殚精竭虑唯重根本
泥牛入海万言成空
根据大宋朝的规定，要做提点刑狱官，除了资历，还得为官清正，不仅不能有一点贪赃污秽行为，还得持法公道平实，从来没有出入。安石能做提点刑狱官，能力之外，自然也是对他清正廉洁的公开承认。要照章办事，这样的官员接下来就该做三司判官了。按规定，三司判官都是由诸路转运使或提点刑狱官担任的。三司等于财政部，专门掌管朝廷的财政经济命脉，对三司判官的任职条件作出这种规定，看中的正是转运使、提点刑狱官的专业知识或清正廉洁。既有这样的规定，安石在任上干得又有声有色，没等他终任，头尾不过九个月，朝廷几个大佬就要调他去三司任度支判官了。
此时主事的是富弼、韩琦。文彦博老大不小，有人又攻击他私下里接受别人馈赠的《河图》，他心中不安，自己请求罢相外任，与贾昌朝一起罢出，判知外州，韩琦则继富弼之后也做了丞相。朝廷已率先考虑到安石家境困难，答应俸禄优厚，以解决他的后顾之忧，让他要拒绝也没法儿开口。可自己毕竟从来没搞过经济，怕误了朝廷大事，安石还是上章拒绝了。眼见朝廷不许，他又专门给富弼写了封信，说出自己的苦衷，请他关照，仍让自己治理州郡。到底还是不行，安石只好离开江东，往京城赴任了。
船在江心乘风破浪，安石当风立在船头。看着两岸渐次闪过的景物，他的心绪，也禁不住奔腾起伏了。
现在是嘉祐三年。自庆历二年中进士算起，头尾十七个年头了，人也由二十二岁的青年渐入不惑之年。随着由青年而壮年，官也由初任签判，到知县，到通判，再由通判而知州，而一路提点刑狱，专任京官，眼见着就朝权力中心越走越近了。除了任官，朝廷对于自己更有一种特别的关爱。为解决自己的家庭困难，专门优厚俸禄，就不是每一个朝臣都能享受的额外恩宠。可自己对于朝廷呢？除了为官还算清正，大致没忘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千古遗训，没有什么污点之外，也就再没有什么了。而且，在哪儿总都有一点不能为所欲为、尽善尽美的遗憾。这局限于一隅的洁身自好、清廉政治，对于全国大局，究竟有多大影响，多少好处呢？国事，还不是每况愈下了吗？且不谈抱负、忠直什么的，身受朝廷的信任、恩宠，却不能为匡正朝纲而一尽绵薄之力，这做臣子的，连做人的资格都有所缺陷了！
如果一定要为自己辩护，勉强也可以说，过去是人微言轻，应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朝廷确曾明令禁止越职言事。那么，现在呢，身为一路使臣，难道依旧哑口无言？如果果真一切满意，无话可说，自当别论。可自己并不是这样，自己是有话要说的。无论如何，再不能沉默不语了！
可从哪儿说起呢？
原想着会有许多话要说，真决心要说时，竟又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了。只觉着心里很乱，半天理不出个头绪来。
又是一阵江风过来，安石不禁打了个寒噤。淑贤怕他着凉，也拿着一件衣服从船舱里赶出来。安石见惊动了夫人，知道她担心，索性迎着她，一起回了舱里。淑贤知道他在想事情，略略安顿了他，就躲到一边去了。
小桌上放着一本《史记》，安石随手拿了起来。打开第一页，盯着白纸黑字，竟一行也没看下去。他似乎也不需要再看，读过多少遍的东西，已经熟得不能再熟了。可那些白纸黑字忽然渐渐活跃起来，变成了一幅又一幅图画。都是些什么画儿呢？细细瞅了半天，才看清了，原来画的都是二帝三王——所谓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文治武功。这些画画得都很好，浓墨重彩，灿烂辉煌。也只有这些画儿，才配得上那个社会。那是一个理想的极致啊！官是官，民是民，政简事少，民无怨怼，人人丰衣足食，个个欢天喜地，垂拱而治，百兽率舞……
他的思想，定格在二帝三王的极治之中了。而一旦将视线转到现在，巨大的反差就不能不叫他喟然长叹了。
