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陵终任岂可连任
中丞一击何堪再击
权力无限膨胀，是专制社会的最大优势，也是专制社会的最大弊病，最大噩梦。大概也就因为这个，专制社会诞生不久，就有一种明白人开始考虑权力的制衡问题了。其结果，是早在先秦时候，就有了谏官与御史制度：谏官规劝君上，御史督察百官。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制度也日臻健全、完善。可想靠它来制衡权力，却始终不过异想天开而已。不为别的，解铃还得系铃人。体制的弊病，只能靠彻底改变体制来解决。谏官与御史，不过是依附于现存体制的自我监督，仍然是一种自我循环，靠它怎么能彻底根治体制本身的不幸呢？一座大厦根基不正，从建立那天就埋下了隐患。根治隐患不从根基着手，只在门窗厅梁上下工夫，再折腾，也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玩笑，不过是用另一场更光怪陆离的梦境来代替眼前的美梦而已。
规劝也好，督察也好，先得人家买你的账。要是他老子天下第一，根本不买你的账，说什么不都是白搭吗？而这种时候，总是很多的。否则，也不成其为权力膨胀呵？既是膨胀，就会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几句空话，解得什么事情？这还在其次。主要问题，是君权与臣权的对立、矛盾：好比水里按葫芦，按下这头会翘了那头，根本没法儿平衡折中不说，反而会生出无数新的纠纷、冲突。谏官与御史由皇上挑选，他们会效忠皇上而攻讦大臣，叫大臣手足无措；由大臣自己遴选，他们又会附庸权臣，叫皇权旁落，出现君轻臣重的可怕局面。历来君臣斗法，向君向臣，都没有一定之规，不过因人因势不同而各有千秋。但万变不离其宗，总脱不过“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格局。
有人说唐代是君主放权，叫丞相遴选台谏官员，他们只对丞相负责，专门挑皇上的刺。据说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台谏官员做丞相的代言人，君臣之间就有了偌大一块缓冲地盘，不至于丞相与皇上直接开仗，双方都没有回旋余地，只能鱼死网破。怎么说呢？台谏官员挑了刺，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三说不中，丞相就辞职不干，让皇上另请高明了。假如没有台谏官员做代理，丞相就得亲自出面与皇上理论。要一言不合呢？只能自动滚蛋。可皇上毕竟要依靠丞相治理国家。这样一来，下面的戏还怎么唱？就是说，没有台谏官员做丞相的代理人，皇朝政治简直就没法儿运作了。可这也只是一面之词。而且，中晚唐大臣专权，生生弄垮了一个王朝，这是后来谁提都怕的。
大宋最忌讳的是臣权过重，最赏识的是臣僚互斗。臣僚一斗，不但无暇觊觎皇权，因为各图自保，还要多多仰仗皇权，皇上正好两头得利。到仁宗，尽管宽厚，还是毫不客气地将任免台谏官员的权柄完全收归己有了。他明确宣布：今后，丞相不得自己进用台谏官员，只能由专管台谏言官的御史中丞或知杂御史保荐人选，最后由朕钦定。他那话也说得特直白：“叫丞相自己选用台谏官员，他有过错，谁敢说他？”权是夺过来了，可中枢大臣与台谏官员的火并，也就从此永无消停了。他是常常奖励台谏官员的。庆历初年，他不就大大褒奖过欧阳修他们四个谏官吗？可他一来魄力不够，二来这样按葫芦也确实有玩不转的时候，怎么办呢？只好胡乱折中：攻人与被攻的各打二十大板，一起贬出去了事。在他治下，之所以频繁更换大臣与台谏官员，大抵就与此相关。
明白了这个传统，就不难理解此后的种种施为与变化了。那么，神宗的了悟与任命乐道主管台谏事务，大抵也该是对这个传统的认同与复归了？
