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难行事了却易了
罢中枢官行还复行
官僚机器的运转，常常滞后。一年、甚至两年前开始运转的事，到一两年后才刚刚到位，这种事可以说屡见不鲜。甚至于，多少年前御批交办的事却根本没办的，中书也能找到不止一例。知道这一点，就不会奇怪，为什么仲淹已经离京外任，差不多一年前他的建议，又摆到了仁宗皇帝面前。
皇上翻着中书的劄子，问章得象：“这还是去年的事，丞相知道吗？”
得象问：“陛下是指什么？”
皇上说：“范仲淹原来有奏折，说按古制，天子与辅弼大臣坐而论道，辅弼大臣分管六曹事务，像胳膊使手，以虚御实；如今实事都叫底下衙门分了，二府只能按照条例，管管按资升迁、功过赏罚，不是法治。要实现法治，就该复古，叫二府大臣分别兼管三司、司农、刑部、大理司、兵部、三班院、国子监等等。这样，辅臣有职有责，事情才能办得顺畅；有错，也才能责有攸归。”
得象回忆说：“这事当时也议过，记不得因为什么搁下来了。”
皇上皱着眉道：“照朕看，还是有道理的，汉唐都是这么做的。既然一直议而未决，不如再议议，定下来。丞相看着怎么样？”
得象说：“陛下说得对，是有道理。已经议过，再议也议不出什么所以然，是否就不必议了？陛下觉着行，下诏咱们就办了。”
皇上说：“仲淹自愿兼管兵赋，没有结果甘愿受罚。你看其他人可以兼管什么？”
得象奏道：“具体分工，是否容微臣退下商量之后再报皇上批准？”
皇上答应了。结果还真下了诏书，恢复古制：仲淹因为仍戴着参知政事的衔，让他兼管刑法；另外一个参知政事贾昌朝兼领农田，等等。
仲淹接到诏书，先是有些纳闷：先前在朝里人家坚决反对、行不通的事，怎么自己去后反倒通过实行了？跟着也就猜到，可能是皇上旧事重提，有意执行，而二府大臣一方面要附会皇上的意思，另一方面，是要表现自己的大度与忠诚国事的情怀？或者不是，而是为了什么别的？但，还是随他去吧！自己在朝都无能为力，现在离京远官，挂个空名能抵什么事？复古，多半又是一纸空文吧！
仲淹自己看不重，王拱辰却很认真。他找到得象，问他：“丞相，您干吗不劝皇上，让他听范仲淹的，搞复古？好不容易赶了出去，又要他兼政，不是里外更多出一个范仲淹了吗？”
得象笑道：“急了不是？你张网的耐心哪儿去了？”
王拱辰没笑：“这不一样。他这个根子，拔得越快越好。要不然，就该我们进网了！”
得象仍然笑呵呵的：“有什么不一样？他在朝廷都无能为力，离开朝廷挂个空职，反倒有办法了？”
拱辰还是忧心忡忡：“说什么也是一种威胁，叫人心里不踏实。”
“不用。朝廷没有下梢的事，还少吗？古制那么好复的？天朝立国快一百年了，没行古制，不是也国泰民安吗？”
“既然这样，丞相干吗不阻止他？”
“有这个必要吗？行了文，自动搁置；行不通，自动中止。干吗还要多费唇舌？”
话虽这么说，拱辰还是将信将疑。到诏书真的成了一纸空文，谁也没想到实行，更没人想到检查、督促，他才真正服了丞相，还是老丞相料事如神！
仲淹人在外面，耳朵却一刻也不能清净：朝廷又下令戒朋党了，舜钦他们的事叫他心烦，攻击的言论时时都有……挂名的参知政事既有名无实，何必带着显眼，惹不痛快？
他写了一本奏章，请求辞去参知政事，专知邠州。
皇上问得象：“范仲淹请求辞掉参知政事，专知邠州，是不是准了他？朕想听听丞相怎么看？”
得象说：“陛下，范仲淹一向虚名在外，有些影响。历来大臣辞职，总要交章才准。如果他辞请一次陛下就准了，外面不了解实情，还以为陛下轻慢人才，随意贬黜贤臣，总是不大好。不准他请辞，他要上章称谢，就说明他请辞是假，意在要挟欺诈皇上，固宠抓权。那时再罢他的官，任何人都无话可说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范仲淹还真的走了一着昏招：上书感谢皇上不让他辞职。
