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重围贤能终参政
返旧地故相再入阁
神宗放话之后，并没有立马兑现，安石仍然在做他的翰林侍讲学士。神宗钦点的题目是《礼记》。这《礼记》原来附属于《仪礼》，而《仪礼》不过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一部礼仪制度汇编而已。因为《仪礼》涉及的典章仪式等颇为烦琐，又处于礼崩乐坏的非常时期，更叫人轻易摸不着头脑，孔子的门徒及后来的学者，就尝试着对《仪礼》做了一些解释说明工作。久而久之，这些解说文字也积少成多了。到西汉宣帝时候，有个叫戴德的将这些解说文字也汇编起来，大大小小，一共收编了八十五篇；他的侄子——他老哥的儿子戴圣，也有辑本，但只收了四十九篇。为了将两者区别开来，叔叔戴德的辑本被称为《大戴礼记》，侄子戴圣的则被称为《小戴礼记》。东汉大学者郑玄，后来又为《小戴礼记》作了注解。从此，《小戴礼记》便脱离《仪礼》而成了一部独立著作。其地位，也越来越高不可攀，干脆简称《礼记》了。但《礼记》既不过是一些资料汇编，目的也只在于解说过去的礼仪等等，其内容庞杂烦琐，自然毋庸赘言。一向之所以特别看重它，主要不过囿于儒家的传统罢了。
安石并非不重礼乐，但始终只将它们摆在适当的位置上。他承认礼乐都是治国不可或缺的东西，但它们都基于人的天性之上，不过是人的一种养生手段而已。礼乐当然也要束缚人，但这种束缚，是基于人性之上的一种束缚。猿猴没有这种天性，所以无论你怎样威胁利诱，它都不会接受礼乐的束缚，就是一个明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赞成简化礼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大礼之极，简而无文；大乐之极，易而希声。简易者，先王建礼乐之本意也。”
既有这种看法，又面对《礼记》这样一部资料汇编，他提不起精神来讲解，该是顺理成章。他常常也直言不讳，直接摆出自己对《礼记》的看法，有时更会将讲解变成一种挑刺式的批评。最后，他干脆建议皇上：“陛下，就治政而言，《礼记》不如《尚书》。要是改《礼记》为《尚书》，或者会更好吧？”
神宗已有了先入之见；考虑结果，也觉着安石说得确实有理，同意了：“爱卿说得对，往后咱们就讲《尚书》。”
事后果然下诏，停讲《礼记》，改为《尚书》。《尚书》的开篇第一章《尧典》，也就专请安石来打了头炮。
讲课已毕，神宗兴犹未尽，特意吩咐内侍：“去，传朕的话，请王安石留下，朕还有话与他谈。”
内侍悄悄留下了安石。他正纳闷有什么事呢，神宗已经开口了：“朕留下爱卿，是还有话要问你。”
“是，请陛下赐问。”安石恭恭敬敬地回道。
“刚刚听爱卿讲解《尧典》，朕深受启发。我想，大凡人君要有所作为，必须先得有贤臣相助。爱卿说，是不是这个理儿？”神宗问。
“皇上圣明。”安石不知道皇上究竟是什么意思，只好笼统地先回一句。
“你想呵，像刘备一定得有个诸葛亮，唐太宗一定得有个魏徵，他们这才能大有作为，是不是？”谈到明君，神宗还是离不开刘备、唐太宗。
皇上不仅目标定得不够准确，那次序也多少有些颠倒。安石微微一笑：“皇上圣明，只是关键始终还在人君：再有能耐的臣子，也不过起个辅助作用而已。”
“你的意思是指什么？”神宗并不明白。
“臣下从来是跟着人君走的。皇上要是能做尧、舜，就肯定会有皋、夔、稷、契；皇上要是殷商高宗，就一定会有傅说前来辅助。比起他们，刘备、唐太宗就不算什么了！天下这么大，哪里会缺少人才呢！现在之所以觉着缺乏人才，大抵还是因为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即便就有像皋、夔、稷、契、傅说这样的贤才，也会被小人所遮掩，或者沉沦下僚，或者抱恨而去，得不到施展的机会。”安石也只是就事论事，倒未必就有什么实指。