乐道在仁宗、英宗二朝已经任官多年，对大宋的这一传统当然不会一无所知；身为神宗极端信任的股肱近臣，他要以皇权为第一生命，想神宗所之想，急神宗之所急，也无须多说。正是因为有这两个前提，他一接任开始考虑御史台的人员组建，就将眼光盯向那几个因濮议而被贬出的旧人。
皇上考虑濮议，不只是要纠正是非，更想扩大团结范围吧？这对于新接位的皇上，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因濮议贬出的旧人回归台谏，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不管怎么样，对于中枢大臣，可以保持一种高压态势。这对于皇上，不啻是一种特殊保护：他毕竟刚刚接位，太年轻了。臣下权重威高，无论如何总是一种威胁。
他的折子刚一递上去，中枢大臣们果然立马就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可还没等他们有所表示，神宗自己先就将它否决了。
他对乐道说：“爱卿的意思朕很明白，该是想着替朕纠正濮议的偏颇，理顺朝野关系。可朕有顾虑，所以迟迟没有提出这件事。”
乐道没想到这一层，只好问道：“陛下顾虑什么？”
“召回这些人固然好，可那不是公开张扬先帝的不是了吗？为显示自己清明而张扬先人的失误，普通老百姓怕都不忍心做，朕为一国之君，怎么好做呢？”神宗坦白地说。
乐道恍然大悟，连忙道歉：“微臣考虑不周，请陛下恕罪！”
神宗拦住他：“哎，咱们不是在商议吗，何罪之有？咱们君臣，不用那么嫌忌！”
乐道考虑，只能另外选拔合适人才了。
可他很快就发现，满朝文武，要挑几个合适的台谏官员，还真不容易！有资格的不合适，而合适的又不够资格！想真正组建一个合适的御史台，只能不拘一格，广泛挑选人才了。他又赶着上了一本，请求适当降低任职资序，只要有三任以上知县资格，就可以选来做御史里行。中书与皇上都没再犹豫，全同意了。乐道与中枢大臣的一场正面冲突，总算暂时避免了。
但旧臣新君的矛盾，除非新君根本离不开旧臣保驾，通常总是不可调和的。这种矛盾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在一句老话中得到体认。这句老话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就是说，换了天子，朝臣也该跟着换，朝廷上下应该是清一色的新面孔。这话可不是浑说的，它是数千年政治生活经验的经典概括，不知道牺牲了多少血肉之躯，才凝聚成这么一句七字真言！旧臣新君的矛盾既连触都没触一下，更谈不上解决，要完全避免冲突，当然不可能。冲突不过被延期而已，迟早总还是要爆发的。
要是权臣主动放弃权力呢？那当然不一样了。这样的机会原来也是有的，可惜韩琦没能及时把握，错过去了。
像任何有机体一样，政治生活，不是也有个适者生存的问题吗？新君旧臣的惨烈冲突，终于使双方渐渐磨合了一套游戏规则。遵守这些规则，大家都可以体面下台，不至于非要提头沥血，双双偕亡，连政治生活本身也随之中途夭折。首席大臣做逝君的山陵使，为逝君营造陵墓，逝君既葬，首相也自动结束其在朝堂的政治生命，辞职远避，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游戏规则。通常的程序是：首相请辞，新君照准。大家心照不宣，配合默契，一般不会有别的曲折。双方顶多多虚晃那么一两遭，也就结了。首相也有恋栈、假辞的，那也没关系，等着台谏官员来撵你就是了。白受一场羞辱，最后还是得走。权力的和平交接，不仅避免了腥风血雨，使双方都能体面下台，别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它为新君的自由组阁与大刀阔斧的政治运作，提供了广袤的空间。当然，这也仍然只是专制政体的一种自我调节模式，那用处也同样极为有限。其实际结果的好坏善恶，缺乏有效保障，完全要看新君及其智囊亲信等是怎样的一批人。其人不善，有百害而无一利，只能更进一步将国家朝政拖向深渊；其人英明，国家百姓才可以走上坦途，富强安康。
