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之奇阴构乱伦罪
老醉翁心冷亳州城
这世界上，什么东西变得最快、最大？不是三伏天气，不是大漠旋风，不是转瞬即逝的彩虹，不是鹘起兔落的攻守。变得最快、最大的，是普天下官员的那张阴阳脸。刚刚还是满面生春，眨眼却已凝霜飞雪！什么有它这样快？有它快，能有它这样大的反差吗？有这么大反差的，也有它这样铺天盖地的能量吗？
怎么会这样呢？所有踏入仕途的，不全都口口声声标榜着为国为民吗？既是为国为民，就该有原则，有操守，就会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不至于这样没有骨头、没有廉耻呵？问题是说的与做的不一样。真正躬行己志，为国为民，说到做到，一丝不苟的，不是绝对没有，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不过是打着为国为民旗号的魑魅魍魉，除了追名逐利，唯官是图，什么都不管不顾。要这些人有原则，有操守，不过扯淡而已！那么，他们的瞬息万变，无所不为，也就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明白了这一层，该不难理解，那些坚决反对濮王为皇的人，并不全都真正为了维护皇权，皇权不过是个得以发难的借口而已！其中一批言谏官，早在这之前，就与中枢大臣们有过相当的过节了。而范纯仁范尧夫，即是他们最典型的代表。
这人，一代之隔，往往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范仲淹出身孤寒，勇于任事，峭直独立，而到他儿子范纯仁这一代，已经是权贵豪门出身。范仲淹是个儒臣，交接关照的自然有不少天下大儒，像胡瑗、孙复等等，无不都受过仲淹的关照，与他过从甚密。有这一层关系，仲淹要将纯仁他们送给这些朋友去教育，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纨绔出身加上大儒教育，正好煮出天下最地道的夹生饭！他们不谙世事，却以通儒宏才自居，以为治理天下就跟打个喷嚏那么容易；而且，那喷嚏所到之处，便是福音所及之地，必须化云为雨，决不容许半点犹疑、差池。除此之外，作为一种补充，就是毫无顾忌地做张做致，再古怪不近人情的事也照做不误，根本不会脸红，更不会反省。因为在他们看来，那是大儒应该有的一种特立独行的风范：众人皆醉，唯我独醒，能不有所表示吗？而既是唯一的醒者所为，岂能因为醉者的无谓狂笑，而无端中辍？那样，还叫醒者吗？
濮议刚起不久，不是发了一场大水吗？淹死了不少人，军营也倒了许多。做了侍御史的范纯仁，当即上了一本，请求尽快修理营房。他想得很具体：每个倒塌的营房，都派一名监修官监督修缮，以便尽早叫士兵们有个安逸的住处。这么好的建议，中书居然不买账！中书有中书的想法：一共倒了五百二十座营房，一座营房派一名官员，就得五百二十位，上哪儿找这么多官人去！而且，一个官员少说也要派四个士兵做跟班。那么，光跟班士兵，又得两千人。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就是能派出这么多人，这些人的衣食住行，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上哪儿安排去？
一样做御史的吕大防吕微仲，提了个折中方案：每两座营房派一名官员。这也得二百五十人，还是没那么多人手。而且，修理房子用的瓦箔竹木，一时也筹备不齐，派人去监督什么呢？中书自然还是不理会。
