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三德空余千古恨

传大宝先思栋梁才

安石离京，前后算起来，转眼已好几年了。可朝廷的政治，依然没有什么起色。

这做皇帝的人，只要不是特别昏聩荒唐，少有完全不关心朝政的。哪怕仅仅是为了图个好名声，青史长存，不管用心真假，他也愿意在自己的治下，政治清明，国泰民安。并非生而为皇的英宗，一向大抵能算个本分明白的人。陡然加冕为帝，自然比分定为皇的人更要珍惜皇位，更想求治求功。可时势有时却比皇权更为强大。即便你是万乘之尊，可以左右天地，奴仆山河，挥斥万民，却始终无法拗过那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挥之不去、斩而不断的历史惰性。只有它，才是天地间真正的无冕之王，万皇之皇，可以臣服一切，软化一切，窒息一切。一旦碰上了，除了缴械投降，通常是绝没有第二条路好走的。硬不服气，想较量一下？除了碰得头破血流，几乎不会有别的下场。

英宗虽然四岁就被收养皇宫，但很快就送回濮王府了。直到三十多岁再入皇宫，将近三十年全都是在皇宫之外度过的。王府尽管也是贵族，也高高在上，毕竟与皇宫不同，没有那么多束缚、框框，乃至人为设置的障碍。因此，较之皇宫，他了解社会、了解实际的机会，毕竟更多一些。登基之前，英宗对于大宋朝的种种积弊，早就有所耳闻目见，有所感受了。那么，接位亲政之后，他能不过问吗？

他问富弼：“富大人，本朝积弊山丛，怎么救治才好？”

富弼说：“陛下，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治理积弊也像治病，只能慢慢来，急不得。”

急不得？能不急吗？且不说这个。慢慢来，怎么来呢？要抽丝，也得抽呵！怎么个抽法？既不说怎么慢慢来，又不说怎么个抽法，不全是废话嘛！

他问韩琦：“丞相，朝政如此，怎么办才好？您说这宽治，到底怎么样？”

皇上这话，是针对仁宗的宽治有所不满，还是别有所见？韩琦说不准，一时也做不好这个大题目，只好含糊答道：“圣人治政固然宽大，但也不能宽大无边，毫无节制。《尚书》说：‘宽而有制，从容以和。’宽严适当，才是最好的。”

这不还是大空话吗？靠它能刷新朝政？

他又问：“本朝之前，是怎么对待皇室宗亲的？”这是在增置宗室学官、扩建睦亲宅之后的事。

富弼说：“唐朝的名臣，倒是有很多都出自宗室。”

这是赞成大用宗室了？

可韩琦却说：“太祖、太宗手里，宗室不多，都是近亲，但一般也就封个侍从禁卫官什么的。现在支系多了，反倒都是高官厚禄了。要为久远着想，朝廷最好着手裁省精简。”

整个儿一个满拧！谁也没想到问问皇上，他打听前代如何处理宗亲，究竟想干什么？是为了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有所作为，还是仅仅想团结他们买安？还是另有想法？既不愿多想，又各说各的话，明显是不愿多事。他们不愿出头，皇上即使一头热，又能有多大能量？很快就不了了之，连提也不提了，好像不过是偶然想到的一场闲话。

司马光已经上了几次书，要求派侍从近臣到资善堂值班，晚上则住到崇文院去，随时准备皇上有事咨询垂问。因为朝廷根本没当回事，司马光都上书辞职要到京外任职了。既嫌上朝及奏本都说不完话，还要专门请求值班值宿，等着问话，他该是有无数意见要说的？赶紧召他垂询垂询吧！

“司马大人，朝廷积弊如山，你一定有许多好的意见，朕很想听听。请你一定直言不讳！”英宗诚恳地说。他一向谦抑，对任何臣子都不直呼其名，只以大人或官职相称，倒不只是对司马光才这样。

“是，陛下，微臣敢不畅所欲言！”司马光也诚惶诚恳地说，“微臣听说，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孔子说：‘孝，德之本也。’又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恭其亲而恭他人者，谓之悖礼。’要想治国，首先就得从孝亲开始。”下面就渐渐谈到英宗如何如何该孝顺太后了。

