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者可追漫寻至道
逝者如斯皆成佳作
安石与氓儿，后来又拜访过王逢源一次，虽仍没见着，这一次却另有收获。原来，逢源已经去了常州，给家里来了信。王老爹知道地址，即打发专人将安石来访的事报告了他。他叮嘱来人：“我这里还有些事要处理，还得个把月才能回去。如果王签判再来，你们将我的几本著作送给他指教，说我一回扬州就去给他道歉。书都在书房箱子里，用白绫包着，老爹知道的。”还写了一封信，让他设法送给安石。安石虽没见到本人，却得了实信，又带回一包著作，高兴得什么似的。
回到家里打开包袱一看，一共是五部著作：一部《论语疏义》，一部《孟子疏义》，一部《商君书笺释》，一部《思远堂诗草》，最后一部是《易经解读》。安石夜以继日，很快就全都读了一遍。
汉唐以来，注疏孔、孟，都只重句逗诠释，叠床架屋，细烦琐屑。逢源却别开生面，着眼于经义的阐释，志在宏扬先圣的微言大义，与安石先前读过的江西刘敞的著作，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正是安石所推崇提倡的一种治经方法，自然先就得了个碰头彩，有了心心相印的情好。
安石无书不读，《商君书》当然早就读过。他受的是儒家的正统教育，尽管通达，并不因人废言，可对商鞅、韩非的学说，还是有些敬而远之。逢源却不一样，直言不讳地推崇商鞅。甚至说，当今天下，积贫积弱，唯有耕战才能治标治本。这话对于安石，真是石破天惊！细想，也未尝没有一点道理？耕而富，战而强，积贫积弱不就可以彻底改观了吗？当然，那个时候苛法愚民的措施，如今是绝对行不通的。
还有一点，也引起了安石的思考。
在逢源那儿，孔、孟学说的阐释与推崇商鞅，一点也不冲突，各行其是。再一细看，才发现，并不是不冲突，而是原本就毫不相干。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它们的内容而言，原本是互相对立、难以共存的。商鞅明目张胆地将诗、书、礼、乐、仁、义、修善、孝悌、诚信、贞廉等，当作祸国殃民的“六虱”来攻击，逢源不可能视而不见。可为什么它们竟相安无事呢？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这几本著作写于不同时期，逢源的思想前后有些变化，且每一时期有他的思考重心。安石的思索，并没有到此为止。这种纯粹形式上的统一与共存，让他灵机一动，突然想到：也许，孔、孟先圣的学说，与商鞅的法家思想，在某一点上有它们的契合点？尤其是在体用的关联上，能不能有所联结呢？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商鞅思想的融入与运用，早已是一件公开的秘密了。不过，这一想法只是偶一闪现而已，也多少有些朦胧，并没有深入展开，根本没有这里所说的明晰具体。此后，安石似乎也没有再认真回到这个题目上来。但沉入潜意识的东西，却能持久发生影响，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思考的方向，并非不可思议。明白了这一点，也就多少能够明了安石以后的思想历程了。
安石自己钻研过《易》，还写过一部《易解》。但他对于《易》，始终有一种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的感觉，对自己的解读总不那么自信。以一个行家的眼光来读逢源的《易经解读》，自然别有一番情趣。而逢源《易经解读》最奇特的地方在于：书后附了六十六首《读易绝句》。除开头结尾的《引》、《煞》两首之外，每卦一首，或隐括卦意，或抒发感想，或借题发挥，真正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引》写道：
