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子正收复绥州地
韩稚圭改判永兴军
随着判相州的敕命，朝廷还专门另下了一道恩诏：让韩琦出入仍用两府的仪仗；在兴道坊赐他一处住宅；他的长子韩忠彦韩师朴，也由秘书丞晋升为集贤校理。韩琦自然要进宫叩谢皇上。
眼见着三朝丞相、册辅元勋真的要离开，神宗心里怎么着也不是滋味，不禁滴下泪来：“丞相一定要弃朕而去，朕也没有办法，只好随你了！还望丞相多加保重！”
韩琦一时也百感交集，哽咽难言，半晌才回道：“陛下圣恩浩荡，老臣就是肝脑涂地，也难以补报万一。老臣请去也是万不得已，还望陛下原谅！”
这君臣之间，历来关系微妙，难以尽言，他们这感情也倒不都是假的。
两个人对着发了一会儿呆，神宗才又问道：“爱卿一去，谁能担负重任？”
韩琦没吭声。
“王安石如何？”神宗指名道姓了。
“王安石品学兼优，做翰林学士绰绰有余。至于辅国执政，就完全不合适了。”韩琦沉吟道。
不合适？哪儿不合适？是因循守旧不合适，还是革故鼎新不合适？不过，这话神宗只搁在心里，没问出来。明知不会有什么好答案，何必多事！他另外改口道：“丞相就要动身，事情一定很多，朕也不耽搁你了，且回去忙你的吧！”
既有这话，韩琦也就告退了。
丞相远行赴官，当然不像一般小民外出，抬腿就走，有的是事情需要料理。光说交接政事，就非同小可。他这里还没收拾好，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他不去相州了。
陕西那边又出了事。
英宗手里，西夏不就狠狠挑衅过一次，弄得欧阳修连着上书请求备战，韩琦大搞义勇刺手？这一次，主动权开始却是操在大宋手里。
神宗接位，他的战略思想虽然还没有最后形成，但收复失地、积极进取的心态，却是早就有了。他的《满江红》慷慨悲歌，既愤怒“燕山河套胡尘急”，又幻想“谈笑灰飞强虏灭”，不是早就露出了端倪？这思想的最近源头，可以追溯到他做郡王的时候。
王安石当年不是举荐过薛向薛师正吗？不久，他就升了陕西路正转运使，一直留在任上。久在陕西，对于边事当然比较熟悉。英宗接位，他就边事连着上了几次书。先是向朝廷献了十五篇《西陲利害》，专门考较与西夏的关系及西部边陲兴利除害的种种事情。跟着，又上书陈述了御边五利：一是信任将帅，守住冲要之地；二是主动攻击，让敌人疲于奔命；三是减少边防戍守士兵，扩充实力；四是堵死西夏经济来源，让它财政崩溃；最后是节省开支，让国家本固枝荣。英宗很赏识他的这些建议，一直将它们放在手头，以便随时翻看。正做郡王的神宗常在英宗身边，近水楼台，这些奏议也都一一拜读了。心里既很佩服，对师正本人有了较深的印象，他的那些思想，也就不知不觉汇入神宗的脑海，成为神宗西夏对策的最近一个源头了。
神宗接位不久，就收到师正的一个奏折，请求优赏西夏一个投诚的酋长朱令陵。这朱令陵是西夏横山族的一个很得力的酋长，是由清涧城守将钟谔钟子正招降的。清涧城还是范仲淹当年屯兵戍边时建的，正是接壤西夏绥州的第一座边境堡垒。钟谔钟子正呢，也是将门之后，敢作敢当的一个人。延州主帅怕挑起边境纷争，负不了那责任，原来不同意招降朱令陵。钟谔拍了胸口，愿意承担一切责任，这才招过来了。西夏来要人的时候，延州主帅又打算放人，钟谔不好再顶，只说：“咱们这边也有人叛逃。有一个叫景询的，前不久就跑过去了。西夏要人，可以拿景询来换。”主帅拿钟谔这话一回，西夏再不要人了。转运使有权监察一路官员，钟谔也将这件事报告了师正，师正是支持他的。师正已经做主，赏了朱令陵十顷田，一所住房，这次是请求朝廷再封他个官儿，也好让他向同胞炫耀。这对于招降横山族人，大有好处。封赏当然不成问题。神宗对师正心仪已久，干脆以这个作由头，召他进京见驾了。
师正一点不见老，依然那么精干。神宗一见，更高兴了，笑着问道：“爱卿知道朕为什么召见你吗？”
“自然是为招降朱令陵的事。”师正想不到别的。
“朱令陵吗？降一道敕命，封他个官儿，再赏他点东西就行了，何必大老远地叫你跑这么一趟！”神宗仍然不露谜底。
“那我就不知道了，请陛下明示。”师正满脸迷惑。
