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去留首相赴外州
识贤愚名臣入翰林
君臣之间的关系，从来微妙难言，用一句俗话形容，是见不得又离不得。首相一下离开热辣辣的位子，固然恋恋难舍；要朝廷陡然贬出一个操持一切的权臣，也同样会有所不安——害怕玩不转呵！好比一个大家庭，管家离开主家，再不能把持一切，心里不能不嘀咕；主家突然没人管事，也不能不担心。于是，在这微妙难言之间，就又有了一个小小的曲折。
第一个说话的是张方平。张方平自打被贬出三司，辗转之后早回到朝廷，现在做的是翰林学士承旨，比翰林学士还要高一个档次。他是个门槛很精的人，知道神宗这样一个年轻皇上心里最爱琢磨什么。他前后不是做过两次三司使吗，当年对于国家财政的窘境，是了如指掌的。神宗接位不久，他就连着上了几个奏折，反复对照前后，说明他所了解的国家穷相。虽然没提出什么挽救的招数，但就这已经很得神宗的青睐了。
神宗罢了吴奎，招呼张方平：“吴奎罢了，朕要以爱卿代他。”
没想到方平却推辞了：“微臣非常感谢皇上的信任，可微臣暂时还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韩琦请假还未上班，要是罢了吴奎，他会更加不安，肯定也要走。他是三朝老臣，两朝册立辅弼元勋，皇上刚刚继位，不能没有他。最好让吴奎复职，这样他就安心了。皇上再下手诏请他上班，他也就不好再推辞。也显着陛下恩宠勋臣，有始有终。”
主动放弃升迁机会，一切只从朝廷着想，上哪儿去找这样忠心耿耿的大臣？他的舍己为公的意见，当然更要考虑了。至于张方平这样做是不是有其他原因，比如觉着条件尚未成熟，暂时还不想得罪韩琦等等，神宗是想都不去想的。
再问司马光，司马光也改口了：“为一个王陶而罢了吴奎，中枢大臣都会不安；中外说起来，也不大好听。留下来也好。”
司马光为什么会突然改口呢？问题出在神宗要以张方平代替吴奎。比较起来，吴奎究竟比张方平要正一些，司马光宁取吴奎，不愿让他取而代之。
神宗问曾公亮，公亮也劝神宗留下吴奎：“微臣也是待罪之身，不便多说。但皇上既有垂询，臣不敢不对。要从稳定着想，当然还是留下吴奎为好。”
既是大家都劝，皇上再不犹豫了。他特意在延和殿接见了吴奎，大大安慰了他几句，甚至说道：“爱卿甭往心里去。当年周成王也怀疑过周公呢，周公可没有拂袖而去！”吴奎本来就未必想走，又被抬举成周公了，他还会使性子走吗？！
御史台的人发现情况有变，王陶走了，而吴奎却留了下来，不再是一对一，当然不干，认倒霉也要说话。神宗只好又安慰他们：“大局为重，大局为重！朕知道你们说得有道理。让吴奎复职不只是为吴奎，是要叫其他人安心，甭再待在家里！”
其他人是谁，不就是韩琦吗？御史们这才知道韩琦不是那么好扳。敢情王陶也就因为碰了他，才倒霉的？皇上有约在先的东宫旧臣都斗他不过，咱们还能不装傻？得了，什么都甭说了，再朝下看吧！
皇上不是金口玉言吗，怎么会出尔反尔呢？
这话问得就有点傻。
专制制度之下，比较起来，皇上是唯一有自由意志的人。既是唯一有自由意志的人，从事理上说，当然可以为所欲为：不仅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而且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那么，说过的话不算数再从头说过，干过的事不认账再重新来过，不是再正常没有了吗？将金口玉言当作皇上从来不说改口话，那只是不懂官场的小老百姓的胡乱猜测，官场上的人可没这么傻！要不，他就该为较真而一天安生日子也过不了了。您想呵，兑现皇上的话要忙，争皇上出尔反尔要忙，没有一刻不忙，还不累死！要为皇上说一句呢，情况总在不断变化，他也不可能始终说一不二不是？
但金口玉言也不全是胡说八道。皇上要是执意兑现自己的话，金口玉言就一丝一毫都不准含糊：谁敢不以为然，就是公然违抗皇命，弄不好准丢脑袋。您要在这个时候玩猫腻，将它当成废话，就是实实在在找死了。