三皇五帝到于今，说尽三才是此经。仰止高山穷碧落，韦编三绝始为零。
《煞》则写道：
读罢图文自掩扉，所思不见泪沾衣。由来解道里中手，只索书空向落晖！
《乾卦第一》写道：
风云水火气相联，众口汹汹道九乾。一意如能为百姓，藏飞潜用不关天。
下面各卦，也都无不叫安石爱不释手。他的诗稿也都耐读，只是多少有些忧郁，让人揪心。
读完逢源的所有著作，安石越发想见逢源了！差不多也就在这个时候，逢源自己到扬州城来看他了。
逢源头上戴一顶玉冠，长方脸形，多少有些瘦削苍白；长眉凤眼，顾盼生风，只是时不时地夹着些阴郁；穿着一件纯白长衫，更将身子衬得挺拔修长，真正是一种玉树临风的风采。
安石一见，就大步迎了上去，叉手说道：“逢源先生，与我想得一模一样！”
逢源打量着安石，见他气度沉稳坚毅，恢宏豁达，更有一股逼人的英气，叫人肃然起敬，一面回礼，也情不自禁地说道：“安石仁兄，果然不出我所料！”
第一次见面，两个人竟都说出这样的话，似乎有些莫名其妙，连他们自己好像也都有些惊讶，但略一迟疑之后，两个人又都哈哈大笑了。或许，这该是他们唯一能有，也唯一该有的会见方式吧！
安石感叹道：“要不是从宴会上听到琼花唱歌，在雅士居看到您的填词，我还想不到去拜访您。白白耽搁了许多时光，真是太可惜了！”
逢源也惋惜：“只怪小弟过于孤傲偏激，不愿结交官府，没有早早来拜望您！”
安石笑着岔开道：“哪里的话？该是我高高在上，目中无人。好在到底见面了，让我好好弥补弥补吧！”
安石留下逢源，一住就是半个月。
安石也将自己的杂著拿给逢源指教，逢源看了，也佩服得五体投地：“仁兄的文章见识高远，古朴简约，正是汉唐古文的真传，小弟实在望尘莫及。小弟所能做的，也就只能是些阐释功夫罢了。”
安石叹道：“您太抬举我了。您那才是真正的学问功夫，真叫我羡慕！其实，在骨子里，我是真想做些学问，宏扬先圣之道的。无奈家里太穷，没法儿让我寄身学问，只好半途而废，早早出来寻个官做。学问之道，这辈子怕是无缘了！”
逢源却道：“人一辈子，不外立德、立功、立言三件事。首先立德，其次立功，最不成的才是立言。小弟一事无成，空有几部著作，连立言都谈不上，还值得羡慕？您在官场，少不得有一番事业，为国立功，为民立福，那才叫人羡慕呢！”
安石见他比自己还年轻，却这么消沉，不免有些惊讶，问道：“您比我怕还要年轻些，怎么这么消沉？为什么不出来应试，咱们一起干一番事业？”
逢源叹了一口气：“唉，也倒不是完全不想。一来自己过于疏狂懒散，怕受不了官场规矩的束缚；二来，我看朝野上下，实在希望不大，也多少有些悲观！”
安石惊问道：“怎么，您就悲观到这个程度？”
逢源道：“可能我太阴暗，总是乐观不起来。”
“为什么？”
“明摆着嘛！国家最大的弊端是什么？是君臣上下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要想根治，非用猛药狠治不行。可这是办不到的。看看这两年的新政及新政的下场，就明白了。”
安石多少明白了逢源的意思：“《商君书笺释》，是否就是您开的一剂猛药？”
“药猛，办不到也是白搭！”
安石沉思道：“时势不同了。商鞅反对先圣的仁义之道，又太苛烦，当今时代确实行不通了。”
“那是当然，我也只是要效法他的大意而已。有了他的法治精神，就可以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安石不说话了。他虽不过初入官场，但仅凭他有限的经验也知道，即便只是效法商鞅的法治精神，也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至少，他得承认，新政失败，与缺少这种精神是不无关联的。可他不愿意让逢源完全绝望，自己没往深处想，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调和办法，只好笼统地劝道：“事在人为，总能找到办法的。”
