是非。充其量，也只能算半个反对派。四票之中，满打满算，连自己在内，也只有一票半。安石在自己属下为官几十年，自己对他太了解了：他是个只为自己活着的人，从来不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做与不做，全看他自己的意思。他觉得不该做，威胁利诱，高官厚禄，游说规劝等等，就没有一样能让他动心；他要是觉得该做，哪怕刀山火海，也甭想拦他一步半步。韩琦已经够强梁，够敢做敢当的了，可比起安石，也还不啻是小巫见大巫！自己虽然懦弱，在心眼里却真羡慕他的这种性格。他又年轻了十五六岁，目下正年富力强，单挑独斗，自家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何况还有个两分半对一分半！说到整个朝廷，反对派出头一个清除一个，谁都逢迎潮头，跟着风走，眼前几乎已是清一色的变革派天下，更没法儿较劲了！而且，自己与安石也不是同一辈人，总还得有点儿长者的气度。这么一认真审时度势之后，富弼到底收起板斧，复归了天性，只去随和因循了。加上腿病时好时坏，又是六十五六岁的人了，只要需要，或有机会，索性经常请起病假来了。所谓恤己深于恤物，忧疾甚于忧国，倒也是没办法的事。
这做官的人，当然始终只是官好。照富弼的意思，自己这张招牌要是能够这么不动声色地挂下去，就让它挂下去好了。自己的价值自然只是招牌，任它挂下去就是一种贡献，就不算尸位素餐，满可以心安理得。要不是有人不断攻击他，他并没有想到非得改变现状不可。无奈始终有人攻击他，而且话说得也都很刺激难听，他也就不能不有个态度了：毕竟是有头有脸的三朝元老，不能总觍着脸呆在朝里，叫人当靶子！还有一条，也与这身份有关。所谓高官好名不好利，小官好利不好名。最好当然是两者能兼而有之，实在不能，只好有所偏废。既然有人反复认真计较目下这些破事，也就不能不考虑社会与历史的责任了：本来是个反对者，何必不明不白夹在里面承担不相干的责任？索性刚气一点，走人得了。损失些许实利，留下一世清名，还是有失有得。自己这一辈子，还真没做过有些刚气的事情，就从这里开个头吧！
想虽这么想，真就这么热辣辣地离去，还真有些舍不得！何况，眼见年纪大了，这一离去，该是最后一次，永远别想着再回来了！这么一留恋，竟又耽搁下来了。
可皇上那里却一点也没耽搁，特意下了一份手诏，问富弼为什么总是请假不视事？富弼只好求见自辩。皇上倒也以礼相待，赐座赐茶。只是说到生病，皇上依然不松口：“病了？可有人上折子，说您其实没病！”
富弼惊得一下趴倒在地，只管磕头说：“皇上圣明！天地良心，老臣实在重病缠身，无法任事。请准许老臣就此辞职外调！”
说完，就趴在那儿不起来了。还是神宗好劝歹劝，总算将他劝回去了。
受过这一番羞辱，彦国再不犹豫了，回家就向皇上递了折子。想得虽多，说得却少。只说身体不好，在朝也是病假的日子多，不该尸位素餐，阻挡贤路。神宗接到折子，也有些懊悔，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了：毕竟做矛的时候不多，虽然也不甘心做盾，无所建树，做个无声的招牌也不坏，何必那么逼他呢！便将他的折子搁在一边了。可他一连上了好几个折子，只说要走。神宗知道他铁了心，也就不留了，让他以使相的身份——武宁军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去判亳州。原来在亳州的欧阳修，早已另调他处了。
临去的时候，神宗问他：“爱卿这一去，谁能代替您的职位？”
“文彦博文枢密。他也是三朝老臣，仁宗时期就与我一起做丞相了，比老臣还要年长两岁。为人为政，也端重有威，踏实果断。”富弼回答。
