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意气僚友成陌路

掌权柄加减计从头

随着太后撤帘还政，韩琦与富弼的关系，也终于走到了尽头！

他们一向不是志同道合，互相支持的吗？

不错。这事确实有过，而且不止一件。

庆历年间，朝廷要升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有人捣鬼，富弼刚刚辞过枢密副使，正好说话，就曾竭力为范仲淹、韩琦说项。这是富弼有恩于韩琦。

庆历新政，天章阁上书，富弼与韩琦一起附议范仲淹，那自然是一种志同道合。

到新政失败，夏竦以石介构罪富弼，富弼危在旦夕，是韩琦仗义执言，为他与范仲淹说话，弄得自己也被贬到

扬州去做知州了。这该是韩琦回报富弼。

以后，富弼先做了丞相，韩琦也入了两府，天下号称“韩富”，也应该是和光同尘，没得说的。

这样的两个人，怎么会突然变脸而互为陌路呢？不会吧？

可事实却毋庸置疑。

这到底为什么？

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应了一句老话：千里搭长棚，天下就没有不散的筵席。权力场上，要找一辈子不反目的搭档，比登天还难！不为别的，一山难容二虎！一不小心，再好的搭档，都会为名为利你撕我咬；不到遍体鳞伤，你死我活，决不罢休。

富弼是和文彦博一起为相的，为这事，仁宗不是还被司马光的恩公庞籍调侃过一顿吗？那时韩琦刚刚代替罢去的狄青，做了枢密使。两三年后，到文彦博因为年纪大了，请求辞职出知外州，韩琦才接替他做了次相，排在富弼之后。两个人都在中书，外面人看着似乎特团结，号称“韩富”，也大体就在这个时候。可实际上，共事不久，他们就面和心不和了。

韩琦性情原本激烈、果断；刚三十岁就与范仲淹一起经略陕西边防，出将入相虽不无勾连，大体却一帆风顺，几乎没有什么大挫折。因此，他办事大体喜欢痛快淋漓。虽然也不是不用心计，也知道审时度势，但到底敢作敢当，不失勇猛捷直。富弼长韩琦五六岁，经历也比他多一些坎坷，还受过几次大的惊吓，处事始终比他审慎小心多了。一事当前，不轻易表态、得罪人不说，定下来的事，也要反复考虑，头头尾尾地掂量。且看他出使契丹，疑心誓书有假，到底偷偷打开来看了，免除一场祸事，就不难知道一二了。这激烈对绵柔，酣畅疏阔对谨小慎微，干柴烈火对湿腻粘滞，还能不发生冲突吗？尤其是权高位重，一言九鼎的人，地位权势全是由尊严与面子包装起来的，大气都吹不得，还能容忍别人对着来！要容忍，除非一样，这些人突然被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当事各方对此也都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必须求同存异，同仇敌忾，殚精竭虑，共赴艰危，否则，只能同归于尽，一起玩完。显然，这也不是不计较，而是即将灭顶，实在没法儿计较。危险一过，侥幸都平安无事了，还是照样你死我活互相猛掐：不分胜负，决不会罢休。没了这一条，那就不会再有缓冲，只等着刀枪剑戟，见个高低吧！

韩琦对于富弼，一开始也倒包容。次数多了，可就忍不住要说话了：“富大人，您痛快一点好不好？”

富弼一脸茫然：“痛快？什么叫痛快？是哪儿不痛快了吗？”

韩琦一笑，不说了：整个儿一个砍不烂，煮不透！

隔天遇着事，并不大——朝廷已经根本没有大事要做了，依韩琦，三下五除二也就定了。可富弼不行，反反复复，老在那儿考较权衡。韩琦又忍不住了：“富大人，您不要絮好不好！”

说得已经很直白，只是太简洁，富弼还是不大了然：“絮？什么叫絮？”

“请您不要絮絮叨叨！”韩琦解释说。

富弼这下彻底懂了，脸也刷地一下红了，可他到底忍了，道：“不要急，多掂量掂量没有坏处。”