虽然说来复杂，怎么把握又千变万化，君臣之间好歹都积累了无数经验，总不会出大格的。所以，倒也没有人为这么一句话而弄得不可开交。像这几个装傻御史，就很知道分寸，不去瞎较这真儿。
吴奎这么一留，韩琦的去意果然有些松懈了，可他很快也就发现，攻他的人并没有就此罢手。
仁宗时代不是有个“铁面御史”赵抃赵阅道吗？为攻陈执中，他与范镇闹得不可开交；到范镇上书立嗣得分，他就自动请求外调，去了睦州。几经周转，到神宗登基，他已经做了龙图阁直学士、成都府知府。神宗想起他的清严，要借重他来主管谏院，便要中书下诏宣他进了京。中书原是不大愿意的，还专门劝过皇上，说是按照惯例，知成都府的人回到朝中应该升迁省府，不该做谏官。虽然说的确是事实，但根本还是知道赵抃的厉害，不大愿意招惹他。可神宗铁了心，毫不含糊地说：“我主要是仰仗他的言论。要大用他，什么不行，又何必一定要经过省府？”中书只好不再说话，奉命行事了。
赵抃上殿叩谢皇上的时候，神宗笑着问道：“朕听说你入蜀，只有一琴一鹤相伴，是这样吗？”
赵抃道：“回陛下。对臣而言，一琴一鹤已经足矣，还要什么呢？”
“你为政也这么清简易行吗？”神宗又问。
“以简驭繁，天下至理，为政自然也不例外。只是微臣愚拙无能，还难以达到这个境界！”赵抃回答，一点也不张扬。
这话听起来虽有点儿玄，神宗却益发敬重他了：能举重若轻的人，自然不简单哪！
叩谢之后，赵抃为感谢皇上的知遇之恩，又接连上了两道奏章，将他对于时事的考虑全都贡献出来。头一本是请皇上注意十件事情：一是任用有道德的人，二是委重辅弼大臣，三是区别邪恶正直，四是不要有奢侈之心，五是号令要有信誉，六是赏罚要公平，七是疏密要严谨，八是请为意想不到的需要早做准备，九是不要老是赦免罪犯，十是要广言纳谏。第二本，是请朝廷制止五种浪费：一是宫廷浪费，二是宗室浪费，三是冗官太多，四是冗兵太多，五是不要大兴宫室。虽然连篇累牍，却大都不过老生常谈，没有任何一点新意。同样的话，这几十年来，早就不知道被人重复过多少遍了！
远离朝廷，与朝政隔膜，没法说出新东西，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关键却在赵抃这些年来的变化。朝野上下的风风雨雨，早让他意态索然，他比庆历那一帮斗士走得更远，不但早已闭口不谈变革，且差不多都已皈依三清了。琴鹤相伴，不过外在形式而已，他连内在的情欲，都有意克制回避了。
前任留下十个歌伎，都十分可爱。内中有一个杏儿，一年四季头上总爱插一枝杏花——或真花或绢花。赵抃看着她那娇艳样儿，实在忍不住，就信口调笑道：“髻上杏花真有幸。”
杏儿张口就接：“枝头梅子岂无媒？”
词性平仄，对得工巧极了。不但美艳绝伦，还这么聪慧敏捷，赵抃更不能自持了，抱着就亲了一个响嘴，又对着她耳朵轻轻叮嘱道：“不要走远，等我的信！”
赵抃整整准备了一天，杏儿也巴巴地望着。总算等到天黑，一个老兵先来将赵抃卧房的栗炭火盆烧着了。已经深秋，微微有些寒意，做好事，温度适中才能尽兴。然后，老兵又端水来给赵抃洗漱，洗漱一完，就可以替他去传杏儿成全好事了。
老兵端着赵抃用过的脚盆正转身出去，一不留神，“哐当”一声，跌了个狗吃屎，那水也泼到火盆上去了。只听“吱”的一声，就见一大股青烟猛蹿了上来。赵抃猛然打了一个激灵：这不是欲火吗？泼得好！一琴一鹤足矣，何必节外生枝，法外生情？
想到这里，他不由自主地将手猛地挥了一下。老兵爬起来正诚惶诚恐呢，以为准跑不掉一顿打，见他挥手，连肩膀也耸起来了。可赵抃那手只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就落下去了，嘴里嚷道：“那什么，杏儿不要传了，由她去吧！”
老兵以为吓傻了，耳背，赶紧问道：“大人说什么？不传杏儿？”
“是，不传！你还不快走，等着吃板子？”赵抃突然冒起火来。这火倒也不全是冲老兵来的，他对自己也不满意：既不满意突然熄火，也不满意定性不牢。老兵再不走，他没准立马又改变主意了！