说起来，皇上大体也能算上一个仁义之君！除了应有的排场，他大体是节俭的；偶然的荒唐，与嗜好声色犬马到底不同，也能算得上勤政爱民。说到左右臣子，似乎也没有什么大奸大恶的坏人？可一说到国家的治理，怎么就那么令人丧气？内，社稷难安；外，怵于夷敌；财力穷困，风俗衰败。凡有识之士，没有一个不为国家的前景忧心忡忡。连皇上本人也清清楚楚，总想有所变革。要不是上下都觉着问题严重，非变革不可，又哪里来的庆历新政呢？
说到庆历新政，更叫人气短了。本来就没有什么建树，很快又让人全扳回去了。像是蛊虫致病，一剂药拿不倒它，它更不怕打击了，整个社会，从此也更一发不可收拾。要走出失败的阴影，需要付出的代价，也就更大了。
可要想社会复兴，这个阴影又非走出去不可。出路，究竟何在呢？
二帝三王的极治既是高不可攀的典范，那么，出路是否在于恢复先王的典范政治了？而要想恢复过去，唯一的捷径，当然是使用先王曾经行之有效的法度。先王的法度好比路标，沿着它的指引，要通向大治，不过举手之劳的事情而已。
以先王的法度衡量一下现在，不能不叫人扼腕。法律法规多如牛毛，密如蛛网，可没有一件合于先王之道。那么，再多不也等于零吗？孟子说：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说得实在太好了，简直就像是直接针对时弊说的！
自然，法先王之道也不能拘泥。二帝三王到现在少说也有一两千年了，沧海桑田，世事更迭，还抓住旧条文不放，傻瓜也知道不行。那是谁说的？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愚者制矣；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矣。是商鞅。王霸思想虽然要不得，可他强调法要因时而变，还是对的。逢源梦中托诗，说“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也应该包括这儿。但二帝三王，乃至后代的治世之君，尽管时势不同，实施的方略法规有异，开创的局面也五彩纷呈，可他们求治国家的大意，及其实施措置的本末先后，还是大致相同的。一面要法先王之道，一面又要变法维新，两者怎么契合？这就是它们的契合点。也就是当年与子固讨论时自己说过的：以道为本，以法为枝；法先王之意，求变合于时宜，变后又是不变，以不变应万变。
是的，法先王之意，在先王之意的前提下措置变法，这就是结论。
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因为所作所为处处合于先王之意，普天下的人都能接受，不至于大惊小怪，也就不会人心惶惶，横生是非了。这样，就可以平静地完成变革，在不经意中复兴社会了。能于平静中绕过急流险滩，长风破浪，一往无前，这对一个处于变革中的社会，实在太重要，太宝贵了！想到社会能因此而避免一场通常无法避免的剧烈振荡，平稳安详地发展，走向大治，安石竟有些不能自已，真想放歌一番了。
可一想到孟子所谓“徒法不能以自行”，安石立马又禁不住有些黯然了。
是啊，法再好，总得要人执行呵！可叫谁呢？从县到州，到一路，到京城，自己所见的官吏，知道轻重缓急、能认真推行朝廷的政令法律、使老百姓修业理事的人，真是太少了；而无才无德、因循苟且、贪赃枉法的，却数不胜数。要这样的官吏去推行新法，岂不是痴人说梦！草野闾巷，自己也曾有意寻访过，除了少数例外，德才兼备的人也难得一见。人才饥荒，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那么，自己又不得不面临一个新的怪圈了：变法需要新人来推行，而眼下的现实却无法涵养新人，新的现实只能仰仗变法来建设。
