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皇封后血浓于水
言礼言情轻重在心
太后还政不久，韩琦就给英宗上了一个劄子，请求尊礼英宗的生父濮安懿王允让及他的三位夫人王氏、韩氏、任氏。那理由自然特堂皇，处处把着礼义亲情不放。原来这礼、义、亲、情等虽有区别，并不矛盾。凡事既要讲义，又要讲恩，才算敬礼合情，不忘根本。圣上受命先朝，承继大统，特别尊崇先帝，而对于生身父母的恩德，始终只作私亲，虽然钦重，却不愿多加尊隆，这是以义为重，将情服义。这是皇上圣明知礼。在皇上固然应当这么做，但如何尊礼生身父母，并不只是皇上个人的家事，它也关系到彰昭孝道、淳厚民风的治政大事。我们身为辅弼大臣，对此不能不闻不问。所以，请求皇上恩准有司商讨，准古酌今，拟制适当典礼，尊隆濮安懿王及王、韩、任三位夫人，以便隆恩广爱，合义称情，宣扬孝义，敦厚民风。话既说得透彻，也说得圆滑，留有余地：各色人等有不同看法，尽可以讨论斟酌。
允让是在嘉祐四年薨逝的，由仁宗追封为濮王，谥号安懿。那时，英宗还在做他的团练。仁宗要升他为防御使、知宗正寺，他不还因为替允让父亲守孝，而一口回绝了吗？从来父母子女，都是荣辱相连的。子女会因父母显要，而得到荫封；子女显贵，父母也一样会因为他们而得到封赏。臣下做了显宦，他们的父母无论生死，都会被赐官晋爵，那么，这做了皇上的人，对自己的亲生父母，自然更应当有所表示！尤其是，英宗进入皇宫之前正为允让守着孝，进了皇宫角色陡然转变，尽管感戴仁宗、太后的恩德，抚今思昔，也更忘不了生身父母的养育之恩了！一有机会，他几乎总要想着如何报答生身父母。韩琦的奏折，正是想他所想，急他所急，说出了他自己不便出口的话，还有能比这更叫他高兴的吗？只有这样知心知肺、一语中的的大臣，才是真正的心腹股肱！这一点，又叫英宗觉着宽慰踏实。
可仁宗晏驾刚过小祥不久，现在来讨论生父的尊礼问题，恐怕还是太早点儿？还是等行了大祥礼，再说吧？英宗这么想，也就这么批了：到先帝大祥以后，再说。
到仁宗的大祥礼也行过了，尊礼濮王的事就最后提到日程上来了。朝廷下诏，请礼部官员与待制以上的官员充分发表意见，务必使这件事做到尽情尽礼。
犹豫过一阵之后，陆续有人上书了。头一个说话的，是翰林学士王珪王禹玉，文章写得不错，也是一个有些较死理的人。仁宗刚要立嗣那会儿，手诏请他草诏，他不就是当面问准仁宗之后，这才下的笔吗？他摇头晃脑地说：根据《仪礼?丧服记》，过继给人做子孙，就应当视继父母为大宗，而将自己的亲生父母降为小宗。说到丧礼，为继父母必须守孝三年，而为亲生父母只要守孝一年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有这种区别？就是因为人不能有两个尊长。有了两个尊长，对于尊上的那一份恭敬孝顺之心，就得一分为二，不能专一，那还谈得上尊贵吗？因为这个缘故，秦汉以后凡不由嫡亲而是由旁支继承皇位的，一般都不尊奉亲生父母为皇帝皇后；要是不顾礼仪，硬是尊奉亲生父母，总要被后人指责批评。而且，他们这些人，往往都是在先皇驾崩之后临时继承皇位的，从来没有真正过继为子，不像圣上，继位之前就认真立嗣给仁宗做儿子了。因此，如果他们尊奉亲生父母为皇帝皇后，都有悖于礼仪，圣上就更不能这么做了！怎么办才合适呢？只要像先朝那样，加封濮安懿王为大国高官就成了，夫人们可以尊称大国太夫人。说了半天，核心意思只有一个：不能尊奉允让夫妇为皇帝皇后。要那样，就是天有二日，国有两主，就完全乱套了！
