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迂直深父寄箴言
下四川三苏出水面
安石去鄞县之前，曾在京中与王回见过一面。针对深父思想上的死结，安石不是曾狠劝过一番吗？也不知道是安石的话生了效呢，还是另有其他方面的影响，深父终于积极入世了，跑到京城考了个进士。不仅当了进士，还接受朝廷的派遣，去亳州卫真县补了个主簿，可也就这些了。有道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他到底解不开自己的那些死结，不到一年，就辞官不做，回颍州汝阴老家读书赋闲了。此后，不管谁荐他，他总是一个死活不出来。
他不入世，自有他不入世的道理。关键是，他始终以圣人之道为己任，不到命止寿尽决不罢休。但他这种执著，又与别人不同。比如，与石介就大不相同。石介是积极入世、用世，百折不回；即使一无所得，心理上也不倒了那气势。始终像个铜豆子不停地蹦跶，直到最后突然被碾碎，才彻底罢了。深父既坚持圣人之道，又有意无意崇尚老子、庄子的清静无为，超脱尘凡。这两者水火不容，怎么能相安无事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呢？二者也有契合点，那就是他结下的那个死结：君子只要正己，也就一正百正了。这就是说，只要自己一心向佛，天下也就无不向佛，要成为无上极乐的佛国了。既然如此，一切出世、应世之举当然都是多余的，只要闭门修养，就一了百了了。一旦关上门，他就不打算再开，而且也不在乎旁人说些什么。别人越说，他越觉着没有必要以小廉曲谨来讨好这些俗人，越觉着超凡脱俗，越不屑一顾，门也就因此关得越紧了。这不是走火入魔吗？可他始终乐此不疲，有什么办法呢？安石的苦口婆心，顶多不过起了一年的作用而已。
既是这样，深父要与你论起道理来，自然会胶着不放。
圣人本来就讲究孝友，将朋友之道列为五伦之一。孟子说帝尧教人以“人伦”，所谓“人伦”，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礼记》将五伦当做万古不变的天下通则，是所谓“五达道”，说什么“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圣人如此，深父当然笃信无疑。而且，在他看来，朋友之道，比其他四者，更加难能可贵。为什么呢？他有他的分析。父子兄弟是天生的，怎么着也割不断。夫妇呢，是人情使然，也离不开。至于君臣，合于人心，宥于理势，想废也没办法废。只有朋友，不问血亲，不问地域，普天下的人都既可以相交，也可以不相交，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不受任何约束；而且，朋友之道与荣辱善恶、金钱利害等没有任何牵连，好则交，不好则散，所以，也最没有功利。既不受约束，又超脱于利害之外，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它当然也就最难维系了。最难维系的东西，也最容易破坏，自然也最值得珍视了。
不能说他讲的没有道理。
他既这么重视朋友之道，当然不会不身体力行。安石原认他是个知己，且对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对于安石，如何能不抓住不放，甚至要格外苛求呢？
江东的是是非非一传到深父耳朵里，他就一刻也坐不住了。安石贵为一路提点刑狱长官，应当施行仁政，凡事以仁义为旨归，怎么能大行申不害、韩非的刑名之学，滥施刑罚，弄得天怨人怒呢！他怎么连“刑不上大夫”的千古遗训也忘了？《礼记?曲礼》之所以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五刑的三千条条例没有一条针对士大夫们，那能是闹着玩的吗？那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他们留一点体面、留一点尊严，好君临小民。要是他们也受到刑狱之苦，将来还怎么替皇上统治子民？没有这些牧民者，天下就会大乱，皇上还怎么坐龙廷？岂有此理！最多申斥一下也就得了，哪能正式动用刑狱！我与安石一向以圣人之学互相砥砺，三益、三损的教导滚瓜烂熟，不知道则已，既知道，不说直话，装聋作哑，讨好谄媚，还能算个人吗？安石对我，也从来直言不讳呵！这么想着，当时就磨墨铺纸，给安石写了封长信，批评他不该放弃圣人之道，妄行刑名之学，全不为朝廷存些体面。