不光这一件。中书根本不予理睬——或者说没法儿理睬的类似事情，还很有一些。这些御史大爷们只图尽快来个名利双收，见事就乱说一气，根本不管调子唱得多高，能不能办成，要理，也真没法儿理！这样屡战屡败，疙瘩自然越结越大。他们瞅准濮议是个机会：只消一役，准能打个翻身仗；万一失败，不成功还可以成仁。至少，可以赢得满朝清誉。而有了这个，就多了一份以退为进的资本，即使暂时失利，有机会还可以卷土重来。御史们这才铆足了劲，加入吕诲一伙，跟中书猛干起来。范纯仁那份叫韩琦跳天的奏折，也就是这样出笼的。
他们不仅火力猛，气焰也特嚣张。
范纯仁居然上书给皇上，说今后御史奏事，朝廷不办的，应当由中书行文御史台，作出解释！
这不是将御史台凌驾于中书之上，变成第二皇上了吗？
另外一个御史彭思永彭季长，也很得意，说：“现在，中书总算知道咱们御史台的厉害了。咱们的折子上去，他们画个押就呈给皇上了，眨眼的工夫都不敢耽误。咱们御史台都快成进奏院了，哈哈哈！”进奏院专管上报各处上奏表章，御史台而成进奏院，正是夸张它有章必达的声威能耐。
濮议争斗的结果，是范纯仁、吕大防他们带着资本，以退为进去了。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被撵走了，也还有一些根本没动。动也好，不动也好，谁也没有真正认输：都猫在那儿，准备随时伺机反攻。
机会终于来了。
有个吴奎吴长文，潍州北海人。当年唐介为张贵妃、张尧佐的事攻文彦博，曾指他为文彦博的同党，他也被贬出了朝廷。后来又几上几下，是个老官了。有一段，还与安石在群牧司同过事。他比安石大了八九岁，又风骨迥异，同事虽短，却始终视安石为陌路。安石与他，倒全不经心。英宗继位，他已经做了翰林学士、副枢密使。到父亲去世，他就回去守丧了。神宗接位，他的丧也满了，该回朝任职。韩琦一向看好他，英宗立嗣、接位他又有上书保驾之功，两样凑在一起，神宗对他也颇为赏识。
接见的时候，神宗先就感谢道：“先帝立嗣接位，大人是立过大功的，朕早已谨记在心。”
吴奎谦虚说：“那都是做臣子应该做的，没有什么。”
或许是因为先帝的勾连，神宗突然想起早先偶然一动的念头，半是自语、半是咨询道：“其实，先帝追崇濮王的事，与汉宣帝崇奉史皇孙并不相同，你说是不是？”
皇上已经有了答案，下面的话还不好接吗？吴奎答道：“皇上英明之至！汉昭帝是汉武帝的小儿子，宣帝是武帝的重孙子，他长子的孙子，与昭帝是叔祖孙关系；宣帝接昭帝的皇位，也是大臣们的主张，与昭帝本人并没有关系。宣帝尊奉他父亲史皇孙为帝，是可以的。仁宗亲自立先帝为子，嗣位也是他钦定的，与昭帝完全不同。恕臣斗胆，尊奉濮王，确实是一种私恩！”
神宗受到鼓励，益发上劲了，说：“这都是上了欧阳修他们的当，被他们误导了。否则，不会这样！”
神宗只点了欧阳修的大名，“他们”不过泛指，并没有确定是谁。这么好的得分机会，怎么能错过！吴奎当时就填空了：“皇上圣明。这事不只是欧阳修一个人的过失，韩琦也有很大责任，叫大家失望。韩琦一直对臣不错，屡次维护推荐我。可天下公论，在陛下面前，微臣怎么敢以私害公，不说实话呢！”既告了状，表白了忠心，又显示出自己并非知恩不报、不过公而忘私的磊落胸怀，可谓一箭三雕！能作这种谈话的心机，自然孔窍不会少。不说比常人，就是比心窍多多的一般官吏，至少也要多出七八头十个吧！
神宗对他益发心折了：“你说得不错。依你看来，应当怎样？”
吴奎叠出四个指头：“从来皇上治理天下，没有别的，不过四个字！”
“四个字？哪四个字？”神宗问。