中书与圣上之所以重提尊礼濮王，虽然打算各有不同，目的却都是要尊奉允让做皇帝。否则，事情都过去了，有加封，有谥号，还提他干什么？王禹玉反复说明不能尊奉允让为皇，对于中书与圣上的用意，该是一清二楚，他这是刻意对症下药。
中书的人一看到奏折，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可朝廷既然下了明诏，不叫人说话是不行的。这事原不在能不能办，好不好办，只要皇上执了意，下一道圣旨，什么不办了？所以要人说话，原是防人指责议论，背地里戳脊梁骨，好叫他们心里服允。那么，只好大家周旋，一起玩玩智力游戏了。
韩琦、曾公亮、欧阳修他们几个意见一致，自然心照不宣。
韩琦指着禹玉的劄子说：“你们瞧瞧，这里说濮王对圣上虽有养育之恩，但承继皇位却全因为先帝，所以礼该尊隆先帝。这我就不懂了？尊礼先帝，首先是因为过继为子，以子尊父。照他这么说，要是先帝不传位于圣上，圣上就可以不行人子之礼了？这不是以势利劝人，见利忘恩吗？岂有此理！”
欧阳修则推敲道：“说了半天，却没说正题：皇上该怎么称呼濮王？这才是关键。”
曾公亮也看出了问题所在：“就这么奏请皇上，下诏请他们明确提出称谓。明确了，才好实施。”
新诏下来，禹玉与翰林学士们扳着指头一算：允让是仁宗的堂兄，仁宗是英宗的承继父皇，那么，最合适的称呼应当是皇伯，不称名字。他们也就这么上书呈报了。
中书不以为然，同样引了《仪礼?丧服记》等书，驳道：为人继子，不等于不要亲生父母！礼仪只是服丧降一等，不等于连父母的名分也要剥夺。明明是亲生父亲，却要改称伯父，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而且，皇伯的称呼，也根本没有典礼依据。不仅本朝，查遍历史，也没有先例。究竟该怎么称呼呢？中书亮出了底牌：该称皇考，就是皇父哪！而且，他们还搬出了两个汉代皇帝，作为例子：一个就是汉宣帝刘询，另一个就是光武帝刘秀。刘询是在昌邑王刘贺之后，继承汉昭帝刘弗陵的皇位，尊奉父亲史皇孙做了悼皇。刘秀是东汉的开国皇帝，也尊他父亲南顿县令刘钦为皇考。
中书虽然亮出底牌，却仍不愿专权，还是上书请皇上下诏召集中书、尚书、门下等三省官员及学士、御史们一起讨论讨论。结果，愣是在尚书省开了一次大型讨论会，越争越激烈，始终莫衷一是。
自打史志聪贬出蕲州，太后知道大势已去，遇事只好一味装傻。可一听到要尊奉濮王为皇考，还是不顾一切地骂开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从来国无二君，家无二尊，难道他们连这点道理也不懂？允让做了皇考，王氏、韩氏她们做了皇后，哀家与仁宗往哪儿站？他们眼里还有没有先帝与我这个太后？简直反了！”
吓得邓保吉一个劲儿地叩头：“太后千岁，太后千岁，您请息怒！现在不比当初，您要多保重呵！”
这话越发叫太后来气，睁着眼睛吼道：“呸，现在怎样，当初怎样？忍气吞声，不也是这样嘛！去，替我拿纸笔来。”
“您要做什么？”保吉益发害怕了，颤着嗓子说，“太……太后，您可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呵！”
太后仍然难解火气，啐道：“你怎么就一点儿刚气都没有？天塌下来，有哀家顶着，碍得着你吗？去吧！”
纸笔一到，太后当即提笔写了一份手诏交给保吉：“去，送到中书，直接交给韩琦。”
韩琦接到手诏一看，全是骂人的话，责骂他们忘恩负义，背叛先帝，等等。韩琦这才想起孙固孙和父的话，不该完全忘了太后！这事没有太后支持，怎么能顺当呢？抬眼瞅见保吉还站在那儿，一脸的无奈，不由得关照道：“对不起，公公辛苦了！请坐吧！”
