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机构设三司条例
揽后进用不次之才
安石既走马上任，第一个棘手难题，自然是该如何开展工作。
现有的机构及其成员，不仅应有尽有，而且都肿胀得不能再肿胀了。可那是一个因循守旧的烂摊子，只能守在那儿一动不动，等着被淘汰、改组，或被强力消解；要靠它弃旧图新，可是梦想！要不，也就无须他出面重整山河了！要想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应该另起炉灶另开张。至少，应该先有一个新机构，由它来全面筹划、措置相关的变法事宜：从设想大的理念，到具体政策条文的制定，到情况的调查研究、评估与实施监督等等，大体都应当由它独立承担，独立操作。其工作成员，应当十分精干，有学识，有魄力，有干劲，雷厉风行，百折不回，还要实事求是，廉洁奉公。尤其是变法的初始阶段，没有这种机构，只依附于现有的衙门——无论哪一个衙门，都不啻是投畀豺虎，除了死无全尸，决不会有另外一种下场！
那么，第一步，应该努力促成这一机构的设置；然后才能谈得上别的。
公亮在政事堂召集两府大臣，为安石专门开了一个小小的欢迎会。散过会，只有公亮与安石两个人的时候，公亮问道：“介甫，有什么设想需要我出力吗？”
“丞相真好眼力，我确实有事要请您帮助！”安石早就想找宰相商量，只是不愿在家里谈公事，才一直忍着没去拜访他。见他发问，而且那么真诚关切，自然要说的。
“说说吧，什么事？”
“我想设立一个专门机构，独立筹划与措置变法事宜。”安石开门见山，说出了关键。
“好主意。非如此不能雷厉风行，立竿见影，我全力支持。您想过它的名目吗？”丞相也一眼就看出了实质所在。
“措置变法，主要关系经济。我想，新机构是否可以叫做制置三司条例司？”安石连名字都有了。
“这个名字不错，既求实，也不张扬。既是变法的大本营，当然不应该只限于经济。凡变法涉及的一切领域，它都可以介入，都可以管。您不要畏首畏尾，只管大胆干，我全力支持，要人给人，要物给物。”宰相说，真正宰相的气度胸襟。
“谢谢丞相！有您大力支持，这事就好办了！”安石真诚地感谢说。
“瞧您说的，都是为国为君，谢我什么？要谢，还真得我来谢您呢！是您在为我这个首席丞相排忧解难呵！”公亮的话，也很由衷，并不是什么虚词。想到具体实施，公亮又补充道：“这事还得圣上点头才成，我这就去禀报皇上。您也给皇上说说。咱们双管齐下，尽快将它落实下来。还有，这事除了您管，恐怕还得配一个人。有两个人，名正言顺，才更好办事。”
“还是丞相想得周全。配人的事，就请丞相通盘考虑了，怎么着我都没有意见。”安石说，也是一种表态。
当天，曾公亮就去与神宗谈了。神宗完全赞成：“朕就知道他一定有办法。这么一竿子到底，省了多少麻烦！好，好主意！”
安石不知道神宗已经表态支持，还从外围先做他的工作：“陛下，财富从来就是治国安民之本。从周代起，太公就制定了九府圜法，榷制兼并，均富济贫，变通天下财物，富国安民。后来的人，只有汉武帝的大司农桑弘羊，与唐德宗的三司使刘晏，粗通经济，许多措施与古人多少有些合拍。可一般学者一知半解，似是而非，不但不理解先王的法意，完全蔑视经济，也压根儿反对任何人重视经济，将讲究经济之道一概斥之为与民争利。如今既要
理财，就应当效法古人，重修泉府之法，将财利之权收归朝廷。”
所谓九府圜法，乃是周代的货币流通之法。九府是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等九种掌管货币的专职官吏。圜通圆，意谓平均而流通；圜法，即指货币流通之法。安石讲《礼记》，专门作过解释。神宗自己也看过《史记》、《汉书》，多少有些了解。安石这话一听就懂，一点儿也不隔。千呼万唤之后，安石终于将经济问题当做头等大事提到了日程上，神宗自然有说不出的高兴，除了连声说好，一时间竟想不到别的话了。