“什么时候没有小人？世世都有。就是尧舜时代，也还有四凶闹腾哪！”神宗说，他似乎有些不以为然。既然世世都有小人，连尧舜时代都免不了小人作祟，怎么能将目下缺乏人才，归罪于小人挡道呢？
“陛下说得对。尧舜之所以为尧舜，不是因为没有小人，而是因为他们能将四凶擒而诛之。要不是尧舜除了四凶，若再让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皋、夔、稷、契这些人再贤德，能安心待在位子上食禄做事吗？肯定不会的。”安石接过神宗的话头，反驳说。因力发力，始终是非常高超的辩驳技术。要驳，可不那么容易！
好在神宗并不想辩驳，他倒是完全认同的：“爱卿说得对。用贤，总得为他们创造起码的工作条件。”
这话，自然是说说容易；真要去做，就极为困难了！
可不管怎样，在神宗的心目中，安石已经是个不挂名的中枢大臣了。连中书请示的许多事情，他往往都要说：“这事嘛，你们且问问王安石，看他说该怎么处置？”
贵为皇上，当然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没有什么必要去看别人的脸色。一次两次，大臣们以为皇上不过心血来潮，偶一为之，倒也真没往心里去。可次数一多，他们到底受不了了：这不是拿他们不当人吗？再怎么着，这面子总还得要呵！
第一个发难的是唐介。他虽然早就没有任何建树，可当年的牛脾气，却还没有完全褪尽。
“陛下，臣有一句话憋了许多天了！今日斗胆说出来，请陛下恕罪！”奏事的时候，唐介瞅准一个机会，到底说话了。因为紧张，一张脸都差不多憋紫了。
“爱卿有话只管说。”神宗漫不经心地说，他并没有看出什么严重性。
“陛下要是觉得王安石可以大用，就请陛下大用他，不该让他做影子内阁，叫我们这些人难堪！”憋了多少天的话，出来自然不会轻。
神宗这才觉着有些不对劲了：“爱卿这话，该是有所指的？”
“近来，每每有事请旨，陛下总叫去问王安石，他说行就行，他说不行就不行。一次两次，我们还不奇怪。总是这样，我们就不能不说话了！哪有中书的事情，却要一个翰林学士来做主的？那还要我们这些执政干什么？要是陛下认为微臣不才，就请陛下先将微臣罢免好了！”一口怨气吐完，唐介也就平静多了。
原来是为这个！神宗觉得又好气、又好笑，看着唐介笑道：“这事朕倒是忽略了，实在抱歉。说到这事儿，朕正好咨询你一下：在你看来，王安石这个人究竟怎样？可不可以大用？”
“绝对不能大用！”唐介斩钉截铁地说，声音也陡然提高了八度，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噢？你能具体说说吗？他是文学不可用呢，还是经术不可用呢，还是吏事不可用呢？”神宗问，仍然笑嘻嘻的。
“王安石虽然好学，却泥古不化，议论迂阔。他要是为政，一定会求变生事！”唐介直言不讳地数落道。
神宗点点头，没说话：既然不过罪在求变，功罪原是颠倒过来的，多问也就没有必要了。
但唐介的激烈反应，倒提醒了神宗：无论如何，安石的擢用不能再拖了！不过，最后决定之前，他还想征求一下近臣的意见。
孙固是神宗做王子时的老人，当年还劝他只读《论语》，不要读《韩非》，神宗接位之后，他也一路亨通，已做到天章阁待制，管着银台司。老人的意见，总比一般朝臣更要体己。神宗问他：“爱卿看着，王安石如何？能做丞相吗？”
“陛下，王安石这个人学问品行都是一流的，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做一个翰林、侍从什么的，处理文字笔札，作作参谋，提提意见，再合适不过。要做丞相，得有很大的气度，心襟要无比开阔，他就不适合了。说到丞相，最合适的，微臣以为，还应该是吕公著、司马光、韩维他们几个。”看来，孙固该早有考虑，否则，不会说得这么周全。