“就是顺天应人。顺天应人，说法虽然不同，其实是一回事。天意无它，应人而已。所谓应人，就是凡事都要合乎人心。人心一顺，天意也就顺了。老话常说天遂人愿，无非也就是这个意思。皇上只要至诚格物，则物莫不以至诚回应于上，就会感召和气。和气一至，天下太平。所以呢，尽管当今国贫民穷，危如累卵，却用不着着急。只要静心以待，循序顺成，然后慢慢涉及其他事情，就没有不成功的。皇上唯一应该念念不忘的，是要严格区分忠奸邪正。具体事情自有大小各衙门管着，皇上只要把住了这一道关口，不叫小人加害君子，君子都在近要位置上，自然不治而治，国泰民安。”吴奎侃侃而谈。
要搁别的时候，神宗早听出这是一大堆空话、套话了，其主旨不过是接着告状来的：要他分别邪正，只是想他采取相应的措施罢了。可现在神宗没那么敏感，听不出那么多道道。当然，分别邪正还是听出来了。他认真辩道：“就是尧帝时候，也还有四凶在朝。”四凶是指共工、三苗等四个臣子，据说都是一些奸佞之徒。
吴奎有的是词：“陛下圣明。四凶虽然在朝，却不能迷惑尧舜。海纳百川。圣人以天下为度，更该什么都容纳了！没有特别明显的罪过，当然应该包涵，不过不让他们掌握大权就是了。”这话也是绕着弯儿的：明里主张宽容，支的实招却是请神宗夺权。他自己，则不啻抢班：夺权之后就是换人哪，不换他这支招儿的，能换谁？
神宗不满奉礼濮王的事，很快就传开了。是不是吴奎吹的风，不大好说。不过，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除了吴奎，神宗实在没与第二个人谈过这件事。
皇上的颖悟，不啻就是动员令，御史们呐喊而出了。
这以前，他们已经有过一次小小的火力侦察。
这种侦察，原是源于大宋朝的一个规矩：凡遇大朝会等重大礼仪活动，都要有御史站在大殿上纠察百官。有违反风纪的非礼行为，当班御史有责任检举弹劾；不检举弹劾，则为失职。像一切条文一样，条条虽是死的，执行起来却充满了变数。同是非礼，检举不检举，弹劾不弹劾，全都因人而异。督察者不同，结果固然会不一样；更多的时候，也会因为事主的人缘、声势等不同，而大有区别。说得直白一点，御史们并不都是包拯，他们往往看菜吃饭。无权无势的总会成为靶子，这无须多说。问题是那些大佬。老是在朝廷混的，谁都知道，光是小有疏忽的违礼行为，绝对打不倒人。事主如日中天，谁会为这种小事得罪他，自己讨霉倒？可要是嗅出您已经失宠，没几天张狂了，对不起，他就要给您一下子了。这叫四两拨千斤。而在拿不准的时候，御史们就会以此作为借口，就事论事，小小刺你一下，试探试探方方面面的反应与态度。这就是所谓火力侦察。在多数情况下，它往往都会成为遍地烽火的一个前哨战。
撞到御史们枪口上的，是欧阳修。
大家不都在福宁殿吊唁英宗吗？也是冤孽，突然起了一阵旋风，欧阳修的前襟叫大风掀开一条缝，里面露出了紫色的官袍！原来，他只将衰服草草披在紫袄外面，根本没有彻底换衣服！这不纯粹是应付先帝吗？岂有此理！
御史当时就上了一个折子，检举欧阳修非礼，对先帝不恭。神宗收到折子没朝下转，只派一个内侍叫欧阳修悄悄换了里面的袄子。事后，欧阳修到底不上班了，只待在家里等候处理。神宗又派人安慰他，他也重新上了班。原来圣恩还没有衰，欧阳修暂时还不好碰！
既不好碰，且等着吧！这一等，就等来了要为濮议翻案的消息。原来圣聪另有安排，在这儿等着他呢！欧阳修，您还是在劫难逃，等着受死吧！
可具体操作起来，他们又不那么自信了：光靠濮议，似乎还不足以一战而胜？要是再有别的炮弹，就更好了！
他们也真是福气通天，想炮弹炮弹也就有了，而且是特重型的！不要说小小一个欧阳修，就有一打，也足以炸得他们片甲不留！
像庆历年间罹险一样，这一次，欧阳修也是砸在亲戚手里。
