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制诰仍故我依然
言职事多老生常谈
一是因为忙这忙那，二来也有个职责所限的问题，自打上了《万言书》，安石就再没有机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了，到做了知制诰，终于又有了一次机会。
契丹与大宋，不是经常有使节互相来往吗？每次使者到了对方边境，主人一方都要派人迎接，回去时再送出边境。这负责接送的，就叫做接送使者。安石做知制诰不久，就做了一回伴送使者，一直将契丹使者送到雄州白沟边境上。一路所见所闻，无限感慨，自然又要想到变法图强。伴使回来，仁宗要在垂拱殿召见他。这是自己生平第一次上殿单独面见皇上，能不抓住机会吗？他将《万言书》的主要思想缩成一个劄子，揣在了怀里。仁宗的召见，只是例行公事，并没有垂询多少东西。几句话之后，他就献了劄子下殿了。可他心里仍觉着满足：毕竟亲手将劄子递给皇上了！《万言书》即使没读，这几百字的短短劄子，皇上总是要读的！
又是一个泥牛入海。
安石的心情，更为痛切郁闷了。
不能就这样算了！他又给仁宗皇帝上了一本，话题自然也更沉重了。奏折一开头，他就猛敲警钟：长久执政的皇帝，只要没有心忧天下的至诚恻怛之心，即使睿智英武，没有暴政酷刑，也一样会弄得天下大乱，生灵涂炭。晋武帝司马炎、梁武帝萧衍、唐明皇李隆基等三个人，就是现成的例子：他们都算得上是明智有功之主，都在位几十年，天下似乎也都没有什么事情；又全都一样忘乎所以，以为天下真的歌舞升平，江山真的金汤永固，一味因循苟且，得过且过。好梦还没做完呢，天下已经大乱，宗庙毁辱，膏血涂野，连自己的性命也差点儿搭进去了！总以为不至如此，却偏偏或然沦到这个地步，最是触目惊心！
为什么没有至诚恻怛的忧虑之心，就会弄到这种地步呢？这是因为，天下是至大之器，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而没有了至诚恻怛的忧虑之心，就不能询考贤才，讲究法度。一个社会，不用贤才，不修法度，只知道苟且时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时间长了，能不出乱子吗？以古论今，皇上谦恭节俭，聪明睿智，仁民爱物，长久享国在位，也正是到了以晋、梁、唐这三个皇帝为鉴，至诚恻怛心忧天下的关键时刻。
这可不是虚言枉论，那危险是实实在在的。且看朝廷职位，不能说得了贤才；政事施为呢，不能说已合法度。放眼内外，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日渐浅薄，财力日益穷困。这是何等的危险！而陛下高居深宫，却没有一点讲究考校、以求变革的意思！一想到这个，怎能不叫人心急如焚，扼腕浩叹！
从来因循苟且，犹豫无为，只能侥幸一时，决不能旷日持久。以古准今，天下安危治乱，仍然大有可为。只要充分认识问题严重，从现在起就有所作为，大明法度，广揽贤才，前途仍旧无限光明。有为，莫甚于今天。过了今天，则连懊悔都怕来不及了！
安石说的三个皇帝，司马炎在位二十七年，死后不久宗室就造反，有了“八王之乱”，西晋王朝从此一蹶不振；萧衍执政四十八年，还在台上就有了侯景之乱，子孙争位，梁朝很快就完了；李隆基当了四十六年皇帝，弄了个安史之乱，躲到四川，连个宠幸的妃子杨玉环都没保住，生生被兵将们在马嵬坡勒死了，大唐朝也从此盛极而衰。史实确凿，血肉横飞，惊心动魄。整篇奏折，理更清楚，话更痛切，可照旧石沉大海，连个水泡儿也没溅起！