能这样克制欲望的人，对人世间还能有太多的投入吗？当然，他还没到不食烟火、只吃松子蕨菜的地步，还依然顺着惯性在官场上出溜，奔竞的念头还有，官场的习性仍在，所以还能一如既往地周旋。至于锐猛精进之类，当然再也谈不上了。
除了虚事，他也谈了一点实的：上书请求将因濮议被贬走的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召回京城。他们都是耿直敢言的诤臣，不召回来有失人望。神宗既要他主管谏院，就不能完全不买他的账；他又不比王陶亲近，可以解释；神宗自己原来也有重用这些人的意思。几下一凑合，这些人也就重新有了出头之日了。他们重新浮出水面，对于韩琦自然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
还在英宗手里，他就抱怨奏章太多看不过来了。到神宗，积压更多了。神宗接位不久就下了求言诏书，广泛征求臣民的意见，对于已有的这些积压表章，当然不会不重视。他请赵抃、张方平、司马光等组成一个详定小组，专门处理这些奏章，看看有没有什么好意见可以付诸实施。这不是个很好的主意吗？可做起来，却困难重重。
司马光回奏的时候，神宗向他抱怨：“请你们看看，无非是想有什么好意见能及时组织实施，可就是办不成一件！”
“好主张能不能实施，全在陛下拿出决断。”司马光说。
神宗叹了一口气：“唉，大臣们不愿哪！”
“陛下这样虚心采纳意见，是江山社稷的福分。可江山社稷有福，并非就对大臣有利，他们怎么会积极呢？”这不是将江山社稷与中枢大臣，完全对立起来了吗？这话可是带着血腥味！但司马光却说得不动声色。
“依你看，怎样才能约束他们？”神宗问。
司马光想了想，支了个招儿：“有好主张，我们几个详定官上书奏闻之后，中书如果不办，可以让我们去中书查问，要他们说出理由。这样，再无故推诿就难了。”
神宗觉得是个好办法，很快就下诏要中书照办了。无形之中，中书又多了一种压力。
已经与韩琦结了疙瘩的富弼，一直在外面做节度使。韩琦在朝，他虽不会进京，能闲着一切不问吗？他从河阳任上，也大老远地给皇上上了一封折子。什么都没有说，只要皇上一定辨别君子与小人。皇上没有别的事，只有辨别小人、君子是他唯一该做的事情。官儿千千万万，皇上一个人能顾得过来吗？不要紧，只要盯紧管天下大事的几个人，不叫小人厕身其间，就行了。小人又最能迷惑人，越是奸诈，越装得像个忠臣义士，应该尽早识破他们的阴谋。虽然没有一个字明指韩琦，表面上又是针对神宗广开言路、怕他上当而说的，可那矛头显然不是空放：管天下大事的，除了中书权臣，还能有谁？
既然发现刀枪剑戟件件都冲着自己，韩琦那松缓的情绪，还能不再度紧张起来？他再不犹豫了，正式上书请求调出。皇上看他这一次好像特别坚决，一时有些不知所措：无论怎样，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这样一个辅弼重臣走了，谁来替他？朝政怎么办？谈不上变革，能稳定也是好的呀！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多方慰勉，请他留下来。
可韩琦这回真是铁了心了。内中当然还有些怨气：这样忠心保国，三朝元勋，都要遭到猜疑打压，朝廷还有什么留恋头？至于一介维持会长能不能永远适应国家需要，他一时自然是想不到的。他又上了一本，再次申述非去不可的种种理由。到英宗山陵一完，他干脆待在家里不出来了！那意思很明白：不管朝廷答应不答应，自己是走定了！
神宗问张方平：“韩丞相是铁了心要走，怎么办？”
张方平替神宗支了一招：“陛下圣明，微臣也看出他这一次是非走不可了。为了安抚他，也为了镇抚人心，不妨宠以殊荣。一是请他做两镇节度使；再就是将首相席位空着，表示随时等他回来的意思。”
神宗问曾公亮，曾公亮也安慰他：“陛下不必过于忧虑。容臣斗胆，说句实话。”
“正想听听爱卿的肺腑之言，请讲。”神宗诚恳地说。