安石交人很慎重，从不轻易交往。可一旦交了朋友，就特别看重了。深父又是他一向敬重的人，对他的意见当然特别在乎。接到来信，他一连几天心里都沉甸甸的。可自己究竟错在哪儿呢？
除了当时的思绪又重新活跃起来，他也纷纷扰扰想到许多别的。
一路数千里，上上下下蝇营狗苟，因循渎职，要说处理，再严厉的处罚都不为过！可法不责众呵！而且，官风不正，也是由来已久，有许多客观原因，并不能完全归罪于官员。自己选择的是罚轻不罚重，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甚至连苍蝇也只是轰而不打而已。一路之中，只将张扬贬官，其余才四个人罚铜，哪里能算重、算多呢？当时就听到人骂，正好两个极端：姑息的说是吹毛求疵，好寻人家小错；发恨的人又说是抓小放大，不是除恶，倒是替他们挠痒痒，实际是纵容贪官污吏。你说这理到哪儿讲去！照私心认为，自己倒是赞成后一种意见。可这做官，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哪能只图痛快呢！要说刑不上大夫，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时候，连不得已而杀人也是符合礼节的，更不要说什么刑不上大夫了。《礼记?檀弓》记载，工尹商阳与陈弃疾去追赶吴国军队，一连射杀了三个人，不这样不足以完成王命呵！孔子知道这件事，说：“杀人之中，又有礼焉。”这不是公开承认杀人也中礼吗？自己处理这几个人也是万不得已，正与它情同理同。要说这样沸沸扬扬，与大道的兴废毫无关系，这倒是无可辩驳的。可不说这个，只说不该这么做，就很让人有些无所适从了。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呵！
一般人的议论，是不值得认真的，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也就得了。自己从来不为流言所动，也从来不想讨好媚俗，他们说什么都无所谓。可现在是好朋友说的，安石不仅要认真考虑是非得失，还得更深入地考虑一下，为什么自己的朋友竟然也会人云亦云呢？导致人云亦云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
想来想去，安石终于发现，这是古今时势、习俗不同所致。古人一道德而同风俗，一有作为，大家看法都是一样的，自然没有奇谈怪论出现。如今天下，家家道不同，人人德有异，一件事出来，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看法；再根据个人的喜怒哀乐添油加醋乱传一气，没事也能传出事来。深父之所以那么忧心忡忡，极言利害，该是听信流言的缘故吧？虽然没想到根治的办法，但安石也算有了一种新经验。这种经验对于他，该是很珍贵的：一是，使他有可能琢磨一道德、同风俗的问题，开启新的层面；二是，使他得到一种锻炼，能够面对别人、包括朋友的误解与攻讦。这虽是一种叫人难受的体验，但对一个注定要做大事的人来说，毕竟是需要的，而且，有与没有也大不相同。
终于想通了这一切之后，他给深父复了一封信，除了感谢，就是解释了。毕竟是第一次遭到朋友误解，复信之后仍然心潮难平，他又给曾子固写了一封信，诉说委屈，除了委屈，也还多少有一点焦躁。
子固自小就是个聪明过人的人，刚十二岁就作了《六论》，援笔成文，语惊四座，到二十岁，已经文名满天下了。可他似乎命运不济，始终只能带着小兄弟们“一双飞去一双来”。还真就是他，屡挫屡奋，愈挫愈奋，再也不低头。到嘉祐年间，轮回到底倒转了。
当年乡荐，子固弟兄四个与两个妹婿又全都在数。子固领着弟兄、妹婿在厅堂上拜别继母朱夫人，朱夫人都麻木了，只是叹息道：“你们弟兄，哪怕能中上一个，堵堵那一帮小人的嘴，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我哪里还敢有奢望！”
四弟曾布，字子宣，刚刚二十出头，年轻气盛，又志高心雄，连挫折感都没有，如何能听得这种丧气话？当下就笑道：“母亲也太丧气了！您放心，我们这次去了，一定得个满堂彩，您就静等着喜报吧！”