“照爱卿看来，王安石怎样？”神宗不提文彦博，只问王安石。
富弼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只坐在那儿杵着。一个白说，一个白问，没法儿再谈下去，只好收场别过。按常规，像富弼这样的老臣，离朝应当有所加恩，神宗也装傻免了。
照神宗的意思，原是要升安石为丞相，可安石却节外生枝，举荐了别人：“陛下，丞相现有最合适的人选！”
这可是出乎意外，神宗不由得问道：“还有谁比爱卿更合适？”
“陛下，知枢密使陈升之，无论资历、威望、能力均在微臣之上，在条例司与臣等也一直合作得很好。由他代替富弼为相，最合适不过了！”安石真诚地说。
“原来是他！他怎么能比您更合适？”神宗不以为然。
“陛下，微臣就任参知政事，已经是不次超升，恩宠过望，弄得满朝侧目，怎么还敢再越位升迁！还请陛下务必垂爱，叫臣安心供职。臣在目下位子上一样行权办事，不会耽误什么。”安石一着急，本来不便说的话都掏出来了。
可神宗还是不放口：“有朕在，谁敢侧目！”
话虽这么说，神宗还是不得不考虑安石的意见。他知道安石轻易不说话，一旦说话，肯定有他的理由，而且通常总难得勉强。神宗将情况告诉了公亮，要宰相帮着拿个主意，也好说服说服安石。可早在这之前，安石已先走一步，找过他了。安石也是请他帮忙——帮着说服皇上，不要叫自己为难，为这件事引起朝廷无谓的纷争，影响大局。
公亮权衡了一下之后，终于劝皇上说：“陛下，王安石为人一向谦抑审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他在中书，已经跟我谈过这件事了。”
“噢，都说些什么？”神宗有些吃惊。
“他是从大局考虑，害怕因为他的任命引起纷争，破坏目下的大局，要老臣劝劝陛下。陛下真要拜他为相，以后也还有机会。”曾公亮说了实话。
从来只有找人说情要官的，哪有找人说情推官的！神宗止不住有些百感交集。想到他之所以辞相不拜，竟是为着维护大局、推进变革而牺牲自己，神宗更加百感交集，完全转变为感动了！他眼里闪着泪花，喃喃地说：“就依他吧，就依他吧！”
结果，陈升之到底由尚书右丞、知枢密院事，升了礼部尚书、同平章事，做了名副其实的丞相。诰命上说他特有能耐，兵甲民事，无所不精：兵甲，“有镇抚四夷之略”；民事，则“有运理群物之心”。读着这样的诰词，他当然不会想到，自己这丞相原来竟是别人让给他的！
因为富弼有荐在先，文彦博的资历也确实比其他任何人都老，为了保持平衡，神宗也退了一步：陈升之虽升任丞相，他上殿排班，得排在文彦博之下，以示对文枢密的尊重。既做不了丞相，要这种虚荣有什么用！何况，还违礼，让人侧目！文彦博也是做官做老的人，岂能不识相？有脸就行了，不必太认真。到底上书，说从来没有枢密排班排在丞相前头的；有，也是殊功特例。自己感谢皇恩浩荡，但绝不敢越礼而行，还是按老规矩办吧。反正都是虚的，班也就照老样子排了：陈丞相在上，文枢密在下。
丞相一免一任，在朝廷自然是件大事。这么大的事情，平平静静就处理了，而且还再一次显示了安石的高风亮节，神宗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心里高兴，总要找个人说道说道，皇上也不例外。
正好司马光上殿议事，神宗笑嘻嘻地先问道：“近来陈升之做丞相，外面有什么反应哪？”
司马光并没有什么高兴的，绷着脸冷冷地说：“陛下擢用丞相，下官愚昧无知，怎么敢胡言乱语！”
神宗原本年轻，又正在兴头上，哪里能看出君实的冷漠！仍然一脸高兴：“但说无妨，但说无妨！”
“都已经成了既成事实，还说什么呢？”司马光仍然不愿说。
“说说听听嘛，打什么紧！”无奈神宗只是心情好。