“你的论边事书朕早就读过了，很佩服的。召你来，一是咱们君臣认识认识；二来也要向你请教，这西北边陲，究竟怎样才好？”神宗这才点破原委。
“微臣非常感谢陛下的信任。只是，我不过是个财利之臣，军事究竟外行。因为在陕西待得久了，才偶尔有些看法，也都写进奏章里了。陛下既有垂询，微臣不敢不尽我所能；只怕没有什么高见，要令陛下失望，还请陛下恕罪！”师正说，诚惶诚恐。
这么谦虚坦白，神宗反倒高兴，先笑道：“爱卿且不要挂免战牌。”话虽这么说，却已经注意不去强人所难，只从最具体的问题谈起。他问：“关于招降一事，爱卿有什么看法？不少人害怕刺激西夏，坚决反对招降纳叛。”
“陛下，不用问，这些人大概都是远离边境的京朝官。”师正肯定地说。
猜得准呵！你怎么知道？可这话神宗没问，只是瞅着他一笑。
“陛下大概是笑我怎么知道的？”师正说：“这些人根本不了解情况呵！西夏人可从来不怕刺激咱们大宋，您刺激不刺激他都是一样。认为西夏之所以一再挑衅，是因为咱们刺激了他，恕我不客气说一句，都是腐儒陋见！”
“何以见得？”神宗并没有疑问，不过是要引他说下去罢了。
“就说招降，西夏从来就是这么干的。陛下知道，大宋兵丁，内地是不如边境的。”
“朕知道。”
“边境上的弓箭手与熟番，亦农亦兵，在我大宋最有战斗力。西夏就始终盯着这一部分人，总是千方百计引诱他们，甚至胁迫他们叛逃。他们这样干，不就是为了削弱我大宋？什么时候他们怕刺激我们，就不干了？”师正已经有些忘形，竟像是在质问神宗了。神宗倒也不计较，只是聚精会神听他说下去。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反其道而行之，给他来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师正仍然没有改变他的质问口气。
“该！”神宗也进入角色了。
“所以，我们也要招降纳叛，而且挑他最强的一部分人。横山一族，能征惯战，招降了他们，我们就有了攻夏的先锋，就能如虎添翼。这个口子不但不能收，还要越开越大，直到收复西夏全境。”师正越说越亢奋，都有些手舞足蹈了。
“对，该这么办！”神宗也有些忘形了。
师正吓了一跳，这才发觉自己有些离谱，赶紧赔罪道：“陛下恕罪，微臣刚才有些失礼了！”
神宗反倒蒙了：“你说得很好，哪儿失礼了？”
到两个人都明白过来，又全都笑了。
跟着，神宗又问了不少财政经济、民情风俗及攻守防卫等有关边境事情，师正也一一作了回答。谈到朝政，神宗又问：“韩琦离开朝廷，什么人可以主政，爱卿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什么人可以主政？”师正沉吟着说：“这我没有仔细想过，也不太了解情况，怕说不好！”
“想到就说嘛，这不是在闲聊吗？不反复考虑，也有不反复考虑的好处。不带杂质，更直截了当，可能更真纯，更有见地。”神宗鼓励说。
“皇上圣明。这会儿微臣脑子里没有第二个人，只有王安石。”师正终于不再迟疑。
“能说说理由吗？”神宗问。
“也就是一种直觉吧！仓促之间，微臣很难说出什么系统的道道！他是学问文章大家，就是陛下怕也读过他不少著作，这用不着说。他力主变革，文章与奏章上也有，皇上肯定比微臣更熟悉。我要说的只是直觉印象。差不多七八年前他任度支判官，曾去西北相度牧马，我们有过一面之缘，那时我就认定他是个担纲大政的人了。人的精干魄力等等且不必说，自然是一等一的，但大臣里面或许也还有人能与他一争高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经济的重视与透彻了解，从《周礼》到《易》经，到《洪范》，到《汉书》，一直到近代，理论实践，典章制度，无不了了分明。微臣为官也有些年头了，阅人不能算少，可直到现在，朝野上下，我还没见到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重视经济、了解经济的。别的且不说，目下国家财窘民穷，
理财是第一要务，光冲这一点，也该用他力挽狂澜！”提起王安石，师正竟像有说不完的话，一开口就滔滔不绝了。