得象拿着仲淹的谢章，向皇上奏道：“皇上，老臣不幸真说对了。进奏院转来的范大人奏章，专谢皇上不准辞职的恩典！”
皇上一听，气轰地一下就涌上来了：“果然欺诈要挟朕躬！不是丞相眼力好，朕差点儿还就上了他的当！”
皇上一面恨着仲淹表里不一，一面也就更加相信得象了。得象一箭双雕，得了个满堂彩。
下面的事，就由谏官来收拾了。
说话的是右正言钱明逸。明逸是吴越王钱俶的后代。吴越王降宋称臣，后代全都沦为臣民，在大宋讨官做了。明逸的父亲钱易与堂伯父钱惟演，在真宗、仁宗朝都以文章名世，惟演更是西昆诗派的一个干将。明逸的谏官是吕夷简提拔的，天然与得象相近，知道得象剑锋所向，当即上书，请罢了范仲淹的参知政事。先说他更张纲纪，淆乱朝政，大搞朋党，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接着，就揭他固宠欺诈。去陕西、河东宣抚，听说朝廷下诏戒斥朋党，心存畏惧，上表称病求医，请求解职；到知道朝廷宽恩不予追究，又上表请知邠州，只请解去参知政事；朝廷加恩留任，他就再不推辞，立即上书称谢。像这样明目张胆地欺诈朝廷，固位抓权，立国以来亦属罕见。不尽快予以废黜，以儆效尤，忠直之士，何以自立？
与范仲淹一起请贬的，还有一个富弼，罪名也是一样的：朋党乱政。
皇上都恩准了。仲淹丢了参知政事，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安抚使；富弼丢了枢密副使，为资政殿学士、知郓州，兼京东、京西路安抚使。
富弼虽一样丢官，却丢得惊心动魄，叫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他不是做了河北宣抚使，去了河北吗？事情完了，该回来述职。可快到京城的时候，却有内侍口宣皇上圣旨：“河北宣抚使富弼接旨：着富弼就地停留，不得进京。”
既无慰劳，更无奖掖，也不说什么事！他原是个有前科的人：为刘六符讹诈成功，不是有人上书请杀他以谢天下吗？现在遇到这样一道不明不白的非常口诏，他怎能不慌？吓得觉都不敢睡了！
好歹第二天就接到圣旨，贬职去郓州知州，不必陛辞，有奏章可交进奏院转递，即刻动身赴职。虽贬了官，人却平安无事，他反而有几分欣喜了！蓦然想起范仲淹过去说的话：“皇上春秋鼎盛，一旦开了杀戒，往后要是手滑了，你我能保住没事儿吗？”又出了一身冷汗，不禁叹道：“还是范六丈高明呵！”
另一个丢官的是杜衍。降诏免范仲淹、富弼的当天晚上，皇上就让内侍锁了翰林学士院，叫学士草诏罢杜衍了。他自己还不知道，一直蒙在鼓里。
杜衍这个人本来就缺少霸气。自己的嫡亲女婿，罪不当罚，他却一点办法没有，眼睁睁地看着他到苏州去当了寓公，其他也就可以约略想见了。但他又丢不掉那一点忠介：范仲淹他们纷纷离朝，原来行的事陆续都要被腰斩，只有他一个人勉力苦撑，保一点是一点，拖一时是一时。本来没有力量，还愣充中流砥柱，那结果能好才怪！
蔡襄不是与欧阳修、余靖一起上台当了谏官吗？眼见朝中政事纷纭，他原来谏阻的陈执中照样做了参知政事，知道朝中不可久居，就借口双亲年老需要侍奉，上书请调回
福建老家去做州官。杜衍想留他，也还是苦苦周旋的意思。
他启奏皇上：“陛下，谏院眼下正缺人，几个谏官又纷纷要走。是不是恳请陛下，最好能留下他们！”
皇上点点头，并没说别的。
回到中书，杜衍要堂吏起草了行文劄子，自己先签署了；又叫堂吏拿给得象签署，得象也签了：他与蔡襄是同乡，怎么着也亲近些。
到陈执中那儿，他却不肯签，说：“圣上并没有明说同意，怎么就能行文呢？这事还得请明圣意，才能行文。”
杜衍见他有意刁难，自然作气，当场就将行文烧了。他没想到，这一烧愣是烧出话把儿来了。
陈执中去见皇上，奏道：“陛下，杜衍这一向越来越够瞧了！”
