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开一面请命为民
书上运判理财当先
照大宋朝规定,大县除了知县大人,还配有主簿、县尉各一人。主簿管书簿文件、公物出纳,县尉管治安;知县是一县之长,通管全局,凡户口、赋役、钱粮、赈济、诉讼刑狱、上传下达等一切大小事务,无不都由县令一人执掌。有兵政的,还要下马管政,上马管兵。就朝廷而言,县是最底层,县令是朝廷亲民、治民、防民的第一个代理人,国家政治好坏首先就在县治;就个人而言,县治虽小,却五脏俱全,县令又直接代表朝廷与百姓打交道,事事需要亲躬,烦琐尽管烦琐,认真的人却可以无所不知,由知而行又可以无所不能,最是锻炼人的绝好去处。签书判官不过是个文秘,京中的馆职,充其量也只是个高级文秘而已,根本无法与县令相比。不论初衷如何,至少就事理而论,选任县职实在大有眼光。明州是上州,辖有五县,鄞县为望县,五县数它最大,主、客户有小两万,有的是可以腾挪的地方。话虽这么说,鄞县实在太远了,已经远到海边上去了,离京城竟有二千六七百里地。船行由汴、淮入运河抵杭州,还要再转浙东运河经余姚江、慈溪,才到明州治所三江口,由三江口往南才是鄞县治所小溪镇,跨过小半个大宋朝了。
船到小溪泊下,前任县令及主簿、县尉、当地士绅,早已在码头上迎候。安石前一天在州里报到,州里早差人来县里知会过了。一行人正在寒暄,却见几个人飞一般跑向河边,后边有几个公差模样的人紧追不舍,嘴里不住地嚷道:“抓住他们,抓住他们!”
小王雱吓得哭了,安石也吃了一惊,几个迎接的人则一脸尴尬。
县尉上前喝道:“你们怎么回事?惊了新大人的大驾,你们吃罪得起吗?”
几个差人全站住了,内中一个叉手回道:“回大人,跑的是私盐贩子,我们正抓捕呢!”
县尉低声喝道:“抓犯人也不长点眼色!悄悄跟到别的地方再动手。”回头又向安石解释:“是几个贩私盐的,大人受惊了!”
安石掩饰地一笑:“没什么,没什么。”
这一停滞,逃跑的几个人早上了船,解开缆绳,吱溜着朝河心里划去。差人们站在岸上虽恨得咬牙切齿,也无可奈何了。
县衙不过两路两厢,中间夹着大小两个院落。前排是衙门,两厢也是公事房;后排是县令一家的住处,隔着二门与一道小院。前任县令已腾出房子住进客栈,安石一到就搬进后院安顿了。
办完了交接手续,安石请教前任说:“老大人明天就要走了,有什么指教,还请您直言不讳!”
前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这么一大把年纪不过是个小小县令,官运不言自明,心态自然也亮不起来。见安石态度还诚恳,没有少年得志的张狂劲儿,也就开口说道:“不瞒大人说,做县令做老的人,哪里还会做官!不过应付而已,只要不出事就行。你们年轻有为,更张新政,一切全看你们的了!”
安石还要请教,老县令不得已,又说道:“此地偏远,民风倒还淳厚。只是地近海边,盐业是当家产业,私贩屡禁不止。转运使孙大人近日有令,出赏钱严拿贩私盐的,闹得沸沸扬扬。您那天下船也看见了。这事利弊都有。我是无能为力了,您大人好自为之吧!”
安石还想问,无奈老人再不多说,只好送他上船西去了。
等到安石坐堂问事,先后碰到的案子多半也都是盐政,其中又以告人私贩的为多。王安石带着氓儿去了一趟监狱,小小一个鄞县,竟关了四五十人!调来卷宗一看,十有八九也是为贩私盐。
盐历来由国家榷卖,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既由国家专卖,私人贩运当然应该禁止。可像这种搞法,该是逼老百姓造反了!
安石问主簿、县尉,主簿犹豫了一下,说:“这个,这个,也是利弊都有。既是榷卖,不能不问?问了,又不能不伤及百姓。实在两难,实在两难!”
县尉是个粗人,回答倒很干脆:“这是上面的命令,咱们也是照章办事,是与不是都管不着。”
安石知道问不出所以然来,也就不再问了,可心里总是件事儿。倒是有个书吏,看出他为难,问他:“我看大人这几天愁眉不展,是不是为盐政的事犯难?”