朱夫人听他说得吉利，也笑了：“那敢情好！这不正是为娘的希望吗？我不过过于心切，哪里是丧气呢！就借你的吉言，从此顺顺当当的吧！”
不管是不是应了吉言，这一下，燕子们到底再也用不着飞来飞去了：曾巩与二弟曾牟、三弟曾宰、四弟曾布、妹婿王补之、王彦升等六个人，一起全都中了进士。此时子固已经三十八九岁，早已过了少年得志的年头。可中比不中，比屡战屡败，到底还是叫人高兴的事。他先去太平州做了司法参军，不过一年，又调回京城编校史馆书籍。接到安石的来信时，他正做着馆阁校勘。
子固比深父想得还要深远。在他看来，要想求治，就不能性急，得慢慢来。关键是要先行教化，耐心等待，到仁义道德真正深入人心了，才能谈得上政治昌明。这是政治的不二法门。因为人人都成了正人君子，就能自觉地迁善避罪，需要处罚的人就少了。即使还有人犯罪需要处罚，一来，大家眼光变了，看得清，知道那是罪有应得，不会去同情他；二来，罪犯自己无言可辩，受处罚也心甘情愿。那么，也就不会有人为了处罚罪责而怨天尤人了。没人怨天尤人，哪里还会谤议横行，沸沸扬扬？可眼下根本没有教化先行，却因为职守所限，责人以善，处人以法，加上目下的执法官吏素质又低，虎凶狼贪，耀武扬威，恨不得将天下所有的人都罗进法网，难免操之过急，行为失控。那么，要人家不怨声载道，也真不可能了。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自己思虑不周。要是真正想到前因后果，审时度势，就不会生事，当然也就没有那些怨恨了。
这些意思，是不是也太远点儿，远得有点儿迂阔了？要等教化好了才措置刑法，那不是根本就取消了刑法吗？而且，拿眼下这段时间怎么办？自己也并非完全没有考虑目下这种缺少教化的客观环境。要不是想到这些，又何至于只这样蜻蜓点水呢？
读着子固的信，安石只能摇头苦笑了。
深父爱友心切，不久又提到一档子事。
自打汉元帝刘奭叫王昭君去匈奴和亲，昭君差不多就成了历代诗人永恒的主题。安石也有过两首咏叹，题目也就叫做《明妃曲》：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安石的这两首《明妃曲》实在太精彩，一出来，就有许多人相和。连欧阳修也作了两首《明妃曲和王介甫作》：
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谁将汉女嫁胡儿，风沙无情面如玉！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汉家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纤纤女手生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
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狂风日暮起，漂泊落谁家？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
对于自己的诗作，欧阳修一向并不特别看好，可对于这两首和诗及另一首《庐山高》，他却非常自重。有一天，也是多喝了两杯，他竟情不自禁地对儿子欧阳棐说：“我一生最得意的诗只有三首。一首《庐山高》，两首和介甫的《明妃曲》。《庐山高》，除了李太白，现在的人没有一个能写得出来。《明妃曲》后篇，太白也写不出来，只有杜甫行。至于前篇，连杜子美也要搁笔，只有我才写得出来了。”就因为父亲这几句话，后来欧阳棐真叫一个书法家，在乌丝阑绢上写下这三首诗制成立轴，作为永久的纪念。欧阳修的自珍虽不无道理，可比起安石的原作，似乎仍然略逊一筹。
深父得到安石的诗，先也觉着写得不错，但推敲之后，就不安起来了。一见到子固，就问他：“介甫最近的《明妃曲》，子固读到了吗？”
子固说：“京里正热炒这两首诗呢，自然早就读了。”
深父一听更急了：“还热炒哪，那更糟了！”
子固不知所以，连忙问道：“怎么，有什么不对吗？”
“岂止是不对！介甫太欠考虑。”深父表情凝重，不是开玩笑。
子固一时也蒙了。他很推崇这两首诗，认为辞达意深，了无遗恨，直逼李白、王维，历来咏昭君的诗罕有媲美者。深父这话，从何说起？