明白了这一层，就不难明白，从来山陵使一般只能一任，决不会再任。当然，翻遍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连着死两个皇上，而首席大臣前后又始终是一个人，这样的事，几乎绝无仅有。即便是有，那首相想来也不至于发昏恋栈，自讨霉倒？一任山陵完毕，还是会辞职远遁的。
且看大宋朝，真宗驾崩的时候，先是首相丁谓做山陵使。因为挪了穴位，叫墓道进水，被罢了官，改由次相冯拯冯道济做了山陵使。真宗归葬，他就请了病假，一连上了五本奏折，请求解除执政，改派京外职务。理由主要只有一条：根据惯例，山陵使事毕，理当辞退。垂帘的太后与不过十二三岁的仁宗，那么需要人扶持，还是同意让他改判河南府去了。到垂帘听政十二年的刘太后自己晏驾，山陵使是吕夷简。事毕，他虽装傻不辞，不过多待了几天，最后不还是被撵去判澶州了吗？
韩琦刚三十岁就当了方面大员，以后绝大部分时间又一直都在朝廷做中枢重臣，对这些自然了如指掌。仁宗葬了，山陵完事，韩琦也引证故事，请求解除相务，让他到外地去做个守土治民的官儿。可英宗那时正仰仗他，不肯放，也不明着拒绝，只是将准辞的时间一再往后挪。韩琦连上了好几章，还是不行。到冬天，他干脆称病，请假在家里不上班了。除了故事要循，调和梅盐既辛苦又吃力不讨好，还有朝廷上下其他磕磕碰碰的关系，他想一走了之，倒也未必就是虚情。可他权高位重，原本又是个强梁的人，心里有气，那表章里的措辞就难免带些锋芒了。像什么“自谓孤忠之可立，岂知直道之难行”等话语，都出来了。英宗或者还没有什么，吕诲他们这些御史可就骂开了，说他放着艰难国事不管，不是恃功要君，就是处处只顾自己，考虑自己固然特周到，说到忠心，可就根本谈不上了。这不是辞职又辞出不是来了吗？加上英宗也确实离不了他，根本不叫他走，他也就不走了。
从根本上说，他不是那种屈己就人的人；长期权高位重的优越处境，压根儿也没叫他这样做。即便他也不是完全想不到韬光养晦，或示人以宽柔容忍，但要真正做到，却不那么容易。顶多偶一为之，眨眼就又依然故我了。尤其是权力之争，他更丝毫不让。那似乎已经成为他的本能，连装假也装不成了。既决定不走，他很快也就拉下脸来，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了。整个英宗一朝及神宗接位，他能做出那么多叫常人咋舌的事情，主要也就因为这个。
当然也有人劝他：“您做的虽然都是好事，可万一有个好歹，您不但自己会身首异处，整个一家怕都要保不住！您得三思呵！”
他一扬脖子：“您这是什么话？做臣子的效忠皇上，应该生死相许。至于成败，那是老天爷的事情，用不着考虑。怎么能因为害怕失败，就无所作为呢！”
这话或许有些夸张，可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子。要不是多少存着这个念头，反复之间就会家破人亡的事，他做起来怎么好像一点儿也不犹豫呢？
到英宗晏驾，韩琦又做了山陵使。或许因为太顺，两朝顾命大臣保驾功劳太大，以致让他失去了自我感觉，这一次，他压根儿就忘了自己是谁了，居然根本没想到，从来还没有第二个人做过两任山陵使！再任以后的辞职外调，当然更想不到了。
但这一次，形势已完全不同于上一次了。
原来敬重他识量英伟、老成持重，将他当作国家朝廷稳定象征的人，因为濮议，已经与他分道扬镳。一旦分道扬镳，那看法也彻底翻了个儿：识量英伟变成老奸巨猾，老成持重变成专权跋扈，稳定象征则成了迟缓滞惰。加上韩琦对待他们严厉无情，他们自然也要以牙还牙，将他视为寇仇。而他们这些人，一直以清流自居，在朝野内外是颇有一些影响力的。他们由铁杆支持者变为坚定的反对派，对他当然不是什么福音。
以韩琦为核心，中书几个大臣倒是比较团结的。不仅很少窝里斗，彼此之间还多少有些相互敬重。
曾公亮佩服他的敢于任事；他呢，也推崇公亮的稳妥与熟谙政事。