安石抬头看看他,约摸三十岁,老成持重,问得又很诚恳,就答道:“是呵,朝廷让我到这儿来当父母官,可牢里关着那么多人,我怎么能无动于衷呢!”
书吏这几天瞅着安石,虽年纪轻轻,却很沉稳,不像是京城下来混资历的公子哥儿,心里早有几分敬意;没想到他更有这一番仁爱之心,越发感动了,就推心置腹地说道:“大人,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咱们鄞县紧靠大海,盐几乎就是唯一的生财之道。绝盐好比绝命,怎么能绝得了呢?”
安石点点头,问:“你是本地人?”
书吏答道:“回大人,老少几代都是在这儿根生土长的。”
安石道:“离海也还有一段嘛,不是还种庄稼吗?”
书吏道:“庄稼也种的,大都是小家小户。就是大户,最大也就一二百亩地吧?一亩地不过千把铜钱,最好二千,加起来也就一二百千罢了。一家人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外加州县赋税、劳役,全都得从田里抠出来开销。要不想办法从盐里找些外快,这日子也真难过得去。连大户人家,也不能不如此。”
“这么说,鄞县家家都是私盐贩子了?”
“可以这么说吧!”
“你也贩吗?”
“也贩的,大人。”
“关的那些人呢?”
“都是些走投无路的小民,大人!稍有门路的,谁也不敢告,也不会抓。”
安石点点头,心里有数了。他很赏识这个书吏的坦白。突然想到,问了半天,还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好荒唐!不由得又笑了,问道:“说了半天,还不知道你的姓名,能告诉我吗?”
“小人姓汪,叫元吉。”
“好,元吉,咱们算认识了。我是初来乍到,你是根生土长,有什么我见不到、想不到的,别忘了跟我说一声。包括家里在内,你都可以随时来。”
“小人不敢!”
“什么敢不敢,我是请你帮我呢!这样吧,你先给我做一件事,拟一个名单,上中下三等户都要有,上户、老者可以多些。列多少呢?我想想——有个十来户就行了。明天报上来。后天,你准备将他们请到县上,我要跟他们谈谈。”
元吉一口答应了:“是,我这就去办。”
“慢,还有,替我在县衙前挂个牌子,说我身体不好,暂时免告半月。”
元吉答应着办去了。开的名单经过核实,倒都实在,没有弄虚作假。第二天,请的人也都陆续到了。
安石预先叫人在公事房摆好了桌椅、茶水。大家谁见过这个?都先趴在地上叩头,叩完头就叉手在一旁站着,谁也不敢落座。
安石劝道:“这是怎么说的!你们都是我请来的客人,哪有客人不坐之礼?”
大家还要推让,连说:“不敢,不敢!”
安石道:“你们这不是白耽误工夫吗?又不是在大堂上,都请坐下,不要虚礼!”
元吉也劝道:“大人请你们来是有事商量,坐下好说话。大人不是一再说了吗,尽着虚礼,白耽误了事情!”
几个长者这才陆续坐了。有了榜样,其他人也陆续坐下。只是有几个屁股始终半悬着,到底不敢落实了。
安石开门见山:“今天请你们来,是要谈谈贩私盐的事。”
几个人一听,脸都白了:原来这样,要关门打狗?这汪元吉也太歹毒了!
安石没注意他们的表情,只管朝下说去:“据我所知,鄞县就没有不贩私盐的,区别只在大小多少不同而已。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实话:你们贩过私盐没有?贩过多少?为什么要贩?不要有任何顾虑,只管实话实说。”
这是打板子戴枷的事,能没顾虑吗?谁也不说话。
安石想了想,笑了:“是有顾虑?你们想想:要是问罪,还会请你们吗?本县只想了解实情,然后求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上对得起朝廷,下也让咱老百姓活得顺心。你们说了实情,我才能有方寸。”
有那颖悟、见事多的老者,知道安石说的是真心话,心胸与别人并不完全相同,就先开口了:“大人能够如此关爱百姓,开诚布公,我们小民再不说实话,还能算个人吗?大人说得对,我家也贩私盐。鄞县十有八九,家家贩私盐。占着山海之利舍不得放,固然是原因,也有不得已的一面。老朽家算是大户了,有一百五十多亩田,可满打满算,丰年也还是不够开销。贩点私盐,也是托着山海之利勉强混个光阴罢了,从来也没敢大弄过。在座的都是乡邻,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一席话说到大家心上,也就顾不得别的,纷纷说起自己的那本经来。有个看去是个下等农户的庄稼人,说:“像我,更不能跟刚才几个老爹比了。我是个客户,全靠租人家的地种。一年辛苦下来,多半给了主人。不贩私盐,连饭都难得上口了。我当然更是小本经营。想倒是想往大里弄,越大越好,无奈没钱也不成!”他说得那么直白,逗得大家都笑了。
“既然大家都这么弄,可怎么会有那么多揭发告状的呢?”安石想不明白,问道。
“大人,都是冲着赏钱去的。”
“官老爷也希望这样!”那个下户突然说道。
“那为什么?”
