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贡举乍开一锅粥
察言论自见是非心
安石的改革前提，是人才的陶冶。做了参知政事之后，他虽然不能不优先考虑亟待措置的一些事情，却也始终没有放弃这个问题。差不多就在派出使者巡视全国的同时，贡举改革也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范仲淹。庆历新政，他提的十件事中，第三条不就是精贡举吗？可他这个改革，却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州县办学，有名无实，有的甚至干脆停办了；而考试科目的改造，也在一年之后完全复了旧。只有太学改造，多少有些成果。庆历的贡举改革虽然失败，但范仲淹的思路却是大体正确的。兴办学校与改变贡举考试科目，仍然不失为科举改革的两条基本途径。这一点，安石在《万言书》中已经详细论述过了。
目下最好当然还是先办学，让所有的人才都由学校选拔推荐，再参加贡举考试。可学校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办好，由学校选拔推荐人才，更非一朝一夕的工夫。要想立竿见影，只能先改革旧的考试制度。
大宋的考试制度，承的是唐制，主要有常科与制科两种。制科是特殊考试，对象都是经过举荐的特殊人才，考试的时间、内容都没有一定之规，由皇上根据需要临时决定。庆历期间很活跃的那个余靖余希古，不是被人举荐参加制科，又被否决，还挨了知州一顿板子，闹出许多是非吗？苏轼兄弟后来也参加过制科考试，还考中了。常科，就是一般的进士与诸科考试了。先要由地方推荐，在州县考试中被举荐后，才能进京考试。它的考试时间与内容，都有明文规定。按规定，进士要考诗赋，兼考论、策及帖经、墨义；诸科包括九经、五经、三礼、三传、明经等，主要考帖经、墨义，检查考试者对于儒家经典著作的掌握情况。
什么是帖经、墨义呢？帖经，说白了，不过就是经典著作的填空而已！找一段经书，掐头去尾，让你填上空出的那一部分。墨义呢？就是从有关经典著作中找出一句或一段话，要你答出它的意思。与帖经一样，只要能背就行了。不同的只是，它除了要背原文，还得背下相关的注解。之所以叫墨义，原是与口义相对应的。口义就是口答经典问义，后来被取消了。
在唐代，进士考试先是只考诗赋，别的一概不考，后来才渐渐加上了策、论。又因为考策、论的时候，有些人信口胡说，有人建议应当检查参试者对于经典的熟悉程度，就将诸科考试中用的帖经、墨义办法，也用到进士考试中来了。
这种考试制度的弊病，几乎可以一目了然。范仲淹看得清楚，安石更透彻。他设想的改革，也比仲淹更彻底：一是完全废除明经等诸科考试，只留进士一科取人；二是进士考试，只考经义、论、策，再不考什么诗赋、帖经、墨义；三是增加新的实用科目。但这是大事，首先，当然得报请皇上批准；其次，还得广泛征求朝野的意见，以便使改革更趋合理，也好达到最广泛的共识。
中书几位意见大体一致，将兴办学校与改革贡举分两步走的大致设想，报告了皇上，请朝廷下诏广泛征求意见。皇上也同意，便下诏向相关官员征求意见：请他们务必在接到诏书后的一个月之内，将意见上报朝廷。
这是露脸的事情，因为具体，也相对较为简单。凡有权参与意见的，都争着说话了！
司马光自中进士到当考官，见得不少，对目下的贡举制度自然多有不满，甚至还不只是不满，简直深恶痛绝。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自古至今，取士之弊再没有比现在更坏的了！
他当然有自己的理由。
原来他看中的是古代的举荐制度，根本就不赞成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在他看来，三代取士，全都以德行为本，并不看重文辞。到汉代，虽有考试，但茂才孝廉等科还是靠的推荐，仍是品德第一。所以，那时尽管朝政一塌糊涂，但下面的民风还是很淳厚的。即使到魏晋及魏晋之后，风俗大变，浮华衰败，但九品中正制的取士制度讲究品德第一，仍然卓有成效。读书的人，谁都不敢胡来。只有隋唐兴起科举制度之后，只以文辞取人，被取者的操行品德才一塌糊涂，不堪入目了。现在要改革考试制度，实在是千载一时的绝好机会，得抓紧办。