“气度固然重要，也看怎么看。一团和气固然好，要披坚执锐，弃旧图新，就不成了。”神宗已不是当年的王子，有自己的看法了。
孙固张口还想说什么，神宗却一挥手将他拦住了。那理由，多半也与对唐介一样。因为是老人，自然知道孙固的政治理念。分歧既在于求变与否，是非难免颠倒，何必多说呢！以后谈过几次，大体都是这种结局，神宗就再不与他谈这件事了。近臣虽然体己，无奈始终说不到点子上去，只好敬而远之喽！
那边唐介也没闲着，也在两府做别人的工作：“眼见着陛下非用王安石不可了，天下一定会大受困扰！各位大人千万站出来说句话呀！”
别人大抵不说话，只有曾公亮微微一笑：“眼下困扰也不能算小。王安石出山，真有困扰，也不过如此罢了，怕什么呢？”
这话什么意思？该是个不大不小的软钉子？唐介白了曾公亮一眼，再不说话了。
曾公亮很清楚，唐介说的虽是他个人的意见，却颇有代表性。皇上之所以迟迟没有任命安石入阁，大概与这些反对意见不无关系。这种时候，如果自己再不出来说话，就该是千古罪人了！
垂拱殿议事之后，公亮一个人留了下来，向神宗奏道：“陛下，近来外面有些议论。”
“噢，什么议论？”神宗有些吃惊。
“说是陛下凡事都请王安石做主，将执政大臣晾在一边，让大家难堪！”同样的牢骚，唐介早在两府大臣面前发过不止一次了，公亮自然清楚。
“谁？不就是唐介吗？”神宗问，一点也没犹豫。
“怕也不止他一个？恕臣直言，本来这事也不大顺。”公亮说。
“丞相也这么看？”神宗好生奇怪，都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是。名不正，则言不顺。王安石一个翰林学士而执掌政事权柄，怎么着也没有正当名义。陛下觉着王安石可用，为什么不直接让他参政？眼下不是有参知政事请求致仕吗，正好是个机会。”公亮揭出了意见。
原来是这样！神宗笑了：“朕也正有这个意思。且传王安石进来，朕与爱卿同他谈谈。来人哪，传王安石垂拱殿见驾！”
安石很快就传来了。一见过礼，神宗就笑着说道：“传爱卿来，是有件事要与你商量商量。许多人不了解爱卿，说你只懂经术，不懂世务，这不是笑话吗？”
安石也一笑：“皇上圣明。照道理上讲，经术与世事确实不能分割。一呢，经术原就是从世务中提炼出来的至理名言；二呢，后人学经术，也正是为了治理世务。一些半通不通的读书人，不懂得这种关系，硬是将经术与世务完全割裂开来；影响所及，一般人也就认为经术只能束之高阁，不能用于世务了。这实在是千百年来最大的一个谬见！”
“爱卿说得对，是这么回事。”神宗赞成说，但跟着就转换了话题，“就爱卿看来，目下先要做的应该是什么？”
“当务之急，应当是变风俗，立法度。而关键则在长君子，消小人。道德之源，从来也是治乱之源。道德的本源唯在君子，唯有他们的言行才合乎礼义廉耻。君子之道得到发扬光大，礼义廉耻就会蔚然成风，不仅一般人，连远在他们之下的那些人，也会受到影响而成为君子。要是小人之道甚嚣尘上，礼义廉耻就会荡然无存，危害所及，不仅本来品行堪忧的人会堕落，连原本可以上进求好的一般人，也要沦为小人了！君子一多，社会自然通达易治；而小人多了，必然导致混乱。如今的天下，风俗法度颓坏殆尽，正是到了非彻底整治不可的时候！”安石脱口说道，都是些皇皇正论。
“好！朕与丞相召你来，就是要听你的这一句话！朝廷再不能因循无为，该是你参政入阁、放手施为的时候了！朕要任你为参知政事，即日就草诏发布，不知爱卿是否有什么话要说？”神宗抓住安石的话茬，不失时机地宣布了他的决定。
安石虽然不像上一次那么吃惊，但还是愣了一下。很快，又恢复了常态，推辞道：“微臣非常感谢陛下的宠信！只是微臣才疏学薄，资浅望轻，实在不敢担当这样的重任！”
“无论学识、才干、品德，爱卿都胜任有余，你就不必谦虚了。”神宗断然反驳道。