怎么会一点儿反响也没有呢？安石指陈时弊的话，什么朝廷没得贤才，政事不合法度，官乱于上，等等，不是说得相当刺激吗？刺激不假，可都是泛指，朝廷大佬犯不着对号入座，找他理论。要是这种泛泛而论的话他们都要认真计较，他们那位子就一天也坐不住了。这既犯不着理论，因循了几十年的大政方针，更不是一招一式所能触动的了！安石的上书要不再次石沉大海，还能怎样呢？
下面一件事，就没那么简单了。
宋承唐制，皇帝的诏令文书等都是由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执掌的。翰林学士专管免罪的赦书、降恩的德音、分封皇亲等的册文、发布大事（诸如大政方针、大赏罚、大除授等）的制书与制诰等；中书舍人，则一般只管朝廷百官的封拜事宜。前者称为“内制”，后者称为“外制”。不是翰林学士的知制诰，通常就是中书舍人。安石还不是翰林学士，自然只能主管有关百官封拜的文字。虽不过是皇上的高级文秘，但身为近臣，也有顾问参谋的权利与义务，至少不完全是个文字机器。朝廷的旨意清楚不清楚，正确不正确，知制诰至少可以问一问，抑或略作改动；实在荒谬，还可以封还词头，拒绝草诏。这种不成文的习惯权利与义务，实际上是预设的一道防线，虽然极其脆弱，至少可以多少起一点制约校正作用。朝廷与任官者本人，往往都心照不宣，各自守护着各自的疆域，既不剥夺，也不僭越，都遵守规则，这游戏才能正常进行哪！
可有一天，中书突然传来一个诏令，说是从今往后，中书舍人只能奉命行事，照章转录，再不准申请改动任何文字。几个中书舍人一接到敕命，当时就炸锅了。因为激愤，说什么的都有，可临到要上书较劲，谁都不伸头了。中书现在是韩琦为首相，也只有他才有胆识魄力，敢破坏习惯，另搞一套。要较劲，就是直接与他对着干。这，不仔细掂量行吗？
安石没有说话，却直接上书皇上。
第一本不行，又上了一本。
话也直截了当，决不转弯抹角：这是执政大臣要为自己为所欲为大开方便之门。否则，决不会这样立法。
对于朝廷的充耳不闻，安石也动了真脾气，一条一条认真清算起来。不外乎三种可能：一是，皇上以为朝廷的敕命正确，不必改；二是，知道不对，但条例为执政大臣所建，不好改；第三，皇上未置可否，执政大臣坚持己见，不肯改。这三条，无论哪一条都不能成立。考察历代与本朝典籍，从来没有治世政治，像这样闭塞近臣言路，害怕他们发言的！知道不对，仅仅因为事出执政大臣就不改，是泯灭义理是非，一味顺从大臣。皇上没有意见，而听任执政大臣为所欲为，是人主失权，政出私门。不是全无道理，大家又何至于一再喋喋不休呢！
顺着这条思路，安石渐渐又推广开去，公开说出他一向挥之不去的隐忧。近几年来，皇上将天下大事全都交给七八个大臣，举国上下也都以为从此可以积弊尽除，臻于大治，事实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一帮大臣，有强有弱。弱者，只知道持禄保位，讨好谏官、御史，做梦也不敢得罪他们，为陛下守法办事；强者则又太强，完全颠倒过来。他们挟圣旨造法令，不管义理是非，为所欲为，天下就没他们不敢干的事情，而谏官、御史看到他们，则像老鼠见猫，连大气也不敢透，哪里还敢说三道四！对这两种人，皇上都是不管不问，放手让他们各行其道。照这样下去，时间一长，不出乱子反倒怪了。从来致乱，并不都因为君臣大奸大恶。只要没有至诚恻怛的求治之心，不能审择利害，早辨是非，不改小过，不为小善，喜谀拒谏，最后都会积小错而成大恶，失尽民心，酿成大乱。酿乱于不知不觉之中，这才是最可怕的。
话说到这里，已经没有退路。安石最后提出两种选择：要么收回成命，仍旧维持游戏规则，保留中书舍人的那么一点可怜的权力；否则，自己谤讪朝政，罪责难逃，应当严加贬斥。究竟如何，专等朝廷定夺。
安石既然一扫帚扫倒了所有的中枢大臣，连曾公亮、欧阳修他们也在劫难逃，中枢震动，是不是保留中书舍人的些许权力，已经不重要了。
