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丧泣血伤心钟山
睹物思亲追崇横塘
淮阳郡王与乐道、持国谈论安石的时候，安石确实已经离开京城很长时间了。
自打做了知制诰，他的心情一直都很压抑、悲凉。作为侍从之臣，能从更近的地方观察朝廷，事无专务，不过是笔下工夫，驾轻就熟，多的是闲暇，能更全面细致地审视与思考一切。而这一切，却又不得不以无能为力为代价：眼看着国家的事情一天不如一天，自己却有力无处使！哪怕仅仅想有所建言，也犹如东风过耳不说，有时还要招来猜忌与不满。这样强烈的反差，一般人都难于承受，何况他这样一个念念不忘社稷苍生，且又非常自持自重的人！整天受着这样的伤害，那心情能不沉重悲怆吗？
从来稳健沉静总是与热烈执著相为表里的。而后者，则始终是诗情的渊薮。中国文人受着诗歌传统的熏陶，即使本性根本缺少诗歌因子，往往也都会附庸风雅，写出这样那样的诗篇。这些诗可能不那么好，但也并非总是不堪卒读。一个天性近诗的人，自然更会将心中的每一个涟漪都幻化成歌咏。安石的那些悲情感慨，正是这样全都幻化成苍凉沉郁的诗句了。
他与朱昌叔同题吟咏的一首《赋雁奴》，写道：
雁雁无定栖，随阳以南北。嗟哉此为奴，至性能恳恻！人将伺其始，奴辄告之亟。举群寤而飞，机巧无所得。夜或以火取，奴鸣火因匿。频惊莫我捕，顾谓奴不直。嗷嗷身百忧，泯泯众一息。相随入缯缴，岂不听者惑？偷安与受绐，自古有亡国。君看雁奴篇，祸福甚明白！
雁奴演绎的，是一个古老而又悲惨的故事。群雁休息的时候，往往有一只老雁担任警戒，一有动静它就叫醒大家，这就是雁奴。捕雁的常常故意用火引诱雁奴啼叫，造成误解，使雁奴无端受到群雁的攻击。直到雁群失去警觉，才最后动手捕捉群雁。雁奴的不幸与悲愤，映照的正是安石自己的愤慨与忧郁。
他的另一首《贾生》诗，则更是直抒心臆了：
汉有洛阳子，少年明是非。所论多感慨，自信肯依违。死者若可作，今人谁与归？应须蹈东海，不但涕沾衣！
西汉贾谊，也是个怀才不遇的人。李商隐诗“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哀叹的就是他。可汉文帝毕竟接受了他的许多主张，比起自己，贾谊就太幸运了。他要是生在当今，决不只是涕泪沾衣，只有跳海！这种企羡与浩叹，又岂止是一句触目惊心，所能了断的呢！
就是在这样的压抑与痛苦中，安石面对了仁宗的薨逝与随之而来的英宗接位。
作为君上，安石对仁宗是敬重的。这种敬重，是一个臣子对君主通常应有或会有的感情。除此之外，他就不能给他更多的东西了。问题在于，无论如何，他不能高评他，将他当做一个有所作为的君主。而治理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不能改弦更张，大所作为，就不啻是犯罪！这种看法，当然只能在潜意识中出现，不能、也不会彰明显著地出现在思想或文字中。但既有了潜意识，一有机会，它总是要有所表现的。
他有一首题为《汉文帝》的咏史诗，写道：
轻刑死人重，丧短生者偷。仁孝自此薄，哀哉不能谋！露台惜百金，灞陵无高丘。浅恩施一时，长患被九州！
据《汉书》记载，汉文帝刘恒因为爱惜百金而不愿建造露台，因为爱惜民力物力又不愿像一般帝王那样建造山一般的陵墓。“露台惜百金，灞陵无高丘”，说的正是这件事，也是对于刘恒谦逊俭朴的美德的一种肯定与赞颂。刘恒还被史家看成轻刑简丧、无为而治、以德化民的典范，而大加歌颂。对此，安石就完全不能苟同了。他唱出了自己的反调：正是刘恒的无为而治，将一切都搞乱了！轻刑短丧的结果，是死者愈众，仁孝愈薄。而最大的祸害，乃是“浅恩施一时，长患被九州”！对刘恒的这种反向评价，正是对仁宗的一种曲笔反讽。其底蕴，也正是安石潜意识中的那个批判情结。
大概也还是因为这一情结作祟，作为人臣，他对仁宗的薨逝是悲痛的，对英宗的册立是高兴的，但他所有的感情，似乎也就仅止于此了。他更关注的，是现实的政治走向，国家与百姓命运的实际发展。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会奇怪，闹得那么沸沸扬扬的立嗣接位之争，为什么安石不置一词，几乎完全置若罔闻了。