英宗一头火，又不好发作，只得硬着头皮叫他啰嗦完了，才打发他走了。望着他远去的背影，英宗不由得一声长叹：“人哪，上哪儿去找人哪！”

人才，一时成了英宗萦回不解的难题。他又将它抛给身边的大臣：“唐明皇也能算个中兴之主，早年平治内乱，励精图治，国运兴隆，可晚年却将国家搞得一塌糊涂！这是为什么？”

富弼答道：“全在用人。早年用人得当，所以国治政平，欣欣向荣。晚年用人不当，叫李林甫、杨国忠当道，国家也就乱了。皇上当国，从来用人第一，决不能叫奸臣当政！”

这也是普遍真理，没得说的。只是太普遍了，就没有任何针对性了。也许富弼心里是确有所指的，可他既不挑明，这哑谜怎么猜呢？英宗更关心的是用得着的人才，而不是一般的大话，自然又只能喟然长叹了。

朝中大臣既少有知情着意的，他只能将眼光投向原先在自己身边的那些人了。

英宗在濮王府时，周孟阳就是最亲信的人。他到皇宫，还是孟阳晓以利害，他才最终下的决心。英宗登基，身边的人都做了朝官，要见他们一趟，已不像在王府那么方便，先得给阁门打招呼，说准备叫谁谁引对，才有机会单独见面。英宗想起身边的那些老人，第一个自然就想到孟阳。

第一次是在延和殿见的他。王府旧臣，感情就是不一样。君臣之间谈起许多往事，就好像刚刚发生在昨天，都无限感慨，没谈多少正事，时间却过得飞快，内侍都来催着退朝，说已经很晚了。

因为动了怀旧的感情，英宗总想着这些老人。接见孟阳他们，也不在延和殿了，他嫌那儿过于正规，谈话也不大方便，改成了隆儒殿。这隆儒殿在迩英阁后面，掩映在翠竹之中，规模也特别小。大臣们拿身材矮小的学士开玩笑，总爱说某某某该做隆儒殿学士。由此，自然不难想见这隆儒殿是何等的小了！小是小，可皇上从来没在这儿接见过臣子。那么，能在这儿受到召见，该是一种少有的恩宠了？皇上本人未必这么想，可满朝文武，却大抵都是这么想的。势利社会，也是没办法的事。

英宗接见孟阳他们，多半是怀旧、聊天的时候多，顶多问问外面的时事，很少谈论大政方略。一来孟阳他们毕竟在王府待得久了，对全局性的大事总是隔着一层，本来难以通透；二来，他们毕竟只是文字顾问之臣，而且，当初配备的时候，因为不是皇太子，挑选的空间非常狭窄，他们自身的资质才情也不能不受到一定限制。处理文字及上下左右的关系等等，或许能够游刃有余，其余就往往捉襟见肘了。

尽管如此，英宗的频繁接见，还是引起了非议。司马光不是还在知谏院吗？他就率先奏道：“陛下，微臣曾经向您启奏过，治天下必须以公为先。满朝文武，德才兼备的不乏其人，可没听说您召见过谁，却一再召见您过去的一两个旧人，想来总是不大合适！陛下最好以先帝们为榜样，多多召见中枢或侍从近臣，垂问咨询，商讨国是！”

英宗心想，我也不是不问呵！连你在内，我垂询的还少吗？你们哪个出过一个好主意？不是言不及意，就是废话连篇，虚为应付，居然也好意思要我再找你们！可这话怎好当面说出来呢？他只皱着眉头说道：“朕何尝不想用人，也要有人可用呵！”

“陛下圣明。但天下从来不会缺人，只看陛下如何使用罢了。何况，朝廷还现放着这些德才之臣呢！”司马光又开始较劲了。

英宗懒得斗嘴，还有许多实事需要应付呢，只好推道：“爱卿说的有理，容朕再考虑考虑吧。”