这是一个永远无法破解的怪圈：鸡是蛋孵的，而生蛋的又是鸡；没有好鸡，就没有好蛋；而没有好蛋，又哪儿来的好鸡！上哪儿才能找到钥匙，破解这谁也扯不清的生命轮回呢！悲观的人，大抵只能望而却步了，安石目下还不是这种人。阅历与学识涵养了他的性情，暂时也还没有挫折让他一蹶不振，无论生命、仕途都还处于上升时期，他还有韧性，还有耐心，虽不免黯然，却仍寄希望于将来：只要不操之过急，先着力于陶冶人才，到人才济济、且各安其位之后，再根据时势是否许可，人情是否容纳，审时度势，着量大小，实施变法，趋合先王之意，就能真正无往而不胜了。
那么，当务之急该是陶冶人才了？周文王就是靠陶冶培养了大批人才，又让文武之才各得其所，各尽所能，治无废事，才终于征则服，守则治，为武王伐纣，取代殷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说到陶冶人才，不外乎教育、恩养、贡取、任官等四个方面。这四样东西哪儿没有？只要是个国家，有个政府，就缺不了这四样；缺了一样，国家也就不成其为国家，政府也就不成其为政府了。当今天下，这四样缺了哪一件？一件也不缺。既不缺，怎么就出不了人才？关键在于不到位，没有一件符合先王之道。
先看教育。
古代，从国家到乡下都有学校，学校教官的遴选非常严格，不是是个人就能当教官；而且，朝廷的礼乐刑政等事，也无不都出之于学校。这且不说，最重要的是学以致用，对治理国家没用的东西，教官不教，学生不学。如今呢？州县倒是也有学校，可那是什么学校？不过徒有四壁而已。除了京城太学有教官，州县学校连教官也没有。太学教官的遴选，也极不严格。至于礼乐刑政等等，根本已与学校没有关系；学习的人，也从来不将它们当做自己分内要学的东西。学校教的，不过讲说章句而已，近来又增加了一些应试课程。它们顶多也就是些记诵之学，学得再精，对如何治理国家也毫无用处。要他们这些人从政，自然一无所知，犹如盲人瞎马，不坏事才怪！这样的教学，不但不能培育人才，相反，只会戕害损坏人才。资质再好，也会被那些没用的东西拖垮了、压坏了呀！这样的教育，有，倒不如没有好。
更有一件怪事。在古代，学生学习亦文亦武，没有光学文不学武的。学生出来能文能武，出将入相就没有不行的。所以，那时不仅文臣是士大夫当的，就是边疆宿卫的武将，也无不都是读书人在做。如今呢，都将文武截然分开，从不当做一码儿事。而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对武事不屑一顾，认为那只是行伍兵卒的事。结果，对国家最重要的边疆宿卫诸事，倒全让一些奸猾无赖之徒去打点了。照这样，要想边境安宁，宿卫无虞，怎么成呢？
再看恩养。
古代养士，着重三件：一是重禄厚财，二是礼教约束，三是法律制裁。三者缺一，就是恩养不全。
所以重禄厚财，原是基于人性之上。人要是没钱，就会贪得无厌，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去捞钱。正是基于对人性的这种认识，先王才制定了爵禄制度。平民当官，收入至少不低于他的农耕所得。官越大，薪俸也越往上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当官的知道廉耻，远离贪鄙。这只是最基本的待遇。为了让他们满意，更好地做官，还要推恩于他们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让他们面对亲朋故旧了无遗憾，就是死后也了无牵挂。
礼教约束，也同样从人性来。人有了钱，要是没有礼教约束，就会奢侈放荡，无所不至。有了礼节的限制，生养死葬、吃喝穿戴等处处照着身份来，就不至于没有节制，弄得上下颠倒，除了纵情享受，什么秩序都没了。没有秩序，只有横流的人欲，这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了。