“没有坏处？烦！”韩琦不依不饶。

“您这是什么话！”富弼脸又刷地一下白了，手也抖了起来，撂出这么一句，就拂袖而去了。

两个丞相之间突然来了这么一出，还能不结疙瘩吗？心里一有疙瘩，没事也都有了事。平平常常一句话，本来不算什么，一旦附着在疙瘩上，就会赘成个大肿块，始终窝在心里了。

中书没事，臣僚们也有闲谈的时候。既是闲谈，当然天南地北，全没个准头。中老年人，绕不过的话题总是生死。谈着谈着，就谈到生死孝悌上去了，富弼脸上却似乎有些忧戚。

有个属下见了，道：“人过中年，最大的幸福是父母康健。中书里面，最有福气的我看只有富大人。富大人母亲已做过八十大寿，还硬朗得很，谁能比得了？”

富弼叹了一口气：“唉，你不说我还不愁，家母最近身体已经不大好了！”

那人安慰道：“不会吧？前几天我见着不还好好儿的吗？”

富弼若有所思，道：“我们是寒家，我娘这一辈子不容易。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一定要为她守孝终丧。”

所谓守孝终丧，就是辞去职务，守孝三年。那个属下笑道：“相公虽是一片孝心，可朝廷怕不会让您一去三年，总是要起复的。哪有首相一去三年的？绝对不会。”

韩琦见他们说得热闹，插嘴道：“宰相起复，不叫终丧，虽也常有，却不是太平治世的盛事，只能算是特例。”

说者不知道是不是有心，听者却肯定有些留意了。只是特例吗？什么意思？该是叫我不要打起复的主意？不过，这念头也只是一闪就过去了。毕竟还没事到临头，自然不会朝深处去想。

可不久，富弼母亲真的去世了。既是事到临头，当时不过说说而已的话，也就句句都要顶真了。他一报过哀，就不再上朝，只留在家里守孝。那时仁宗皇帝还健在，请他起复上任，他也就因为韩琦的话始终鲠在心里，到底拒绝了。他那理由：“宰臣起复不是平常时节的盛典，微臣也有难言之隐。”版权即为韩琦所有，只是不好明说，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只好含糊其词而已。

富弼一走，他的礼部尚书、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等几个位子，也就空出来了。韩琦原来的头衔是工部尚书、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大宋制度：尚书分六部，吏、户、礼、兵、刑、工。既是尚书，不管哪一部，大抵是平级的。平章事，是丞相的头衔。丞相，又有首相、次相的不同，区别即在于后面带的尾巴：首相，也称上相、宰相，为昭文馆学士，监修国史；次相，则只是集贤殿学士。首相、次相轮流掌管大印，实权并没有根本差别，不过名分上略有高低而已。富弼既空出上相的位子，仁宗也就让韩琦补了昭文馆大学士与监修国史，成为名副其实的首席丞相。他的次相位子，则由正做枢密使的曾公亮补了。做枢密副使的欧阳修，则升了参知政事。

既然首相、次相差别不大，不过是个虚名，不是也可以不去计较吗？吕诲真这么劝过韩琦：“相公，富大人脱了孝服，朝廷少不得还要物归原主。您干吗不辞了昭文馆大学士，留着等他回来呢？”

也不清楚这吕诲究竟是怎么想的？知道韩琦与富弼不和，有那么一点调和羹鼎的意思？或者，只是一般忠厚人的想头，劝韩琦不求虚利，好邀实名？不大好说。

好歹，韩琦根本不想清楚，他压根儿就不想这么做！他那话也说得特直白：“您说什么傻话！这种位子，还能长期保留？等富大人脱了孝服，连我韩琦没准都不知道去了哪儿，还昭文馆大学士呢！我要是辞了昭文馆大学士留给富大人，人家不会说我想当一辈子丞相？我怎么向皇上交代？”

他这话也可以理解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能得就得了吧！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吕诲这次倒没有那么刻薄，只想他说的也是实情：确实，什么都没有大宋朝丞相换得快。光仁宗手里，就换过几十个丞相了。那位子就是要留，也真没法儿留！

富弼呢？一得到消息，当时就骂开了：“哼，原来在这儿等着呢！想做首相，明说呵，干吗这么玩阴的！”