说起实事，最迫切的一件，还是西夏。

自打谅祚接了元昊的位子，政策如故，与大宋就一天也没有消停过。仁宗薨逝，英宗登基，他也派了使者前来吊丧致贺，但跟着就带领二十万大军，大举进攻秦凤、泾原两路，掳掠杀人，不计其数。当然也有借口喽，说是派使者过来吊贺受了侮辱。吕诲、司马光也就当真上书朝廷，请求严惩接伴使者！这不是扯淡吗？谅祚不过乘乱试探虚实，捞些油水罢了，哪里是为什么受辱不受辱！

要说受辱，真正受辱的是大宋。二十万大军在兵境上横冲直闯，大宋愣是连个出头阻挡的人都没有，一任他们胡作非为。不过这倒也好：谅祚不知虚实，没敢深入大闹，小捞些油水也就撤兵了。能歪打正着也就罢了，大宋朝又不知道自重，愣是打肿脸充胖子，派使者带了诏书到西夏去问罪。打上门来你连气都不敢吭一声的主儿，要跑到人家门上骂街，人家能理你吗？谅祚根本就不接诏书！并且反咬一口，不再说受了侮辱，只说是边境宋将先挑的衅，他们不过自卫反击而已！

这下，脸实在丢大了！中枢大臣们尤其义愤填膺。欧阳修连上两本，请求积极备战，严惩西夏。韩琦的办法，是请朝廷在陕西一线增加义勇，以加强实力。这是比照唐朝的府兵制办法，积极训练老百姓，平时在家种地，战时则去当兵。河北、河东已经有这种义勇十几万人了，唯独陕西尚未施行，所以空间很大。士兵不是要刺脸吗？作为变通，韩琦建议对这部分义勇只刺手臂，以示区别。他还将自己与范仲淹在庆历期间专为陕西事情上的平战四策找出来，重新献给了英宗，供他选择。可司马光到陕西出了一趟差，看见那儿财政枯竭，连士兵的军饷都是临时张罗的，筹了这个月就得另筹下个月，仗根本没法儿打。他原是陕西人，也害怕设置义勇扰民，对不起乡亲。回来就上书，坚决反对开战与设置义勇。仗虽没打，可义勇到底还是弄起来了。

英宗百思不得其解，先问朝廷收支。亏得欧阳修细心，自打做了参知政事，将所有重要的材料都收编起来，做成一套《中书备对》，随时准备查询参考。一查，一年收入六成中竟有五成做了军费，比开国之初增加了不下三四倍，比仁宗手里，也丝毫不见减少。

英宗眉头拧成了疙瘩：“为什么军费增加了这么多？”

欧阳修回答：“主要是西边出事之后，要增加防守，扩军备战，所以军费持续攀升，居高不下。”

英宗说：“祖宗手里对他们就很宽容，宽得不能再宽了！可他们怎么还是这么拧，不但一点不感恩戴德，还处处挑衅生事？”

韩琦说：“国家宽容，是因为爱民，不愿生灵涂炭；也要让他们有机会怀德感化。他们生事，原是夷狄本性，不奇怪。”

英宗问：“那该怎么办呢？”

“微臣以为，通好只能是权宜之计，战守才是实务，才是根本。这我在庆历时拟的和战四策中都说了，陛下怕也看到了吧？目下在陕西一线设置义勇，也是加强战备的一部分。只要咱们自己有了实力，攻守在我，西夏也就不足为虑了。”韩琦破解说。

既还是老一套，多谈没有太大意思，话也就到此为止了。

就这么着，英宗真像突然掉进棉花阵，浑身解数无处发力！急得跳天，气得发疯，闷得要死，却一点儿办法没有，整个儿一个没脾气！一国之君而一筹莫展，他只好使出撒手锏——骂人了。

他要中书草拟了一份诏书，痛斥因循守旧、尸位素餐、玩忽职守。草稿上来，他还嫌骂得不力，又作了许多改动，加重了措词，这才发下去了。诏书写道：

朕观汉宣之治，综核名实，而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继统之业盛矣！朕蒙先帝遗烈，惧德不明，未烛厥理，乃夙兴以思，嘉与公卿大夫励精为治，而属天下承平日久，内外因循，惰职者众，未闻推利及民、尽心忧国者也！徒累积岁月以幸其进，又沽饰名誉以徼所知，其可道者，亦不过务在簿书期会之间，朕何望焉？夫忄佥嘿苟简者弗惩，则端良敏济者亡以劝，朕持赏罚之大公，固必将行之。《诗》不云乎，“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百执事其易虑孜孜，各修厥职，以称朕意！