只听安石又说道：“这人才，从来难得，也难知。尤其是经济之才，更是难得难知。”
神宗听安石已经转换了话题，这才应道：“可不是吗？从来就有人才难得、知人之难的说法，哪里会是虚话呢！”
“陛下圣明。”安石应了一句，又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下去，“所以，理财，一要专任，二要宽容。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长短不齐，用人多了，难免良莠参差。十个人理财，假如有那么一两个人出了差错，大家就会群起而攻之，不依不饶。用鲧一个人治水，那可是尧与群臣商议之后大家一起决定的。结果怎么样？还是失败了。用一个人都可能败事，用人多了，当然更不可能完全没有失误。关键是要权衡利弊，看看失多还是得多，不要为那些没完没了的攻击所动摇。”
“爱卿这话不错。从来之所以成事少，败事多，往往就因为一两个人出了差错，便将整个大计划全都废而不用了。主政的人，决不能一叶障目，不见
泰山！”神宗说完这话，突然觉着悲哀起来：安石之所以绕了这么多弯子，不就是想在三司之外，再设一个独立机构操持变法吗？他怎么就知道我不允许，要绕这么多弯子来说服我？这君臣之间，沟通起来也是异常困难的呵！转而，又同情起安石来了：他做臣下的也不容易。为着这么一件利国利民的事情，却不能直言摆上，还得绕许多弯子来说服君上！
想到这里，神宗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唉，朕也知道，如今这做事，实在不容易！要打破因循，别出机杼，更难了！爱卿的想法，丞相已经跟朕说了。朕完全赞成你的意见，在三司之外另设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全权设计、筹措相关变法事宜。这事当然由你全权负责。丞相说要再配一个人给你，倒也不失为周全之计。不管派谁，那儿只能由你说了算。要是婆婆多了，与现有的其他机构毫无二致，干吗还要成立它呢？爱卿只管放胆施为吧！”
绕了半天弯子，却绕来这么一大段知疼着热的话，安石当时泪水就下来了。好不容易才忍住泪水，回道：“陛下这样支持关爱臣下，微臣敢不披肝沥胆，死而后已！关于新机构的人选，容臣考虑后再上折子。”
两天以后，制置三司条例司就正式下诏成立了，办公地点就在政事堂后面专门撤出来的一排厢房里。给安石配的助手，是陈升之。
这陈升之，原名陈旭，字阳叔，建州建阳人。因为“旭”与神宗的“顼”字声音相近，犯讳，才改成了升之。他也是进士出身，大抵做谏官的时候多，虽然能言直谏，却从来不犯牛劲，往往只点到为止。仁宗、英宗两朝，都做到了枢密副使。神宗接位，他本来改知大名府，陛见的时候，神宗因为他是先朝老臣，特意将他留下升了枢密使。文彦博、吕公弼已经是枢密使了，加他就是三个，自然是一种额外的恩宠。他要长安石十来岁，资历也老了许多，这次发布他与安石主持三司条例司，名字也排在前面。神宗派他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上来，不要说，自然同样是一种看重；那期望不用说也是高的。当助手的话，神宗并没有明说。可升之是做官做老了的人，知道权衡轻重，早就甘当配角了。那话，其实也不用说。
安石没有权利挑同事，心里却感激皇上与宰相的一片苦心。自己在
扬州当判官的时候，陈旭——那时还没改名字，也在韩琦手下做属官，他们算是同事，处得也还可以，多少有些了解。后来虽南来北往，再没有同事，但同朝为官，彼此的情况，毕竟不隔膜。至少，升之可以算个比较好相处的人。有这一点，也就难能可贵了。