欧阳修敬重他的德量气魄，曾公开承认：“一百个欧阳修加在一起，也抵不上一个韩公！”
他呢，则对欧阳修的学问文章五体投地：“韩愈之后数百年，学问文章，唯有欧阳大人一人而已。”
他不光是说，也真将欧阳修的意见看法奉为圭臬。欧阳修认为易经《系辞》不是孔子的作品，也不大看得上隋朝王通的《中说》，韩琦也就再不谈它们了。
这种互相了解与敬重，往往能使他们配合默契，共同完成一些大的政治举措。英宗以来许多大事的处理，不都是明证吗？用空头劄子驱逐史志聪，该是最典型的例子了。虽然也有人攻击他们狼狈为奸，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但要维护与稳定政权，这却是必要的，而且也不可多得。到底总是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多呵！
但维持会只是在需要维持、不维持就有灭顶之灾的时候，才有价值。当情况一变，政局相对稳定，改革与发展成为第一需要，光将个维持会弄得面光水滑，就不够了。不仅不够，它还会成为一种负担，阻碍前进。
自从庆历新政失败，参与新政的人，无论组织还是思想，大体都风流云散了。各人情况或者多少有些区别，但告别变革，只乐于维持现状的心态，却是大同小异。正因为如此，庆历新政以后的政治，大体也就是个维持会政治。中枢大臣的角色，大体也就是维持会会长、理事什么的。他们要有雷厉风行，也只是在维持会的天地之内，循着维持的大原则而穷折腾罢了。
仁宗晚年，英宗登基，如果这一切还多少有些存在价值的话，到神宗接位，它们就完全失去存在的理由了。神宗是长子接位，人虽年轻毕竟已经成年，挑战皇权的威胁也不大，政权相对说来是较为稳定的。国家面临的最大危险是积贫积弱，内忧外患，财政崩溃，非大刀阔斧革故鼎新，不能挽救危局。看好韩琦敢作敢当、不避斧钺的人，回头一看，他正带着一班人在维持会慢条斯理穷翻老皇历，能不焦急失望吗？
他们比濮议那一帮战败者更有紧迫感，也更有激情，终于最后发难了。
御史台率先做了代言人。选择的攻击点，仍然是韩琦他们的失礼。
大宋朝规定：臣子朝见皇上，一般是在文德殿；皇上日常接待中枢大臣处理政务等，则在垂拱殿。朝见的臣子礼拜后不能立即退朝，要在文德殿守候，等御史宣布退朝，才能下殿。丞相呢，也有在文德殿押班——跟着一起守候——的义务。垂拱殿要是有事，就等事情处理完了再赶回来。实在事情太多，赶不回来，只好算了。丞相无缘无故不到文德殿押班，就是失礼，御史们有权追究他蔑视朝廷的罪责。但垂拱殿到底有没有事，有事要花多少时间，常常没有准头，所以丞相押班的规定执行起来，也就难得严格了。可严不严格是一回事，有明文规定又是一回事。既有规定，人家不较劲则已，真要较劲，你也没脾气。
御史台先给中书上了个劄子，说近来丞相不大去文德殿押班，不知道为什么？宰臣押班，可是在真宗祥符年间就有了明文规定！或许是朝廷另有新的条例，也未可知？如果有的话，请中书正式下个文说明一下，我们做御史的也好把握。
中书没理这个茬儿。
王陶是御史台的头儿，不能不问。他亲自跑到中书找了韩琦：“丞相，御史台关于押班的折子，您看到了吗？”
“怎么，又来挑骨头啦？”韩琦翻着白眼问。为推荐御史的事，韩琦已经不高兴。这次，当然又认定他们是来找茬儿的。
乐道没想到丞相会这样，脸一红：“丞相，这是怎么说话呢？”
韩琦一乐：“笑话笑话，王大人不必介意。中书这就查办，这就查办。”
空话说过之后，就再没有消息了。王陶怎么能容忍这个！立马上书皇上，猛攻韩琦、曾公亮倨傲无礼，飞扬跋扈，甚至都将他们比作两汉作威作福的霍光与梁冀了。
专制政体之下，如果不是有心作祟，并且已经具备足以挑战的实力，皇权始终是不可抗拒的，再权高位重的大臣也不敢不服服帖帖！王陶的奏折一上，韩琦、曾公亮就一面上书自辩，一面待在家里等着处理了。
权势赫赫的宰臣居然这样不堪一击，可是神宗怎么也想像不到的，心里老大不落忍！他吩咐阁门使传进韩琦、曾公亮，直接将乐道的表章递给了他们：“这是王陶弹劾二位爱卿的表章，你们看看。不过一家之言，二位也别太在意！”