保吉仍然有些惶恐，道：“不坐了，我还要回去复命呢！也不知道太后说了些什么？她很不高兴，或者会说些考虑不周的话？要是那样，还要请相公多多原谅！”
韩琦一笑：这邓保吉到底与史志聪不同，倒是一个可以团结的人。嘴里说道：“公公这话，叫我们做臣子的如何担当得起？太后不论说什么，我们做臣子的只该听从教诲。今儿不行了，请您转奏太后，改天我再当面向她老人家谢罪。太后身边有公公这样小心谨慎的人，时不时地劝她，开导她，是太后的福气，也是朝廷的幸运。我这个做丞相的，也要好好感谢您呢！”说着，当真叉手向他敬了一礼。
这话软中带硬，邓保吉如何听不出来？一面还礼不迭，一面说道：“相公折煞在下了。您敬请放心，有我们在太后身边，断不会不劝她与官家一心一德、娘母子亲热的！”
韩琦又夸了他一句：“能这样，您就替朝廷立了大功了。”
保吉得到夸奖，喜滋滋地去了。
回到慈寿宫，太后问道：“韩琦怎样？”
保吉回道：“启禀太后，韩琦态度倒是很恭顺。”
太后冷笑道：“不恭顺，也要他敢！他没说什么？”
保吉道：“说了，说一切都听从太后教诲，改天还要亲自前来向太后谢罪。”
“他真是这么说的？”太后有些不信。
“奴才有几个脑袋，敢在太后面前撒谎！”保吉发急道。
太后不说话了。其实，手诏这里刚一送走，她就有些后悔这事做得太冲动了！就是怪罪他们，也要找机会，等自己冷静下来再说呵！全是因为这些天叫气憋的，让自己失去了理智！好歹他们已不再强梁，且等等再说吧！心里，已经落下一丝免战的意思了。
改天，韩琦先与皇上打过招呼，果然领着几位中枢大臣到慈寿宫来见太后了。行过大礼，太后吩咐：“赐坐，赐茶。”
韩琦首先谢罪道：“太后，尊礼濮王的事，都是微臣一时考虑不周，没能及时禀报太后，讨您的旨意。今天专门来向太后请罪，请太后降旨责罚！”
太后见他果真是来请罪，反倒无法措词了。一时情急，竟不由自主地说道：“那天哀家也是一时之气。你们替皇上尽忠，何罪之有？快不要这样。否则，哀家更难堪了！”
韩琦躬身谢道：“感谢太后原谅。说到尽忠，实在惭愧。不过，倒也多少体谅了皇上的一点心意。皇上进宫之前，一直在为濮王守丧。进宫为皇，不忘生父之恩，是人之常情，也是圣上孝悌德厚，太后见了，自然也会高兴。可圣上虽有尊礼濮王的想法，却始终没有行动，只将尊隆先帝摆在第一位，这也是太后看到的。”
太后点点头：“倒也是。”
韩琦继续道：“做臣子的，上人因为下人显贵，都会得到朝廷恩赏；贵为皇上，对于亲生父母却不能有任何尊礼，那心里自然不好过。我们几个做臣子的，就是因为这个，才上书请求下诏要大家议议：究竟如何尊礼濮王才合礼称情？中书并没有先入之见，一定要怎样怎样。真要做出什么，还能不来讨太后的旨意吗？直到翰林有人上书请称濮王为皇伯，我们觉着不妥当，生父称伯不伦不类不说，查查历史，无论古今，都没有称皇伯的，称皇考的倒是有几个例子，这才上书谈了中书的意见。仍然不是定论，还是请大家广泛讨论。这是太后您知道的。”
太后一脸迷惘：“原来是这样？”
韩琦仍然接着自己的话头，朝下说道：“太后先前不是问过昌邑王的事吗？”
说到这里，韩琦停了一下，似乎意味深长地瞅了太后一眼。太后见他突然抛出这个问题，心里猛一咯噔：他要干什么？韩琦却又朝下说了：“昌邑被废之后，是汉宣帝刘询接的位。欧阳大人，您历史比我熟，您给太后说说吧。”韩琦向欧阳修一点头，便端起茶杯呷茶了。
欧阳修接过话茬，给太后解释起宣帝与光武帝的事来。
一席话下来，连太后也迷迷瞪瞪，不知道是非究竟在哪儿了。
临走的时候，韩琦说道：“请太后放心。尊礼濮王的事，中书遵照您的旨意，已报请皇上，暂时中止讨论了。什么时候再提，究竟怎么办好，一切都听太后安排。”