下户看看大家,大家却全都看着他,似乎为他捏了一把汗。下户看着安石,有些害怕起来,低下头不说话了。
大家全沉默了。
这场冷得好怪!
还是元吉打圆场说:“张二哥干吗说半截子话?咱们老爷巴巴地请你们来,就是要听心里话,你留在肚子里还到哪儿说去?”
仿佛是这句话提醒了他,张二哥一拍大腿:“好,我说。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大人,你问官老爷为什么希望这样,好浑水摸鱼呵!”
“本县会有这样的事?谁?”
这下,到底都再没个人出来接话了。
安石知道问不出所以然来,也就不问了,只交代道:“这榷盐是朝廷的制度,我身为朝廷命官,不能不遵守制度。贩私是你们的身家性命,断了就是绝命,要断也难。怎么着大家心里都有个数,都过得去,就好办了。我这话你们明白?”
关系身家性命的事,总是最敏感。这一番话,谁听了都受用,更感激这位年轻县令的一番苦心,都千恩万谢地走了。安石虽有了一个基本态度,但究竟怎么处理类似事情,他还没个准谱,还得斟酌。
隔天,他把元吉找来,问道:“元吉,这是后堂,只有你我两个人在,你不必顾虑。你对我说个实话,县里大小官吏为私盐贪赃枉法的事,到底有多严重?”
元吉似乎早有准备,想都没想,就说:“大人,还是那句话:‘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大家既然吃盐,当官的也就由盐来吃老百姓了。私禁越严,当官的吃老百姓也就越方便。”
安石吃惊道:“那还得了!”
元吉却一点不惊:“从来都是这么过的,大人。再说了,除了几个大人,小吏差役都是白忙活的,朝廷一个子儿的俸禄也不给,有空子他还不钻吗?”
这倒是实情:大宋朝的吏役从来都没有薪俸,只能靠收些小费、外快养家〖XC糊.tif〗口。可也不能明目张胆公开贪赃枉法呵!安石拧着眉毛道:“不管有多少理由,贪赃枉法总不行。”
“大人要办他们?”
“办不办得看案情大小。”
“大人,据小人看来,这些还是不办为好!”
“为什么?”
“要案在有职有权的人身上。自古‘刑无等级’,大人得先办他们,人心才服,才不至于乱。但小人以为,大人刚到鄞县,根本不宜大动干戈,与同僚为敌。那样,肯定会两败俱伤。大人的仕途还长着呢,何必为这点儿小事惹不自在!圣人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又说:‘和为贵。’”
一个小小书吏竟然有这等见识,安石不能不对他刮目相看了。
元吉接着说道:“还有一层,大人也得忍着点。”
安石不知道他指的什么,便问道:“你是指什么?”
元吉道:“小人瞅着,大人与别人不同,是真有一片爱民之心。可事有两难。大人要想实现这一片爱民之心,还得县里这几位属官配合。他们要是对着干,乱往上面捅,这事一准泡汤。”
安石叹了一口气,是这么个理儿呵!可总不能任着这些人为非作歹!这么想着,也就说道:“我当着这个父母官,总不能白瞅着他们坑害百姓哪!”
元吉不慌不忙,道:“大人,俗话说: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只要一宽盐禁,自然空子就少了。他们要钻,也没有多少机会了。”
所有这些关门过节,书本上是根本学不到的。只有在衙门里呆久了,才能领悟其中的奥妙!安石不仅大开眼界,也第一次认识到,吏员中藏龙卧虎,过去只重儒生,小看他们,实在大错特错!
安石先找主簿与县尉,开诚布公谈了一次。
安石说:“咱们能千里迢迢一起做官,就是缘分。你们二位大人比我先到,也比我年长许多,小弟不才,全靠你们扶持。咱们也甭说官大官小,齐心协力将县里治好了,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百姓,大家都有福分。我这里先有礼了。”
说着当真站起来,朝二位一一叉手,慌得两个人忙不迭地回礼,口里说道:“这是从哪里说起!大人吩咐,下官无不一一照办,照办!”