这可是您一再叫我说的！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陛下不该免了富弼！他是三朝老臣，最有人望！”司马光没好气地说，他似乎忘了富弼是不做事的。
“不是朕要免他。朕反复留他，是他自己一再要辞。”神宗辩解。
“那是因为朝廷不采纳他的意见，他在中书也落落寡合。”司马光替富弼抱屈。
“他真想有所作为，说出来；朕不听他，他要去，朕也无话可说！自打入相，七八个月了，他做过什么事？除了病假，就说要走！您知道为什么？全信的是于尼！于尼说：‘看到国家有事，也不要参与。’他就照着办了！您还要为他辩护！”神宗也动了气，索性将不满全都抖落出来了。
司马光吃了一惊！于尼是个尼姑，法号惠普，自从她预言富弼要做丞相兑了现，富弼就迷上她了，言听计从。可这些秘密，皇上是怎么知道的？
皇上的气还没消，继续数落说：“韩琦敢做敢当，富弼比他差多了！韩琦的毛病，只是为人过于强梁！”
“韩琦忠于国家，短处只是喜欢顺应是非。”虽是顺着神宗的话，司马光仍然忘不了韩琦在濮议上的非礼。
“陈升之呢？”神宗不再朝下说了，改口问道。
“陛下，咱们大宋朝有个传统：不用南方人做丞相。有人说，太祖曾替政事堂写过一块御碑，是‘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八个大字，明令规定不准用南方人做丞相。这碑，臣没见过，不敢乱说。可真宗的时候，王旦王丞相阻止真宗用王钦若为相，确实明确说过：‘微臣看祖宗立朝，从来没用过南方人做丞相。虽说是立贤无方，但总得是个贤人才行。’这话就记在《真宗实录》里，想来不会有假。”司马光的口气又严厉起来，几乎是一副审讯的架势。
这下轮到神宗目瞪口呆了！无论内容，还是方式，他都没法儿想象，只有傻看着司马光。
“从来闽人狡诈阴险，楚人轻率多变，最不能信任。可陛下用的，偏偏全是他们！”司马光怕皇上听不明白，索性扳着指头数道，“喏，两个丞相是闽人，两个参政是楚人。他们一定会拉拢乡亲，结党营私，不但破坏朝政，连整个社会的风气也要叫他们全给毁了！”
神宗听了，更加一头雾水！他什么时候想到要留心谁谁是什么地方人！两个丞相，自然是指曾公亮、陈升之。他们都是
福建人。参政则只有王安石、赵抃了，他们都是楚人。楚地大了，是哪儿呢？不管是哪儿，因为是那儿出来的就不能用，这话怎么听怎么别扭！但神宗一时辩不了那么多，只说道：“陈升之也是个老臣了，也算通晓民政边事。制词上说他：‘问兵甲，则有镇抚四夷之略；问衣食，则有运理群物之心。’可见，朝野自有公论。”
“陛下圣明。他虽不是一点才干没有，却不能临之以大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大凡才智之士，一定得有个忠直耿介的人在旁边监督节制，他才能走正道。否则，非偏邪不可。陈平是个能人，汉高祖就用憨直的王陵节制他；真宗用丁谓、王钦若，也有马知节监督。明主用人，最讲究这个了！”司马光也有话分辩，而且又搬出了历史。
神宗且不管历史，只想眼下并没有什么让陈升之不屈不挠、死难殉节的考验，这话是哪儿跟哪儿呵？更莫名其妙了。在司马光，或许是暗指陈升之依附新法，可绕了那么多弯子，除了他自己心中有数，别人谁能听得懂！神宗也没那心思去猜谜，只又说道：“像王安石，难道也有问题？”
“有人骂王安石奸邪，那是太过分了。但他脾气执拗，不大懂事，则是实在的。”说到王安石，司马光总要留一点儿退路。
这话皇上已经听过了，不愿再谈，只改口问他：“台谏官员总难叫人满意，爱卿有什么看法？”
“陛下，台谏官员从来都是天子的耳目，至关重要，总得皇上自己遴选才成。这权，是不能放的！”
“可不是嘛！”皇上说。说到现在，只有这一句中听。