韩琦与曾公亮叩头谢了皇上。到都看完奏折，曾公亮辩道：“圣上明鉴。文德殿押班虽早有条文，但因为有时皇上有事，有时中书自己有事，有时两府相商机密等等，押班一直不正常，朝廷也从来没有认真追究过。那些条文，早在臣等之前就不大起作用了。不去押班，并非臣等首先坏了朝廷规矩。当然，王陶为的是整顿纲纪，用心是好的；臣等也确实有做得不到之处。老臣愿意接受朝廷的任何处分。”
韩琦则道：“公亮这话，也能代表我。只是说我们飞扬跋扈，我们哪里敢！皇上只要派一个小黄门，一根绳子就能将我们绑起来带走了！”
神宗听了，越发觉得有些凄然了，一挥手：“这事已经过去了，二位爱卿赶紧上班问事吧！”
韩琦还是较劲道：“朝政没有一定之规，紧急起来什么都难兼顾。朝廷既有明文规定要押班，事难两全。请皇上下旨让礼院议议，搞一个更细的条例什么的，也好兼顾执行，免得再有是非！”
皇上也点头答应了。
但这件事要了，却没那么容易。王陶还在继续上书，揪住韩琦他们不放；另一方面，也有人上书，将双方各打二十大板：宰臣不押班固然不对，但王陶说他们飞扬跋扈，也是构人以罪。双方较劲的规模，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或许是为了息事宁人，或许是为了让王陶有个避风的地方，神宗决定，让司马光与王陶对调：已经做了翰林学士的司马光改权御史中丞，升乐道为翰林学士——他原来不还只是枢密直学士吗？
司马光是反对尊奉濮王的，早对韩琦他们不满，心里向着乐道，关键时候，当然忘不了将上一军。他对神宗道：“皇上，臣有话说。”
神宗道：“请讲。”
司马光道：“丞相一直权高位重，御史中丞就是因为弹劾他们而丢官的，现在这中丞怎么好做？臣想等丞相押班之后，再去御史台就职。”
神宗见他说得有理，先答应了。既然还得丞相押班，讨论押班条例的事该首先解决。否则，拿什么叫他们押班？神宗问司马光：“关于押班规定，是不是应该先讨论一下？”
“不必，陛下。这些真宗时早就有明文规定了，现在只是个执行问题，没什么好讨论的！”司马光斩钉截铁地回答。
牛不喝水强按头，煞的就是你中书的威风！司马光这一着，狠！
不过，神宗还是让人草了一道诏书，在旧规定之外增加了一条时间限制，使它更具有可操作性。诏书规定：宰臣议事到辰时——上午七点，还没完，御史台就通知文德殿放班；不到辰时，照原规定押班。
但司马光的任命已经下达，王陶的任命却被中书扣下来了。不但扣了下来，参知政事吴奎还面奏皇上，请求将王陶贬出京城！
贬出京城，凭什么？神宗坚决不同意。
吴奎只好让步，请让王陶还回群牧司当他的群牧使。这似乎就是他的下限了，神宗只好同意。
但事后想想，这样做对乐道似乎太不公正！他这样上书直言，为的什么？还不是为的皇权的尊严吗？而且，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忙固然是一个方面，但也该有没事而不押班的时候吧？说习惯早已如此，那也还是眼中没有朝廷哪？果真诚惶诚恐，就能发现不对，给予改正了！有功还要受贬，公道何在？不，还是不能这么干！
神宗下了一道手诏，仍命王陶为翰林学士。
韩琦、曾公亮仍在假中，手诏还是到了吴奎手中。他一压就是三天，第四天才打上金殿。
一见皇上，他就开了炮：“皇上，微臣该死！手诏一直在臣手里压着，现在容臣退给陛下！”
神宗一听，脸都气绿了：朕的手诏，他敢一压三天，还要退给我！
可他还没说话呢，吴奎已递上手诏与自己新上的一份折子，滔滔地说开了：“陛下，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唐德宗李适怀疑大臣，亲信群小，排斥陆贽而以裴延龄等一干小人为心腹，天下都称他是个昏主儿。韩琦、曾公亮不押班，并非始作俑者，不过因袭旧事而已！如今王陶仗着东宫的旧恩，排斥中枢大臣，能是什么好东西吗？如果照皇上手诏升王陶为翰林学士，是地道有罪反而升迁，天下会将皇上看成什么主儿？不贬王陶，不仅不能向公卿大臣交代，也难得向天下人交代！”吴奎已经代替欧阳修做了参知政事，短期内升丞相是不可能的。那么，他或者更愿意与两个老丞相共事，尤其是在这新旧交接的多事之秋吧？他保韩琦、曾公亮，看来是认真的，都有些不计后果了！