曾公亮这才说道：“韩丞相虽然功勋卓著，能力非凡，愚臣不敢望其项背，但他大体与愚臣等一样，也只是个守成之才。照愚臣谬见，眼下国家最需要的，不是守成之才，而是改弦更张的变革猛士。再由我们这样固守下去，毫无作为，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这些人不去，新人从哪儿出头？来了，有我们这些大菩萨待在庙里，他们又怎么伸展拳脚？索性将我们全都罢出，清出一片空场，新人来了才大有用武之地！微臣这一番话，天日可表！我在这里也向陛下正式请求，请您也将老臣一起罢出！”
神宗怎么也想不到，平常温弱寡言的曾公亮，竟有这一番阔大胸怀与精湛见解，不由得对他肃然起敬起来！细想自己这一向沉湎于人事纷争，弄得晕头转向，早忘了什么是该抓的大事，立马脸又红了。而曾公亮的这一番话，不啻当头棒喝，叫自己猛然清醒，心里又有说不出的感激。坐在那儿愣了好大一会儿，他才站起来朝曾公亮叉手谢道：“丞相一席话，叫朕茅塞顿开，朕真是感谢不尽！”
曾公亮见皇上这样，赶紧趴在地上磕头：“皇上万岁万万岁，您折杀老臣了！”
神宗见他这样，连忙也让道：“丞相快快免礼，咱们君臣还是坐着说话吧！”
曾公亮这才爬起来重新坐下，道：“皇上实在过奖老臣，老臣也是这一向才慢慢想通的。”
神宗有些惘然：“这话朕不大明白。”
公亮回忆道：“当官当久了，何尝没有恋栈之心！王陶刚上书那会儿，老臣也特委屈，特反感。到想通了之后，反倒觉着真正委屈的是王陶了。他不避凶险挑战中书，该是大智大勇！就老臣看来，想到要为新政廓清道路的，恐怕只有他一个人！”
神宗突然想到王陶陛辞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新政，没有挑大梁的新人，是不行的！”他可不是为新政廓清场地是什么？自己却偏让他受委屈，将他贬出去了！他宁可受屈，却一言不发，就那么默默走了，多么忠诚呵！神宗又气又急，泪水都下来了。
公亮还以为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赶紧赔罪：“老臣出言无状，请皇上恕罪！”
神宗知道公亮误会了，凄然一笑：“不关你的事。朕是在想你说的话，真是太委屈王陶了！”
公亮听是这样，便转而安慰皇上：“这没什么。也是不得已嘛，想来乐道也会理解的。”
神宗不愿再谈这个了，转而问道：“就丞相看来，谁能承担变革重任？”
公亮想也没想，就答道：“就老臣想来，除了王安石，再没有第二个人了！器识才用，原堪大用不说，仁宗手里他就多次上书请求变法了。应当尽快调他进京！”
“朕读过他的《万言书》，古今第一篇大文章。他的法先王之意，‘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思想，说得真是好极了！”神宗不无神往地说。
“皇上读过他的《万言书》？”公亮惊奇极了。
“岂止是《万言书》，别的我也读过不少，连题壁记、游记朕都读过呢！”神宗夸耀地说，脸上闪着红光。这个时候，他不像万乘之君，倒更像一个好胜的年轻学子。
公亮脸上也露出欣慰的笑容：“那太好了，太好了，真没想到！”
“朕想先调王安石进京做翰林学士，不会有问题吧？”神宗又转成了一脸严肃。他的思路变化也是很快的。
“应该没问题。仁宗嘉祐六年，王安石就做知制诰了；隔年春天，朝廷才打算提司马光、吕公著做知制诰，还没提成，改做了天章阁待制。今年闰三月里，司马光与吕公著已经做了翰林学士了。王安石不是因为丁忧居丧，不会反而落到他们后面的。”公亮毕竟是老臣，熟悉朝政，提起来就像现翻着一本官员档案。
吕公著与司马光任翰林学士，都是神宗手里的事情，自然一本清册。吕公著原任龙图阁直学士、知蔡州，司马光则是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两个人还是一齐任命的。
司马光照例总是要辞上一辞的。神宗认了真，还当面劝过他：“古代君子，从来难以两全：文字好的不学无术，有学问的又有质无文。只有董仲舒、扬雄两个是通才，既有学问，文字功夫也很了得。爱卿也是兼而有之，既有学问，也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干吗还要谦虚辞让？”