有这一招，两下里的过节，还能不越闹越大吗？

到富弼起复上班，仁宗已经薨逝，英宗坐了皇位。首相、次相既都有人，富弼虽然保留礼部尚书、平章事不变，却不能进中书实做丞相，只能到枢密院做枢密使了。这东西两府首脑，级品虽然大致一样，可职权就差了去了。东府，也就是中书哪，一切统管；西府，也就是枢密院哪，只能专管军事。原先中书是不管军事的。庆历打仗，还是由富弼建议，让中书也管了军事。既然这样，东府让西府予闻政事，就是一种情分，一种恩赐了。照理，他们完全可以不叫西府知道军事以外的任何事情。做首相的韩琦，恰恰又是那种不喜欢别人掺和的人。许多事情，只要与枢密院无关，他基本上不叫枢密院予闻。原先无事不知，无事不管的富弼，一进枢密院，就陡然聋了耳朵，瞎了眼睛，百事不知，那日子能轻松吗？

他在西府大厅，对同僚大光其火：“岂有此理！我也做过宰相，哪里见过这样处事的！我在中书，什么都不瞒枢密院，总是找枢密使们商量。你们里面该有枢密院的老人？你们说说，我这话是不是假话？”

枢密院的官员，不管是不是老人，差不多都答道：“这是我们亲历的事情，那还能有假！”

“瞧瞧现在，都成什么了？枢密院都快成聋子耳朵了，什么都对我们封锁！我们还知道什么？而且，我还挂着丞相的名呢！”富弼继续发着牢骚。

大家又都不平道：“太不像话，哪有这样的！”

可人家就是不开口子，你有什么辙！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韩琦叫太后撤下帘子，还了政。

那天韩琦引着两府大臣到内东门小殿见太后，请大家说项让他辞职外调，富弼也在场。可结果却石破天惊，不是韩琦外调，而是太后撤帘！富弼又惊又气，冷汗都下来了！

太后与英宗不和，除了向韩琦，也曾当面向富弼诉过苦，一把鼻涕一把泪，话更说得痛彻心腑：“富大人，死了丈夫的寡妇，没地方说理呵！”身为垂帘太后，却如此伤心无奈，富弼少不得有些同情她；尽管无能为力，在不同场合，他也没少为太后说过话。

自己的这种立场，谁都知道，韩琦能不知道？既知道，撤帘却不与我商量，甚至连个招呼也不打，这是防我，将我完全当成对立面了！我因为守丧，立嗣、接位的事都没参与，与皇上那边已经生疏，还经得住他再这么往死里推我吗？他越想越生气、害怕，话也就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了：“这是灭门的勾当！这种事都瞒得水泄不通，这朝廷还有我富弼立足的地方吗？”

司马光一向与富弼走得近，自然要替他不平。逮着机会，便责问韩琦：“相公，别的事不叫富大人周知，或者倒也罢了。这么天大的事儿，相公不与富大人商量，怎么连招呼也不打一下？弄得他不知所措，不仅尴尬，还觉着险恶！”

韩琦一脸的无可奈何：“啊呀，我的司马大人！您现在说得轻巧，打个招呼？这种事是算计得到的吗？变起仓促，定夺不过须臾之间，全是太后自己的主意，我还不一样不知所措！您说这招呼怎么打法？”

既有道理，司马光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富弼自己，除了生闷气，更不能说什么了。但很快，他终于有了一个出气的机会。

英宗亲政，又要论功行赏，两府的八位大臣，连富弼在内，人人有份，全都要加官晋爵。韩琦、曾公亮、欧阳修等几个诚惶诚恐，都不敢接受：别的不说，去年四月太后垂帘，他们刚加的官爵，不过一年多又要升赏，谁都怕惹个盈则亏、满则溢的无妄之祸。可英宗硬是坐镇延和殿，等着几位进殿叩谢，韩琦、曾公亮、欧阳修等拗不过，只好上殿谢恩了。英宗特别礼遇，又是赐坐，又是赐茶，几位自然更是感戴不尽了！富弼却根本不去领这个情！一等韩琦他们谢过恩，他就上书数落开了。

话，当然还是先从自己说起。立嗣、继承大统，我在守丧，没有点滴功德可言。朝廷也知道自己无功，可中枢七个人都有赏，唯独落下自己一个，好像说不过去，便提起自己早年为相时有过立嗣的建议，也算一功。可那时仁宗根本就不提这件事，与立圣上更风马牛不相及，显然是草诏学士张冠李戴。韩琦他们才是真正的有功之臣，自己决不敢与他们一起受赏。