安石复又请他们坐下,说:“我虽来不久,却也看出,鄞县之政重在盐务。不知二位大人是否也有同感?”
两人答道:“是的,重在盐政。”
“正如你们那天所说,禁盐两难,我们这些当下官的实在有些无所适从。可有子说过:‘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藏富于民,也是为国敛财。你们说是不是?”
县尉不会咬文嚼字,没答茬;主簿不知道安石究竟什么意思,却也不能否认先贤说过的话,只好答道:“那是。”
“所以呢,关于盐禁,是不是可以稍为松泛一点?”安石试探着问道。
县尉急了:“那不行,朝廷有制度呢!”
安石微微一笑:“您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不是根本不禁,只是不要再悬赏求告,弄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
“那可是孙大人的命令。”主簿也提醒安石。
“这事由我去请命,你们不必挂虑。百姓们也不容易。有大户根本动摇榷卖的,必须严惩不贷。至于些小百姓,不过斗升之微,咱们事多人少,有照顾不来的,也就不必求全了。你们也省些事。有责任嘛,由我兜着。”
主簿与县尉相对看了一眼,没有说话。
安石虽然瞟见,却装作根本没看见,只顾继续说道:“凡事有一利,就有一弊。禁盐紧了,贩盐的是少了,可趁机贪赃枉法、敲诈勒索的事也多了,不能不注意。圣人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我的意思,凡以前的事,不论是谁,全都一笔勾销,只看以后。再有人借禁盐坑害百姓,一定严惩。你们看怎么样?”
这话,两个人自然都听明白了,一致赞成:“既往不咎好,既往不咎好。否则,就扯不清了。”
“好。那么,盐禁的事,咱们该怎么着?”
主簿看了县尉一眼,道:“大人一片爱民之心,咱们能说别的吗?不但还在榷禁,就是全废了,咱们也没二话。就照您说的办。”
安石又问县尉:“县尉大人,您看怎样?”
县尉也道:“我没说的,就照您吩咐的办。”
类似的话,安石对役吏们也大体说了一遍,只是另加了两层意思:一是同情他们没有薪俸,找些外快多半属于无奈,与一般贪赃枉法是两回事;二是答应,将来好了,将在地方相关的赋税中拨出一些,作为他们的辛劳补贴。恩威并行,免了前愆,役吏们也皆大欢喜。
衙门里头处理好了,安石就着手审理狱中那些盐贩子了。既全是升斗小民,安石略事审问也都放了,只告诉他们:“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作奸犯科的事还是不做为好。你们都记住了?”
大家虽不明就里,可无罪释放却千真万确,全在地上磕头,感激涕零:“青天大老爷开恩,我们从此一定奉公守法,永远不作歹事了!”
安石为了惩一儆百,还有意传了一两个为讨赏诬告平人的家伙。不过,也只是告诫而没加惩罚。目的只在让他们认清风向变了,不要再来妄告生事,给县里无端增加压力,认真处罚他们,反倒是没事找事了。
孙司谏这头的事,当然也得有个交代。
孙司谏名甫,字之翰,也是一个认死理较真的人。杜衍荐的他,后来为保州兵变,他认为枢密使第一个有责任,而枢密使不是别人,正是杜衍,他上书第一个也就攻杜衍。尹洙是他的好朋友,为水洛城的事,他却帮刘沪而攻尹洙。叫刘沪无罪开释的,就有他孙之翰的一份功劳。说到宫里的事情,他更口无遮拦,叫人害怕。这样在朝里自然呆不久,借整朋党,到底将他清理出来了。三转两转,就做了两浙路转运使。因为切直,虑事难免也都是线性的,办事更不会弯弯绕。看着海边上私盐屡禁不止,只想到抓人。抓人,得有人告。没人告怎么办?最简单、快捷的办法,当然是悬赏。于是,一纸公文就飞到明州鄞县了。公文下面的事情,他是考虑不到的。