与上次辞知制诰不同，司马光这次不说自己不会写文章了，只说：“微臣不会四六文字。”
四六文字，就是骈文喽，多以四个字六个字为对偶，起于南朝。隋唐以后，朝廷制书诰命等文件全都是用骈文写的。当翰林没有这一手硬功夫，确实不好吃那一碗饭。用它来辞，也最有说服力。
神宗却网开一面：“不会四六没关系，像两汉那样就行了。”两汉的制书诏命，只求文字清通，是不讲究什么四六对偶的。
司马光辩道：“本朝这样是不行的。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坏了朝廷的规矩。”
“这就怪了？爱卿是进士出身，而且中的名次也很高，怎么不会写骈文？”考进士非用骈文不可，不会写四六文字根本考不上。这可是铁的逻辑。神宗倒不是有意让司马光下不了台，毕竟年轻，情急之下，只好找撒手锏用。
司马光一时无话可答，翻了皇上一眼：“微臣告退！”转身走了。
翰林学士，后来当然还是当了。要不，怎么又会有与王陶对调这一出呢？神宗想起这一幕，就止不住想笑！提起王陶，任命司马光、吕公著为翰林学士时，自己还征求过他的意见，他可说的都是好话：“没错，这两个人我曾向陛下推荐过。都照他们，天下就不愁大治了！”谁想到恰恰又是他，要与司马光对调？
神宗发现自己走神走得太远了，赶紧打住。无论如何，曾公亮说的显然都是实情，确实没有问题。神宗也就拍板了：“就这么定了，立即传诏，宣王安石进京任翰林学士兼侍讲学士。”
曾公亮回到中书，很快就传诏江宁府，召王安石进京任翰林学士兼侍讲学士了。
神宗既已知道重心所在，就不再犹豫，让韩琦走了。遵照张方平的建议，发布韩琦为镇安、武胜军两处节度使，守司徒、检校太师兼侍中，判相州；曾公亮留任。韩琦既走，吴奎当然也不留了，仍然罢知青州。另外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知谏院赵抃为参知政事，副枢密使吕公弼升为枢密使，三司使韩绛改调枢密副使，韩绛的缺则调龙图阁学士、知太原府的唐介回来补了。神宗原来还想调回富弼，已经罢了他的河阳军节度使。或许是因为朝廷局势尚未完全明朗，或者腿病尚未痊愈，另有别的原因，富弼好歹不愿回京，神宗只好让他改判汝州去了。
这是神宗接位以后第一次大动作，自然反响不小。权御史中丞的司马光，在延和殿求见皇上，第一个叫板反对张方平：“陛下，张方平奸邪不正，贪赃枉法，根本不能委以重任！”
神宗眼下不正看好张方平吗？满朝文武，谁能像他这样关心实务，言而有据？怎么转眼就成了奸邪不正，贪赃枉法了呢？
“有什么实事吗？”神宗冷冷地问。
“有，光微臣耳闻目睹的就不少！”司马光只顾说话，并没有注意神宗的脸色。“庆历那会儿，他就伙同夏竦、王拱辰等攻讦陷害杜衍、范仲淹、石介等忠臣贤士，手段恶劣。两任三司使，贪赃枉法的事屡见不鲜。后一次因为贱买商人房产，败露了，才丢了官——”
司马光还要朝下说呢，神宗却挥手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谁能没个错？一有任命大家就说长道短，非将新人拉下马来才称心，无论如何总不是什么好事！”
这是怎么说话呢？为朝廷谋事，不说讨好，倒谋出不是来了！司马光的拗性“轰”地一下就起来了：“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尧舜都难以知人，何况陛下刚刚接位不久！万一用了奸邪，咱们台谏官员再装聋作哑，陛下怎么能知道？岂不要误了大事！”
神宗一拧眉：“吴奎附不附宰相？”
司马光轻轻一推：“不知道。”
神宗又猛刺一枪：“结宰相与结人主，到底哪个贤良？”
司马光仍然有词：“阴结宰相当然是奸邪。但处心积虑迎合人主，揣摸人主的意向亦步亦趋，也同样奸佞不正。”