深父见他发蒙，越发皱起了眉头：“你也没想到？我问你：孔圣人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介甫诗却说‘人生失意无南北’。再怎么失意，也要有华夷之分哪！他这话不是太欠考虑是什么？”
子固见他钻的是这个牛角尖，不由得一笑，也引起了《论语》：“深父您忘了？孔子也曾想到九夷居住呢！人家问他：九夷简陋，怎么能住？他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据此看来，介甫这话恐怕并没有错。”
深父并不辩解，又说：“再看这两句：‘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问题更大了，简直就是敌我不分，无父无君了。怎么能这样比较？胡恩深就能忘记祖宗，汉恩浅就要叛国投敌？只要知心，就可以什么都做，汉奸不都理直气壮了吗？”
深父这样拘泥不化，子固一时竟无话可说了！半晌才解释道：“深父，诗只能当诗读。这么大的帽子，介甫非给您压趴下不可。我想他的原意，也不过是说男女欢爱之情一浅一深，哪里能想到别的上头？说到男欢女爱，元帝连认都不认识她，比之单于娶她为妃，可不是一深一浅吗？介甫这话，原来不错，怕是您太钻牛角尖了！”
深父还是很不以为然：“不是我钻牛角尖，是他诗里自有罅漏。就是我不说话，以后也有人要说话的。你看人家白香山，他写王昭君，说：‘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忘不了的始终是君恩，这才是哀而不怨，忠心可鉴。司马光和诗虽不及介甫，说‘妾身生死知不归，妾意终期寤人主’，也一样合于礼教。安石一向最重先圣之学，怎么一写起诗来，就忘乎所以了呢？”
子固自己也是诗人，见深父发了牛劲，知道三言两语劝不过来，又不能一言不发，只好拣最重要的说道：“啊呀，深父，这写诗可不是写《礼记》、写《道德经》，能那么比吗？再说，诗，贵在言人之所未言，说的要都是大路话，或者别人已经说过的话，还写个什么劲儿呀！”
深父仍然执拗道：“正是这话。我也知道安石是想出奇制胜。可凡事总有个度。韩退之说‘文以载道’。诗文一理，再怎么，诗也不能离经叛道。出奇可以，不能出格。诗还是小事。为大事，要是也想出奇而不顾是否出格，可就麻烦了！介甫聪明过人，总能见出人所未见，出人一头，尤其需要防微杜渐。子固你说说，我哪里是没事找事呢？”
子固怎么也没想到深父会这么小题大做，洞幽烛微，而交织在这后面的，又显然是对于介甫的深切关爱，又无奈又感动，一时倒找不出话说了！好大一会儿，才安慰深父：“介甫有您这样一位畏友，实在三生有幸。不过呢，您也别太担心了，诗究竟只是诗。我喜欢介甫的诗，倒正是因为他见解高人一头，总能道他人所不能道。您不妨将您的看法写信告诉他，让他也参考参考。”
深父道：“那是自然。对介甫，我还能有话不说？既说，还能不畅所欲言吗？”
说虽说了，可安石接到深父的信，自然又要比子固更多一番酸甜苦辣了。
说到诗，安石不过遭到朋友的一点关爱备至的误解，而欧阳修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差点儿没落下天大一场祸事。
还在嘉祐二年，欧阳修曾以翰林学士、判太常寺的身份，主持进士考试。韩绛韩子华、范镇范景仁等四个人，则做了他的副手。他又聘了他的好朋友梅圣俞，做了编排评定官。这主持进士考试，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别的不说，一旦做了考官，就得进贡院被封锁起来，而且一锁就是五十天，不准与外界接触。尽管吃喝等有朝廷供给，可除了试官及侍候的杂使人员，整天关着不让见人，与监狱实在没有什么两样。好在几个试官都是过来人，谁都经纶满腹，时间实在没办法打发，他们可以吟诗消遣。他们玩得也真够疯狂。一算起来，古体、近体，一共竟作了一百七十多首，整整三大卷。这些消遣之作虽意思不大，但因为都是好手笔，写到试场上的事情，也不乏生动贴切的佳句。像欧阳修的“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圣俞的“万蚁战时春日暖，五星明处夜堂深”，就比较警策动人。要不是考试出了岔头，倒也不失为一件风流雅事。
事情还是出在欧阳修的认真上。