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当然是恢复古代的乡里推荐制度，将品德好的人推荐上来，才能从根本上彻底杜绝科举制度的一切弊病。他特别强调，这推荐只能由乡里的贤人官长等来实施，绝不能让州县的官儿去掌握。因为州县太大，他们根本没法儿全面了解情况，只有乡里根生土长的那些人，才真正知道实情。除此之外，也不能让京城的那些考官来全权品评参试者的操行，再决定他们是否考中。因为他们不了解情况，只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更要坏事。当然，就是乡党，也有看不清的时候。一个人的德行，不是那么好看的。就连家里的人，整天生活在一起，往往都有走眼的时候，何况别人？那么，究竟怎么办呢？
品德第一的原则绝对不能改变，只好将推荐的人改一改了。司马光的办法，是请京朝官来推荐。品级不同，可以推荐的人数也有所区别。官越大，推荐的人就越多，当然也要有限度。推荐不当，循私舞弊怎么办？可以加强监督，实行连坐。处罚一重，相信就没人再敢乱来了。
凡被推荐的人，朝廷一律以举者多少决定是否入选。一旦入选，就无需再参加州县考试，直接进京参加进士或诸科考试就行了。关于考试，他倒也赞成取消诗赋及帖经、墨义，只考经义、时务策问。
保举法是首选。如果朝廷觉得不合适，那就该退而求其次了，就是办好学校，从学校取人。他对庆历以来州县学校有名无实，极为痛心，要求加强学校的建设管理，配备能真正为人师表的专职教授，对学生也要加强约束，实行严格的考试、升级等学籍管理制度。
神宗拿着司马光的奏折，问安石：“司马光的这道折子，爱卿觉着怎样？”
“关于保举，说得有些迂，也不尽符合实际。学校与考试的建议，倒都是好的。”安石如实回道。
“保举的问题，在哪儿呢？”神宗想更进一步听听意见。
“陛下，保举推荐制度，由来弊端丛生。东汉有一首民谣说：‘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将那汉代保举制度的弊病，说得再生动不过了。魏晋以后的九品中正制度，通过所谓推荐保举，更将天下官吏禄位，全让豪门贵族独占了，出身低寒的人，竟连一点儿上进的机会也没有！晋朝刘毅有一句话，说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最是贴切不过。隋唐科举，可以说是对保举推荐制度的最好纠正。虽然它自身也有许多值得改进之处，但那也只是改进的问题，不能完全取消。完全取消，取人也就没有相对公平的标准了。”
安石说的也是故实，却更实在，更具体，不由神宗不信：“爱卿说得在理。这科举制度，大框子确实不能动，举人还得由州县考来。”
司马光的折子，虽然保守，不合时宜，还不失为一种建设性的意见。苏轼的折子，差不多就完全是唱反调了。
折子一开头，他就说，得人之道，在于知人；而知人之法，则在于责实。假如皇上丞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责实之政，那么，就是小官小吏里头也有的是人才，更甭说通过学校、贡举了。果真这样，如今的一切制度条令，就绰绰有余，根本用不着去改。假如皇上丞相没有知人之才，朝廷也没有责实之政，那么，达官大臣里面常常都找不到合用的人才，还想从学校、贡举里去找有用的人吗？要是这样，即使完全恢复古代制度，也多半是白搭，没用的。
苏轼毕竟不同凡响，不愧是做文章的高手，一开头就亮出刀子，将以变求治的皇上与丞相置于无法自拔的险恶困境：无论你选择什么，都只有失败一条路。承认自己是知人之才，用不着变；承认自己不是知人之才，变了也没用。正也好，反也好，就是不能变。
接下来，他就逐条驳斥他所听到的各种求变论点了。
先说办学。
未说之前，先是一段排比。说是时有可否，物有废兴。一件东西，要是应时而安，就是暴君也没法儿将它废了；要是到它合该被淘汰，就是有圣人出面，也不能让它恢复生机。所以，法制从来是随着风俗的改变而改变的。这就像治理长江大河，顺着它的走向因势利导，就能事半功倍；硬与它对着来，只能坏事。学校的事，也是一样。假如三代圣人活在当今，他们要选贤养才，也会由道而行，根本用不着学校。这意思自然不难明了。那些堂堂正正、无可辩驳的大话，不过是一种故作气势的比喻，意在强调，学校的兴废，根本不是人工能够扶持的事情，只能听其自然；而由圣人看来，学校是根本用不着的。