两个首席大臣富弼、韩琦，首当其冲。而且，只要稍微了解一点朝政的人，谁都看得清清楚楚：安石所谓弱者，指的正是富弼；而那强者，即是韩琦。
当年庞籍，不就曾指责富弼除了做好好先生以市私恩，别的什么都不做吗？有个汪辅之参加制科考试，被御史攻了一下，什么也没捞着，更直截了当，写信骂他身为宰相，只知道奉行台谏的风旨，天下还能有什么指望！可既是弱者，不愿多事，即使胸里不痛快，大半也就忍了，不过苦苦一笑而已。富弼心里多了一种认识，第一次知道王安石还有这么金刚怒目的一面，认起真来，丝毫不留情面，自然也是一种收获。
韩琦就不一样了。他一向是个敢作敢当的人，没做之前，早就准备有人骂他了。只是，这话由自己一向颇为看好的王介甫说出来，他多少有些吃惊，不由得又想起第一次看见介甫的直觉印象，更觉着一种逼人的压抑。但很快就摇头一笑，从压抑中摆脱出来了：“说得容易！软又嫌弱，硬又嫌强？到你上了台，再做着看吧！”
曾公亮也是看好安石的人之一，他是个温厚长者。骂到自己头上虽然叫他难堪，却心悦诚服。“不能不承认人家介甫骂得对！光靠我们，要想大治，移风易俗，真是不行哪！”他对欧阳修说。
欧阳修比他更激烈：“不错。不是介甫，再没有第二个人能这样骂到点子上，能有这样的气魄胆识一脚踏倒所有的中枢大臣！要真正刷新政治，怕也只有介甫了！”
曾巩前两年不是已经中了进士吗？做过一任外官之后，已回到京城在史馆任职，与安石朝夕相处。他更多的则是担心，埋怨介甫说：“你这事做得太孟浪！是非且不论，目下几个中枢大臣对你我可都有知遇之恩，怎么能不管不顾，指着鼻子骂他们呢！你就一点不怕得罪他们？”
安石没说话，只大睁双眼望着子固。
子固被他望得莫名其妙：“难道我说的有什么不对？”
安石反问道：“你我做事从来只问是非曲直，什么时候变成先不论是非了？说到先后，难道不该先公后私，先国家后人情？你说说，我的话究竟哪儿不对？”
子固的脸尽管有些发红，但他们两人之间是不计形迹的，仍然辩道：“我没说你话不对，只是担心你过于直白，得罪人！”
安石轻松一笑：“这你不用担心。我说的是为国为民的大实话，他们会理解的，不会怪罪。要是有人真不理解，怪罪我，他大体就是居心不正。要真居心不正，你我迟早总要开罪他的，倒不必争这早晚。”
根本不怕疙瘩，想没想到疙瘩就一点也不重要了。既是这么着，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子固只好摇头干笑了：“介甫，我真服了你了！”
司马光一向是忠于职守的，卖什么吆喝什么。早先做礼官，总要上书谈礼；到知了谏院，是个名副其实的言官，如何能不找些事情说道说道呢？
言谏官虽然什么都能说，但也不能没有选择乱说一气！说什么好呢？这可是个问题。
细想起来，事情不外大远小近两端。大的远的，汪洋辽阔，却难切合实际，想着朝夕得利是不成的，透着迂；小的近的，得利是快，却又无关大局，琐细烦屑，总不能尽拿这样的鸡毛蒜皮来麻烦圣上，那叫烦琐！两者各有利弊，又完全对立。到底怎么好呢？
可怜君实，日思夜想，食不安，睡不眠，前后整整折腾了半个多月，总算定下心来：与其提些鸡毛蒜皮让圣上心烦，不如说些大而迂阔的事情叫皇上畅想：哪怕想通小小一点，也会比天大一片鸡毛或蒜皮有益得多！又过了几个月，他到底磨成几篇文章献给皇上了：一篇说君王之德；一篇说御臣之道；另一篇更大，名为《五规》，说的是五件事情。
据他看来，帝王都应该有三大道德，就是仁、明、武。仁是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明是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武是以道为准，决断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三者兼备，国治民安。缺一则衰，缺二则危，三者俱缺，就要国破家亡了。