神宗原想狠狠驳他一下，转眼一想，何必与他斗嘴？便冷冷地道：“你的意思朕已经知道了，且下去吧！”
碰了个冷钉子，吴奎灰头土脸地下去了，回到家里就又上了一个折子，说是身体不好，请求罢出。
神宗将吴奎的弹劾表章转给王陶，王陶当即就上了折子，反劾吴奎攀附丞相，欺诓天下，因循渎职，等等。
御史台的其他官员，也是向着王陶的。他们一面上章请留下王陶依旧供职，一面也弹劾吴奎欺君罔上，有无君之心。
神宗征求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也没好话：“执政大臣倨傲无礼，御史中丞弹劾他们是应尽之责，何罪之有？吴奎身为参知政事，不但不维护朝廷制度，反倒弹劾御史，是不顾大体，本末倒置，应该受到惩处。”
神宗细想吴奎自任参政以来的所作所为，除了老话套话，因循故事，根本没有任何建树。现在又来这一套，淆乱是非，拉帮结派，而且还那么不择手段！这种人，留他不得！
已经做了龙图阁直学士的韩维，是支持现任执政的，他还认真劝过神宗，这种当口，自然要说话的。他从斜刺里横插一枪，向神宗进言道：“陛下，最近的事情，微臣也多少听说了一些。私下想来，还是过去说的，以慎重为好。”
“爱卿是指什么？”神宗问。
韩维道：“丞相飞扬跋扈，是大逆不道，按法应当斩首。王陶的话如果有理，丞相不能就这么算了，得依法严惩。要是王陶说的不是事实，也非同小可，光罢御史中丞，已经说不过去。现在反倒将他迁为翰林学士，恐怕确实有些失衡？就此而言，吴奎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陛下最好将这件事交给臣下议议。明辨是非后再作处理，就不至于偏颇了。”
韩维与王陶都是神宗做王子时的近臣，横出一枪，既可能是秉公直言，也可能是原来不和。究竟如何，只有韩维自己明白了。或许两者兼而有之，也未可知？
这且甭管。问题是还在做王子时，神宗对韩维就多少有些敬畏，现在也没有完全摆脱过去的影响，比较在意这话。至少，让他想到王陶也有欠缺，也面临着压力。怎么办呢？可以看看先前是怎么处理类似事情的。原来很简单：各打五十大板！多少有些委屈王陶？那可是同心同德，绝对不可逆转的人哪！可不这样，不好办哪？不过是权宜，解释一下就行了。神宗终于批转中书：王陶过毁大臣，出知陈州；与他一样过错的御史，罚铜二十斤。吴奎位居执政而弹劾中丞，借口手诏是内批，滞留三日不下，罢知青州。
王陶接到诏书，吃了一大惊！同心同德、绝对不可逆转的话还在耳边回响，怎么这就贬出去了？而且，我并没有什么错处呵？什么叫过毁大臣？不振聋发聩，能维护皇权吗？而且，国事到了这个地步，不廓清朝堂，为贤者开路，仍然让这些大人先生因循误国，国家还有救吗？难道皇上竟一点也不能体谅我这一片心意？真是这样，我的这一番苦心，就算完全白用了！或者皇上是迫于压力，不能不如此？可到底有多大压力呢？如果连这一点担待都没有，还能革故鼎新，做一番大事吗？我难道错看了皇上？唉，皇上，我真替您担心哪！
陛辞的时候，神宗也很伤感，安慰乐道说：“不过暂时回避一下，朕很快会调你回来的！”
乐道一听，再也克制不住了，哽咽道：“微臣去留没有什么，哪儿都可以报国。怕的是陛下没有担待，要做大事，就难了！”
神宗并没有完全参透他这话的分量，仍然安慰他：“放心，决不会太久的！你还有什么话要给朕说吗？”
乐道略略稳定了一下情绪，说：“陛下英明睿智，微臣既已外出，朝政也不宜多说。只有一件，请圣上能尽快调回王安石。新政，没有挑大梁的新人是不行的！”
神宗点头答应，又亲自将乐道送出殿门。这就是天大的恩宠了！
连着贬出两个人，还有几个御史被罚，朝野议论纷纭，韩琦终于清醒过来，决定辞相外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