远离朝廷的政治纷争，除了认识上的原因，也还有安石个人的原因：他的母亲吴氏夫人，也是在这一期间生病与逝世的——仁宗四月驾崩，母亲八月病逝。安石的精力与感情，几乎全部都付给母亲了！
自从十九岁父亲病逝，二十四年过去了，自己都已四十三岁，早步入了中年。二十多年来，全靠母亲一个人支持维系着这个大家庭，侍奉祖母寿终正寝；将自己兄弟姐妹们养育成人，为官为宦，个个都有了归宿，连元泽都已人高马大，成了大人了。这里面，母亲该付出多大辛劳，作出多大牺牲呵！
母亲不仅是贤惠慈爱，更教人敬重的，还有她的学识见地与做人的风骨！一想到这些，安石心里不仅会涌起无限的感戴之情，还会无形地涌动一种自豪与奋发向上的冲动。而能引起后面这种感情的母亲，古往今来，是极为罕见的。
金谿吴家是个有名的大家，家学渊源非常丰厚，母亲自小就受过极好的教育与熏陶。嫁过来之后，与父亲相敬如宾，也受到了父亲的影响。终其一生，她几乎无书不读，而且始终手不释卷。自己兄弟姐妹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培养很好的道德习惯，尤其是妹妹们个个知书识礼，出口成章，就与母亲的言传身教，关系极大。
谁都想不到，母亲也爱读老、庄、周易、洪范乃至抱朴子等阴阳术数一类书！这是受外祖母的影响。她老人家除了史书，就专爱读这一类书。因为受母亲的影响，自己从小就接触并迷上这一类书了。为了这一点，还挨过父亲的批评呢！
父亲说：“小孩子家最好不要沾这些。太玄，与身心不利，还是多读经书才好。”
母亲却庇护说：“你不是总说开卷有益，是书翻翻都没有坏处吗？也不能尽着一天到晚就是经书，换换脑子不好吗？尽是经书，小心读成个学究来！”
父亲说：“这不只是个换脑子的问题。一旦移了心性，就不好办了！”
母亲这时就会笑着打趣说：“我与我家金谿老娘都是爱读这些书的，也没见什么时候移了心性！你这话要是有理，敢当着老娘说去？”
一到这时候，父亲就不再言语，一笑休战了。他的告诫，原来顶多也不过提醒而已，哪里会真的较真呢！
父亲与母亲都爱读史传作品，母亲与父亲不同，她更关心为人处世的气节品格。她总爱对安石说：“为人子要孝，为人臣要忠。真正全了这两个字，人一辈子也就齐了。”有时又说：“古人总爱谈气节。什么是气节？我看没有别的，承平的时候，能安贫乐道，不苟取苟得，就是气节了。”
她不只是说说而已，更重行为，不但自己这样做，也这样要求子女，支持他们的特立独行。
当年安石连上奏折坚辞起居注不做，朝廷骑虎难下，曾派了专人，来做他母亲的工作：“请太夫人劝劝王大人。实在不行，太夫人也可以强迫他接受朝命呵！别人的话不听，您的话，他是不能不听的。”
可太夫人毫不犹豫地谢绝了：“实在抱歉，请大人原谅！打小我都没这样待过安石，他都立朝为官了，我还能这样做吗？我没问过他，可他一再这样做，总该有他的理由吧？朝廷要是真爱护他，还是请成全他吧！老身这里先谢过了！”
没劝动老夫人，倒被她反劝了一顿，来人只好落荒而回了。有这样安贫淡泊的母亲，才会有那样志向高洁、一丝不苟的儿子呵！从此，王老夫人的名字也就不胫而走了。
安石的心中，始终有一个梦：辞官不做，一心一意著书立说，真正做一番名山事业。到一事无成，还要处处怀着雁奴之忧，这个梦就更强烈了。有时情不自禁，除了与夫人，也会与母亲商量：“娘，我真想辞官不做，去著书立说，教几个学生。”
母亲总是含着笑，很理解地说：“也好呵，名山事业，千秋万代。”
安石想到以后的生活，又不能不拧紧双眉了：“唉，没有薪俸，您就要跟着儿子受苦了！”
母亲听了，很认真地抱怨说：“啊呀，儿子，你到现在难道都不了解为娘？为娘一向不都是乐天知命的吗？一个乐天知命的人，还有求于外物吗？你只管照你想的去做，为娘一切都听你的。”
话没听完，安石早已热泪盈眶了：天下上哪儿去找这样豁达大度、理解支持儿子的母亲！
朝廷惯例，做到知制诰，母亲就可以恩封郡太君了。做儿子的自然忘不了，安石说：“娘，儿子做了知制诰，朝廷惯例，您该恩封郡太君。儿子这两天就上折子，替娘请封。”
母亲一听，赶紧摇头阻止：“你千万不要这样做。咱们王家的人，什么时候也不准向朝廷伸手要官，要封诰。不是矫情，一切都顺其自然才好！”
“老祖宗，要是朝廷根本就忘了呢？”在一旁的元泽插嘴说。
母亲一笑：“不过是个虚荣，忘了就忘了，打什么紧！”