关于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属官，朝廷允许安石与陈升之自行配置。安石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吕惠卿。
这吕惠卿，字吉甫，是
福建路泉州晋江县人。父亲吕�NC42E�一直做到光禄卿，也是个三四品大员了，只是没有什么实权，不过管管皇家的祭品、酒宴、膳食而已。吕�NC42E�一辈子读书不多，没中过进士，是从小吏起家的。这为官做宦，不由进士入仕，叫做没出身，官做得再大，都要被人小瞧，其间自然有的是辛酸。自己既这样，好歹又做了官，也有条件，当然要狠抓儿子的教育，让他变本加厉，连自己这一辈子的缺憾，都要统统给弥补过来。儿子倒也真争气，不但聪明，也特上进好学，很快就无所不通，声名远扬了。早在嘉祐三年，安石还在饶州江南东路提点刑狱使任上，就收到欧阳修在汴京写的一封信，除了一般问候，特意将惠卿介绍给安石，对他推崇备至，说是：“吕惠卿学者，罕能及；更与切磨之，无所不至也。”欧阳修写信的时候，安石还在常州任上，信原是由吕惠卿亲自带往常州的。到惠卿赶到常州，安石已经调往饶州新任了。没有办法，惠卿只好托人将信辗转捎给了安石。这次虽没见面，安石却对惠卿有了较深的印象。欧阳修大人从来不乱夸人，安石很清楚。
过了三年，到了嘉祐六年，欧阳修又正式上书向朝廷举荐了惠卿，称他才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以称得上端雅之士，应当置之馆阁，以便作为栋梁之臣来培养教育。欧阳修荐他，是立了军令状的：说要是所举不实，自己情愿“同罪”。别的大臣，也一样举荐了他，那评价也一样很高。或者说他：修身高才，好学不倦；议论文章，足以过人；且明习世务，可以治理政务。或者更说他：学有操术，才剧器博，举而用之，无所不宜。安石从邸报上读到这些消息，自然对他印象更深了。
欧阳修举荐吕惠卿的时候，他还在真州做军事推官，不过是个从八品的小官儿。一任满了，回京等待重新分配，才赶到安石家里第一次拜访了安石。那时，安石还正做知制诰，不过四十刚出一点头。惠卿呢，则刚三十出头，正是风华正茂的好年月，人长得也精神，细长条的身材，长方脸儿，眼窝微陷，颧骨微突，益发显出一对眼睛透亮有神。安石一见，心里就喜欢上这个差不多小自己十来岁的年轻人了。
惠卿更将安石当做前辈，一见面，就恭恭敬敬一揖到底，说：“自打在常州与大人失之交臂，吉甫没有一天不想见大人！今日终于得见大人，实在三生有幸！”
安石也还礼道：“我也一样仰慕大人，盼着能早早见面。虽是迟了几年，到底天从人愿，真是高兴！请坐吧！”
两人开怀一谈，这吕惠卿果然名不虚传。诗、书、礼、乐等一应经典，样样扎实，而且，思想活跃，应对敏捷，一点儿也没有冬烘气。不仅如此，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竟然也与安石非常接近。比如，对时下治经者依然囿于章句之学，惠卿就颇有烦言；说到《春秋》，他也认为三家注者全都不足深信；对于老、庄，更情有独钟，只认他们的优长之处，决不一棍子打死。一向以来，除了欧阳修、曾子固、王逢源等几个有限的朋友，能够一谈的人实在太少了，安石始终总有些落落寡合。没想到这个吕惠卿，年纪虽轻，却有这等学识见解，能让自己谈而不厌，再一次领略到与智者交谈的乐趣！这种享受，可是暌违了多少年了！真是后生可畏呵！
谈着谈着，不知怎么又谈到国事朝政了。惠卿长叹一声：“唉，满朝官员，文恬武嬉，因循守旧，真不知道要闹到什么地步！”
安石不禁问道：“吉甫这样看吗？依你之见，该怎么办呢？”
“唯一的出路，就是照大人的意见办，从法先王之意入手，极早变革，越快越好！”惠卿脱口而出，显然不是临时凑出来的看法。