御臣之道也是三条：一是任官，二是信赏，三是必罚。任官是要举贤任能，不止于论资排辈；有功加爵而不挪位，使他们久专其职。信赏，必罚，自然是指言必行，行必果，善必赏，恶必诛；还要循名责实，不搞虚招。
《五规》，由五篇文章组成。
一为《保业》，是说祖宗好不容易打来江山，作为子孙，一定要好好守护。君实下的是死工夫，熟悉历史，账也算得特清楚：自有文字记载到大宋，上下一千七百多年，而天下一统，拢共加起来，不过五百多年；就这五百多年还有各种小混乱，闹得人仰马翻，多得数也没法儿数。这账一出来，谁还敢托大，不好好儿护着祖宗留下的基业？
《保业》之后是《惜时》。阴阳更替，盛衰相承，祸乱相生，是天地之常。因此，当着国家隆盛，要好好珍惜。这也和大户人家守产保业一样。只要谨守祖宗的成法，不贪恋逸乐，不堕入谗谄，做好子民、礼法、公卿、百吏、将帅、甲兵六件事，就会世世相传，没有穷期。
第三是《远谋》，也就是人无远谋，必有近忧的意思。灾荒、边警，平常不做准备，一有问题又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全都因为不能远谋。上至公卿，下至皂隶，只要不是忧公忘私的人，谁都只顾眼前，真要远谋，唯有指望皇上自己才成。
接下来是《重微》，提出许多史实，中心只有一个：防微杜渐，将罪恶祸事消灭于萌芽状态。
《务实》是《五规》的总结，要求先实后文。所谓实，专指仁、孝、礼、乐、政、刑、求贤、审官、纳谏、治兵等十件事；每件，他都提出了自己的标准。比如，安国家，利百姓，是仁之实；保其绪，传子孙，是孝之实等等。由这些标准出发，他进而又指责当今天下文具实亡的一些现象，请求扫除浮文，敦本求实。
皇皇巨论，连篇累牍，虽然偶尔也有针对时弊的闪光，大体却都是老生常谈。用他自己的话说，全都是皇上“耳所厌闻，心所素知”的。为什么还要来啰唣呢？他自有他的道理：它们都是治国的根本，没法儿替代，而且知易行难。那么，再怎么多说，也都是应该的了。
要说君实只是空论迂阔，那就太冤枉他了。他始终忠于职守，无时无刻不在琢磨事情。只要看到或者想到了，再小的事他也会抓住不放，说上一说。
外面有了灾荒，皇上还在饮宴享乐，他赶紧上书请皇上罢去宴乐，连御幸后妃也要请皇上节制。
元宵节的时候，皇上驾临宣德门与万民同乐，少不了歌舞助兴节目。内中有妇女相扑一项，就是摔跤，实在有违礼教，应当取缔。不但要取消相扑，今后妇女在大街上的任何聚众表演，都应该取缔。不仅取缔，他还请求追查组织者的责任，给予严惩，以儆效尤。
十三公主死后，出葬晚了，宫门城门都留到深夜才关，这可不得了！不防微杜渐，要出大事的！能不说道说道吗？
过去大臣上殿奏事，内侍们都在门外面待着。现在可好，都跑到板门里面待着了，离皇上、臣僚不过几步远。君臣哪怕叹口气，他们都能听得真真儿的，这还有什么机密可言！应当请他们离得远远的，站到门外台阶上去；还要另派人随时检查监督，有敢进门偷听的，要严厉处罚。
言事的御史们总好攻讦老臣，使这些老人不安其位，这不是尊老之道。国家尊贤，不在大小。只要贤德，老一点有什么关系？周文王不是连九十岁的鬻熊，也照用不误吗？老臣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应当受到尊重优待。
还有，近来相关官员喜欢吹毛求疵，以小事罪人。当官的拿公使钱买点酒食送人，不过好客之道，什么大事？可愣是要以贪赃枉法论处。圣主讲究忠厚恺悌，这么干，实在有伤圣道，也不符合人情，应当制止。