话到末梢，他终于又想起一件事情，赶紧补充道：“圣上明察。当年王安石对我虽有举荐之恩，可微臣这话丝毫没有夹杂个人恩怨，朝野应该是有公论的。”
神宗笑道：“爱卿不必解释，朕知道你说的是实话。你放心，王安石，朕是要大用的！你回去，只管大胆做事。有什么见地，可以随时上实封或密折给朕。陕西一线，朕就仰仗爱卿了！”
师正自然无限感戴圣上的信任。他回到陕西不久，就有了收复绥州的事。绥州是唐代的老名，大宋后来改成绥德军了。
驻守绥州的，是西夏将军嵬名山和他的部落，也是横山族人。连年战争，大宋都拖不起，小小一个西夏当然更不堪重负，除了既得利益集团，谁都厌战。横山是西夏的一块风水宝地，粮草税收等全指望它；横山族人因为生活富足，能征善战，是西夏无可替代的生力军。既处处高人一筹，有形无形的优越感，也就不能不让非横山族人想入非非了。横山又紧靠大宋，受大宋影响也最大。大宋也确实没少打横山的主意。庆历初年前后，不是有两路并出横山的计划吗？原因之一，就是瞅准了西夏的这个聚宝盆，认为一旦占领横山，西夏没了财源，就一定会不战自败。所有这些凑在一起，谅祚对于横山族实在又爱又怕。有消息说，他已经准备将横山族人全部迁往兴庆府以西。那儿可是大沙漠呀，迁过去还怎么活！厌战加上被歧视，尤其是害怕真的被迁往沙漠，横山族人的心里如何能够平静！作为他们的首领，嵬名山也就不能不常常思考一个问题了：是不是应该投降大宋？
这种情绪，当然会感染他身边的人。他自己还在犹豫，他的弟弟夷山，却率先向钟谔投降了。有这个空子可钻，钟谔当然抓住不放，专门给了他一只金盂，让夷山回去策反哥哥。夷山先用金盂买通了嵬名山的贴身心腹李?spanclass=yq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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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大的事情，当然要报告延州主帅——钟谔担任清涧城主将，还是他推荐的呢！
主帅一听，脸都吓白了：“嵬名山可不比朱令陵，他是一军之将，你可不要乱来！”
钟谔自然觉着奇怪：“越大，策反才越有价值呵！大帅怎么啦？”
主帅叹了一口气：“唉，你是不知道利害呵！”跟着，便将二三十年前赵山遇如何投降、又如何被送回去乱箭射死，以及朝廷如何明令禁止招纳降将等事，如此这般详细说了一遍。临了，又毫不通融地说：“这事关系太大，没有朝廷钦命，你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这事儿，钟谔与延州主帅都向师正汇报了。师正毫不含糊地支持钟谔：“不必犹疑。赵山遇兄弟的事我也知道，当时就错了，还要让它影响现在！不过，这是大事，主帅慎重也是对的。我们先向朝廷请示一下，估计不会有问题。等朝廷批复之后，咱们再采取行动。”
师正当时就派了一个亲信幕僚，带上表章去了朝廷。司马光当年在麟州，因为窟野河的事是吃过大亏的，提到西夏就有点发怵。风闻之后，当时就求见皇上劝道：“千万不要接纳嵬名山！他们根本对付不了谅祚！就是侥幸灭了谅祚，他自己不会成为一个新的谅祚吗？朝廷何利之有？要是败了，他们必然会引兵南来。朝廷让他们入境，还是不让他们入境？怎么着都会失信于人：不是失信于谅祚，就是失信于嵬名山。要是嵬名山不能入境，他就会带着人马在边境上闹事，成为第二个侯景。陛下想想，那该多么可怕！”
侯景是南北朝人，先是北魏将军，后来投降梁朝，又造反称帝，逼死了梁武帝萧衍，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侯景之乱。司马光拿他吓唬神宗，不是胡来吗？这一套，神宗已经领教过好多次了，只好淡淡一笑：“爱卿说的朕已经知道了，朝廷自有主张。”
什么主张？当然是同意薛向受降了。而且，神宗还觉着延州主帅办事不力，干脆将他调到别的州去了。枢密使文彦博、吕公弼虽然也都不赞成，却也同样没能说服神宗。