“什么办法？”逢源依旧十分茫然，“有个英明果断、心雄志大的圣君，再配一个大智大勇、百折不回的贤相，才能有些盼头！等有了这样的圣明天子，仁兄再出来做了丞相，我或者就不会这么灰心了。不但不灰心，还要出来帮您一把。没有这些，我这一辈子大概是不会出来了！”
“说得太丧气！还是赶早出来，咱们一起努力。路，总是一点一点走出来的。等咱们好歹做出一番事业，再一起归隐山林，如何？”
逢源还是提不起精神：“只怕做虽做了，却难得见事，不过可怜无补费精神而已！”
“费不费，做了再说。眼下您先准备准备，下年考他个进士，慢慢我们就可以联手做些事情了。陶渊明那么颓唐，还高歌‘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呢！您应该多些刚气，振作起来！”
逢源勉强笑道：“既然仁兄一再相劝，我就试试吧！”
逢源回去的时候，安石一直将他送到河口。站在船头，又叮嘱道：“逢源，一起呆了半个月，我到底总是有些担心您！”
逢源问道：“不知仁兄是指什么？”
安石说：“总觉得您太忧郁。读您的诗，我就有这个感觉了，及至一起相处了半个月，朝夕相伴，这印象越发深了。以您的学识见解，本不该这样。”
逢源勉强一笑，将眼睛移向河面，河面上起了一片薄雾，一只小船正逐渐融入雾中，慢慢不见了。
“那原因，我想还是思虑太过，忧国忧民。诗里头，这样的句子尤其多。其实，根本不需要这样。恕我说得不客气一点，还是不够通达的缘故。”
“国事如此，怎么能够通达起来？除非真正成个傻子，对天下事一无所知，不闻不问才成呢！”
“不是说不关心天下大事。君子治学，为的就是天下苍生，怎么能不闻不问呢？这里面有个先后问题。应当先己后人，先正身后正人。自己有了修身养性的功夫与治国平天下的本事，能不能治国平天下，要看自己能不能得志。而得不得志，完全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治己一身，都要依靠命运安排，治国平天下，自然更要依靠命运了。《论语》您比我熟，关于命运，圣人是怎么说的？”
“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还说过：‘道之将行也欤，命也；道之将废也欤，命也。’”
“圣人知命，所以无忧。许多人认为圣人治学，必然心忧天下，其实是一种天大的误解！倒不是说，圣人根本就忘了天下苍生。不是。圣人心有天下，却从来不为天下而忧！为什么？都在一个命字。您心里有了天下，命运却不让您一显身手，匡正天下，您就是忧郁而死，不也是白搭吗？《易》经‘乾卦’‘文言’说，‘世无闷’，说得实在精彩极了。其实质，就是乐天知命，一切贵在顺其自然。这您比我熟，还用得着我多说吗？邻居打架，有人披头散发跑去帮忙，孟子说他犯傻。现在您不为自己穷困发愁，倒去心忧天下，以至于常常失声恸哭，不也是犯傻吗？但愿您能听我一句话，丢了这些傻念头，一门心思先将自己的日子过好了，振作起来奔一个前程！”
安石说到急切处，已禁不住泪眼模糊，逢源深受感染，也早热泪盈眶了。还是艄公着急，催着开船，两个人才依依告别了。
新人如此，老人则又是一番情景。