他的夫人，原是已故参知政事薛奎的女儿。能做到参知政事，家，通常总小不了。薛氏一门，为官作宦的也很有一些人。有个薛良孺，是欧阳修夫人的叔伯兄弟，地道近亲。他原是个浑人，又仗着前有伯父，后有堂姐父，两大参知政事共撑一把大伞，还会怕谁？平时做官，就有些为非作歹；交结的人，大抵也都是些酒肉朋友。有人出了五千两银子，他就荐那人做了县令。既是掏钱买官，人家图的什么？首先得将买官的钱赚回来，好不蚀本；其次，得再捞上一笔，才叫物有所值，有些甜头。三年一任，地盘又不大，相比之下，这目标就很不小了，只能抓紧时间不择手段。一来二去，就出事了。保举是要连坐的，何况后面还有五千两银子的交关！
薛良孺十万火急赶到京城，先找堂姐求情。薛夫人皱着眉道：“你姐夫为人，你还不知道？要他说话，怕难！”
良孺说：“姐夫要是不说话，我就死定了！好歹求姐姐替我在姐夫面前说句话儿！”说着，又捣蒜似的叩头，鼻涕眼泪也都下来了。
薛夫人何曾见过这个？一个大男人，还是五六品的官儿！只得皱着眉道：“唉，真是作孽呀，早干什么去了呢？”
良孺突然灵机一动，说：“姐，不瞒您说，我是叫人给害的。说起来，与姐夫也有些关系！”
薛夫人摸不着头脑：“怎么与你姐夫有关，是他叫你做的？”
良孺说：“这倒不是。您知道，姐夫得罪的人太多了。人家看我是他内弟，这才下手害我的，往死里整我！”
这么着，薛夫人更不能不管了。欧阳修早知道底细，只吩咐夫人：“这事你不要管。官是肯定保不住的了。能全身而退，他就万幸了！”
夫人将信将疑：“相公不要吓我！良孺还说是因为你得罪人太多，人家才下死劲整他！”
欧阳修微微一笑：“吓你？你知道人家叫良孺什么？”
“叫什么？”夫人问。
“叫飞天蜈蚣。”欧阳修说。
“怎么起了这么个古怪名字？”夫人无法想像。
“无非说他钻天觅缝，什么都敢咬上一口罢了！不管怎样，能有这种名声，总是非同小可！我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吗？不相干的我都帮过不少忙，何况还是自己的兄弟？这忙实在没法儿帮！”
夫人知道非同小可，不说话了。薛良孺丢了官，一抹到底，回京城当了寓公，心里与欧阳修，已经结上了疙瘩：恨他不为自己说话。其实呢，要不是有人说话，他那么多事情，岂止于丢官！可他原本是个浑人，自然根本想不到这些。
神宗接位，大赦天下。像他这种贪污纳贿的割职官员，本来不在赦宥之列，可他使出浑身解数，买通上下一应官员，将案底做轻，居然也堂而皇之地列在被赦免的名单中了。中书还有最后一关。过了这一关，他就可以复职了。
为了万无一失，他直接找了欧阳修：“姐夫，我什么手续都办好了，就差中书这一关了。我知道您耿直无私，也不想为难您。只求您不说话，好歹我就过去了。”他虽是个浑人，官场的交关还是多少有些门儿清的。欧阳修坐在中书，就是一份人情，根本不用说话，谁都不好驳他的面子！怕人家不知道他是参政大人的内弟？笑话！不说平常，打通关节的时候，这招牌也早被自己用了一溜够，谁不明白？怕只怕这位姐夫撇清，突然来那么一两句，那可一切都完了！所以，他这几句，倒也不是没话找话。
欧阳修却说：“良孺，你我都是过来人了，这官场的饭实在不好吃呵！能全身而退就是万幸，你还那么痴迷？”
良孺听了直肝颤：这老小子难道又要发牛性儿？心里害怕，嘴里却应付道：“姐夫这话一点不错。经过这一场，我也心冷了。正如您说的，能全身而退才好呵！我这样下去，算个什么？我一定要名正言顺地下去，要功成身退！我要重新做给人家看：我薛良孺不是那种夹脓夹血的人，我是个清清白白的好官儿！”