母亲既这么说，安石只好不提了。直到逝世，她始终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封号。安石一想起这个就止不住难过，可母亲却很坦然，根本不提。弥留的时候，她带笑望着一家大小，说：“你们都别难过，更不要哭。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年近七十，算是高寿了。你们都已经成人，为官作宦的也有了；姐妹们也都有了不错的归宿；连孙子辈都有成家的了。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该去了！”几句话说完，她就满足安详地瞑目长逝了。
对于这样一位母亲的病护丧事，做儿子的能不倾力以赴，能不痛彻心骨地悲伤吗？有了这种投入与悲痛，任何别的事情，自然就再也顾不上了。
母亲瞑目的当天，安石就给朝廷上了折子，请求辞职守孝。这是礼数应有之事，有惯例可循，朝廷很快就批准了。尽管朝廷历来不鼓励、甚至一度还明令禁止朝臣之间私相往来，以免朋党之祸，但风闻、得知丧讯的臣僚朋友，还是有不少人前来奔丧吊唁。欧阳修、曾公亮是亲自到安石家里来吊丧的；富弼等几个中枢大佬，则派专人带着手书与助丧钱物前来致哀。这里面，除了特别相知，同朝为臣的情谊固然是个原因，但也不能完全排斥利害关系的考较。官场上，明智的人从来都是热锅洞里塞一把，冷锅洞里塞一把：世事翻云覆雨，红绿都不是绝对的，没准什么时候就用得着人家了。而对于安石，谁都看得明白：中枢的位子迟早总有他的份，他呼风唤雨的日子不过早晚而已。对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不抓住机会，尽可能多做一点感情投资呢！
一切事情办妥，安石就带着母亲的灵柩，与全家一起回金陵了。父亲葬在钟山；大哥安仁死在监江宁府盐院任上，也就葬在父亲墓旁；二哥安道后来也葬在这里。临川之外，钟山已经成了王家的另一块茔地。母亲自然也要葬在这儿，紧挨着父亲。安珍姐妹三个已经嫁人，同行的自然只有安礼、安国、安世、安上几弟兄了。安国、安世、安上等原是与安石一起在京生活的；安礼两年前中了进士，正在亳州蒙城县做主簿，既回京奔丧，也一起走了。安石热孝在身，不能登人家的门，所有吊唁致哀的，只好一一留书致谢了。
这安国不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吗，怎么依然是个白身呢？这就是科举制度没法儿说的怪处了！他下第后，连欧阳修也专门写了一首《送王平甫下第》诗，为他大鸣不平。诗说：
归袂摇摇心浩然，晓船鸣鼓转风滩。朝廷失士有司耻，贫贱不移君子难。执手聊须为醉别，还家何以慰亲欢！自惭知子不能荐，白首胡为侍从官！
欧阳修之所以不能荐他，是因为那年已经荐了苏洵父子、曾巩、王回等，没机会再荐人了。连他这样举才若渴的人都不能帮平甫一把，也真是没有办法了。好歹过了两年，又有了机会。欧阳修会同别人，将平甫的五十篇文章献给了朝廷。一评，得了个第一。平甫原是要参加秘阁的制科考试，为官已经不远。就在这时候，母亲逝世了。试，自然只能免了。说起来，平甫的官运，也真是欠佳。
王益任金陵通判的时候，曾在白下门外人称白塘的地方，租过一处房产，门前一个横塘，小小一座院落，不过七八间房子，原是安排安石他们读书用的。地当钟山与金陵府治中间，号称半山，也称白塘，环境倒是十分静谧优美。王益的坟地就在钟山东麓，离半山老屋不过三四里地。安石一家离开金陵，房子就退给原主人了。这次重来，先已打发氓儿过来联系了，人家仍然愿意出租。虽然风风雨雨二十多年，房子倒还完好，一家人居住是不成问题的。氓儿如今也已年过三十，娶妻生子了。
母亲很快就入土为安了，可安石心里的悲痛，却不是马上就能平复的。老屋是父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庭院房窗依旧，几乎每一处都留着父亲当年的踪迹！他那痛苦，便又因为对于父亲的思念而更加深沉，无边无垠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总要静静地回忆父母与自己在一起的许多事情。连儿时一些极为细小的情景，后来再没想到过的，有时也会那么清楚地凸现出来，就好像刚刚发生在昨天！情感的这种钩沉钓遗的力量，连他自己往往也要莫名惊诧。除了母亲，父亲的许多事情，见过的，听过的，常常也就在这个时候连成一片，叫他感叹唏嘘，不能自已了。