这几年朝野刀枪剑戟，范仲淹首当其冲，自己之外，还牵连着一大批同事、好友，纷纷折翅沉沙，窜谪远恶州县。当时措置的种种事情，更全都烟消云散，没留一点痕迹。连科举考试的科目变动，与人再没有利害冲突，都又变回来了。再超脱的人，也不能无动于衷！何况，范仲淹还是个以天下为己任，自尊自重，又多少有些刚烈的人。就是世事变迁，叫他多了一些通达、容忍，也难将他完全变成一个心无点尘的弥勒佛。仅仅有挫折，是成不了弥勒的。要成弥勒，还得有佛性，有学识，还要修为。既成不了佛爷，难以永恒，就只能承受俗人通常所不能不承受的痛苦、疾病了。因为幼年孤寒，亏了身子，他比一般人更经不起折腾。当初上表称病求医，本来不是虚话。钱明逸一纸本章，硬是将实话挤对成浪言，仲淹也就只能勉力维持了。州是边州，任重事繁，常人专任也会心劳力疾，何况他还拖着个病恹恹的身子。他的身体，终于每况愈下了。
他又给皇上上了一本，请求解除边任，调往邓州。或许是因为话说得透彻，或许是因为无关紧要，这回，朝廷痛痛快快地答应了，让他去做了邓州知州。到邓州不久，他就接到滕宗谅的来信，请他专为岳阳楼写一篇散记。
滕宗谅最后不是被贬到岳州去了吗？人虽被贬，可性情还是没有多少变化，依然那么任性倜傥。岳阳南倚潇湘，北靠长江，西枕山峦，东临洞庭，本来是个山川秀美的胜地。他到了这儿，先还不无郁闷，很快就如鱼得水，忘乎所以了。岳阳名胜，岳阳楼是中心。三国时孙吴鲁肃来岳阳治水军，就建了岳阳城。为了阅军方便，鲁肃又在枕山临湖的西城门上修了一座阅兵台。到唐代开元年间，中书令张说谪守岳州，全面翻修扩建了阅兵台，且给它新起了一个雅致气魄的名字——岳阳楼。打那时候起，岳阳楼就成为整个岳阳的核心了。可从开元到庆历，三百多年过去了，不说别的，光是风雨剥蚀，它也不成模样了。身为知州，又是个喜山爱水的人，整天瞅着这样一座破楼横亘在山川秀色之中，自然堵心。不久，宗谅到底下了决心，要将楼重新整修扩建一番。
钱打哪儿来呢？他也有绝招。民间不是有许多积年陈债没清付吗，他出了一道告示，请债主们将这些宿债干脆捐给公家，由官府来催讨。既是多年讨不着的宿债，留着也是白留，不如献给官家落个人情，所以债主们大都乐得从命。官家理债与私人讨债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谁也不敢赖，愣是收了几万缗。宗谅亲自管着这笔钱，专门用来修楼。有钱，事就好办了。新的岳阳楼，三层重阁，飞檐起翘，流光溢彩，高耸于烟波浩渺的千里洞庭之上，就如一只展翅欲飞的大鹏，雄伟恢宏极了。官家与一般老百姓不花一文钱，就得了这么个大楼，比旧楼一个天上一个地上，谁都夸他滕宗谅能干，也就不问那讨债钱是不是用完，他滕宗谅有没有干没了。
名楼得配名文哪！滕宗谅想起了范仲淹，只有他配，便千里迢迢打发专人来请范仲淹作记。为了化解他尚未登临的遗憾，宗谅还特意叫画师画了一幅《洞庭秋晚图》，让专差一道捎给了他。
范仲淹也是一位风流太守。每到一处，也都要扶持地方风物，兴建一些人文景观。在邓州，他就修了一座小小的园林，起了个通俗的名字，叫做百花洲。亭台楼阁之外，尤以各种奇花异草让人流连。洲前的城楼上，则建了一座春风阁，高敞明亮；阁前是一个四角攒尖的览秀亭。登城入亭，放眼四望，邓州风物尽收眼底，览秀正是名副其实。傍着百花洲，就是他新建的花洲书院了。既有同雅之好，又回不住患难与共的同年好友的面子，自己更有满腔的激情需要喷涌，仲淹接到信，略略准备了一下，就在览秀亭铺纸研墨，把笔临风了。
仲淹虽没登上岳阳楼，但家在吴县，加上一生宦游各地，湖上烟波早已烂熟于心。一旦握笔临纸，那水光山色，风雨晴晦，人物风情，无不历历在目；更有一辈子蹉跎、奋斗的无限感慨、思虑，时时凸显其间。两者互相裹挟，互相席卷，终于汹涌澎湃，汇成一股滔天洪流喷薄而出。仲淹笔不停辍，由着那一股洪流，将他推向遥远的天际。
只见他写道：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嘱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辉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写完最后一个字，仲淹搁下笔，抬起头望着城下无边无际的田野，仿佛仍在执拗地寻找那并不存在的“斯人”。除了秋风田野，什么也没看见！他终于再一次感觉到了惆怅与失望，感觉了从来没有过的几乎让他窒息的孤独，转身而去了。