神宗的问题，问得相当刁蛮。那潜台词是：吴某比张某问题更大，你司马光怎么一言不发？公道何在？该言而不言，岂不失职？司马光的回答，则既圆滑，又强词夺理：不知道，是不认同吴奎有罪，神宗发力就没有落点了；说张方平关心实事，是迎合人主，是不问实质，陡逞口舌之辩。迎合固然不假，但财政崩溃是实情，是当务之急，谈它究竟比那些大话套话要有价值得多。作为言官，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根本不从国家大局需要指陈关键，岂能没有错误？
司马光舌
战神宗虽勉强打了个平手，可他在神宗心目中的地位却大大打了一个折扣。神宗想起前不久司马光的上书，修身三要——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三要——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全都是说了几千年的老话、套话；而且，他自己还夸耀说，同样的话早在先帝与仁宗时代都说过了，实在一生所学只萃于此，所以又将它们重新献给皇上。当时自己没怎么往心里去。现在看来，这个人是真迂！对国事、世事一无所知，却偏执狂拗。至少，再不能让他做台谏官员了。
神宗与中书商议，免了他的权御史中丞，让他仍做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
司马光却拒不接受：“陛下，微臣关于张方平的意见既不被采纳，已是待罪之身。所有其他任命，臣一概不敢接受。”
大宋规矩，新任的敕命都要经过通进银台司把关。他们要是有不同意见，可以退回敕命，上书反驳。这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封驳”。司马光的铁哥儿翰林学士吕公著，正管着通进银台司，能不说话吗？当时就上书封驳，请求保留司马光的原职不变。
既有制度，根本不睬是不行的，皇上也得遵守游戏规则不是？神宗只好又下手诏给司马光解释，说要他再任翰林学士，主要是借重他的学问道德：马上就要开迩英阁讲学，有他朝夕讨论，敷陈治道，可以补苴罅漏。根本与他弹劾张方平，没有一点儿关系。至于吕公著封还敕命，那是他不了解情况。
既已作出解释，就算尊重游戏规则了，皇上的意志还得贯彻。说到底，一切游戏规则，还不都是为皇权服务的吗？神宗将敕命交给阁门内侍，让他直接交给司马光。司马光从来不是一条胡同走到黑的人，又有皇上的手诏能体面下台，再不说什么了。
这下，吕公著没面子了，赶紧上书争较。说是敕命不经银台司，是在他手里坏了朝廷规矩，他怎么敢当？神宗又在他的奏折上批道：等开了迩英阁，你就知道朕的意思了。开迩英阁请品学兼优的大臣讲论经史子集，是祖宗立下的规矩，大宋历代皇帝无不遵行。神宗既这么说，只好等了。
不久，果然开了迩英阁。讲完课后，侍臣退去，神宗独独留下吕公著，向他解释说：“朕是要借重司马光的道德学问，让他常在朕的身边，才调他的，决不是因为他意见不当。这意思已经告诉司马光了，想来他也理解了。”
皇上给足了面子，司马光本人也不再说话了，吕公著当然不好再讲什么。但他对敕命不经银台司而直接交给命官，仍旧耿耿于怀，坚决请求辞职。神宗早就听说他拗，比司马光更拗，劝了几句，见劝不通，只好不谈，改口问道：“司马光这人直倒是蛮直的，是不是有点迂阔？”
公著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孔子是大圣人，子路还说他迂；孟轲是大贤人，当时也有人说他迂。说司马光迂，更不奇怪了！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看问题过于深远，一般人无法理解，才乱说一气罢了。其实，哪里是迂呢？请陛下一定细察！”
这不是将司马光比作孔子、孟子了吗，而神宗则成了不懂事的子路与世人？可神宗不过微微一笑，知道他们俩是铁哥们儿了，也不来与他争辩，只挥手请公著下殿了。
公著已经走了几步，突然想起辞职的事还没有结果，又复返身折回来了。神宗没办法，只好给了他一句放心话，准他辞职，新职等另外安排。公著这才雄赳赳地得胜下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