既然这么爱较真,就不会不可理喻。安石给他写了封长信。一开头,就直言不讳地指责他此举完全不当。除了百姓们申述的那些理由,安石更从大局着眼,强调这样赏告滥捕,只能陷民于狱,招致叛乱。此外,则强调,公家财用不足,讲究财利并不错,但求利要合于先王之道,不能枉尺直寻,不择手段。那样,不但解决不了财政问题,只会叫老百姓怨恨,闹出乱子。最后,安石又直截了当,请孙大人收回成命,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信是叫个得力差人直接送到杭州交给司谏本人的。很久以来,上下关系早就固定成模式了:下面只知道顺从上级,讨好取媚;上面听惯了顺耳的话,偶然听见不同声音,则张口结舌,勃然大怒。结果,下情不得上达,上面恣意妄为,不到彻底垮台,绝不会偃旗息鼓。幸好孙之翰自己是谏官出身,还能容忍安石的直言犯上,且对他的勇气与辩才留下了不算坏的印象。至于收回成命,自然不可能:朝令夕改,还成政府吗?虽不收回,却也从此不再追问了。
这政令的事,不问,也就无异于收回了。主簿、县尉见上面不再追问,自己因为有前科认不了真,见安石又一丝不苟,也不敢生事,而且还要共事,图个‘和为贵’,将来一起奔个前程。只有傻角才会顶牛,互相拆台。两个先自心悦诚服顺从了安石,再不来盐务挑刺、找外快了。差役们看见两个头儿缴械投降,哪里还敢较劲,也悄悄收了兵。没有赏钱,还不讨好,谁没事还找那麻烦去告人?告状的也悄悄歇了。小民们得了实惠,仍旧悄没声儿地贩他们的私盐。原本就都是小本买卖,又有言在先,自然也没人去大弄。闹得天翻地覆的盐政,居然就这样风息浪平了。想想前后,安石感慨最多的还是:从政与做学问,实在太不一样了!治政,更多的可能还是经验,学问倒在其次。这次釜底抽薪抽得这么成功,全是元吉的主张。他可没有多少学问,而一个大学问家,也未必能提出这么合适省事的办法,来恰到好处地化解一场风波。这政治,可真是深不可测!
由这次百姓与朝廷利益的纷争,安石又想到一个问题:这国家与百姓,究竟谁养活了谁?是国家养了百姓,还是百姓养了国家?
盐从灌水到晒卤,到成盐,再到运输,哪一样不是老百姓自己动手做的?只有海水,才是天地所产。只因为国家榷卖,老百姓辛苦所得的东西,才成了犯禁的罪孽。国家无财不立,榷卖或者也无可厚非,可这谁养活谁的道理也不能弄颠倒了。否则,就会视百姓如草芥了。这话古人也说过。《礼记》就曾说:“君者所养,非养人者也。”《论语》中记的有子的话,不也说“百姓不足,君孰于足”?可见,古人是很懂这个道理的。只是如今不行古道,不行先王之法,将它完全忘了,以至于听起来反倒像是奇谈怪论了!
安石又往下想到:既是老百姓养了国家,生财之道也就只有一端,全在百姓的辛苦。国家要是只打百姓饭碗的主意,只能越打越少。到头来,老百姓只能作奸犯科,拧着来了。这样治国,只会越治越糟。安石突然想到一个比喻:一家子关起门来做生意,不让一个外人进门。老子来横的,儿子的东西全叫老子占了。老子富了,儿子成了穷光蛋,这一家能说是富吗?一个大子儿也没多呵!想着老子如何霸道占了儿子的东西,有了东西又如何洋洋自得,以为从此就是天下第一
大富翁,安石禁不住嘻嘻地笑了。
可很快他又沉重起来。
要富国家该先富百姓,要富百姓得先发展生产。这么个浅显的道理,怎么就没人明白,只会在百姓碗里抢食呢?
他不由得深深叹了一口气。
安石猛然想起了马运判。
马运判名遵,字仲涂,做着江淮、荆湖、两浙制置发运判官。这马运判因为经略发运,知道国家的经济命脉已经捉襟见肘,曾与自己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虽觉着总有哪儿不对,一到具体,就说不出所以然了。现在总算有了明晰的答案:国家之失,失在生财之道不畅。
他记起了运判当时那种急切而又不能不有所失望的目光,赶紧铺纸研墨,给运判也写了封信,详细诉说了自己的思考与发现。信中写道:
运判阁下:
比奉书,即蒙宠答,以感以怍,且承访以所闻,何阁下逮下之周也!尝以谓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盖为家者,不为其子生财,有父之严而子富焉,则何求而不得?今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盖近世之言利虽善矣,皆有国者资天下之术耳,直相市于门之内而已,此其所以困与?在阁下之明,宜以尽知,当患不得为耳!不得为,则尚何赖于不肖者之言耶!
……
写罢读过一遍,想着运判或许释然的笑容,安石又忍不住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