前线的情况瞬息万变，等诏书已经来不及了。也不知道谅祚是不是有所察觉，突然要将嵬名山调离绥州。钟谔得到消息，当机立断，带着人马风驰电掣赶到嵬名山的驻地，将他的营帐团团包围起来。嵬名山还在梦里！他扯着枪就要出来交战，好歹被夷山与李文喜拦住了。李文喜的怀里，还抱着那只金盂呢！既知道情况，心里原来也有过想法，嵬名山也就顺水推舟投降了。一共带过来三百多个酋长，一万五千多户百姓，光兵将就有一万多人。
不费一箭一枪，绥州就这么收复了！照钟谔的意思，要就地筑一座城池，作为绥州未来的永久治城。还没动手，就接到延州主帅的命令：要他立刻撤回清涧城，等候处理。没有命令，擅自行动，这还得了？自认为收复一州，可以将功折罪，那是做梦！
军令如山，钟谔只好带着人马南撤。刚撤回怀宁，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钟谔还在梳头呢，西夏四五万人马就围过来了。钟谔让嵬名山带着横山兵，乘西夏人立足未稳猛地一冲，先抢占了有利地形。跟着，就立寨闭门再不出去了，只用一部分老弱残兵摆在寨门口，以作骄兵之计。到瞅准西夏人都懈怠了，钟谔自己居中，兵分三路，突然杀了出来。西夏人措手不及，只好狼狈逃窜。钟谔领着三军一直追了二十多里，斩获无数，才收兵回营了。
既然得胜，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带着将士们修起了绥州城。亏他这一胜一修，绥州到底真正归了大宋了。
尽管如此，擅自出兵、修城的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延州主帅已经安排人去逮捕钟谔。正在这个当口，皇上的圣旨到了：同意钟谔受降，主帅则与秦凤路主帅郭逵对调。钟谔总算暂时躲过了一劫。
但京城里面的那些官儿，还是不依不饶，交章弹劾。无非是说政令事大，土地得失事小。政令是国家的根本，靠它无国可以有国，没它有国也会覆亡。塞外一个荒州的得失，怎么能抵得上擅兴边事的大罪？请朝廷一定严惩钟谔。薛向自然要上书为钟谔辩护，那理由也很充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原就是为的前线瞬息万变，给将军们充分发挥智慧才干留下余地。钟谔舍身为国，何罪之有？何况，此次受降，原是皇上成命在先，只是尚未及时送达而已。即便这些都不算数，他一举收复失州，成就了近百年来绝无仅有的第一大功，就是天大的罪孽，也该可以将功折罪！有大功而受罚，今后谁还敢替国家出头！神宗当然向着薛向、钟谔，又有事实及功绩可以说嘴，这一波攻击也被化解了。
但这事并没有完。到保安军知军杨定等出事，该算的账还是算了。
西夏失了绥州，当然不能就这么罢休。他们将沿边各军州的官儿们认真排了一下队，最后选定了保安军。先是在边境闹事，抓了若干边民；然后又通知保安军，请知军大人到边境那边协商，以便和平解决冲突。知军杨定想都没想，就带着几个人过去了。人一过去，就被他们绑起来砍了。问他们理由，他们倒也干脆：“这叫一报还一报。得了我的绥州，不能没有代价！”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大宋的逻辑，竟与西夏一模一样：也将保安军的账，上在了绥州头上！
最解恨的，当然是发兵讨伐。可却害怕国力不济，北面且有契丹虎视眈眈，不好随意开动干戈。历来对于外侮，没有办法雪耻除恨，就在国内寻找替罪羊，这是唯一最简便、也最痛快的出气方式。先前找账算的那一帮官儿，又重新开始征伐了：不但钟谔，这一次也挂上了师正。不是钟锷、薛向挑衅在先，西夏人又何至于在保安军报复！罪不在西夏，先必须严惩钟谔、薛向。至于绥州，荒州一个，为了抚慰西夏，永结友好，最好还是还给他们！
这下，连神宗也面临着压力了。师正既也成了靶子，不但不能为钟谔说话，因为想着皇上面临的压力，自己也难理直气壮为自己辩护了。结果，钟谔到底被抓到长安去了。他倒很硬气；一把火烧了所有可能牵涉他人的来信；审起来，也是一问摇头三不知，只说凡事都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与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干系。罪不容赦，外加态度恶劣，连降四级，贬到随州受管制去了。师正也被一贬再贬，先是去知绛州，后来又贬到信州，再移潞州，好大一阵子都没翻过身来。