不久，果然下诏中止了讨论，只要有关部门博采典故，上书相告。太后接过球，反倒寝食难安了。史志聪被贬走，等于断了她的一条臂膀。没办法，只好找邓保吉商量了：“保吉，你看这事怎么办才好？”
保吉摇摇头：“不好办。球踢给我们，一切就得慈寿宫承担责任了。韩琦说的也不是一点没有道理。皇上进宫前一直为濮王守孝，进了宫，怎能将他完全忘了？真要忘了，与一般人见利忘义，望红背绿，还有什么区别？皇上怎么会是那样的人呢？奴才猜着，这尊礼濮王的事，没准就是皇上自己的意思？至少，也特合他的心。尊礼，不崇奉为皇考，怎么尊？圣上现是皇帝，称他生父不称皇父，能称什么？”
“依你怎么说？”太后问。
保吉看出太后真是没了主意，便道：“太后恕奴才无罪，奴才才敢说。”
太后凄然一笑：“慈寿宫还有几个人哪，什么罪不罪的！想什么就说什么吧！”
保吉这才大胆说道：“依奴才说，咱们慈寿宫与官家已经有过不少误会，凡事该多栽花少栽刺了。别的不说，图个安逸。有些事，不是咱们能够左右的，倒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一句话提醒了太后，叫她想起入宫以来的许多事情。细细掰开了一瞅，可不是吗？几件大事，从温成皇后封谥到英宗立嗣承继大统，甚至二哥曹偕被杀，哪一件是自己能够左右的？可已经表过态，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呀！
“已经下过手诏，怎么往回挪呢？”她终于犹豫道。
保吉一笑：“太后放心，根本用不着咱们挪。这事不会就这样完了，中书还会提的。到时候，只要顺水推舟，重新有个态度，就结了。”
太后这才释然，不去多想它了。
中书想休战，反对派却不答应，一定要见出结果，才肯收兵。吕诲、司马光一直是坚定的“皇伯”派，坚决反对称皇考，首先站出来叫板，不准朝廷含糊其词，是黑是白，必须拿出意见。已经罢出的富弼，也骂韩琦、欧阳修背叛仁宗，带累圣上，谄佞邀赏。爱较死理的范镇已经做到翰林学士，恰好判着太常寺，专管礼仪祭祀之类的事情，还能不说话吗？反对派又多了一个得力干将。
这里正硝烟弥漫呢，老天成全，来了一场淫雨大水，好比陡然降下一座火药库，反对派斗得更凶了。
八月雨季，一连下了几场暴雨。俗话说，“城里的雨，乡里的风”。城里排水原本不如乡下流畅，随便几点小雨，就沟满池满，到处洪水泛滥了。开封地势又较为低平，加上穿城而过的几条河已经好久没怎么疏浚，几场雨下来，就墙倒屋塌，到处冒水了。这事前几年也有过。不过，数这次来得邪乎：皇宫里面也进了水，打开西华门放都放不及，硬是连冲带泡，将卫侍们的岗亭与值班房都弄倒了。皇上坐在崇政殿等候群臣朝参，连韩琦在内，一共才来了十几个人。其余的，全都叫水堵住了，来不了啦！派人一查，有名有姓的官兵百姓，一共死了一千五百八十多人！
害怕天人感应的皇上，自然又要老戏重唱：下罪己诏，广泛征求意见。这种时候言事，总是逮什么说什么。上回说的，不是立嗣与驱赶狄青吗？这回，除了濮王尊礼没有别的大事，那还能白白放过？
司马光、吕诲当仁不让，率先开炮：灾变是冲着尊礼濮王为皇、对太后不孝来的，只有改了，才能应付天谴。因为屡次上书达不到目的，知道是几个权臣作祟，笔锋所向，自然要指责权臣跋扈专权：要想逃脱天谴，还有一个条件，就是皇上必须收回权柄，不叫大臣舞权作奸。好像天倒是他们家开的，由着他们说什么是什么。
大同小异的话，说的也非止一人。