“微臣在先帝时尸位素餐，已经非常惭愧；后来又因为身体不好，长期养病。圣上登基，不弃孤忠，对臣恩宠有加：先是付给方面大权，让臣主管江宁一府的事务；跟着又将臣召回禁林，让我侍奉陛下。这样接二连三的恩宠，不仅微臣受之不安，外面的议论也叫微臣害怕难当。陛下再要让我做参政，微臣更不知道如何自处了！请陛下千万收回成命，微臣也好平平静静地在朝廷供职！”安石又说了一条理由，比上面似乎更实在、更真诚。
“爱卿的顾虑，朕完全理解。咱们这个朝廷，什么时候断过是非！重用谁，谁的是非就跟着翻腾开了！不过，爱卿不必想得太多，有朕呢，你怕什么？别的朕不敢多说，担待的力量，朕总是有的。有朕担待，不管谁再凶，恐怕也不敢不敛敛手！为了天下，为了苍生，为了朕，你就勉为其难吧！”说到最后一句，皇上动了感情，声音都有些发涩了。
公亮见安石张口还想说话，怕他说出什么不得体的事情，抢先劝道：“陛下已经说了，安石你就勉为其难吧！至于公开发布，陛下，是不是暂缓一两天，容安石再考虑考虑？他该还有些方方面面，多少需要一点时间准备吧？”
神宗倒也通融：“那是自然，就这样了。”
安石行完礼，表情凝重地下殿了。
打小就立志辅助圣君做一番事业，怎么事到临头，反倒又踌躇起来了呢？不是踌躇，他确实有他难以言说的苦衷。上面几条是能说得出口的，还有一些，竟是无从说起了。
要彻底撼动一个因循百年的僵死政局，就像往一潭死水里突然扔进一块大石头，不会不掀起轩然大波！更像捅了一个挡在人行道上的马蜂窝，那些受到惊扰的马蜂，不疯狂反扑、胡乱螫人才怪！这一点，他早在上《万言书》时，就有清醒的认识了。法先王之意，固然是治政的需要，也是为了天下人更容易接受，不致多有惊扰，从而减少反弹的阻力。虽然如此，绝对没有反弹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万言书》里就严正告诫皇上，创法立制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再好，也总会有一些侥幸之人要发难攻讦。要想变革成功，必须先之以惩诛，不叫那些人破坏变革。除此之外，皇上还必须有铁的意志，不为流俗的不满之言所动，誓无反顾，坚持到底，才能保证变革的胜利。如果像庆历新政一样，流俗侥幸之人一有不满，就畏首畏尾，戛然而止，只能一败涂地，误国误民。那样的革新，倒还不如因循守旧：至少，它还有一种平稳。
而这一切，都要诉之于皇上的决断与魄力。皇上果然心如铁石，动似雷霆，一切就可以无往而不胜；皇上三心二意，心活手软，就什么都是白搭。臣子始终只能做臣子的事情，没有皇上的决断威力，只会一事无成。功亏一篑、身败名裂、为天下耻笑等等，倒还在其次。他不放心于皇上的，也正在此。他之所以一再要皇上以择术为先，也同样在此。皇上年轻有为，英明睿智，他早就心悦诚服了，但皇上毕竟还太年轻，尚未成熟，学识有限。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接触、讲学、磨合，他对皇上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知道他信赖自己，也相信他是一位值得倚仗的君主，自己应该无条件地辅助他做一番大事业。但既是大事业，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旷日持久之下，皇上能有那耐心，能有那定力，能有那百折不回的勇气吗？这是只有时间才能回答的问题，他不能不有所顾忌。
说到变革本身，他还是相信自己在《万言书》中说的那几条：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而又勉之以成，断之以果。谋虑在先，心中有数，循序渐进，稳扎稳打，坚决果断，勉力而为，这是陶冶人才的必备条件与应有程序，更是变风俗、立法度必不可少的当然条件与程序。可想到这一层，他更不能不犹豫了。