枢密使文彦博、吕公弼也主张奉还绥州，那逻辑也大同小异：为一个不毛荒州，淘那气划不来。
曾公亮却坚决反对：“一州虽说不大，却有关国家的主权尊严。好不容易收回来的，怎么能无缘无故又还给他们！何况，也没到那么严重的地步。”
新任的延州知州郭逵身处第一线，简直不能理解朝廷怎么会有这样荒唐的主意！多收一州，边境线就向北推进一州，纵深扩大，对于腹地的防御不是再好不过吗，怎么能丢？再说，已经被他们杀了朝廷命官，为他们处理了边境官员，现在又无缘无故要送回收复的失地，向人示弱，也不能孬到这个地步！堂堂天朝，怎么能这样没有尊严！还有，嵬名山一族已经归降，还了绥州，将他们怎么办？朝廷还要不要信誉？将来怎么号召四夷！绥州决不能随意奉还！他的意见，当然有他的分量，朝廷是不能完全视而不见的。
刚刚执政就能收复失地，叫近百年的大宋第一次扬眉吐气，神宗怎么着也不愿拱手再送还人家。但朝野上下议论纷纷，两府大臣意见又不统一，他心里也不踏实。至少，得让大家能大致有个统一意见，不至于完全对着来，那还怎么同心同德！大体也是为了这个，他才让步贬了钟谔、薛向，哪里是真正愿意牺牲他们呢！但退步也得有个限度，再拱手让出绥州，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需要有个人出来控制局面；西夏那么闹，陕西一路也得有个得力的人去镇守，才好放心。
神宗征求曾公亮的意见：“陕西方面得去一个得力的人，朕才放心。弃、守绥州，也才可以有个了结。爱卿看来，派谁去好呢？”
公亮说：“只有韩琦最合适。庆历期间他就曾与范仲淹一起宣抚陕西，正是轻车熟路。眼下又正好还在京城，改派也方便。”
“朕想着也只有韩丞相合适。只是目下这种情况，他会不会推诿不去呢？”神宗有些犹豫。
“不会。这种大事，韩琦不会没有分寸。牢骚话恐怕要说几句，圣上不去计较就是了。实在怕他推诿，皇上可以直接下个改派的手诏，一面也好催他赶快动身就职。”公亮似乎很有把握。
“这个办法好，万无一失，就这么办！”神宗也特赞成。当时就照公亮的意思下了手诏：改命韩琦判永兴军兼陕西经略安抚使；请他以国事为重，尽快赶赴新职。
韩琦接到手诏，果然没有推三阻四，只是奏道：“边臣兴事，结怨夷狄，微臣不敢抗命，愿意立即赴职。只是事体重大，大政方略还得两府拿出意见，微臣赴职以后才好奉命行事，不至于出差错！”
曾公亮他们正好也来奏事，皇上就将韩琦的话转告了公亮。公亮不知道韩琦有意将军，高兴道：“丞相现在这里，正好大家一起研究。就请皇上传旨，让他与我们一起讨论吧！”
皇上转向韩琦：“相公也听见了，就请与曾丞相、文枢密他们一起到政事堂议议吧！大家一起，难得的机会。”
韩琦却一叉手，推辞道：“恕臣不能从命。”
“为什么？”神宗不能理解。
“陛下，人贵有自知之明。眼下的韩琦，已经不是先前的韩琦了。先前韩琦备位中书，参与两府议事是韩琦义不容辞的职责。如今韩琦已是京外下臣，只能奉命行事，再去两府议事就是越权。破坏朝廷规矩的事，韩琦决不敢做！”韩琦煞有介事地解释说。
曾公亮害怕神宗沉不住气，连着拿眼瞥他，神宗似乎也有所觉察。这里还没有回话，韩琦又奏道：“老臣还有一句话想禀明皇上，还请皇上恕罪！”
神宗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会有什么好话的。想起公亮的叮嘱，也不能不让他说话，只得满面笑容地应道：“丞相有什么话，只管说。”
韩琦道：“臣不能没有顾虑！王陶劾臣飞扬跋扈，陛下却将陕西一路兵权交给老臣！假如再有人像王陶一样劾臣，臣就该灭族了！还请——”
神宗尽管早有准备，也想不到他会说出这种话，当时脸就红了！要发火吧，又是用人之际，曾丞相已经叮嘱在先了，只好改口，含糊打断他道：“丞相还不知道朕的意思吗？”