可朝廷置若罔闻。吕诲就将矛头，直接对准欧阳修、韩琦一干人了。骂欧阳修首倡邪说，背叛仁宗，导谀人君；韩琦则是自恃勋劳，专横跋扈，勾结朋党，天下只知道韩琦快意恩仇，根本不知道陛下还有威福。甚至连豺狼当道，奸邪在朝之类的话，都统统骂出来了。又一连上了十几章，请求朝廷严惩他们，表示坚决与他们誓不两立。中书的其他人，像曾公亮等，自然也在攻击之列。跟着扯旗的，也有不少。
不过，这回，中书几个人不一样了。韩琦是个强梁的人，轻易不认输；欧阳修不仅是文章宗师，也修过唐书、五代史，历史懂得也老多。底下愈攻愈猛，他们终于上书自辩了。不过是引经据典，说称皇伯怎么怎么荒诞无稽，只有皇考才天经地义。说到天谴，他们更反戈一击：关于尊礼濮王，朝廷一直慎之又慎，始终议而未决，说天谴因此而生，实在既是诬天，又是诬人。
这么乱打笔墨官司，终究不是个办法呵？孙固孙和父，又来支招了。他原是韩琦引进中书编修各房文字的；英宗接位，诸王子受封，韩琦又推荐他做了英宗的长子——淮阳郡王赵顼的侍讲。有这两层关系，孙固自然既向着英宗，又向着韩琦。先前，他已经给韩琦打个招呼。眼见韩琦骑虎难下，他先打气说：“相公，这礼数可变，天性不能变。称濮王为亲，天经地义，决不能动摇！”
韩琦眉头拧得山高：“说是这么说，可现在分歧这么大，该怎么弄法？”
孙固笑道：“我跟相公说过的，太后这把钥匙不能丢。”
韩琦仍然愁眉不展：“这我倒记起来了。可这张牌怎么打呢？”
“好打。”孙固似乎胸有成竹，“以太后的名义下一份手诏，请皇上尊奉濮王为皇考；再由皇上下一份手诏，表示谦退，称亲而不行追崇典礼。一盘棋就活了。再有谁说话，也师出无名。”
韩琦沉吟着说：“是个办法，可以试试。”
回头与曾公亮、欧阳修一说，他们也觉得是个好主意。当时就草了两封手诏，一封作太后的口气，一封作皇上的口气，中枢大臣做了真正的幕后提线人儿。
手诏写好，韩琦就派人将邓保吉找到中书来了。见礼已毕，韩琦先问太后的好：“邓大人，太后一向好吗？”邓保吉已经升了宣政使、入内都知，替了史志聪的缺，所以韩琦先抬举他。
“好。相公传下官来，是有什么吩咐吗？”保吉知道有事，自己抢先进入状态。
“关于尊礼濮王的事，不知道太后近来有什么想法没有？公公是太后身边的人，自然知道的。”韩琦问道。
“自打上次之后，您也知道的，太后已经明白了。最近没听她说什么。她与皇上是娘母子，还能不一条心吗？”保吉说。
“上次中书几位大臣见太后，您是知道的。我那时就向太后保证，关于濮王的事，不论做什么，一定要先请她的旨意。您久在宫里，应当比我们清楚，圣上始终记挂着这件事。太后与他是娘母子，儿子焦心的事，做母亲的也不放心不是？中书想请太后出面，将这件事情了了，省得他们再牵挂。这是替太后早拟的一封手诏，烦您送给太后。她要是不同意呢，尽可以不作数，下旨叫我们另办，我们一准遵旨就是了。”
保吉点头说：“相公这话，再没有挑剔的了。您放心，交给我就是了。”
太后接到手诏，打开一看，除了叫皇上称亲，尊允让为濮安懿皇、几个夫人为皇后等之外，也为她留了转弯的地步：说是先不知道，及至再次翻阅史籍，才知道原来还有故事可循。既有故事可循，循史就行了，不必再犹豫了。她原先已经准备合作，既然人家连台阶也替自己张罗好了，还说什么呢！可毕竟是牛不饮水强按头，无论对先帝，还是对自己，都是一件憾事，她自然开心不起来。只略一抬手，吩咐保吉：“随他们去吧！如今这地步，还说什么呢！”
太后的手诏一下，韩琦就将第二封手诏送给皇上过了目。这封诏书表示，太后之命，不敢不遵，只好遵命称亲，尊礼濮王为父皇；只是追崇典礼及立庙诸事，决不敢奉行，只拟从简，不在京城另外建庙，只就濮王原来陵园立庙，叫濮王子孙辈奉祀，还要恳请太后允许原谅。也是面面俱到。皇上自然也高兴，当时就下达中书，宣示群臣了。