从来都说“有治人，无治法”。这话虽然过于极端，但是否有合适的官吏，确实是一切变法成败的关键。自己在《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中说的善法择吏，或许更全面一些。最稳妥可靠的办法，当然是先养育人才，后实施变革，这也是自己在《万言书》中的根本看法。可现在看来，这是完全不现实的：时势根本不允许这样做！以自己的学识、经历及对社会生活的把握而言，在理念上提出一套新办法，应该不是大问题。可推行它们，就决不是哪一两个人的事了，非仰仗全国的官吏不可。调当然也可以调整一部分，但就总体而言，总还是躲不开那个老班底！这就是说，只能就汤下面，新法不能靠新人，而只能靠现有的旧官吏们来推行！
新法在这些旧官员手上，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想到这里，安石不禁不寒而栗了：面前仿佛突然现出一个漫无边际的无底黑洞，而他，正一步一步向它踏去！
情势似乎比自己想像的还要危急。
皇上很年轻，濒临崩溃的局面也不能不让他着急，急于求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既要速成，舍本逐末的事，也就同样在所难免了。还有，非常时期用人，救急图存，大抵只能顾能不顾贤，这与风俗吏治，该是饮鸩止渴，可既求急治，又别无选择。
救急如救火。
一个别无选择的元帅，领着一群毫无战斗力的庸人、兵痞与杂凑班子，这仗会打到什么程度，会有怎样一个结果？不问可知。
但既是救急如救火，无论就国家，就百姓，就圣上，乃至就自己生平的抱负而言，这仗又不容回避，非打不可！
过程就是一切。其余只好全都置之度外了！
安石一整天始终阴沉着脸，没有一丝笑容，饭也吃得少多了。夫人知道他又遇到了大事，自然关切：“相公是不是又有什么疙瘩了？实在解不开，就搁下慢慢再解，何必急在一时！”
安石听她说得奇怪，不由得笑了：“什么疙瘩？圣上要我去做参知政事，正举棋不定呢！”
夫人听说是这件事，也笑了：“瞧我这眼力，左到哪儿去了！”想想不对，又问道，“这不是入阁做副丞相吗？大好事呵！相公日日念叨要做稷、契，辅助圣君，这不正合了理想，怎么反倒又踌躇起来了呢？”
安石叹了一口气：“唉，事有两难，所以踌躇。”
“那咱就不做！就我而言，巴不得你什么都不做，好好将息身体呢！”夫人直白地说。
“所以两难，就是又不能不做呵！为国，为君，为民，乃至为了死去的父母亲，我都不能不勉为其难！”安石仍然紧锁着眉头。
“这样，我就不好说什么了，相公还是以大局为重吧！”夫人虽然知道轻重，可很快又补充道，“不管怎么着，自己身体也要紧，总得处分适当才好！”
夫人的话叫安石非常感动，他走过去拍着夫人的手道：“普天之下，再没有比夫人更明理体贴的人了！我王安石有夫人，实在是三生有幸呵！”
夫人叫他这一夸，反倒不好意思起来，打岔道：“啊呀，又说这些没正经的话！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回皇上吧！”
一句话提醒了安石，真的转身给皇上上折子去了：不论怎么样，先上个折子，正式辞一次再说。
折子不好说别的，申述的主要还是那两条：一是自己能力不够，怕有误国事；二是皇上恩宠过重，人言可畏，收回成命，可以平息公议。除了皇上，他还给两府大臣也写了一封辞免信。神宗当然不同意，两府大臣更不敢说什么了，到底让翰林学士草诏，正式发布中外，任命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真正正二品的官儿了。