汉宣帝刘询的唯一值得赞扬之处，确实只是“信赏必罚，综核名实”八个大字。英宗要以他为榜样，自然无可厚非。可这八个字，说白了，就是要当官的做什么官负什么责，将严格按照他们的职责所在要求他们，有功必赏，有过必罚。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实际上非常困难：大宋官员早就刀枪不入了！庆历年间都动了真格儿的了，结果怎样？不还是不了了之！现在想凭一纸诏书改变一切，随你骂得再凶，再发狠威胁利诱，能有用吗？做梦去吧！

痛斥臣子的诏书没有丝毫作用。不久，倒是英宗不得不下诏自虐，大骂自己了。不仅发了大水，一丈五尺长的彗星——就是扫帚星喽，又出现在天空。天象既已示警，只能下诏自责，广开言路。这下，该臣子教训君王了。哪怕是君臣，骂人的也要挨骂，这也是一种天道往还哪！

京朝官们大抵借题发挥，说濮王事的多，少有说别的事的。只有相州知州大老远地上书，说是天象示警，唯有更张变革，才能应答灾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英宗一见奏折，立马作了批示：五百里加急，驿车传送相州知州延和殿赐对。

相州知州一到汴京，英宗当天下午就在延和殿召见了他。一起接见的，还有两府各位重臣。

英宗开门见山：“你的奏章写得很好，眼下像你这样尽心忧国的人已经不多了！所以传你来，是想更进一步听听你的意见，请你畅所欲言，千万不要有什么顾忌！”

知州说：“皇上宠幸，微臣感戴不尽，敢不披肝沥胆，言所欲言！陛下，彗星出现虽然凶多吉少，但也有除旧布新的意思。如今天下官冗士伪，费广兵骄，非大张旗鼓变革图新，不能应付灾变！不然，怕真有一天要来个大扫除呢！”

英宗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前倾去，急切地问道：“正是这话。依你之见，这变革图新该从哪里入手？”

知州抬眼看了看在座的各位大臣，说：“这个嘛，皇上该与两府大臣商议，再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总会有办法的。”

皇上再问，他翻来覆去只说大扫除的事，英宗也没辙了。最后，只好问他：“关于变革，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要推荐吗？”

知州说：“当今天下力主变革的，唯有王安石王介甫了，陛下岂有不知道的？”

英宗转过来问两府大臣：“这王安石王大人，现任何职？”

韩琦答道：“回皇上，王安石先是中书舍人、知制诰，因为母亲逝世，丁忧在家。丧满以后朝廷曾调他进京，因为有病，请求闲职，朝廷不好安排，尚在金陵养病。”

英宗吩咐：“尽快查明情况，调他进京吧！”

韩琦答应道：“是，微臣等尽快安排。”

除了臣子，英宗又将目光转向历史，想着或许能从那里找到答案？

司马光这一向上书言事有功，已由天章阁待制升了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英宗就将任务交给了他：“司马大人，你熟悉历史，能不能请你将历代的君臣事迹编成一本书，朕也好随时翻一翻，长点儿见识？”

“陛下，那是再好不过了！不过，微臣有个想法。”司马光激动地说。

英宗高兴道：“你早就有想法了？快说说。”

司马光说：“我打小就喜欢历史，也多少看过一些书。我看史传作品实在太多，就是专治史学的人，也未必都能读得过来！皇上日理万机，要想遍知前代得失，实在不容易。我不自量力，一直想照《左氏春秋传》那样，上自战国，下迄五代，编一部编年史书。材料嘛，也不光限于正史，其他书也兼收并蓄。只专收有关国家盛衰、百姓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等帝王应当知道的事，编在一起；其他繁文琐事，一概删除不用。这样，既精简了篇幅，不至浪掷精力，又可以广见博识，事半功倍。”司马光脸上泛着少有的一派红色，眼睛也特别明亮起来，仿佛那部巨著早已赫然列在当面了。