由此往下，出气的曲笔就渐渐出来了。

自己即使有功，也微不足道。真正对皇上有大恩大德的是太后。从立嗣到辅政，到还政，哪一桩不是太后神明独断，日夜操劳，才臻于成功？结论只有一个：一切都是皇太后的赋予，与臣子了无干系。既然如此，圣上真正感恩报答的只能是太后，而不是别的任何人。可皇上不但不报答太后，反而因为垂帘时的一些龃龉心有不满，合了《诗经?谷风》所说，是所谓“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而忘了太后的天地大恩，却来赏赐微臣这样的丝发微劳，更是完全颠倒错位了。陛下应该重新颠倒本末，将力量放到如何报答孝顺太后身上，再不要只顾着恩赏臣子了！圣上只有推行仁孝，才能德化天下，达到大治。光靠金钱爵位感动人心，那力量是非常有限的。说得很堂皇，作比的也始终只是自家，那弦外之音，当然包括所有无功受赏的大臣。对同僚无能为力，却可以通过教训圣上的皇皇谠论来曲笔出气，这专制王朝的出气通道，也真别具一格呢！

前几章，朝廷没理睬。富弼又奏了几本，朝廷只好下诏勉慰。富弼原不过为出气，气既然出了，朝廷又给了面子，还能不见好就收吗？接受封赏，不辞了。可心里到底不踏实，恰好腿上有点不大方便，又借着清明打柳枝，请假在家养病，只挂职，不上班了。后来到底请调外出，带着使相衔去判河阳。因为心有余悸，临走还特别恳求英宗，说自己一向谨小慎微，可仍然免不了得罪小人，常常遭到诬陷；眼下离京远任，不在皇上身边，万一仍有小人离间君臣，谗言陷害，请皇上务必辨明是非，包容保护！英宗也笑着答应了。

英宗位子已稳，尊严与自信又渐次恢复，终于开始清理门户了。

第一个倒霉蛋，便是三司使蔡襄蔡君谟。蔡襄书法端严温厚，平和蕴藉，号称大宋第一。可他的官运，却远没有他的书法亨通，行远流长。他不是因为《四贤一不肖诗》，搭上庆历新政这条船的吗？他的命运，从此也就与庆历一般闻人息息相关了。范仲淹他们被贬的时候，他不就主动请求去老家福州做了知州吗？到富弼、韩琦、欧阳修们进入中枢，朝廷成了庆历闻人们的天下，蔡襄也渐成气候，一直做到翰林学士、三司使。仁宗的丧事，大体都是蔡襄勉力应付的。三司早已捉襟见肘，即使有内藏库拨款补助，也还是力不从心。仁宗永昭陵的费用，算来算去，到底比原计划还是少拨了一半。这样当家，要不怨声载道，反倒怪了！他的倒霉，大体也即与此有关。

还在太后刚垂帘听政的时候，她就曾当着两府大臣的面，拉家常似的说道：“先帝立皇子的时候，看见十三团练，就想起自家夭折的几个王子，心里特伤心，一时间就乱了方寸了。周围的侍妾宦官便趁机拨弄是非，说些对当今圣上不利的话，弄得圣上一时非常被动。他们这些人无知无识，乱说乱道原不奇怪。奇怪的是亲近大臣，知名人士，也有那么一两位上书说圣上的坏话！奏章就搁在先帝的病榻上。幸好叫哀家看见了，哀家已经收起来了。”

究竟是谁，太后却没明说。谁也不敢问她。从此，这就成了一个哑谜，也成了英宗心里的一个疙瘩。也有人猜测，根本就没有那一两个人，太后不过故弄玄虚，要挟中枢大臣跟着她走；要不，就将你作为谜底抖落出来！可英宗，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

他也亲自问过太后：“母后，您说的那一两个大臣，到底是谁呵？”

太后回答：“事情都过去了，皇儿还问他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是谁，拿到奏章我就烧了。”

这种回答，自然难叫英宗冰释疑团，倒叫他更不放心了。到亲政，他就开始认真追查了。

慈寿宫方面仍然守口如瓶，没有一点儿消息。可渐渐就风传一个名字了，就是蔡襄哪！

究竟蔡襄有没有做过？只有他自己知道。按常理哪，当穷家得罪了人，人家趁机泼你一头脏水，倒也一点不费劲！不管怎么样，结果都是一样的：满腹狐疑的英宗，信了！这不奇怪。事关皇权，皇上照例总是如此：宁肯错做，不肯错过。