这篇《岳阳楼记》，不啻仲淹生命的绝唱。他一生的思虑、追求、浩叹，尽萃于此，也在这里达到了极致。自从离开权力中心，他在政治上已经难有大的作为，至多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做些立功立德的好事而已；余下的，也就只能是浩叹、惆怅与无边无际的寂寞了。而倾其一生所凝聚的华彩乐章，是不会第二次出现的。它，自然也会因此而成为岳阳楼的千古绝唱。
滕宗谅得到文章，高兴得什么似的。那时苏舜钦还在沧浪亭边傲世，宗谅一向心折他的字，又专门请他书丹，另外找雕刻名家制成雕屏，悬挂在楼上。大好湖山，千古名楼，有它们锦上添花，也就更加光彩夺目，叫千秋万代彻心向往，低回流连了。
好像要与仲淹并驾齐驱，欧阳修在滁州也写出一篇绝妙文章：《醉翁亭记》。
欧阳修与范仲淹一样都出身孤寒，也都一样自强不息，奋斗入仕。既要入仕，都免不了趋时顺势的一面；而因为特出独立，忠君报国，他们又都有锋芒毕露、持节抗争的时候。但他们在年龄、经历、学识、气质等方面，并不完全相同。欧阳修不是新政的主帅，他的挫折与感慨都要轻得多；就学识与气质而言，他也更会调节自己，以一种调侃或多少有些变形的转换来顺应变局；他还正当壮年，对未来并没有彻底绝望，这也为他能够怡然自得，留下一份回旋余地。一旦有了机会，他自然会沉醉流年，悠游岁月，不至于像仲淹那样沉郁愤激。
宋朝在行政区划上继承唐代制度，州、县也是按照面积大小与户籍多少，分出等次。州，除京、府之外，也有辅、雄、望、紧、上、中、中下、下等数档；县，则分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滁州是上州，所辖不过清流、全椒、来安三县，是个中等偏下的州。州不大，事情就不多，退出激流正好息肩，欧阳修原又是个不愿苛烦的人，自然更政简事轻了。滁州城外四面都是山，西南边的琅琊山，峰峦挺秀，壑谷幽深，林木葱茏，泉流潺湲，尤其美不可言。琅琊山原本没有名字，因为西晋琅琊王司马睿曾在这儿避难，才有了名字。山顶还有一座千年古刹琅琊寺，寺中的住持智仙，也是个学识渊博、极有情趣的和尚。山水之外，更有史迹可寻，趣人可聊，欧阳修这个清闲无事的风流太守，当然要时时光顾，徜徉其间了。而一旦徜徉于山水之间，与自然融为一体，个人的荣辱升沉，就变得无足轻重，甚至滑稽可笑了。
智仙不仅有情味，也很知趣。能相与像欧阳修这样的文章名家、风流太守，自然觉着荣幸至极，便投其所好，在琅琊山脚下，临着泉水修了一座四角挑尖的凉亭，专供欧阳修歇脚，饮酒，欣赏山川秀色。既有亭如翼，欧阳修的思绪也像插上了一对翅膀，陶然之余，也就欣然命笔，尽情挥洒了。
他写道：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
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真悲的人不说悲，真乐的人不言乐。欧阳修不厌其烦，满纸说乐，多少有些强颜欢笑，寻求补偿的意思吧？就是有乐，那乐也绝不轻松。才不过四十岁的人，已经白发皤然，饮不上两杯，就颓然醉倒在众人之间，成了名实相副的醉翁，哪里会是一个完全丢得开、放得下的人呢！他的乐而不叹，尽管没有扼腕长啸的愤愤，其背后所掩饰的故作潇洒的颓唐与无奈，该同样震撼人心！至于滁州山水因此而无限生色，则又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