英宗也很神往：“好主意呵！动手了吗？”

司马光说：“怎么说呢？这工程实在太浩大了，不是微臣一个人所能完成的，也就只能想想而已。目下只编了战国八卷，已经献给朝廷了，想来皇上也看了？不知道皇上要我编的书，是顺着现在的稿子继续下去呢，还是另编一部？请皇上明示！”

英宗说：“就照现在的体例编吧。需要人，尽管说。”

司马光又奏道：“假如全书成了，能不能请皇上就以‘通志’为名？”

英宗想了想，说：“我看可以，到完成的时候再最后定吧。您要的人，选好后只管给中书说，朝廷一定鼎力支持。”

这么大的工程，自然不是一时两时能完成的。英宗要垂询历史，只好另找别的途径了。

他问周孟阳：“先儒里面，谁解《洪范》解得最好？”

孟阳想了想，说：“石介。臣家现有他的《洪范》注疏五篇，容臣取来给皇上看看。”

英宗问的是先儒，孟阳答的是石介，安石的《洪范传》也就只能失之交臂了！英宗是不是只信先儒，不知道眼下就要大学者解得更好，还是另有原因？孟阳是学识有限，还是依样画葫芦不便说及他人？这些，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明白，别人是很难说透的。不管怎样，安石的思想总是失去了一次机会！而石介的注疏，大抵仍离章句之学不远。

英宗读过一遍，对孟阳夸道：“石介果然解得好。《洪范》将正直、刚克、柔克等三德，作为君上驾驭臣子的权柄，尤其说得好。朕于三德，也最有心得。你一直在我身边，是知道的，我对臣下一直都很谦柔。”

孟阳说：“是的，历朝历代，就数皇上谦虚谨慎。”

英宗一笑：“我虽然谦柔，却不糊涂。言谈接纳之间，我是有自己的是非明断的。这就是《洪范》所说的‘沉潜刚克，高明柔克’了：刚强沉潜于内心，谦柔表现于身外。哈哈哈！”

孟阳也跟着笑了。皇上难得有这么开心的时候！

英宗笑完，突然求孟阳道：“求你一件事。你的字好，替我将《洪范》写出来，我要贴在钦明殿的屏风上作为座右铭。这比《无逸》不有意思多了？”

孟阳自然一口答应了。不过，他不知道皇上说的钦明殿究竟在哪儿，不禁问道：“皇上您说到钦明殿，这钦明殿是哪儿呀？”

英宗又忍不住笑了：“哈哈，难怪难怪，我没告诉你吗？就是清居殿哪！我刚改的名字。先帝坐了四十年江山，天下太平，可以清静无为。朕恭接位，天下多事，怎么敢端居清闲！所以改了，也是图个自励的意思吧，哈哈哈！”

孟阳深深一揖，贺道：“皇上圣明，改得好，改得好！”

照这些看来，英宗也是想有一番作为的？假以时日，或者真会有一番举动，也未可知。可惜，他已经没有机会了：又病倒了！

长期的压抑与接位的巨大反差，使英宗在接位前后就大病了两场。后来虽然勉强好了，只是治标，没有治本；而最糟的，是导致疾病的种种压力非但没有根除，倒越来越大了。宫廷内的权力纷争胜是胜了，心智与感情的代价总得要付！身体健康的应付起来都可能吃力，一个像他这样早有欠账的人，还不得舍命才成！还有这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国事更如一座大山，不要说他，再健壮的人都有可能被压趴下。除此之外，还有皇上或许乐得应付的后宫生活呢？那可也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子！历来皇帝少有长寿的，斗不过这把刀子，实在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它对于身体欠佳的英宗，当然更见犀利，刀刀见血了！有这么多催命无常相逼，英宗要能平安无事，反倒不可思议了！