皇上问：“又怎么啦？”
“还是搞朋党那一套，变本加厉！蔡襄他们原是他的死党，他留他们在谏院，无非是继续为非作歹。看他写的劄子，就是铁证。微臣刚要说几句，他竟一把将劄子抢过去烧了，真正岂有此理！陛下正整戒朋党，像杜衍这种人都不清除出朝，整戒朋党恐怕就是一句空话了！”
眼下这话，皇上最敏感，一听就着。免仲淹、富弼时，就顺手捎带，下诏免了杜衍的工部侍郎、平章事、兼枢密使，贬为尚书左丞，知兖州去了。前后算起来，杜衍当丞相才不过一百二十天。
几个位居二府的人也撵走了，下面就该一件一件清账了。
最叫仲淹他们扼腕愤恨的，可能是背后捅来的刀子。
首先捅苏舜钦的，就有这一刀，捅刀子的是刘元瑜。当年，仲淹几次被贬及尹洙、余靖、欧阳修等“四贤”被逐，他都认真为他们说过话。到这一次，仲淹危险，他要划清界限，反戈一击立功，首先捅了舜钦他们一刀。嫌一刀还不够意思，接着他又连出两刀。
一刀是为夏竦翻案。当年夏竦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愣是被余靖、蔡襄他们给反掉了，改换了范仲淹、韩琦。刘元瑜翻出这笔旧账，说仲淹他们结党营私，无所不用其极。说完夏竦，刀锋一偏，又比方当前请留蔡襄等也是朋党乱政之举，绝不能姑息纵容，顺便擦了杜衍一下。
第三刀，捅的是仲淹的十件事。仲淹不是请求实行磨勘、保任、考核等等吏治改革吗？刘元瑜上书皇上，说是助长奔竞之风，是实施朋党政治的不二法门，应该立即停止实施。皇上也真听了，当即下诏，说官员非由人保举不得叙迁，不利于养成士大夫的廉耻退让之风，助长奔竞，将它罢了。
刘元瑜这一带头，其他人可就纷纷跟进了。
保荐官员，一路好人下来，是范仲淹他们设计的最关键一招，也是别人最眼红的一招。或许是受刘元瑜的启发，钱明逸上奏猛攻这一招。理由无须多说，不外有违祖制，先皇们都是自己选人；不利敦厚风俗，助长奔竞，滋生朋党，等等。
妙的是钱明逸算了一笔账：“陛下，别的且什么都不说。有一笔账算出来，您就清楚了。”
仁宗问：“什么账？”
明逸说：“两制以上不是可以举荐官员吗？臣查了一下，这样的官员不下五十名。假定一个人一连荐三个人，这绝不算多，那么，一年就是一百五十人。不要说年数久，三年就是四百五十人，五年就是七百五十人，十年是一千五百人。这么多人，不说别的，光站，金殿上也难得站下！长此以往呢？还有两制以下官员举荐的人呢？”
仁宗仿佛已经看见这些人正在金銮宝殿挤成一锅粥，急得头上汗都差不多快出来了：“你这笔账算得好！不经你这一算，朕还真没想到这么严重。去年的荐官诏书的确要废，朕这就吩咐下去。”
欧阳修虽上书要求严格翰林、台谏官员的举荐制度，却鼎力支持仲淹的好人荐官改革。知道钱明逸上奏请罢举官制度后，当即上书论辩，逐条反驳，连账也算得倍儿清。
他的账，与明逸算的完全不同：一个被荐官员，按要三个人保举算。两制以上官员不足五十个人，全数保举，一年也只能保出十五个人来。何况，还有三个以上的人保举一个，或一年之中根本不保举的人呢？仅算账一项，也可以看出明逸他们是如何恣意欺骗了！
可仁宗此时已移情别恋，同样是三加五，他也只认钱明逸的账清，根本不买欧阳修的账了。很快，诏书就下来了：两制以上举荐的路断了，官吏仍旧按惯例升迁，论资排辈。不过，钱明逸的账也有不精明的地方：范仲淹一拨的，差不多快被清洗光了，两制以上已没有力量。那么，限制的反倒是钱明逸这一边的了。这账，不是成了一本蚀本账吗？
封荫官僚子弟，也有过一点儿小小的扼制，添了一点儿规范。有人上书不满，新规定也罢了，一切照旧。监察御史包拯看不过去，上了一本，极言过去封荫制度的弊病，改革抑止的必要，请求不要废了庆历三年的新措施，但奏上之后，只如石沉大海，连涟漪也没能撑起一个。不久，更有人上书无端要求广施恩泽，封任子弟。封荫之风，倒愈益变本加厉了。