英宗问韩琦：“相公，三司使蔡襄蔡大人，怎么样哪？”

韩琦不知道皇上什么意思，答道：“还好吧，没听说他有什么问题。”

英宗又问欧阳修：“欧阳大人，您说说，蔡襄这个人怎么样？为人处世如何？”

欧阳修想都没想，就回道：“皇上问蔡襄？他人如其字：端严温厚，平和蕴藉，一丝不苟。”

英宗微微一笑：“是吗？字倒是好的，尤其是楷书，您这句话可谓当之无愧。”

问的几个既然都愚笨不懂圣心，英宗只好设法找茬儿了。

恰好赶上蔡襄请假，英宗脸色一变，厉声问道：“天下钱粮财政全归三司掌握，事繁任重，蔡襄三天两头请假，十天倒有四五天不上班，这怎么行？中书为什么不考虑另换一个人？”

韩琦回道：“回圣上，三司办事并没有什么疏失，不好撤的。一时也难找到一个资历、能力与蔡襄相当的人代替他。”

欧阳修也帮着说道：“皇上，蔡襄有个八十多岁的母亲需要照顾。他也只是上殿起居时才请一会儿假，一到太阳出了，三司使的班还是上的，从来没有误过事！”

这之后，说到三司的事情，英宗又很摆过几次脸色，给两府大臣们看。可他们不是装傻，就是心里另有想法，还是无动于衷。英宗实在没辙，干脆直接出面干预了。

边报西夏又要兴事，粮草等需要及早准备，连堂皇的借口也有了。英宗发话了：“三司的事，朕已经跟你们讲过多次，怎么就是不听？眼看西边有事，粮草军需亟待准备，三司使必须立即换人应付一切。”

皇上既这么说了，谁还敢再打马虎眼？韩琦只好奏道：“皇上圣明，臣等愚拙，不能体察圣心。是否等蔡襄自己提出要求，中书再将他调移别处，也好给他留点余地？”

皇上这才点头微笑了。

到定下蔡襄调离三司，大家才隐约知道了原委。韩琦当时就领着曾公亮、欧阳修一行，进了延和殿。

英宗正准备退朝，见他们几个又进来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问道：“几位爱卿这会儿又进来，是有什么事吗？”

韩琦开门见山：“皇上，外间盛传蔡襄这次落职，是因为上书反对先帝过继皇上，有这事吗？”

英宗道：“有。”

“皇上亲自看到他的奏章了？”韩琦又问。

“那倒没有。可朕早就听说这件事了。”英宗也不隐瞒。

“如果只是听说，事情就有些暧昧。究竟是真是假，还请圣上仔细审察。冤枉一个蔡襄不要紧，怕的是小人得志，肆无忌惮，今后好人就很难在朝中立足了。”韩琦劝道。

曾公亮也帮腔说：“韩大人说的有理。京城从来喜欢飞短流长，造谣生事。前世用这种手段陷害忠良，不仅危害大臣，也危及国家的事，不是没发生过！”

欧阳修问皇上：“这事儿陛下也相信吗？”

英宗却反问他：“朕虽没有亲眼看见文字，谁能保证就一定没这事儿？”

这话虽然不啻封口，可欧阳修还是排解道：“造谣诽谤，一般总是无迹可查。就是有迹可查，也需要仔细辨别。先帝在世的时候，夏竦让小妾学石介字体，伪造石介替富弼草诏废立大事，全亏先帝圣明，才保住了富弼。这是圣上知道的。还有我自己的事。”说完富弼，欧阳修又开始现身说法：“至和初年，朝廷要我去吏部判流内铨，也是小人伪造文字，诬我上书请求淘汰宦官，到任不过六天就要调我去同州。也是先帝圣明，知道有假，将我留了下来，直到现在。不是先帝圣明，洞幽烛微，微臣这会儿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这事皇上也不会不知道。所以，就是有文字，也还要区别真伪；何况没有文字，根本就可能子虚乌有呢！请皇上一定不要猜疑！”