法律制裁，是礼制教育的补充。在古代，不接受先王教育，就会被终身遗弃；违背礼制的约束，为所欲为，就要被流放或砍头。《礼�记?�王制》说：“变衣服者，其君流。”《尚书?酒诰》规定，如果有人集中在一起酗酒，要统统抓起来杀掉。不守规矩乱穿衣服，几个人凑在一处喝酒，有罪，也都很小，可流放、杀头的处罚，却大得吓人。之所以小罪重罚，而且先王们执行起来一点儿都不犹豫，就是因为，不这样就不能让普天下统一风俗，一心向善，趋于大治。因为君上有仁民爱物之心，又以身作则，身边的显贵亲信自然会仿效他的榜样而严格要求自己；有一个胆敢以身试法，首先就得拿他开刀。君上至诚爱人，亲贵们知道避恶行善，影响所及，大家的行为都合乎礼制法度，普天下也就没有什么要处罚的人了。这就是以法止罪，罚重罪止。法律制裁，所以在教育、礼制之外成为一种恩养手段，也正为此。
古代取士，实行推荐制，用的人全由地方当局或学校推荐上来。上面接到推荐，要进行审核考察。先考察其才德言行，再试之以事，确实不错的，最后才按照他们的德才大小，分配相应的官职。当年尧帝用舜帝，也不过如此而已。国家那么大，需要成千上万个官员，君主当然不能一一考察，也没有这个必要。他只要选好身边的几个重臣，再由他们像扇面一样层层下选，普天下的官吏也就都能德才兼备，各安其位了。
人不同，德才的高下厚薄也不尽相同，所任也就有个适合不适合的问题。古代讲究的是知人善任，让当官的只干适合他们干的事情。这里包括两点：一是官位要与德才相称，德高才大的当大官，德薄才小的做佐吏；二是专任，懂农业的做后稷，懂工业的当共工，不搞拉郎配。分配适当之后，还要让他们久于其任，不是干几天就又调他去干别的。久任再配上对于官吏任职的考核奖惩，好处显而易见。一是，上下都能熟悉业务，安于业已造成的各种关系，做起事来就能顺畅，不至于疙疙瘩瘩。二是，智大才高的人可以充分发挥潜力，展现才能，将事情做得尽善尽美。任职短了，任何事都不能善始善终。久而久之，处处只有短期行为，连做好事的念头也没了。至于那些谄媚比周、偷懒苟且、平庸无能的人，只能欺枉于一时，任职时间一长，就要露出马脚，遭到处理清退了。那么，久任又不啻是一把大扫帚了。最后，则是用人不疑，不用种种条款束缚人家，让人家可以自由驰骋，大展拳脚。尧舜用人，始终都是这些原则。
以古鉴今，当今恩养、贡取、任官种种行事的乖谬之处，同样不难一目了然。
当今天下官员的薪俸，就少得可怜。除了朝廷的侍从官员俸禄颇为优厚，一般官员，家口稍微重一点的，要想养家〖XC糊.tif〗口，几乎没有人不去兼营一些有利可图的事情。经商哪，田产哪，不管什么，总得找些额外补贴才成。不这样，生活就没法儿维持呵。下面的州县官吏，更不行了。一个月的薪俸，多的八九千，少的四五千，这是在台上。最顺当的官员，也不能一年不落地始终在位子上，总还要守阙待选等等。六七年里有三年拿薪俸的实任，就相当不错了。要是将这在位与不在位的时间拉平了一算，实际所得，多的不到四五千，少的更连三四千也没有了。一家子吃喝拉撒、生养死葬等等，全都靠它，怎么能不捉襟见肘呢！从来，人都分为三等，上下总是少数，唯有中间人数最多。资质上等的人，就是穷，也能把持得住，不至于作奸犯科；下等人，不论怎么样，反正总拔不高。变数最大的，正是这些处于中间状态的芸芸众生。富的时候他们能成为君子，穷的时候，就难免鼠窃狗盗而沦为小人了。人数既最多，变数又最大，正是全局所系，硬对着来，显然不行。所以先王制定法规条例，从来不从自己出发，只拿这些中人作标准，对他们因势利导。只要他们做到了，就能推而广之，普及全民了。既然薪俸少得可怜，叫中等的人都不能自守自持，要当官的不寡廉少耻，贪赃枉法，怎么可能呢？如今天下，大官
贪污受贿，小官巧取偷窃，鱼肉百姓，鲸吞公私，无所不为，不能重禄厚财，正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不唯不能重禄厚财，礼法的约束制裁也同样问题多多。