说过道理，他又摆出事实。学校不是没办过，庆历年间不是办过很多学校吗？当时以为太平可以转瞬而至，如今怎么样？不过徒有空名而已！皇上要是真想办学，靠办学求治，必然要大兴土木，置官立师；而那些不愿接受教育的人，又必然会受到排斥，甚至驱逐。结果，不但会劳民伤财，还会引起纷乱，徒然叫老百姓受苦受累，何必呢？要是不想大动干戈，与庆历又没什么两样了。
说来说去，结论是什么呢？就是维持现状，一切不动。他说得很明白：“今之学校，只可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
说过学校，他就说到贡举之法了。总的结论是，目下的方式，已经实施一百年了，治乱盛衰，根本与它没有什么干系，同样用不着改。凡认为应当改的几种主张，其实全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就说只重德行，而忽略文章，就根本站不住脚。德行固然重要，但要立为科名取人，就只能叫天下人为着功名利禄都去作假了。上面以孝取人，勇敢不怕死的就会割股孝亲，胆小怕死的则要结庐墓旁；上面以廉取人，天下又都争着乘鄙车骑瘦马、穿恶衣吃恶食了。只要能叫上面中意，可以博取功名，就没有不能干的事情。这不是败坏德行吗？如何能做？
他最不满的，是专取策论而罢去诗赋，说得也最多。
首先，从文章而言，固然可以说策论有用，诗赋没用，但从治政的实际需要来看，策论实际上与诗赋一样，都没有用处。明知没用，为什么一直又用它们来考选人才呢？因为考试取人，不过如此，实在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就是尧舜时代，也不免进人以言，试人以功。就是先看看他是不是善于辞令，再看他是不是言行一致，而不只是嘴上功夫。这是有意矮化策论，将它与诗赋扯平，各打二十大板。既然两个都一样，要抬一个灭一个，就没有道理了。
其次，靠策论定人，也很难立得住脚。说到文辞华靡，本朝怕再没有人能超过杨亿杨大年的了。可他的清亮耿直，也一样叫人钦敬。怎么能因为他文辞华靡，就不承认他品格高尚呢？同样，通经博古的，本朝莫过于孙复、石介了，但他们却迂阔怪诞、矫情自傲，很难让他们从政。且不说他们，再远点儿，自唐代至今，诗赋好而又不失为名臣的，数不胜数，他们什么时候负过天下？既然如此，为什么偏偏要将诗赋给废了呢？
策论就那么高明？不过是东拼西凑，临时剽窃，糊弄考官罢了，哪里有什么真才实学！它的弊病，较之诗赋，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硬将它抬那么高，也实在站不住脚。
连帖经、墨义，他也主张不必动它。不管怎么考试，都与理政没有多大关系，又何必厚此薄彼，而不网开一面呢？
能将反调唱得理直气壮，洋洋洒洒，不也是一种功夫吗？苏轼的文章就有那功夫，没理也能说出三分理，让你读来爱不释手，从容入彀中。何况，里面也不全是胡扯，甚至还夹有他自己的经历体会。他一考进士，二考制科，说是道非，讲古论今，纷纷不已，不过也是为了功名，在那里东拼西凑，鼓唇饶舌而已，哪有什么真学问、真见地！这一点，虽然直到老去才有了清醒的认识，可那时，潜意识里的自我反省，也不能说一点儿影子也没有！
读完苏轼的折子，神宗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恍然有所领悟。至于究竟领悟了什么，他也没去想，朦朦胧胧的。再读一遍，才发现苏轼原来是个反对派，兴学与贡举改革，他竟一样都不赞成，只说什么都别动才好！原来这样！这怎么行？他能将无理说成有理，而且还叫你轻易就信了，不能不说是他的能耐！而且，有些话也不都错。像诗赋不全坏，策论不全好，就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的文名，是早就知道的。由这篇折子看来，果然不为虚传。应当见他一见。神宗当时就要内侍，传苏轼见驾。
“陛下，您为什么要召见臣下？”见礼之后，子瞻突然反客为主，问起皇上来。
神宗不禁吃了一惊。看着一团和气的样儿，竟还有些锋芒？先解释一下吧：“您的折子，朕已经看了。说的与别人不一样，也不无道理，所以想请您来谈谈。”