自韩愈、柳宗元之后，文风就每况愈下了，到五代，更是绮靡不振，无以复加。大宋立国虽有几个能人，像柳开、穆修、王禹偁一干人，一心要恢复韩愈、柳宗元的朴素务实的文风，无奈人微言轻，尽管身体力行，文章写得古色古香，影响却始终有限。到欧阳修，他自己是一个古文大家，对文风的绮靡晦涩当然更是不共戴天。可除了自己身体力行，就只有奖掖后进了，以期慢慢改变时尚。他之所以着力推崇曾巩、王安石，除了政治等一般原因，要改变一代文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既然这样，到他知贡举，大权在握，可以通过考试的杠杆来影响文风，他怎么能放着这根杠杆不用呢？
皇榜一出，果然四下哗然。
几个文风时髦、名闻四海的人，这次全栽了，一个也没取。第一眼还以为是太阳晃人，没看真。到七八眼之后，又请别人从头到尾细数了三遍，仍然没有，这才相信是真的没取。他们当时就红了眼，乱骂起来。一批人赶到贡院要找考官们说道，考官们已先从后门溜了。
到几个考官的贡院诗一传出来，这帮落榜举子可抓住把柄了。刘辉鼓动大家：“我说今年考试怎么弄得一塌糊涂，原来是这帮考官吃喝玩乐，饮酒赋诗，根本没拿考试当回事！这笔账，得找他们好好算算！”
江昆说：“对，一定要好好清算！他们自比‘五星’，金木水火土，高高在上，好不辉煌！将我们看成什么？蚂蚁，春蚕。还听到我们切切喀喀地大嚼一顿？你说多损！这账要是不算，我们这些读书人还能算个人吗？”
打听着欧阳修总坐轿子上早朝，刘辉、江昆领着几百人，愣是将他拦在了大街上。正嚷嚷着找他算账，巡逻的士兵赶来了。虽不能认真弹压，到底护着欧阳修从人缝里溜了。有几个人还追到欧阳修家里，将早已写好的骂娘诗与一篇《祭欧阳修文》投了进去。这事本来没有真凭实据，上不了台面，不过是要解气；再闹，伤不了考官，他们自己怕就得吃板子戴枷了。闹了一闹，也就收场了。欧阳修他们总算有惊无险；要查领头闹事的，也不了了之。考官们从此再不敢在贡院里做诗了，只好傻待着。而文风，经过这么一拧，倒真拧过来了，大致朝着欧阳修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了。双方算是打了个平手。
这次知贡举都取了谁？除了子固兄弟，最轰动的该算苏轼、苏辙了。
苏轼，字子瞻，二十二岁，为兄；苏辙，字子由，十九岁，是弟。年纪轻轻就能中进士，已不多见；又是兄弟二人同时及第，更是稀罕。他们又有一个几乎在一夜之间名闻京城的老子苏洵苏明允（号老泉），自然更叫人惊奇了。凡听说的，谁都想打听一下：这三苏究竟是个什么来头？
三苏来自四川，是眉山县人。据苏明允说，他们的先祖，可以追溯到武则天时代的宰相苏味道。这苏味道虽做了宰相，官声却不大好。为什么呢？是个尸位素餐的主儿，从来不负责任，刀打豆腐两面光。人家问他当官的诀窍，他大言不惭：“什么诀窍？模棱两可而已。”就是不论办什么事，都不要表态，怎么样都行，两头讨好。他也就因此得了个绰号，叫做“苏模棱”。祖上有这么个先人，当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或者因为年代久远无法考证，明允说是说，也不敢笃定苏味道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先祖。除了苏味道，苏家再找不到第二个显赫的人了。从明允算起，三代以上全是白丁。他这一辈弟兄三个，自己行三，只有老二苏涣中了进士。明允年轻的时候不学好，二十多岁的人了，还只是瞎胡混，连妻子都为他耿耿于怀。直到二十七岁，才突然醒悟，开始发愤苦读，终于成就了一段佳话。到南宋王应麟编《三字经》，就拿他做榜样了，说什么“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从此，更家喻户晓了。四川因为闭塞，比别处总要慢半拍。到处都风行五代的绮靡晦涩文风呢，四川人仍然只重学古，崇尚西汉古文。明允也考过几次进士，都失败了，从此索性问也不问了，只托身于学术，访游学问之外，只是闭门著书，教育子女。