皇上还是不以为然：“苍蝇不叮无缝蛋。您说人诽谤，诽谤的干吗不诽谤别人，偏偏诽谤他蔡襄？朕知道你们也都是好意，怕我错怪好人。不过，朕意已决，这事不必再说了。到真错了，再改过来吧！”

说到这个份上，谁还能再发言？蔡襄到底拜了个端明殿学士、礼部侍郎，贬到杭州做知州去了。第二年，才五十六岁，他就郁郁而逝。大宋的第一杆笔，也就这么永远倒了。

谁继任做三司使呢？中书颇为踌躇。后来，还是英宗自己解决的，委了吕夷简的二公子吕公弼。

吕夷简看好的虽是老三吕公著，这吕公弼却是个福将。他的进士出身，是因为父亲赏赐的。吕夷简死后，他还是沾父亲的光。仁宗皇帝特怀念夷简，而公弼怎么看怎么像他父亲，仁宗便移恩于他，让他一路攀升，一直做到同群牧使。仁宗逝去时，公弼已经成了气候。

蔡襄走后，有一天公弼奏完事正要下殿，英宗猛然想起三司的事，笑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废工夫。到处找不到三司使，眼前不是现成的一个吗？传旨中书，着吕公弼权三司使。”

吕公弼一下蒙了。正要推辞，英宗又解释道：“忘了换马的事啦？那时候朕就知道您清廉。您到三司，一定能做好。”

原来，英宗还在濮王府当王子时，曾嫌赐马不好，派人找群牧司调换一匹，被吕公弼拒绝了，说是：“十三王子是朝廷近亲，威望很高，应当避嫌，不能换。”谁能想到这么一件小事，会在这里派上用场？公弼自然只有磕头感谢了。

英宗兴犹未尽：“蔡襄办事很不得力，许多事都拖拉不办。您到三司，该怎么办？”

公弼早已知道皇上不满蔡襄，答道：“蔡襄办事一向很认真的，没有什么过失，恐怕有人在圣上面前乱说吧？”

好，不落井下石，厚道。英宗越发赏识吕公弼了，说：“您办事朕放心，好好儿去办吧！”

这人，一福至心灵，便能着手成春，实在没法儿说。这么用人，自然也同样只有专制朝廷，才能如此！

英宗既已做出清理门户的榜样，首席大臣当然要紧紧跟进。史志聪不还在那儿散布不满吗？这淆乱两宫的罪名，就足够沉重的了。又查出他假传圣旨，私调奉宸库珍宝赏赐皇后。这样的人，不清除出去，不说朝纲难靖，迟早还会惹出大祸！

韩琦在英宗那儿得到许诺，便拿出一张空头告牒，吩咐堂吏：“去，拿给欧阳参政与曾丞相，请他们签署一下。”

堂吏一看是个空牒，正要问问缘由，话到嘴边，又忍住了：韩丞相从来说一不二。既是空头，总有想法，照章办事得了，干吗问他，自讨没趣？

他拿着空牒，找到欧阳修，禀道：“韩相公请您与曾丞相签署一下。”

欧阳修提起笔，就签好交给堂吏了。

还没坐下呢，就见曾公亮赶过来了：“欧阳大人，您看清这张牒子了吗？是空的！什么事都没说，您就签了？”

欧阳修一笑：“看了，能不看吗？韩大人肯定有用处，您签上没错。”

曾公亮犹豫了一下，还是签了。

韩琦拿到两个人签署的空牒，就填了去处，吩咐属吏：“立刻去宫里传宣政使、入内都知史志聪。”

史志聪一到，韩琦就数落道：“史志聪，您淆乱两宫，假传圣旨，罪该万死！念您服侍太后一场，且从轻发落，着为保信军节度副使，蕲州安置，即刻动身。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史志聪似乎早已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也不答辩，只请求道：“是否容我安排一天，等两天再走？”

韩琦道：“史大人，圣上旨意，即刻动身，谁敢让您延缓？就请动身吧？来人啦，安排史大人立即动身去蕲州。”

所谓安置，实际就是管制，官衔不过空名而已。史志聪拖延的目的，原是想和太后通气，让她援手，或者能够有所缓解，或倒转。既然韩琦防着在先，他也就不再说了。一叉手，扬长而去了。

宫里宫外都净了手，英宗终于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