这话也叫欧阳修肝颤！在他看来，良孺的这一番誓言，不啻就是一篇发恨重新为非作歹的宣言！他本来打算保持沉默，这一下，再不敢装傻了。他不好当面说破，只得含糊安慰良孺：“无官一身轻。早丢官，早解脱。乌纱一戴，再遇些事情，想有好收场，可就难了！”
良孺一听，这不是要坏事吗？心里虽想痛痛快快骂他一顿，不敢；再说下去，又怕漏了嘴。只好打住，忐忑不安地走了。
他害怕的事到底来了：赦免的人里没有他！提供消息的人说，中书里头没人有意见，是欧阳大人自己提出来，说不能因为自己是中枢大臣，就侥幸赦免不该赦免的人，这才将他剔出来了！
良孺气得七窍生烟：“妈的，你不叫老子过好日子，你也别想安生！”
他是欧阳修的内亲，知道欧阳家的来龙去脉。庆历年间，秋菊引发的那一场无名官司，他还记忆犹新。轻车熟路，正好布阵。上次不是告你与外甥女儿通奸吗？这一次要更上一层楼，说你乱伦，私通大儿媳妇！爱信不信，至少能将你臭得死去活来，给我乖乖地滚出朝廷！
欧阳修乱伦的消息，就这么出笼了！
官场比百姓更喜欢趋腥逐臭，还能不传？尤其是欧阳修，比一般人更容易得罪人。年轻时候的事不说了。进了中枢，人也上了年纪，他何尝不想息事宁人，尽量不得罪人？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也只有在他想起来的时候，才能克制自己；一旦想不起来，可就旧病复发了。不该他说的他会说，不该他问的他会问，更甭说他分内该管的事了。因为有学问，通晓经史，一旦发起言来，别人还真没法儿反驳，只好将气全都鼓在肚子里。鼓多了就得放，恨不得一下就能置他于死地，方才了了心愿，都到了这个份上，更不能白白放过他了！
光外围传传，还无伤大雅，不过说说解恨而已。很快，就不同了。欧阳修当年主持进士考试，不是黜了一大批人，他们还闹过事吗？后来朝廷开恩，这些人不少都被赐了进士出身，仍旧进了官场。开恩的是朝廷，不是他欧阳修，疙瘩当然还在。内中有个刘辉，此时正做集贤校理，逮住这个机会，正好卖力煽风点火，不消几下，就煽到了御史台。御史台正等炮弹呢，突然来了这么一发特重型的，不是福气通天，怎么可能！已经做了御史中丞的彭思永，再不犹豫，准备动手了。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他正磨墨呢，欧阳修原来信任的蒋之奇，却抢在他之前率先开火了！
这蒋之奇蒋颖叔，也是个进士出身。后来被推荐参加贤良方正科的制举考试，却名落孙山了，总不能就这样白白认输，他去找了欧阳修。
毛遂自荐一番之后，他就说了：“朝廷纷纷，我看都是不读书的缘故。礼缘于情，再大的礼也是缘情而制。亲情之中血缘最大，什么都大不过父子之间的血缘亲情。地位再变，也不能不认亲情。皇上追崇濮王，于情于礼都通，只有不通人性的腐儒才会说三道四。不说别的，假如一个人突然富贵之后愣是不认亲生父亲，只认继父，人家该怎么谈论这个人？这么简单的道理，那些人怎么就想不到呢！”
这一番话，言简意赅，既明白又透彻，却是欧阳修自己从来没有想到的，能不折服吗？他原本又是个爱才若渴的人，自然少不了要向朝廷推荐。一来二去，蒋之奇就做了殿中侍御史里行。原本要做侍御史的，因为资历不够，这才带了“里行”二字。朝廷原有规定，凡能力够而资历欠缺的人，暂时只能屈就“里行”。带不带里行，只是名分不同，并不影响职权。言官从来也是一条登龙捷径，蒋之奇不过是个普通进士，能做里行，已经喜出望外。欧阳修对于他，也就不啻再生爹娘了。
既因濮议而起，当然也会因为濮议而贬。一听到神宗有翻案的意思，蒋之奇心里就盘算开了：要想保住位子，只能反戈一击。而最有价值的靶子，当然是欧阳修了。可这也不过偶然一想而已。没有机缘，这枪是不能乱放的！