首先，现在根本就没有制度来约束整个社会的婚养死葬、服饰器用，等等。结果，整个社会以奢为荣、以俭为耻，攀比之风盛行，天天都像没有明天似的，只一味抓住眼下尽情享乐。奢靡从来都是末世的颓风，太平盛世怎么能容得它到处横行！皇上自己是比较节俭的，左右亲贵有目共睹，怎么就不能张扬节俭，却让奢靡之风越刮越猛呢？古代用法，不是小罪重罚吗？小罪重罚，目的在于威慑犯罪，将犯罪消灭于萌生之始。目下朝廷对于贪官污吏的惩治，不能说不重；可对于奢靡，却几乎没有条例能将它绳之以法。奢靡，是引发贪污的实际源头。治标不治本，当然不可能彻底根治贪污。
高薪养廉有没有实际问题呢？确实有人认为，眼下冗官太多，养活他们都是个事儿，哪儿来那么多钱？先前官少，薪俸也很薄，也一样说缺钱。可见，根本不是钱的问题。从来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用，什么时候缺过钱？问题不过在于理财无方而已。如今天下承平日久，人民安居乐业，无论公私都觉着穷困，不为别的，也正在于理财无方，不能宜世达变。真能以道理财，区区一点薪俸根本不在话下。
说到法律制裁，还有一点不能忽视。古代从来不搞不教而诛。不教育人家，就不能以不受教育而处罚他；不立礼节制度，就不能以违犯礼制治人以罪；同样，不任官以职事，就不能用渎职什么的来苛求官吏。这三样，是先王法治的根本。而正是这个根本，现在忽略了。先既没有要求，当然也就不能在这上面处罚人家了。结果，只好在那些无关紧要的细小方面密织法网。一方面缺乏最根本的法律条款，另一方面又法网密集，到头来，自然弄得人人手足无措。其处罚，也就难得公允恰当：该处罚的小人可能逍遥法外，不该得罪的君子倒可能陷于刑狱。执法执到如此地步，不是太荒唐了吗？
如今取士，大抵通过考试。记性好背诵多的人，又能略通文墨，就被当做茂才异等、贤良方正，都成了未来的公卿大臣。次一等的，尽管没有记诵之学，只要略通文辞，又能多少吟一点诗，作一点赋，就能中上进士。高等进士，也是要做公卿大臣的。这两种人的那些知识技能，根本当不了公卿大臣，不说也很明白。可世上的人，却很少有这么看的。他们认为，大臣们几乎都是打这儿出来的，全都干得挺好，根本用不着古代的那一套取士制度。似乎颇有道理，其实经不起推敲。古代那么慎重，都害怕好人难进，小人混在好人之间，这么大囫囵一考，什么人都收，固然也会收到一些贤良之士，但不肖之徒更容易混杂其中，只要他们多少有一点记诵之学与咬文嚼字的功夫，就行了；另一方面，真正有才干、能当大事的人，十有八九，又困于这些无用的记诵之学，永无出头之日，不得不老死草野。这实在是人才资源的极大扭曲与浪费。而无论古今，官吏的配置都是呈扇面展开的。古代君王选好了身边的公卿重臣，再由他们逐层铺开，普天下的官吏自然都会河清水清。现在，公卿重臣既选不好，让卑鄙小人富贵而为公卿大臣，再由他们一直选任下去，由朝廷而一路，而州，而县，那会有好吗？
通过考试，还多少有一层屏障。至于恩泽子弟，连这一层障碍也没有了。不管你上没上过学，有没有才干，只要直系亲属有人当大官，朝廷就会找着你给官做了，而且有职有权。还在周武王伐纣的时候，“官人以世”就是商纣王的罪孽之一，最是亡国乱政的勾当。可直到今天，它却依然照行不误！
还有一桩怪事，也是古代没有的，即所谓流外。朝廷官员有了过错，作为一种惩罚，就将他们排挤出朝廷，让他们到州县去治理州县。既将他们推出廉耻之外，他们升迁无望，且已经不耻于清流，你还能指望他们做出什么合于廉耻的事吗？州县乃是亲民之所，最是朝廷示恩结怨的所在，将它们交给这些被排挤唾弃的绝望者去打理，朝廷不是自毁根基，也差不了多少了！
取人、任官，从来是一点两面的事情。取人既无道，任职自然不会好。通病是：不问德才是否合适，只问出身先后，资历大小。明明是因为文字学问进入仕途的，却让他去
理财。能让他久任，在干中学，也不失为一种补救。可偏不，他刚上路，又让他去典狱，转而又叫他去治礼。一个人就那么点能耐，却要他无事不能，这不是强人所难吗？结果，自然什么也干不好。人人都这样，无能也就成了一件光荣的事了。习惯一旦养成，就会形成惰性，谁要想改变它，用人以专，久官其位，不循资序，等等，就会议论迭起，讪谤云飞。只有一任旧习，才大家欢喜。