安石先是惊讶：惠卿对自己的思想怎么会这么熟悉，而且，又如此坚定？但想到遭受的冷遇，他又不能不怅然而叹了：“唉，提起变法，我已经很有一段时间再不去想它了！”
“不然。只要大宋还想着长治久安，国富民强，法就不能不变！大人的思想，终究会实现的！”惠卿说，斩钉截铁，铿铿锵锵。
毕竟年轻，气势不同！可这不也正是希望所在吗？安石心里这么想着，就说道：“吉甫毕竟气势不同，那就借你的吉言吧！实在，国家再不能这样苟且下去了！”
“大人放心，穷则思变，不过早晚而已！吉甫还等着追随大人干一番事业呢！只要大人召唤一声，吉甫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惠卿信誓旦旦，好像这一天已经提前到来了。
安石禁不住笑了：“好！真有那么一天，咱们就一起携手奋进，为国前驱吧！”
后来，安石丁忧回了金陵，惠卿因为有欧阳修、曾公亮关心，到底就了馆职，做了集贤院校勘，专门编校集贤院的书籍，两人也就渐渐断了联系。安石返京之后，惠卿也来拜访过多次。安石发现他的学识，较前几年又有了不少长进；那一腔报国之心，也益发强烈坚定了。自己正要用人，当然第一个先想到他。
宰相也是看好惠卿的，不成问题，安石就直接向皇上推荐他了：“陛下，集贤院校勘吕惠卿，还在仁宗时欧阳修等就一再举荐过他了，由曾丞相报请先帝批准，将他由军事推官提入馆阁，做了著作佐郎。这个人贤而有才，不仅当代人少有能比得了的，就是放在以前各代与先贤们相比，也不见逊色。在当代人里，懂得先王之道，而又能将它用之于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怕也只有吕惠卿了。微臣恳请陛下恩准，能将他调入三司条例司，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
“吕惠卿吗？朕也早就听说过了，没问题。爱卿上折子吧。”神宗没犹豫就答应了。这时，他突然也想起一个人，随即又补充道：“说到用人，朕倒想起一个人来，要推荐给你。”
“那太好了，不知道陛下指的是谁？”安石问。
“苏辙，爱卿肯定知道的。这是他刚刚上的一本折子，说得倒也急切。我已经批了，正要转给中书，你就拿去看看吧。此人或许条例司也用得着，由爱卿定吧！”神宗说着，就将一本厚厚的折子，叫内侍递给安石了。
这苏辙原来在哪儿，怎么又上了本折子呢？
他老哥苏轼到凤翔府任判官，他不是借口父亲没人照顾，辞了商州的军事推官吗？到英宗登基，他就做了大名府的留守推官；苏轼也因为有吕公著推荐，由凤翔回京参加学士院考试，通过后，做了直史馆，到底入了馆阁。可是不幸，到治平三年，修礼书的苏洵，刚与同事将《太常因革礼》一百卷编纂好了，报给朝廷还没有结果呢，就一病不起；跟着，竟就那么去世了，不过五十八岁！到底是学者性情，临去的时候握着苏轼、苏辙的手，只交代了一句话：“可惜我的《易传》还没有写完！只能靠你们了！”父亲去世，三年守丧，弟兄俩先求朝廷追赏了他一个光禄寺丞的空衔，就又回了眉州。到守孝期满，这才刚刚回来。苏轼好办，原有馆职，好安排，带着直史馆的头衔分到官告院任职去了。苏辙呢，原在外地，怎么安排，不能不是个问题！不管怎样，先上个折子再说。他用心原比他老哥细密，又赶着要靠这个折子打动朝廷，好找个出路，更加精心，这折子自然有些分量。眼瞅着朝廷变动纷纭，怎么着也要说几句合潮流的话呀！也正是这一点，一下子打动了皇上。虽是越职上书，皇上不但不计较，反而褒奖有加了。
苏辙的上书很长，不下万言。说来说去，不过说了三件事情——冗吏、冗兵、冗费，请求从这三个方面节减经费而已。这样的意思，从真宗时代开始，一直到神宗，说的人可是多了去了，苏辙的上书并没有多少新意。可从来赶得早不如赶得巧，都没像苏辙的上书正好赶在点子上。除此之外，其他人的文章，大抵也没有苏辙说得精粹直切，刀刀见血。开宗明义，就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只有财，才是为国之命，万事之本。国之存亡，事之成败，无不由财而起。事胜财则无事不败，财胜事则无事不立。这些话，句句都说到了神宗的心坎儿里。说到要想去掉三冗，