“可眼下参奏执政的都被贬出去了，清一色换上了执政信任的人，很难说不是放权！臣怕这样下去，迟早会堵塞言路！”司马光又忧心忡忡了。
皇上没吱声，好大一会儿，才说道：“爱卿给留心留心，有合适的，向朕推荐几个。”
“是，微臣一定留意！”司马光答应得很干脆，高高兴兴地走了。
这或许又是一场满拧的谈话，各自都有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理解。可达成的结果，却是大体一致的。政治难说，也真是一言难尽！
不用南人的话，在司马光原是一种说辞，认不得真的。比如两个丞相，曾公亮是泉州晋江县人，陈升之是建州建阳县人，说是闽人倒也不错。可两个参政，就不尽然了。安石是抚州临川人，说是楚人，并不算错；赵抃却是衢州西安县人，再怎么算，也是个越人！前任参政唐介是江陵人，当然属楚，可他已经死了。就是不死，那样一根筋的人，怎么着也难入轻率多变的圈子！幸亏神宗没想到计较，要不，司马光还真怕不大好交代！
神宗虽没有计较细节，可司马光不用南人的话，却始终鲠在他心里。中书几个既然都是南方人，不好去问；枢密院连着中书，也不大好启齿，怕弄出是非。想来想去，想到吕公著：听口音不像是南方人，又主持台谏，问他，应该没事儿？
神宗瞅着吕公著上殿，到底找机会问了他：“爱卿是哪儿人？”
吕公著一愣：皇上问这个干什么？愣归愣，回答还是要回答的：“回皇上，臣先代世居莱州，自打曾祖父在寿州做知州，后来就在寿州安家了。算起来，臣该是寿州人。”
“寿州人？那好。朕有句话要问您。”
“陛下请讲。”
“本朝有没有个规矩，不用南方人做丞相？”
“听倒是听人传过，可从来没见过真东西。而且，即使有东西，应该也是权宜之计，不能奉为万世圭臬。”公著不知道问话的背景，临时也考虑不到矛头指向，只能实话实说。
“噢，您这么看？”
“从来用贤无方，只要贤能，管他是哪儿人干什么？汉唐之间，连胡人都照用不误，何况南方、北方都是汉人！那才是泱泱大国风范！”公著见皇上感兴趣，越发朝大里说了。
“怎么又是权宜之计呢？”神宗还是不大明白。
“那是微臣的揣测。”公著说，“我想，假如祖宗手里真有不用南人为相的话，也是因为一时的时势所致。本朝继承后周，先有的北方土地。当时的南方，像南汉、西蜀、吴越、南唐、荆南、湖南、漳州泉州等地，都还割据称王，全是所谓仇仇敌战之国，只是到后来才陆续征服归顺了。建国之初，对这些地方的人有所防范，该是可以理解的；要说不用南方人就是既定国策，永远不可移易，臣实在无法想象，也难以苟同！”
“说得有理。”神宗赞同说。
“而且，事实上也从来没有实行过。因为在北方立国，地缘关系，一开始北边的人用得多些，这是有的，但这不等于根本不用南方人。微臣所知有限，眼见的就能数出好些人来。前代丞相，陈恕是洪州南昌人，丁谓是苏州人，王钦若是临江军人，夏竦是江州人，晏殊是抚州人，陈尧佐是蜀州人，章得象是泉州人，杜衍是越州人，宋庠是安州人，刘沆是吉州人，当朝曾公亮、陈升之都是
福建人。参政里头，范仲淹是苏州人，欧阳修是庐陵人，王安石是抚州人。多了，清一色都是南方人。有贤有不肖，哪能一言以蔽之呢？”公著居然一气说出那么多人来，不但神宗，连他自己都很有些吃惊了！
“是嘛，朕也是这么想的！用贤无方，怎么能用地域划分贤愚？无稽之谈，真正是无稽之谈！不问清楚，险些儿坏了朕的大事！”神宗无限感慨。
一席话能起这么大作用，公著自然高兴，根本想不到去问皇上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暂时，他也没想到要与安石他们较劲。后来时势移易，知道背景，懊悔自己做了蠢事，已经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