教育，恩养，贡取，任官，有一件不到位，不符合先王之道，都会败乱天下人才，何况现在四样桩桩不到位！人才不足，自然不可避免。不这样，反倒是咄咄怪事了！
人才从来是治国之本。没有人才，不仅变法图强无望，就是想维持目前这种每况愈下的局面，怕都不可能了。
这样的教训，历史上数不胜数。
汉朝张角，鼓动了三十六万人同时起事，所在地方政府，竟然没有一个人能预先发现他们的阴谋。唐代黄巢横行天下，所向披靡，没有一个将佐官吏敢撄其锋芒。强汉盛唐，就那么亡了国！究其根源，说到底，还不是人才不足？
可眼下的公卿大臣，根本看不到危险，更谈不上为宗庙社稷、为长治久安而思前顾后了。这种状况，实在可怕极了！当年，晋武帝也是只顾眼前，不为子孙着想，一味苟且偷安，因循守旧，结果，很快就丧权亡国，天下大乱，以至华夏之区竟被夷狄统治了二百多年。倘若再不幡然悔悟，改弦更张，加紧陶冶人才，重蹈覆辙不过旦夕之间的事情而已！
想到这些，安石不禁出了一身冷汗。但他很快就调整好情绪，继续自己的思路了。能发现问题，就有可能解决问题，还用不着过于悲观。
眼下最重要的，是让皇上知道这一切，然后明诏大臣，让他们集思广益，努力陶冶人才。只要深谋熟虑，因时制宜，循序渐进，不操之过急，陶冶大批可用的人才，并非高不可攀，是能够做到的。
想到皇上，他又不能不有所顾虑了。庆历新政，固然有考虑不周的一面，可一遇到攻击反对，立马就缴械投降，一切照旧了。为什么会这样？关键在于皇上缺乏决断，缺乏魄力，在流俗侥幸之人的攻击非难面前却步退缩了。其实，任何一个崭新法度的建设，都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些人总要玩弄各种花样破坏反对。所以先王立法，总要先从处罚征诛开始。不首先处理那些腹诽心谤、阻止前进的人，就不可能建设新的法度。这是最重要的：要上书皇上，首先得为他破除困惑，让他能作出决断，坚定不移。否则，肯定还是不会有什么积极结果。
打江东到京城，一路上安石想的始终就是这一件事，都弄到有些恍恍惚惚的了。直到京城，思路才越来越明晰了。等一安顿下来，安石就磨墨铺纸，将所有想到的东西最后整理集中起来，写成一部上仁宗皇帝的《万言书》。稿子都已经誊清了，忽然又想到：如今天下，除了利害相关，根本没有人再谈这些大道理了。自己忽然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不被别人视为迂阔无当，才怪呢！这么想着，只好又加了一段，说明所谓迂阔之论，不过是因为人们早将大道理忘得一干二净，到有人重新提起，反而少见多怪了。当年魏徵，也就是这么说服唐太宗的。唐太宗用了这些大道理，才成就了三代以来从未有过的盛世之治。虽然理直气壮，却又多少有些无奈。不得不说明显而易见的东西，怎么能不叫人觉着无聊呢！
更叫他惆怅的，远不止于此。
富弼、韩琦早已告别变革，只想守成了。他们看中安石的，只是他的清廉能干、学识渊博，并不在于他的活跃思想，更不在于他以变求治的不安分念头。何况，《万言书》对于当路大佬，还啧有烦言呢！
韩琦说：“安石果然饱学，文采郁郁。这份《万言书》，该是古往今来最长的奏章了？”
富弼说：“书生之见，总是有理有据的。”
韩琦说：“文章是好文章，用却不易。说总是要比做容易。”
富弼没有附和，只说：“是不是呈给皇上看看？”
韩琦说：“呈总是要呈的。这么长，皇上太劳神了！”
这话实际上只说了半句，后半句是：皇上怕未必看得了。事实也是，皇上心思既不佳，身体也欠好，他要读完这篇上书，也真难！
安石要是早知道这种结果，他还会上书吗？这，只有天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