转运使带按察之名，从一开始就受到猛烈攻击，闹出许多是非。现在赶上江河日下，自然更难逃噩运，被下诏彻底罢了：转运使再不带按察之名，更不得按察生事。
一切都恢复了原状，那些更张生事的人的日子，自然益发难熬了。
韩琦曾参与过新政，新政弄成这样，他不能无动于衷；范仲淹、富弼又是与他一起进退的，他们纷纷被贬，他也不能不同病相怜。自己又天性激烈，不是那种能够装呆卖傻的人。凡此，都注定了他不能不说话。
他专门奏了一本，为杜衍、范仲淹、富弼辩护。其中特别提到，富弼已近国门而不准还都，这样羞辱大臣，实在有伤国体，无形损失不可尽言。为扯开朋党之嫌，他特别提到：搞朋党总是为了升官，没有为了朋党而谏救大臣，自找霉倒的。请皇上务必不要疑心他搞朋党，而宽恩大臣，使他们能尽忠国事。
奏本上去，毫无消息。不但没消息，人家已经开始动他的手了：前些时候他为苏舜钦、王益柔说话，他们早已侧目牙痒。这一回又来逆流，岂有再放过他的！
不是怕人说朋党吗？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们又抖落了他的一本陈年老账：处置水洛城失当，罪责难逃。还找来当时受到打击的当事人董士廉，让他到京城来告御状。
水洛城在德顺军管界内，地处渭州与秦州之间，雄踞陇山，堪称渭、秦之间的交通要地。一旦边防有事，秦州、渭州的援军即可以由水洛城源源而出。原来没有城。真宗的时候，知秦州的曹玮才着手经营，后来也有人相继努力修筑，但始终未能完工，没有个城样儿。不为别的，这儿历来是羌人住的地方。羌人有生番与熟番的区别：所谓熟番是投降大宋，已经汉化的羌人；生番则归属不定，有时投诚，有时又背叛。而水洛城所在的地方，恰恰生番居多。因为他们或降或叛，没个准头，修城也就只能时断时续，终于没有结果了。
水洛城北边的静边寨寨主刘沪，为守寨起见，也想立一功，要把水洛城给修起来。那时还是郑戬在当陕西四路都总管，郑戬当时就拍了板，并委派著作佐郎董士廉与他一起促成此事。这刘沪也还能干，先以大兵压境征服了土著生番，以后又恩威并施叫他们服服帖帖，水洛城的修筑终于重新启动，进展相当顺利。这事也报告了朝廷，朝廷还通令嘉奖过。
这不是没事了吗？可郑戬却调到永兴军去了，韩琦当了宣抚使，前来陕西宣抚。
已经知渭州的尹洙，先就不同意筑水洛城，郑戬当道，他没法儿说。韩琦是他的老上司，自然可以无话不谈。韩琦自己先在泾原、秦凤路任经略、安抚、招讨使的时候，对修水洛城就不感兴趣，否则，他也想办法修了。尹洙一说，他更反对了。当时就下令，要刘沪、董士廉停止修城。修得好好的城池，朝廷又明令嘉奖过，他们两人如何能就那么停了？
“军令如山，他们居然抗令不遵？尹知州，派人去将他们两个给我抓起来！”韩琦火了。他一向是个法出令随的人，如何能容忍别人违抗军令！
郑戬走后，尹洙已经不止一次要刘沪、董士廉停工了，都没用。有韩琦这句话，还不立马派人吗？
他一派就派了个横的：泾原副部署狄青。
这狄青，地道行伍出身。每次打仗都披头散发，戴一个铜制面具，天神恶煞一般向前冲去。敌人见了，没有一个不心惊胆战。愣是凭着军功，逐渐升了个武官。
人虽升了官，当兵时脸上刺的字还始终留着。人家劝他：“狄大人，您已经是个官儿，留着这刺字，也太不好看哪！”
他却有词：“要是没这两行字，我狄青怎么能有今天？留着它，好叫天下当兵的都看看：朝廷有的是位子，就怕他们不尽忠报国！”
他是由尹洙推荐给韩琦、范仲淹，才逐渐升官的。仲淹还送了他一本《春秋左氏传》，劝他好好读书，争取做个名将。既有知遇之恩，他对这三个人自然极为尊崇。韩琦、尹洙要他办事，他怎么会不尽心？当时就带了人马，到水洛城将刘沪、董士廉抓起来，戴枷上锁，押到德顺军大牢里关了起来。都上了枷锁，那态度、动作当然好不了。