皇上的意思究竟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好在韩琦原也不过发一通牢骚，并不想深究什么，究竟什么意思也就用不着管它了。当然，韩琦也是瞅准神宗年轻，自己是个三朝元勋，料定没事，才敢倚老卖老，发泄一通。要在太祖面前，杀了他也不敢乱哼一声哪！
牢骚发过，喷嚏打完，韩琦舒舒服服赴陕西上任了。他是了解边事的，一去就上折子反对交还绥州，可文彦博、吕公弼还是坚持非还不可。人家是枢密使，现管军事，眼看着韩琦也没辙了。正在这当口，谅祚却突然得暴病死了，由他七岁的儿子秉常接位，梁太后摄政。韩琦抓住这个机会，又上了一个折子：如果连孤儿寡母也怕，那大宋也太不成气候了！这个逻辑果然厉害，没有人再好意思反对了。靠老天垂怜，绥州总算保下来了。
韩琦的事，叫神宗对历史更感兴趣了。司马光不是一直在撰写“通志”吗？先帝时已完成八卷。神宗再问，已脱稿二十五卷，写到汉成帝了。司马光是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神宗正好让他读讲“通志”。司马光请神宗为“通志”写一篇序，神宗也写好了。
序，开宗明义，第一句是：“朕唯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下面是勾勒史书经籍的种种传统，介绍司马光著书的始末、动机、庞大计划，对他的篇章给予高度评价。最后，神宗由书而人，抒发了自己的想法：
荀卿有言：“欲观圣人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
若夫汉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谓“吾无间焉”者。自余治世盛王，有惨怛之爱，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俭勤畏，亦各得圣贤之一体，孟轲所谓“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诗》曰：“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耳！
司马光看到序文，见神宗不但赐名，对自己的书还作了那么高的评价，自然高兴，少不得要谦虚感谢一番。说起书名，司马光尤其佩服得五体投地：“‘通志’改为《资治通鉴》，好！皇上圣明睿智，站得高看得远，我们这些做臣子的想都想不到。皇上以史为鉴，志在大治，也是大宋江山的福分！”
“不过比原来显豁一些罢了，哪有那么神！还是书好，能作治国的借鉴，朕才有这种联想。”神宗真诚地说。但他突然又转了话题，问道：“爱卿说说，汉武帝这个人怎么样？”
我的看法，已经写在书中了，难道皇上没看到？要不，就是另有想法？司马光心里这么打鼓，嘴上也就随口应道：“汉武帝雄才大略，也是难得的一位英武皇帝。只是中年用威太重，乱兴大狱，叫人遗憾。”
“爱卿这话不错。不过，有威可用，人臣也就不敢狂悖无礼了！”神宗幽幽地说，声音竟好像是从一千多年前传过来似的。
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而且话说得那么幽沉，司马光根本摸不着头脑！神宗究竟想到什么了？是感慨韩琦的轻慢，还是别有缘由？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或许，连他自己也难得说清？
好在神宗立马又转到别的问题上去了：“朕记得武帝手里，有过一次盐铁会议，是一次规模很大的财政经济讨论大会，桓宽还专门整理了一本《盐铁论》。朕在你的书里，好像没看到这一方面的记载？或许朕看得太粗，没见着？”
司马光没想到皇上看书这么仔细！好在这事他是深思熟虑的，有的是现成答案：“皇上圣明，心细如发。您没看漏，是我有意将它们删了。”
“有意删了，为什么？”神宗想不出理由。
“桑弘羊的经济之道，欺君罔上，误国误民，只能误导人君，不足为训。前人载入史册已是一大失误，微臣岂敢再蹈覆辙！”司马光果然胸有成竹。
原来是这样！
可神宗没有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