这一次，比哪次都要凶。先还以为不过小恙，也还真好了，谁知道全是假象。两天后就一病不起，连话也难得说清楚了！

皇帝不舒服，真正准备后事，犯忌；最大而又能做的事，莫过于建储立太子了。立太子是随时准备接位登基，也该算一种后事，但它毕竟不是专为皇上殡天而准备的。皇上即使活得好好儿的，不也常有册立太子的事吗？为了避免嗣位之争，有些皇帝还愿意早早解决储君问题，一点也不忌讳。这当然也因人而异。还有一层，健康的皇上或者不忌讳立嗣，一旦病了，却特忌讳这件事：哪怕对自己的嫡亲儿子，也照样忌讳。为什么呢？不好解释。一个普遍能够接受的原因，大概就是俗话说的：病汉子怕听鬼叫唤。病中的人害怕死亡，闭着眼睛，不愿接受任何让他联想到死亡的信息。英宗究竟属于哪种人，不大好说，但他一直忌讳立太子，却是千真万确的。

大宋袭用的是唐代制度，太子的儿子该封为郡王，皇帝的儿子则晋封为王。英宗登基没改元前，赵顼不是已经封了淮阳郡王了吗？由嘉祐改元为治平之后，赵顼就晋封为颍王了，他的两个弟弟也得到了相应的升迁。英宗头一次生病，已经有大臣上本请求册封太子，英宗没当回事。这一次，当然更有人上书了。英宗老大不高兴，将奏折扔到了一边。当然，嘴上还是没说什么。自己的亲生儿子，能有不爱的吗？从为他们精心挑选老师，就知道他还是很寄希望于他们的。他不愿提这件事，恐怕是唯有忌讳。

赵顼出入侍候，满脸阴云。倒不是为做太子接位，他实在很为父亲的身体担心。两府重臣，也是要出入侍候的。颍王问韩琦：“丞相，怎么办呢？”

韩琦面色凝重，说：“但愿大王早晚都不要离开皇上身边！”

颍王说：“那是自然，做人子的应该如此！”

韩琦拧着眉点拨道：“不为这个！”

颍王冰雪聪明，当时就悟出了他的意思。可那心里，也分外沉重了。

英宗已经不能说话，凡事只好都用笔墨交代。过了两天，病更重了。韩琦见不是事，只好直截了当地请求：“陛下，您久不视朝，中外忧虑，人心惶惶。要是能早早立了太子，人心也就安定了！”

英宗点点头，眼睛看着纸笔；韩琦过去将纸笔递给皇上。英宗接过纸笔，颤巍巍地写道：“立大王为太子。”

韩琦已经有过经验，一见文字，就问：“一定是颍王了？能不能烦请圣上亲自写出来？”

英宗这才又用笔写道：“颍王顼。”

有了这三个字，韩琦就好操作了。先传内侍，将皇上的御书交给他，让他快传翰林学士王珪王禹玉起草诏书。

王禹玉来了，英宗有话想说，他怎么也听不清。英宗急得在茶几上拿手乱画，禹玉更不懂了！最后还是拿了纸笔，英宗才写出来了：“明日草制，立某为皇太子。”

某？是谁？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禹玉又拿了纸笔，请皇上写明白了。皇上这才又写道：“颍王。”怕不明白，又在旁边注道：“大大王。”禹玉总算彻底明白了，踏踏实实下去草诏了。

诏书写好，几个中枢大臣聚在英宗病榻前议论册封的事。也不知道想起什么了，英宗突然流下泪来！中枢几个人，可都看见了。

退下来的时候，文彦博问韩琦：“相公看见皇上流泪了吗？人生至此，就是亲父子也不能无动于衷，唉！”

韩琦也叹息道：“唉，怎么看不见呢！人不伤心不落泪，皇上总有他伤心的地方吧！只是国事如此，该怎么办哪？”

赵顼直到到了病榻前，才知道册立太子的事。推了两下无可推脱，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原定明年元月十九正式册立，可刚过年正月初八一早，颍王赶到福宁殿，英宗已经不行了。他拉着颍王的手勉强写了几个字，就驾崩了。颍王后来细细琢磨那字，好像是“新政”、“求贤”？只是，手上书空，又是后来追忆，自然难得说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