父亲是个非常勤奋好学的人，也是二十二岁中的进士。他的治学，不汲汲于句读点校、烦琐意思，关注的是兴废存亡的大政方略与天地经纬的至道要理；他也没有门户之见，始终以开放的态度对待经史百家，无书不读。他要真是狭隘保守，母亲那么简单的几句话，是根本没法儿说服他让自己博览五行术数一类书的。连母亲的广泛阅读，都有相当一部分是受他的影响。自己能有今天的开阔胸怀与兼收并蓄的普泛眼光，从根本上说，更主要的是得力于父亲，连自己的思维所向，取舍好恶，有很多都与父亲相差无几！
西汉的桑弘羊、唐朝的刘晏，那是几乎人见人骂的，可父亲却说：“桑弘羊、刘晏，世不常有，可惜！”
自己当时听了，几乎惊得嘴都合不拢了，问他：“啊呀，他们不是从来都被人骂成聚敛之臣的吗？您怎么还夸他们？”
父亲说：“那是酸儒的偏见。大宋要是也能出那么一个人，也就不至于落到这么穷兮兮的地步了！”
当时自己还不大懂。直到现在，才知道他是对的。
父亲还有一股摧折豪门的胆识气魄。不论到哪儿做官，他的锋芒所向，始终是对着不法豪门的。他在临江军做判官，那儿多的是不法豪门；而知军大人又与他们沆瀣一气，暗中包庇纵容，更闹得不堪入目。父亲硬是与他们对着干，先以大义折服知军，然后抓住一个最凶横不法的家伙狠治不贷，到底替老百姓出了一口恶气。虽然后来还是被知军找个借口，撵到新淦县做了知县，父亲的斗志与气概，却一点儿也没有挫折。自己就是那时，出生在临江军府治的维崧堂里。比起父亲，自己摧折兼并与不法豪门的魄力勇气，可就要大打折扣了！
想到这里，安石不由得喟然长叹了！要是父亲健在，以他的学识魄力，是很能够做一番事业的，可他刚四十六岁，就暴病身亡了！人们常说，英武之才，天不予寿，难道是真的吗？他真有些茫然了。
日夜不停的思念悲伤，终于使安石的身体愈来愈差，他又开始有些便血了。吴夫人急得什么似的。幸亏一向为他家治病的陈景初得到消息，赶了过来。有他细细诊治，这才稳定下来，只等慢慢调养复原了。
一天，正坐在厅堂里纳闷，打门外来了个送快信的急脚子，进门就嚷：“快，我要见舍人大人！”
安石离京的时候，不正做中书舍人、知制诰吗？舍人正是他官名的简称。
氓儿将他引到安石身边，安石问他：“找舍人有事吗？”
急脚子道：“有一封急信要交给他本人。”
安石道：“拿出来吧。”
那人打怀里掏出急信，安石接过正要拆开，他又一把夺过去了：“岂有此理！给舍人大人的信，你怎么随便拆？还懂不懂规矩？”
安石一愣！
还是氓儿反应快，喝道：“他就是我们大人，还上哪儿找大人去？”
这回该那个人发愣了。睁着眼瞅了半天，眼前的这个人，枯眼黑瘦，衣着普通，怎么看也不像个大人，不是个老兵才怪？
安石知道他误会了，笑道：“我就是王安石，没错的。”
那人这才叩头如捣蒜，赔礼道：“小人一时眼拙，大人千万原谅！”
安石问明他是打京里来的，给了赏钱，先打发他走了，说好明天来讨回信。
信是曾巩写的。他自打中了进士，一直在京中没挪窝，而且始终只与文字书籍打交道，现在还做着集贤校理，兼判官告院。拆了信一看，安石立马傻了！这是一封报丧信：王回王深父去世了！子固的信，一来报丧，二来是要请安石替深父写一篇墓志。
安石将子固的信，看了一遍又一遍，只是不放手。夫人见他愣到这个地步，怕他出事，赶紧过来抓住他的双手：“相公相公，你怎么啦？”
安石这才说道：“深父死了！”
夫人也吃了一惊：“怎么，王回死了？怎么会呢，他顶多不过四十出头呀！”
安石不说话，只坐在那儿流泪。夫人知道深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与逢源不相上下的。夫人怕他过于悲伤，更要亏了身体，只好拿话安慰他：“人死不能复生。你身体已经不好，可千万要节哀呀！”
安石长叹一声：“唉！子固说得对，志同道合的人普天下也不过三几个，又少了一个了！我能不难过吗？！”
夫人劝道：“谁说不难过呢，只是该节哀呀！想着好好给他写一篇墓志，也就行了。你的身体可再经不住悲痛了！”
安石这才不说话了，转而考虑墓志去了。