理财成功，必须择人久任，虽仍不过是些老生常谈，但最后谈到世风，说当今士大夫好同恶异，疾成喜败，不是出于自己建议的事情，小有龃龉就群起而攻之，徒成意气，朝廷如果持之不坚，上有所疑，下有所攻，再好的事也必败无疑，陛下要想成事，首先就必须力破浮议，不仅神宗动容，连安石也情不自禁地要将他引为同调了！
但安石冷静下来，到底也看出了苏辙上书的另一面：多少有些纵横舌辩的陋习；而更为重要的，是他有些偏执，只看到节流，看不到开源，而且公然完全排斥开源，说是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矣”。他认为这就是根本，陛下抓住这个根本，就不会舍本逐末了。这当然有些问题。不过，能写出这样洋洋洒洒的文章，指陈时病，也就难能可贵了。毕竟还年轻，有些未必正确的见解，可以慢慢帮他在实践中逐渐厘定。不仅因为皇上说了，这个人倒真是应该用的。
吕惠卿、苏辙，先就定下这两个人，报请皇上，要他们做了三司条例司的检校文字官员，负责一应文件的起草准备等工作，也就不啻是个秘书长之类的角色吧！惠卿除了在条例司，还在中书兼了看详中书条例，也是处理相关的文字事宜。
条例司其他官员的配置，安石也同样颇费踌躇。是个庙，就有人举荐和尚，被推荐来的人倒是不少，可总得仔细挑选呀！
有几个人联名来荐章惇章子厚，安石先就吃了一惊。这个人锋芒毕露，事故不断，推崇的固然说他博学善文，才大气豪，攻讦的也都众口一词，说他品行不端，总是惹事生非。还没入仕途，光考进士，就惹了一大堆是非。有人说他先考的乙科，也中了，嫌名次太低，连侄子都跑自己头上去了，一气之下，干脆不要功名，重新投考了甲科。又有人说，他进士中的是第六名，却嫌名次太低，吵着要与考官理论。人家要看他录取的敕单，他居然赌气将它扔到地上了！对朝廷这样大不敬，愣是吓得人家脸都白了！除此之外，误入花丛的事也传得沸沸扬扬。王陶做御史的时候，也有人举荐他，说他才大堪用，久居朝外，有违圣朝敬贤若渴的传统，请许他参加馆阁考试，却叫王陶一状劾消了：没说别的，还是说他人品不洁，不堪清要之职。安石自己是个一丝不苟的人，难免有个洁癖；何况，原先定的条例司取人标准，就是很高的呢！
“听说这个人人品多少有些问题，怕不大好用？”安石直言不讳，说出了顾虑。
“大人，没想到您也有这么多顾忌！我荐的是人才，只看他今天有没有用！果然有用，您还管别的干什么？操行有没有亏损，还不就是人嘴两块皮的事情吗？陈平盗嫂，品行岂不恶劣，汉高祖还不照用了？大人比我更熟悉历史，古往今来，一句品行不轨，该戕害埋没了多少人才！如今正是用人之际，难道大人还要作茧自缚，叫千百年的悲剧再重演一次吗？”其中一人竟然动起怒来，话也说得特刺激了。
安石猛然一惊，不由得叉手谢道：“大人说得有理，安石敢不从命！”
见安石耸容听谏，那人也懊悔自己有些鲁莽了，也向安石道歉说：“下官一时冲动，说话太不礼貌，还请大人原谅！下官的意思，也不是要大人非用章惇不可。大人不妨先见他一见，与他聊聊再说。就下官看，只要与他一谈，您准会看中他的。”
安石当天就约见了子厚。一见子厚那副样子，风流倜傥中又有一股超凡脱俗的方外气度，当时就吃了一惊：难怪不入俗人法眼，要生出那么多是非！这种人，原就不是一般套子能套的。只有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他才可以无所不能。虽是参见安石，子厚也不过长长一揖，就大大咧咧坐下了。