“这么说，陛下就错了！”子瞻又劈头来了一句。
神宗一头雾水：“朕怎么错了？”
“做臣子的，无不都以皇上召见为荣。如今皇上并不真正了解微臣，只是凭着一个折子就召见我，这不是以言进人吗？传扬出去，恐怕人人都要找这空子钻了！”子瞻教训道。
初次见面，就给朕一个下马威？文人恃才傲物，矫情作态，就有这样的！刚刚不还说尧舜也要进人以言、试人以功吗？我因为言论召见您，有什么错呢？神宗一笑，也不去计较，只转口道：“好，朕喜欢您这样心直口快。身为馆职官员，都应当时时替朕想着治乱安危、成败得失，而且，还要想到就说，毫不隐瞒。”
“谢谢陛下鼓励。”苏轼也开始谦虚起来。
“除了贡举，对于朝政，您还有什么意见，欢迎您也直言不讳。”神宗说。召见的目的，本来就是想多听听他的意见。
“没有。微臣不敢乱言。”苏轼推辞说。
“不敢说，不等于没的说。不要有顾虑嘛！”神宗听出他话里有话，鼓励说，“不是说了吗？治乱安危，成败得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用不着顾忌。尤其是当前的政治，有什么不妥当的，更要说！就是朕本人有什么不对，也都可以说，没有必要忌讳。”
既这么说，苏轼就不客气了：“陛下有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怕就怕陛下求治太急，进人太快，听言太广。孔圣人说：‘欲速，则不达。’陛下要时时警惕才好。”
“能具体说说吗？”神宗问。
“陛下，这只是臣的一点儿直觉。要说，也只能说出一点儿印象。”
苏轼垫了这么一句，就滔滔不绝地说起他的那么“一点儿印象”来了：无非是刚任命的那些官员的是是非非——从王安石说到吕惠卿、程颢等等，只对章子厚多少包涵了一点。
神宗硬着头皮听了几句，到底打断了他：“爱卿说的三件事，朕已记在心里，会好好考虑的。”
皇上既这么说，苏轼只好不再说了，又谈了几句别的，也就告退了。
神宗将苏轼的折子又转给安石看了，问他说：“爱卿看着苏轼的折子怎么样？”
“苏轼很会做文章，无理也能辩出三分理。”安石笑着说，“只是一较之事实，就很难说服人了。如今人才缺乏，思想不一，异论纷呈，不为别的，只为道德不能统一。要统一道德，只有办好学校。学校不是一时两时能办得好的，所以先得改革贡举。苏轼说，进士一科，虽然诗赋、策论什么都考，也还是得了许多人才，倒也不能算错。可那是因为除了进士，读书的没有别的当官路子好走，都一窝蜂拥到这儿来了。既都拥来了，还能没有几个有用之材？这并不能说明进士制度就完美无缺了，动也不必动。人一生正当少壮的时候，不去讲究天下正理，学些切实有用的东西，只是关起门来平上去入，不是诗就是赋，能好吗？凭着这一身平上去入的本事，虽侥幸得了个一官半职，办起事情来却一窍不通，行吗？所以，说到败坏人才，再没有比这更害人的了。不改，怎么成？”
安石说到最后，多少有些调侃，神宗也笑了：“朕倒也这么想。不过，偏尽管偏，苏轼这人还是能够想事的，文章也是真好，很雄辩，不由人不入彀。”突然又想起那天他们还谈到用兵，就又补充说，“苏轼对朕说：‘用兵之道，先动的为客，后动的为主。为主的常胜为客的，为客的总是吃败仗。治理天下，也是这么个道理。皇上也不要先动，只能以静待动，应之于后，才能无往而不胜。’爱卿看着，他这话是不是有道理？”
“苏轼这话，倒也不无道理，就看怎么看。天下之道，有经有变。他说的是道之经，而不是道之变。要想畅通无阻，总要通经达变才成。圣人治理天下，感而后应，合的正是道之经。就这一点而论，苏轼说得在理。可天下的事情，变化无常，不能拘泥固执，只用一种方式，必须随机应变才成。也拿用兵说，哪里都是后出兵才胜、先出击就一定失败？不过根据时势，权宜而行罢了！”安石很耐心地解释说。
“还是爱卿解得透彻。”神宗赞同说。跟着，又话锋一转，征询安石，“爱卿说这苏轼，给他件把小事试试怎样？”
“用人先试之以事，是应该的。”安石同意。
但究竟让苏轼做什么事，神宗并没有设想，这事也就搁下了。
过了两天，中书奏事的时候，神宗又想起这档子事，便问曾公亮：“苏轼奏对明敏，是不是弄件事让他试试？”
曾公亮想了想，苏轼不在官告院吗，也算是有职事的，还试什么？陛下的意思，显然是要将他升职？可目下哪儿人都满了，并没有什么空位子，只好实话实说：“陛下，目下朝廷没有空缺，京师暂时没什么事情好试。”