蒋之奇是彭思永的下属，都在御史台上班。彭思永得到欧阳修乱伦的消息，幸灾乐祸，先当笑话在御史台说开了。他或者也有纠集同党的意思，只是唯独蒋之奇最受震动。第二天他就上了一本，弹劾欧阳修乱伦，不齿于人类，请求朝廷将他明正典刑，以平民愤，以正纲纪。至于再生爹娘的话，自然不说了。古往今来，大义灭亲的事多了去了。亲生父母，都可以为大义灭了，何况还不过是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再生爹娘，一句比喻而已！
神宗接到蒋之奇的奏折，既震惊又愤怒！天下竟有这样不齿于人类的猪狗行为？而且还是欧阳修，一代宗师，参知政事！都说脏唐臭汉，从来丑事不少，但身为参知政事而扒灰乱伦，却是第一次听到！不仅欧阳修老脸丢尽，朝廷的脸也叫他丢完了！这样的东西，杀都是轻的，应该千刀万剐！
可冷静了一想，神宗就将信将疑了。欧阳修那么一个文章大家，通晓经史，为人也算耿直清亮，为政也算清明廉洁，怎么偏偏会帷薄不修？即便他门户不洁，这闺门里面的事情，隔壁邻居都难得知道，蒋之奇怎么会这么明白？而且，国弱民穷，有多少大事要论，他不置一词，却只说这种肮脏事情。从来有拿阴事诬人的，莫非这就是？
这么想着，到底没有贸然结论，只问道：“这种事不好乱说的。你既说欧阳修乱伦，可有证据？”
蒋之奇赶紧趴在地上叩头，说：“皇上圣明。这种事，微臣有几个脑袋，敢欺瞒圣上，诬陷大臣！现有御史中丞彭思永可以作证。请皇上当机立断，一定要将欧阳修这种败类清除出去！”
神宗拿不定主意，一挥手让他下殿去了。蒋之奇原想独立奇功，上书的事没告诉彭思永。现在既不得不要人家作证，只好将实情告诉他了。当然，话也要说得圆溜。说完大致经过，蒋之奇专门解释道：“这是大是非，本不想麻烦大人，好歹由下官一个人兜着，所以没敢给大人说。现在牵连大人，实在万不得已，还请大人海涵！这是奏折原稿，请大人指教！”
彭思永翻着手稿，微微一笑，蒋之奇不由得打了一个冷噤。只是还好，彭思永毕竟是长官，比他有见识，有度量，知道眼下不是小肚鸡肠的时候，应以大局为重，同仇乱忾。他说：“放心，咱们是一个衙门，胳膊肘还能向外拐吗？以我的经验，靠阴私小事是告不倒大臣的。但欧阳修得罪的人太多。光濮议一项，就有一大批人恨不得将他一口吞了！他不会得到什么同情。打不倒他，至少可以将他撵出朝廷。我的本子也有了，明天就递上去。”
蒋之奇这才真正放心了。
神宗将蒋之奇与彭思永的本子，一起批给了枢密院，叫他们严肃查处。跟着，欧阳修的自辩折子也到了。凭空被人诬陷，自然没有什么好辩的，不过请皇上查明真相，还自己一个清白，将诬人大恶者绳之以纲纪而已。神宗益发觉着事情蹊跷了。
他悄悄问王陶：“爱卿对欧阳修这事，怎么看？”
乐道毫不犹豫地答道：“伤天害理！欧阳大人堂堂参知政事，怎么会做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据臣所知，庆历年间欧阳修就被人这么诬陷过了。这事儿，与那时的事情如出一辙，倒是怪得很！”
“可他们还说不敢诬陷大臣呢，岂有此理！一定得严办！”神宗震怒了。
“严办自然要严办。不过，他们是公开上书朝廷的，也得给他们一个自辩的机会，然后再处理，才无话可说；叫天下人明白原委，也才心服口服。”乐道建议说。
神宗点头赞成，将蒋之奇、彭思永以及欧阳修等三份折子，全都批给了中书，要蒋之奇、彭思永去中书说说清楚：他们那些消息，究竟是从哪儿来的？
蒋之奇没法儿交代，只好供出彭思永：“我是听彭大人说的。”