既辞不掉，安石只好上书谢恩任职了。他那谢表，除了自谦与感谢皇上，也写了自己的任事态度：除了尽忠报国，也要直道事君，决不违背自己一向坚守的基本原则。风骨铮铮，并不只是官样文章。只是大家谁也没有留意，没去细嚼罢了。
好像是有意作一种平衡，就在任命安石前后，吕公著、司马光也得到了相应的安排：翰林学士吕公著去修英宗实录；翰林侍读学士司马光权知审官院。为先帝修史，虽然远离权力中心，却非常显要尊贵，原本是由曾公亮主持，安石具体操作的。不是宠信之极，皇上怎么会将这么重要的事，由安石手里转交给他呢？至于审官院，可就不是虚职了！它原是太宗为了分散中书权力，而专设的一个机构：主管全国文武官吏的选授、勋封、考课等等，差不多就是个组织部。司马光既权知审官院，也就不啻是个代理组织部长，可以称得上权高位重。那么，神宗的这一平衡，也真算是下得本钱了。至于他们能不能与王安石配合默契，协助改革，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任命安石的时候，神宗也想到了富弼。三朝元老，用虽没法儿用，毕竟老成持重，可以作为稳定的象征？有安石披坚执锐，大刀阔斧，再有富弼这样一个老臣稳守朝廷，不正好互相弥补吗？有攻有守，攻不可挡，守不可摧，才能无往而不胜哪！他不愿做观使，何妨让他再做丞相，摆在曾公亮之后做次相？矛与盾不能两全？也不尽然吧，至少，共存总是可以的？他要掣肘，未必有那么大能量不说，似乎也没有那么大的魄力。再说，前有曾公亮，后有王安石，最后还有朕自己，他就是想怎么样，也做不成什么！
神宗先问曾公亮：“朕想再调富弼进京，丞相以为怎样？”
曾公亮想都没想，就说：“好呵，富弼是三朝老臣，应该留在京内。只是，上次陛下已露过这个意思，他还是走了。陛下真要调他，恐怕还得给他一个实职，他才会应命。否则，怕是调不来的！”
“以丞相之见，该给他个什么职务？”神宗问，多少也想看看公亮的心襟。
“他是做过宰相的人；丁忧回来，做的是枢密使。陛下想他返京，最好还是让他为宰相，才好真正留住他。”公亮平静地说，仿佛说的是一件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既不夸张，也无矫饰。
这种气度，实在叫神宗太感动，话，也就说得非常动情了：“像爱卿这样，才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千秋宰相！一切都以国事为重，毫不考虑个人的得失进退！韩琦去后，你早就是事实上的首席丞相了，怎么能因为富弼还朝而喧宾夺主！就照你的意见，请他做丞相，但是次相，在你之后。”
公亮还想辞让，无奈神宗坚决不允许，只好算了。很快就下了正式诏书，将他由集贤殿大学士晋升为昭文馆大学士，做了名副其实的首相。此后不久，命富弼返京任职的诏书也下了。既做丞相，富弼也就不再推三阻四，赶着准备进京了。
人事安排之外，神宗还做了一个小小的姿态。
阿云的事虽然了了，可那争议始终没有平息。除了说阿云处罚不当，是纵容犯罪，反对的人还竭力反对当时下的诏书，说怎么也不能将谋杀自首者一概降两等定罪！当然，谁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攻击诏书。可主张这种意见的王安石、吕公著等，是不妨作靶子用的。
怎么办呢？只有折中了。神宗又下了一道诏书：凡今后遇到类似情况，不作通例处理，只上奏候旨。一场风波，这才平息下来。神宗这样做，是要调和矛盾，减轻安石他们的压力，还是做出有错必纠的架势，实在不大好说。至于这件事对朝野的象征意义，会不会给安石造成一种新的被动，让反对派受到鼓舞，认定安石也一样是可以攻略的对象，许多人，也包括神宗，大抵是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