以吕诲为首的反对派，当然不干。吕诲也看出了其中的名堂，说：“前不久太后还下手诏痛斥主事大臣，这才几天，就倒转过来，赞成称亲为皇了？一定是主事大臣从中捣鬼。何况，就是太后改变主意，皇上也应该斟酌，以对改错，不能随波逐流。怎么能就这么宣示天下，又下诏表示谦退？这不是张扬太后的错误，又贬损自己的爱亲之德吗？这样盗用太后名义、误导皇上的奸佞之臣，不严加惩处，以正朝纲，还得了吗？汉贼不能两立。首恶不除，我吕献可决不妄踏朝廷一步！”
他说到做到，上了一本之后，就待在家里再也不上班了。
反对派中还有一个范纯仁范尧夫，他是范仲淹的二公子，也是仲淹四个儿子里唯一中过进士的人。由知县而判官等等，几经流转，已经做了侍御史，从六品的官儿了。除了一般的反对，他尤其不能容忍叫太后出面干政。三代以来，从来没有将母后诏令施于朝廷的。只有秦汉之后，权臣为了兜售其奸，才抬出母后，要她干政。母后干政，实际就是权臣干政。可那往往也因为皇帝幼小，权臣有机可乘。陛下是成年登基，执政已四年之久，太后又早已撤帘，尊礼濮王的事，完全可以根据是非，由圣上自己做主。可现在却偏偏放权，要朝廷遵从太后的诏令行事！这都是执政大臣文过饰非，不计后果，妄开祸乱之源。以后，要是有权臣照此办理，矫太后之诏而作威作福，皇上还有安生的日子吗？
范纯仁这话虽然说得婉转，实质却不啻是骂韩琦一伙就是那种矫诏弄权的奸佞！韩琦一接到范纯仁的本章，气得手都发颤了，敲着奏折说：“你们瞧瞧，这范纯仁都说了些什么！我与希文，恩同兄弟，一直视他为子侄，他也忍心这么胡乱编排我！”
朝廷下诏让吕诲上班，吕诲拒不接受，申述道：“首恶不除，我无法上班。何况，我擅自离职，也罪在不赦，怎么上班？我情愿与奸臣们一起受到惩处！”
既是这样一副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架势，也就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了。
英宗问执政大臣：“诸位爱卿，怎么办呢？”
事已至此，只能依靠皇上的独断专行了，还用问吗？作为争斗的一方，也没法儿回答。
韩琦说：“我们这些人是忠是奸，陛下是知道的。”
欧阳修则说得更干脆：“御史们以为理难并立，只好请陛下圣裁。要是陛下认为我们有罪，请留下御史；要是认为我们没罪，一切由陛下斟酌。”
陛下斟酌的结果，是贬出御史，但不能贬责太重。吕诲由侍御史知杂事贬为工部员外郎，去知蕲州。范纯仁等，则以原衔贬到京外任职。反对派中，也有几个为了表示忠直，主动对号入座，要求处分的。这些人，有的动了，有的也没动。像司马光求了几次，还是没去碰他。所有处分事宜，也都出榜朝堂并通过进奏院晓谕全国了。
贬了反对派，又通报了朝臣与全国各地官员，不是大功告成了吗？也不是。尊礼濮王的事也下诏终止再议，不了了之。后来，只在河南府永安县濮王陵寝所在地，为濮王就园立庙，委了一个陵园令，募了二百名士兵守卫、五十户人家照管，庙也只有三间两厦，与皇陵寝庙是没法儿比的。称亲的事，则再不提了。这就是大宋朝办事的风格哪！说，是说不清的。
也不都是反对执政的人挨贬。拍执政马屁拍得太过分，也同样要挨贬。范镇被贬，就并非因为他是反对派，而是因为他起草诏书过分抬举韩琦，将他比作辅助成王的周公。韩琦或者愿意做周公，英宗却不愿做那被周公喂大的周成王。御史一上本指责，尽管范镇当年上书立嗣有功，还是被贬到陈州做知州去了。这也是大宋办事的风格：皇权第一，再得力有功的大臣，也不准踩在皇帝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