问彭思永又听说谁的，他与刘辉是同乡，死活不肯卖了刘辉。他比蒋之奇老到，当然不会没有说词：“我也是听的传闻。年纪大了，昏聩糊涂，当时就忘了究竟是谁说的，这会儿更想不起来了！而且，老臣等身为御史，法律一向允许风闻奏事，为的是叫朝廷能耳目聪明，听言纳谏。假如一定要追究见闻的由来，并且惩之以罪，以后谁还敢说话！惩办几个人事小，坏了朝廷亘古已有的规矩，事可就大了！老臣宁可被罪朝廷，哪怕远谪穷荒，也不能塞了朝廷的言路！而且，不怕得罪各位大人，老臣还要斗胆说一句：大臣朋党为奸，官官相护，也不是朝廷的福分！”
这么强词夺理，又推又赖，临了还要倒打一耙，自然叫人生气。可他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也真拿他没辙！
交不出人，是无人可交；无人可交，就是有意陷害。这逻辑再简单不过了。欧阳修一连上了几个折子，请求严厉惩处这两个假托风闻言事恶诬大臣的人。欧阳修的亲家是三司盐铁副使吴充，事关他的女儿，自然也不能随意让人侮辱。他也上书皇上，请还他女儿一个清白。神宗也认同了这个简单逻辑，再一次批复中书：风闻奏事，是为了补阙朝政，不是让人找借口陷人恶罪！彭思永等不得乱找托词，一定得说出具体缘由。
彭思永没有办法，只好认错退守了。不过，他仍然没松口，只说：“微臣待罪御史台，大凡所见所闻，都要在台里与大家说道说道，也是一种商议。这件事，我也知道暧昧，说不清楚，当时曾特意告诫蒋之奇，叫他不要乱说。虽然如此，微臣身为御史台主管，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情愿接受任何处理！”
到了这个地步，蒋之奇也只能认了，那话也说得漂亮：“这事微臣只是从彭思永那儿听来的，就胡乱上书了。如果不该风闻言事，攻讦大臣，臣理当与彭思永一起贬谪，绝无怨言！”
既然这样，只好对不起了！朝廷下诏，将彭思永由工部侍郎、御史中丞贬为给事中，去知黄州；蒋之奇则由主客员外郎、殿中侍御史里行，贬为太常博士，到道州去监酒税。另外，还专门榜书朝堂，将他们的错误公诸于众。神宗原来还想也奖励蒋之奇一下，尽管虚词不实，敢说总是好的。征求王陶意见时，叫他给否了，说是奖惩难以并行。神宗想想也是，到底罢了。
这事儿叫神宗得了一个教训：这言谏官太重要了！弄不好，是非会被整个儿颠倒过来！他将所有的官员筛了一遍，最后还是选了正做枢密直学士、礼部郎中的王陶：“请您来做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代替彭思永替朕把好朝纲。朕与爱卿同心同德，绝对不可逆转！”
皇上这么信任，乐道无可推托，当时就上任了。
神宗虽做梦也想不到欧阳修被诬的根缘，却知道他受了天大委屈，连着下了几道手诏，对他百般劝慰。欧阳修虽然险胜，却胜得特无聊，甚至恶心。一辈子为国为民，争天斗地，临老却不得不为这种事情再一次与人水火相并，能不觉着无聊、恶心吗？接下去还会有什么，更说不清！欧阳修的心，彻底冷了！经过这一次，身体也每况愈下。何况，这种污秽不堪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自己也很难觍着脸在朝廷再待下去！他到底上书，请求外调了。神宗虽一再挽留，无奈他去意坚决，当面背后反复请辞，只好让步，叫他以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的身份去知亳州了。代替他做参知政事的，正是那个吴奎吴长文。欧阳修到了亳州，又连上六本请求致仕，朝廷到底没同意。虽没退休，可从此也再没有回到朝廷。他的政治辉煌，大抵也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