自己一事无成的人，往往总要寄希望于子女。明允自己的满腔抱负，全都交给两个儿子了。加上没有别的事情打搅，明允对于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教育，可以说是一毫都不放过。父亲对自己是宽容的，二十多岁一事无成，他竟没有指责过一句，全让自己信马由缰地发展。有这个榜样在，明允对于儿子，严虽严，读书之外就也任着他们自由发展了。因此，小兄弟俩书虽读得认真，却不读死书。书本之外，琴棋书画样样来；不仅琴棋书画，就是放牛放羊，种树养鸟，挖地掏宝，满山遍野疯跑，找栗寻橘，哪儿热闹往哪儿凑，也无不都有他们的份。结果，竟将死读书与野孩子这两个无法统一的东西，硬是浑然一体统一起来了。死读书打下了学问的根底，而无拘无束的山野，又成就了活泼无羁的想像与狂放张扬的独立个性，再加上为小地方的局限所夸张、膨胀的自负与不知天高地厚，这么几样东西一凑合，人生想不斑斓驳杂，也根本不可能了。尤其是老大苏轼，更将环境所陶养的性格推演到了极致。因为有这么一个哥哥的阴影的阻滞，苏辙反倒多少有些内向，阴沉了。
知子莫如父。明允对这两个儿子的区别与未来，似乎早已洞若观火。之所以将他们一个名轼，一个名辙，就包含了他的良苦用心。他专门写过一篇《名二子说》的短文，说：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有祝福，也有警戒、忧惧，也算是面面俱到了。可祸福到底是未来的事，总不能因噎废食，从此不要功名利禄？那不是白忙了吗？眼看着子瞻、子由已经长大成人，可以叫他们下山折桂了，明允先带他们去见了益州知州张方平。张方平字安道，由制科出身，庆历前后知谏院，那叫一个凶，始终与王拱辰、钱明逸他们沆瀣一气，攻范仲淹、欧阳修，乃至攻石介、王益柔、苏舜钦等等，几乎没一次没他的份。攻人才能自效自显哪，所以官运一直亨通，到益州之前，已经知过开封府，做过三司使了。只是人始终不大正，朝里做官也难得安稳，这才一再罢了出去。此前，明允早向他献过文章了，他心里已经有底。眼见着几个能人自动跑来投靠，高兴还来不及呢，还有不接纳的？子瞻不是会画两笔吗，又当场为张方平画了一张传神。以中国的人物画而要写生人像，结果如何，不必较真。名为传神，传神而已，能传神就算大功告成了。张方平更高兴了，当时就写了信，将他们父子三人都推荐给欧阳修了。
当年既那么凶，落井下石等无所不为，过节又不能想抹就抹了，张方平要将苏氏父子三人荐给欧阳修，岂能一点儿顾虑都没有？可转而一想，除了欧阳修，谁也没有那么大力量能将他们父子三人推向台面，也就顾不了许多，到底硬着头皮写信了。官场人物，你还想他们怎样？说来也就是欧阳修，真正爱才若渴，一见苏氏父子的文章，地道古文风范，早忘了与张方平的过节，当时就不遗余力，将他父子三人向所有的人揄扬推荐了。
苏氏父子，也为考试做了精心准备。
苏轼问父亲：“我与子由都在一个考场，同做一个题目，怎么着才能都中呢？”
明允想都没想，就说：“容易。一正一反，一和一骂，你们两个就能都中了。”
弟兄俩照着一做，果然都中了。
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文中有这么一句，说是“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尧是尧帝，皋陶是他的司法大臣。皋陶三次要杀人犯，尧帝却三次赦免犯人。苏轼说得煞有介事，斩钉截铁，几个考官却都发了蒙：不知道这话是从哪儿来的。
及至苏轼中过进士前来谢师，欧阳修到底问道：“你文中说‘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话是从哪儿来的？”
苏轼说：“大人，事在《三国志?孔融传》的脚注里。”
欧阳修将信将疑，可手头没书，也不好认真，只好含糊过去了。回来一查《三国志?孔融传》，没有呵！见到苏轼，只好又问他：“子瞻，你说《孔融传》有三杀三宥的事，是哪个版本？我怎么没找着？”
苏轼仍然不动声色，说：“大人，您没看见？曹操灭过袁绍，将袁熙的妻子赐给了他儿子曹丕。孔融说：‘这事古代就有了。周武王伐纣，就曾将纣王的妃子妲己赐给了周公。’曹操问他从哪儿看见的，孔融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这三杀三宥的事，也是我的想当然。”
修史的欧阳修，文风一向严谨，哪里能想到他竟是这样做文章的，自然大吃一惊。好歹进士已经到手，论据能否成立，已无所谓了。考进士的史论文章都敢这么想当然，写起别的东西，自然更会文思泉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