而对于罪犯，他可就没那么客气了。让他深恶痛绝的，是朝廷一再赦免罪犯。赦免罪犯害多利少，从来就不是善政。古代虽然也有赦罪一说，但赦的都是真正无罪被冤屈的好人，怙恶不悛的人从来有多少杀多少，哪里有不问有罪无罪，一概赦而不问的？例子嘛，多的是。譬如，东汉大司马吴汉临死，光武帝刘秀问他遗言，他什么也不说，只说了一句话：“唯愿陛下慎无赦而已！”东汉名儒王符也说：“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赎。数赦赎，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蜀人称赞诸葛亮贤德，也只说他“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但赦免要少，即使有，也要严谨周密，不能让罪犯预先心存希冀。要不，就不啻是鼓励犯罪了。照他这么干，一旦不幸当了犯人，要想出头之日，可就难了！
要么空洞无物，要么琐屑细小，怎么着都不会伤筋动骨。说的听的既都无伤大雅，也就皆大欢喜了。
韩琦夸奖说：“君实，忠厚道学之士，谈的都是堂堂正论。就是小事，也都无不往礼义仁孝上接引，最有益于治道。”
富弼也一样夸他：“不错，君实从来不说办不到的事情，靠这个邀名求赏。做谏官，可不就该这样吗？”
欧阳修自己是风风火火过来的，为着锋芒太露，吃过许多亏；上了年纪之后，世情也看得透，看得淡了。一方面知道人的行为，往往为才情禀性所限；另一方面，也很理解人的无奈、妥协及顾左右而言它的忙碌。自己虽不赞成，不提倡，但到底宽容了，再不会去口诛笔伐，横加指责，不过一笑了之。那心里，自然依旧明镜似的，知道这样决不能挽救颓风，扫除积弊，只是不说罢了。
君实虽然做京官的时候多，但也在地方上待过，国事民情，不是一无所知；且专攻历史，通晓典籍；又好殚心竭智，玩命地琢磨问题。由此，他当然不会始终隔山撞钟，有时也真能咂摸些问题出来。只是这种机会不多，而且也没有太大的准头，有时更难免张冠李戴，开错药方。说他完全浑浑噩噩，好像只会说旧话、废话，倒也不完全符合事实。
且看他封过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后上的《谨习疏》，说的现象样样都有，但那药却几乎完全抓错了。
他刚升官时，感激涕零，思绪也陡然活跃起来，奏折一泻如水，大论天下大势。他拈出故实，旁征博引，得出一个结论：从来治乱的关键，只在一个“礼”字，循礼而上下分明，纲纪严正，就天下大治；否则，必陷于乱。太祖鉴于历史的教训，重文约武，收尽兵权，又设转运使管束州县官僚，重礼节，严上下，朝廷才能一直长治久安。现在呢，皇上常常拱默无言，事无大小，全都委托臣下；边疆因战事而设的经略安抚使，管着几十个州军，权力大得连唐朝的节度使也没法儿比，仗不打了也不撤；出京管州、军的将相大臣，因为地位高过转运使，常常根本不买他们的账；还有，朝廷只图因循省事，往往姑息养奸。凡此，都是违礼而导致的纲纪不振，上下不分，正好与太祖的所作所为背道而驰。长久以往，必将大权旁落，要想不乱，难了！不能说他说的不是事实。可大宋的弊病之一，恰恰在过于专权，而不是相反。想来，怕是因为过于感激皇上，替他着急过了头，以致杞人忧天，反倒将不足夸大为危险了。既非对症下药，不过随口而言，说得虽邪乎，也就没有什么人去计较了。要是真有人对号入座，怕就免不了一场麻烦了！
他上的《论财利疏》，也大体是这样：有一些真知灼见，但君臣颠倒，总药方还是开错了。
在他眼里，古代君王都藏富于民；实在不行，才藏富于仓廪府库。朝廷不足可以取之于民，百姓不足可以求之于朝廷，上下相保，所以平安无事。如今呢，老百姓穷困潦倒，朝廷又仓廪空虚，如果再不引起注意，将来国家就会因为财力枯竭而不可收拾了。
国家正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此前已经有许多人看出、并指出来了。尽管如此，能重申这一点，也还是眼力。其余，就颇成问题了。