“让他到中书去修条例，可以吗？”神宗提出了设想。
修中书条例，是执掌中书文字的文秘官员，事关中书政事及政策条例的制订、发布等等，官轻位重。就文字能力而言，苏轼当然再合适不过。可他处处显山露水，爱独树一帜，与中书似乎很难配合，这位子能适合他吗？勉强用了，他自己处处别扭不说，没准也会误了中书的大事！
“就能力而言，苏轼去中书应该没有问题，可也有不利的一面。他个性强，又好说好动，未必能与中书步调一致。怕就怕经常与中书产生矛盾，那就要误事了。”公亮说出了心中的顾虑。
“爱卿怎么看？”神宗转过来又问安石。
“丞相说得有理。中书条例的事，烦琐得很，又牵动大局，责任重大，从来大官小官谁都不大愿意做。目下的事情，更难做了。我私下里瞅着苏轼，也觉着他不是个勇于承担责任、肯违众济事的人，而且，似乎也好与人不同。要是在中书标新立异起来，怎么办？那是非坏事不可的。况且，用人得再三考察，确实可用，才好使用。陛下对苏轼，也只是听到他的一些意见，这意见还不尽正确，未必可用。到中书，是不是暂时缓一缓，让他试试别的实事？对他既是一种锻炼，也是一种考察。”安石也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两位爱卿说得都在理，先放一放吧。到有实事职位空缺了，再调他！”神宗也赞同了。
皇上既这么说了，子瞻的任职也就没动。此后，随着朝廷措置日渐增多，子瞻的不满与忧虑也日益高涨。到八月，国子监进行举人考试，他也是试官。出策问题的时候，他终于抓住机会，大大发泄了一番。他出的策问是：
勤而或治或乱，断而或兴或衰，信而或安或危问。所贵乎学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败也。昔之人，尝有以是成者，我必袭之；尝有以是败者，我必反之。如是其可乎？
昔之为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抑或以乱。文王之日昃，汉宣之厉精，始皇之程书，隋文之传餐，其为勤一也。昔之为人君者，患不能断。然而，或断以兴，抑或以衰。晋武之平吴，宪宗之征蔡，苻坚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为断一也。昔之为人君者，患不能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抑或以危。秦穆之于孟明，汉昭之于霍光，燕哙之于子之，德宗之于卢杞，其为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难，有志之士所常咨嗟慕望旷世而不获者也。然考此数君者，治乱、兴衰、安危之效相反如此，岂可不求其故欤？
夫贪慕其成功而为之，与惩其败而不为，此二者皆过也。学者将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诋之也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辨之也难。是以未及见其成功，则文王之勤，无以异于始皇；而方其未败也，苻坚之断，与晋武何以辨！请举此数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将详观焉。
说的都是前代君臣的故事，那意思也一目了然：勤快、独断、信任这三条，虽都是历来治政的必要条件，但在不同的君臣那里，结果却可能完全相反。当权者得小心，不要以为有了这三条就可以万事大吉了！这种警告尽管不是毫无意义，却是紧承着他那三件事来的，有极强的针对性。即便不说这个，其中所夹杂的冷眼、不满、挑衅与夸大其词，谁都可以一眼就看得出来。正积极治事的诸位当权者，比常人更要敏感十分，读了这样的策问，能无动于衷吗？对这样一个利用职务之便，与现实政治路线大唱反调的官员，不采取断然措施，已经是少有的宽厚，还想升迁，未免太难了！
至于贡举改革，到底赞成的人多，连韩维他们一干人投的都是赞成票。虽然还来不及彻底付诸行动，但对未来，毕竟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