人一关，这事就闹大了。沸沸扬扬，扯动了半朝：先是郑戬上书告状，后是朝廷派人反复体量，大体总是为刘沪、董士廉鸣冤叫屈的多。尤其是说他们修城有功，与不听军令是两码儿事，根本不该关押。两个人自然都放出来了，城也继续修缮，终于完工了。
韩琦虽也上书列举许多理由为自己辩护，诸如另有近路通渭、秦两路援兵，不该分兵太多等等，毕竟处在下风。眼见董士廉又上朝讨债，知道不利，他就有些心慌了：专制政体之下，不管是谁，再横都有极限；或者不如说，再横都是假的。韩琦憋不住，上书请求外调。终于也一样被罢了枢密副使，加个资政殿学士，知
扬州去了。
韩琦一走，范仲淹、富弼也每况愈下了。
他们还是受石介的牵连。石介不是已经死了吗？死了也不得安宁！
事情先出在徐州。
徐州有个孔直温，也是个狂士，到处游荡，不仅目中无人，还喜欢搞一点方术迷信。石介离家到外面做官，孔直温前去拜访过他。可能也就是一点狂放吸引了石介，对他有些好感，两个人有了些来往。狂放不羁的人又喜欢方术，云山雾罩，自然免不了多事。
有一天，到底出大事了：有人告他挟妖术鼓动士兵谋反。谋反是大罪，谁也不敢怠慢。徐州的守官，当时就派人将孔直温与相关的人抓起来了。在他家里一搜，搜到了石介给他的几封信：平实论去，什么事也没有。要是疑神疑鬼地牵连起来，就不难找到一两处疑点了。于是，石介也有了协同谋反的嫌疑。再一报到朝廷，问题更复杂了。
夏竦此时已经回朝做了宣徽南院使，够得上说话了。
偏他还没忘了《庆历圣德诗》那一股毒气，向皇上奏道：“陛下，孔直温这事比报告的要复杂多了。微臣得到消息，说石介并没死，已悄悄去了契丹。富弼让他联络契丹人做外合，他自己则以河北一路为内应。这事虽然未必笃实，防人之心却不可不备。臣恳请陛下下诏，让兖州地方官员严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才能踏实。富弼这边，也得心中有数才是。”
皇上最怕的就是谋反，宁可错做，不过错过。夏竦这话，正合了他的心思，当时就下诏要兖州查问了。
知兖州的是杜衍，明明知道石介死了，又是个一向尊重的熟人，怎么能在他死后开棺翻尸？但诏书明明要求的是：生要见人，死要见骨。总得有个交代才行呵！
他将手下的属官们找来，说了一遍原委，问道：“朝廷旨意，生要见人，死要见骨。都说守道已经死了，看来本州只有开棺验尸了！”
这话刚一出口，手下一个书记官叫龚鼎臣的，就叫道：“大人，石守道一生耿直无私，天下景仰，怎么会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属下愿以龚姓一族性命担保：守道先生肯定死了。若查到他没死，请杀我全族！从来入土为安。朝廷无故掘人坟墓，让死者不得安宁，怎么向后人交代！”
杜衍见鼎臣年纪轻轻，有这种义气胆识，非常感动，从怀里掏出奏章夸道：“老夫已经上章保奏石介肯定死了。你年纪轻轻，就能这样肝胆过人，一定会前途无量！”
几个老成的官员，则献计道：“石大人病死，是件大事。殓尸殡葬，出棺发丧，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学生门人，亲眼得见的绝不止一两个。让他们立个军令状，保石大人已死，也就可以了。”
事情也就照这么了了。本来是子虚乌有的事，谁敢来较真！
但了的只是石介已死这件事，其他的事，却没有这样一了了之。朝廷到底不放心富弼，下诏说边防已经大体宁静，盗贼也平息得差不多了，边防知州不必再兼安抚使，将富弼以及范仲淹的安抚使之职全都免了。仲淹有自知之明，先已引疾辞职，就让他改去邓州当了知州。富弼没了安抚使的头衔，再难兴风作浪，留在浑州没有什么大妨碍，不动也可以，让他还当他的知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