首先，古代是不是都藏富于民？上下相取有没有那么方便？这都值得疑问。认真说来，怕也就是他一厢情愿的抽象理想罢了。而就现实而言，藏之于民，主要不过是藏之于兼并之家。兼并之家已经富得流油了，还怎么藏？他这脚跟，一上来就站错了地方。此外，藏之于民也好，藏之于官也好，要取出来方便对方，根本不像说话那么容易！兼并的雪球越滚越大，国家税收却越收越少，就是明证。
总论如此，要开药方，就难免根本相左了：不是抑制兼并、富国强兵，而是宽恤民力，正好南辕北辙。如何宽恤民力？他只相信人治，不相信法治，明确提出：宽恤民力，在于择人，不在于立法。管理百姓的父母官要是选择得当，想不宽恤民力都不成；而守令不得人，法律苛严，只能扰民。择人固然重要，可人根本就不能完全超脱于法律之外。而且，不求助于法律的约束，只寄希望于官员个人的道德良心，根本就是没准头的事，更难以推行四方。这显然又是一种偏执。
接下来开的三味药物，却头头是道。
一是要求随才用人，用懂经济的人治经济，让他们专职久任。经济官员只在经济部门之内升迁；升到尽头实在无官可升，就加爵加俸，让三司使等同两府宰臣。
二是养其本源，徐取有余。也就是发展生产，缓取余利，反对竭泽而渔的意思。他主张重农，让农民在租税之外，了无负担。衙前重难差役，应当花钱雇人去做；还不够，可以让城里的上等富户承担。农民顶多只去做一些轻小差役。
开源之外，就是节流了，主要是要减省浮冗，节约开支。除了节省冗官、冗兵的费用，宫廷减少滥赏、糜费，大开朴素俭约之风，尤其重要。
最后，他又提出一条具体措施：请求重新设立总计使，由宰相兼任，三司使管的一般财用与宫廷专管的内藏财用等，统统交给他全权掌握。小事由专任官员处理，大事非经总计使不可。每年还要向他交账，让他能够把握全局，量入为出，将三分之一留作储备，以备不时之需。
所有这些意见，大体也都是人家早就说过的。像总计使，就是太宗淳化四年设立的，只是后来又被取消了。但能赞同它们，且特特地重新提出来作为救急之用，也还是要独具眼光的。这，自然又多半要多得力于他在三司几年的生活了。
君实与安石，这时谁也没有执政，都不过空论而已；又是各说各的，难得知道对方说些什么，连对话都谈不上，自然谈不上冲突，要不，怕是早就较上劲了。他们唯一的一次对垒，是因为官制而起的。
司马光上了一本奏折，叫做《乞分十二等以进退群臣》。不是冗官太多吗？他这本奏折，就是要专门解决这个问题。古代职、衔是分开的，现在却完全弄乱了。之所以官冗事废，全因为这个。只要在现行的九品官制之外，将职、衔分开，列出十二等，就能一了百了了。具体就是：宰相第一，两府第二，两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杂御史第四，三司判官、转运使第五，提点刑狱第六，知州第七，通判第八，知县第九，幕职第十，令禄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其余文武官员，比照序列。官员升替，一级一级排班儿来。
这能解决冗官，怕也只有君实才这么看！朝廷这次倒认真，将他的奏折发给两制官员们议论，看看是否可行。有人说他这一套怕很难施行，另作了补充：可以让知州三年一任，知县则六年再补通判。安石也是参加议论的人之一，也说了话。他认为两者怕都无补于事，最好都存而不行。要真正大修法度，解决任官问题，最好以至诚恻怛之心，广泛征求朝野意见，反复讨论，真正有了好主意，而且切实可行，那时再实施也不晚。
意见虽然完全相左，可仍然各说各的话，司马光未必知道。说是对垒，其实还是夸张了，顶多也就是看法不同罢了。比较起来，当然是安石的意见更求实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