一来是人品学问都好，二来也与曾公亮这个舅父多少有些关系，举荐深父的人几乎就没有断过，除了欧阳修、王陶，还有一些别的人。可他因为心中有个正己则已的死结，辞过卫真县主簿，就借口侍候老母再不愿出来了。朝廷的最后一次任命，是委他为某军的节度推官，知陈州南顿县，不过是个从八品的芝麻官儿，虽是礼遇，也相当有限。就这，他也无福消受了。夫人两个月前去世了，他们夫妻感情深厚，饮食起居又从来都是夫人照管的，悲伤加上生活失调，他很快就一病不起。到朝廷恩命下来，他已经逝去数日了！
他是个以弘扬圣人之道为己任的人，也是个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不可多得的人。他不仅有能力，而且执著，锲而不舍，决不苟全流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即使因此而为全天下所误解蔑视，他也决不后退一步，更不要说什么官禄功利了！假以时日，他即使不能以功德显世，也会著书立说教化天下，可英年早逝，一无所有，不但不能显扬于当代，连后世也将无所承传。人生的悲剧，还有比这更为凄惨的吗？而一代学人英年早逝，或者有他性格的弱点，朝廷不能举贤任能，不也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吗？
安石提笔写下了自己的全部悲怆与愤懑。
吾友深父，书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圣人之道为己任，盖非至于命弗止也！故不为小廉曲谨以投众人耳目，而取舍、进退、去就必度于仁义。世皆称其学问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见谓迂阔，不足趣时合变。嗟乎，是乃所以为深父也！
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则必无以同乎此矣！
尝独以谓天之生夫人也，殆将以寿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后显，以施泽于天下。或者诱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觉后世之民。呜呼！
孰以为道不任于天，德不酬于人，而今死矣！甚哉，圣人君子之难知也！以孟轲之圣，而弟子所愿，止于管仲、晏婴，况余人乎？至于扬雄，尤当世之所贱简。其为门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称雄书，以为胜《周易》。《易》不可胜也，芭尚不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无所遇合，至其没久，而后世莫不知。”若轲、雄者，其没皆过千岁，读其书知其意者甚少，则后世所谓知者，未必真也！夫此两人以老而终，幸能著书，书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虽能知轲，其于为雄虽几可以无悔，然其志未就，其书未具，而既早死，岂特无所遇于今，又将无所传于后！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盖非余所能知也！……
写着写着，安石早已热泪沾襟。到铭文的最后一个字，他已经不能自持，索性放声大哭了。
子固接到安石作的墓志，硬是愣愣地读了半天，才喟然长叹道：“介甫、介甫，你不只是在祭深父，也在祭你自己；不只祭你自己，也在祭我曾子固呵！你我只有一样比深父幸运：我们还能苟活于世，庶几可以著书立说，传之后人。至于能不能真正为他们所知，我也与你一样不存奢望呵！”
子固将安石的墓志，也拿给深父的舅舅曾公亮看了。曾丞相也是无限感慨：“介甫是真知道我们深父的！有他这一篇墓志，深父可以瞑目了！你给介甫回信，请替我这个做舅舅的好好谢谢他！”
差不多就在给深父撰写墓志的同时，安石也接到了朝廷的任命。三年守孝已经到期，朝廷要重新起用他为工部郎中、知制诰，要他立即赴京。一来身体不好，二来对于朝政已不敢寄予太多的期望，他连上三章，婉言谢绝了：只请朝廷委他一个闲职，等病好了，再赴京另任他职。朝廷也不同意。结果，就这么搁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