安石先是扯些一般闲话，应对之间，已经发现子厚确实学识渊博，思维清晰快捷，心里早已认可了。就要结束谈话的时候，安石突然问道：“如果你来条例司，你觉得首先应该做些什么？”
子厚想都没想，就答道：“大人，从旧从来是为了图新。就下官看来，旧例虽然可稽，但直接可用的恐怕不会太多。必须大胆创新，一往无前，才有出路。”
“说得好。”安石赞成说，“可创新也得有所依凭，才不至于惊骇天下，徒有形式。”
“大人说得是，创新决不能凭空而作。就是大人说的，要法先王之意，最好得有往古先朝的条例根据；此外，就是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了。有的放矢，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条例司除了循史稽古，还应该大兴考察实际之风，让出台的每一项政策设想都有事实根据。”子厚显然有备而来，说的话桩桩有理，而且相当精粹、务实。
这样的人，怎能不用！要是因人废言，不见着一谈，可不就失去了一个人才？这教训可真够深的！
与章子厚相反，用程颢程伯淳，安石倒是几乎没有什么犹豫。
程颢祖籍是歙州，后来迁到中山博野；家里有人做官之后，才又迁到开封、洛阳。高祖程羽是太祖的将军、太宗的心腹、真宗的老师，官当到尚书兵部侍郎，赠太子少师；曾祖程希振，做到尚书虞部员外郎；祖父程遹官也不小，赠了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只有父亲程珦不争气，连个进士也没考上，还是靠的祖上荫庇，补了个郊社斋郎，不过刚刚入流的九品小官。靠这个起家，慢慢也做到知州了。他有两个儿子，程颢是长子，老二叫程颐程正叔。自己既不争气，想靠儿子们扳本，可就要严得不近人情了。也倒好，愣是将两个儿子调教得非礼不行、非礼不动，冬天不烤火，夏天不打扇，蚊子叮在脸上也不兴拍它一下。
相比之下，程颐比程颢还要矫情。
两个人一起进庙，见了菩萨，程颐就当没看见，程颢却上前也拜了一拜。
有人问他们，程颐一脸的不屑，反问人家：“菩萨是什么阿物？孔圣人什么时候说过要拜菩萨？”
那人又问程颢：“令弟说不当拜菩萨，您为什么又要行礼如仪呢？”
程颢毫无表情地答道：“就论年龄，菩萨也长我几岁。作个揖有什么，还不是该的吗？”
父亲既望儿子扳本，老师一道当然不会不考较。说来，也是他兄弟两个机遇好。当代的两个大儒，张载张子厚与那个写《爱莲说》的周敦颐周茂叔，都做过他们的老师。张载是他们的嫡亲表叔，周敦颐是他们父亲的同事。一来二去，学问功夫也就相当不错了。程颢是嘉祐二年的进士，与苏轼兄弟、曾巩兄弟、章惇等都是同年。踏上仕途之后，政声也倒不错。
“介甫，给您的条例司荐个人儿。”举荐他的是吕公著。
“好呵，您晦叔举的人，不会有错。谁呵？”安石对吕公著，一直是尊重信任的。
“人不好，我敢向您推荐？找死呵！”公著也笑嘻嘻地说，“程颢程伯淳，该不是等闲之辈吧？”
“嗯，果然不差。道学之士，这个人我要了。”安石对于一丝不苟的道学之士，似乎天生有一种亲近感，无须说项，就一口答应了。其实，政治理念是否认同，才是最重要的。否则，越是古板方直，越可能煮不烂蒸不透，就会越麻烦。安石还没有这种经历，暂时是不知道利害的。
安石最后认可的几位条例司官员，是王子韶王圣美，李常李公择，沈括沈存中等。这几个人，也都有过人之处。子韶是太原人，十七八岁就中了进士。因为年龄太小，没法儿封官，只好又待在太学里苦读了一段时间。这样早熟且勤奋的人，当然非比一般。李常来自南康军建昌县，少年时在庐山白石僧舍读书，中进士后愣是留下了九千卷手抄图书，光这一点，也就可以想见他的功力了。沈括是杭州钱塘县人，后来写过《梦溪笔谈》，还用多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