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回-大宋遗事

过郑州邂逅话旧事

起罗网在数悉难逃

范仲淹带着随从亲兵顺着驿道一路向西,去邠州任河东、陕西宣抚使,沿途州县,少不了都有送往迎来的礼数。郑州知州,就是那个在饶州做过他后任的魏介。两个人一向关系不错,魏介不是还成全过他与天香的姻缘吗?仲淹既过郑州,魏介如何能让他就这么悄悄地一走了之!一定要他歇下来盘桓数日,一来尽尽地主之谊,二来也好痛痛快快地叙些离情别话、朝政俗务。仲淹见实在盛情难却,自己也不无怀旧之想,也就留下来了。

第二天,魏介就在官厅上大摆宴席,为仲淹洗尘接风,作陪的都是本州重要官员与地方士绅。

魏介说:“今儿是官宴,请的人多一些。知道你不喜欢,也没办法,场面上的事总得维持维持。明儿是家宴,咱们再好好尽兴。”

仲淹笑道:“客随主便,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只好随你,只是不要太铺张了!”

魏介也是一笑:“放心,不过应酬罢了。你还不知道我?有个人,你肯定有兴趣见见!”

“谁?”

“吕夷简。”

“嘿,我倒忘了这个茬儿!他致仕后,可不是退居在郑州吗?你早不提醒我!他是前任丞相,我该先去拜访他。”

“人眼看就来了,等见了面再说吧。”

说着话,客人已陆续登场,魏介忙着给仲淹引荐。正忙乱呢,侍候接待的门吏通报道:“前丞相、太尉,吕大人到!”

魏介引着仲淹大步向前迎去,只见吕夷简满头银发,由两个仆人搀扶着进来了。他原是有些虚胖的人,现在却显着精瘦;牙也掉得差不多了,似乎只剩了几颗门牙;眼睛也不再有神,变得相当混浊。不过一年多,丞相是完全老了!

范仲淹心里突然有些酸涩,向丞相深深行了一礼,抱歉道:“丞相大人,怎敢拖您老人家的步!我和魏知州正说呢,该我去看您,实在抱歉之至!”

“范大人说哪里话!老朽闲居于此,该尽东道之谊,理当前来。”吕夷简说,也还了一礼。

魏介插话道:“丞相一向已不大应酬外人了。今儿因为范大人来了,丞相才破例前来陪客。范大人,你也真是天大的面子呢!”

夷简笑道:“魏大人这话倒也不全是客套。老朽这副尊容也真见不得客人,类似应酬只好一概推托,笑骂也只好由他了。范大人不一样。魏大人一请,老朽二话没说就来了。也真想见见你呵!”

夷简这话似乎很真诚,仲淹听了也颇感动,动情地回道:“我也很想拜见丞相,聆听教诲。”

“教诲不敢当,叙叙旧是真的。人一老,没有别的事可做,只会念旧了!”夷简似乎有无限感慨,而它们似乎通通都包容在“念旧”这两字中了。

夷简已经不能吃多少东西,对歌舞助兴的事也提不起兴趣,且不拟久坐,提前退了席。魏介与仲淹将他送到堂下,送出门外。

夷简问魏介:“明儿怎么安排?”

魏介回道:“明儿是下官家宴,请范大人盘桓一天。”

夷简道:“老朽有个不情之请。能否请魏大人割爱,由老夫做东,请范大人过去盘桓一天,就请你一个人作陪?”

魏介看着仲淹,答道:“丞相吩咐,下官敢不从命!只是范大人——”

话未说完,仲淹已接口道:“丞相赏脸,我们怎敢不去!只是打搅丞相,实在过意不去!”

“难得一聚呀!就这么定了,明儿专候大驾光临!”

第二天果然只是小小家宴,除了仲淹,只有魏介一人作陪。宴虽小,却相当丰盛,足见夷简的真诚。人少,话自然也就能谈得深入、透辟了。

夷简问仲淹:“范大人,老朽久居朝外,朝中的事已不大灵通。我不明白,你干吗要离开朝廷呢?”

仲淹答道:“要去陕西、河东抚边,措置边事。”

“措置边事,在朝中不是更方便吗?”

仲淹低着头,没有说话。

“你不该离开朝廷。你一离开,许多事就不好办了,已经办了的事,也有可能回潮。再者,走的恐怕不会是你一个人!还会有一些人,要与你一道离开。”

仲淹无限惆怅:“这我倒没想到!”

“其实,说来你也许不信,老朽是真盼着你们成功!”夷简突然横插了这么一句,眼睛望着院子里的一座假山,只管出神。

仲淹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茫然地望着吕夷简。

夷简也沉浸在回忆中:“当今圣上亲政,老朽曾上书说了八件事:一是正朝纲,二是塞邪径,三是禁贿赂,四是辨谗佞,五是绝女谒,六是疏近习,七是罢力役,八是节冗费,与范大人十事书,也多少有些相近。言语,也算尖锐、恳切了。”十几年前的事情,他居然还记得那么清楚,一样不落。

仲淹真诚地说:“可惜我没看见丞相的这份奏折!”

“没后梢呵,你从哪儿知道呢!”夷简说了这么一句,又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扯他的线头:“孙沔上书攻我因循守旧,无所作为,我拍手叫好,只可惜他迟了十年,也是真心话。减我十年,年富力强,或者也可以有所作为吧?毕竟办不到了!”

仲淹见他尽说些掏心窝的话,不由得忏悔道:“人不经事,总是不行。当年在开封府我攻您用人唯亲,主要也是怪您无所作为。实在抱歉!”

“抱歉的该是我!老朽当时也着实生气,害得你在外面转了一大圈。不过,老朽也有老朽的苦衷!”

“当时我们很难体会。”

“我侍候陛下多年,君臣之间,比别人可能要相知得多些。圣上宽厚仁德,是个难得的守成圣君,不大喜欢铺张更事,也弃绝那种魄力与决断。耳濡目染,我们这些做臣子的,也差不多养成同样的作风势派了。不到万不得已,人是很难改弦易辙的!你要激我,我可能还不高兴。即使道理上认识了,感情却通不过。情总是比理更现实,理只能在事后分析评判。所以情往往误导,理常常生悔。人这一辈子,不就是在情与理的纠缠中蹉跎岁月吗?唉,这些,只能过来之后才明白。而一旦过去,明白也就毫无用处了!”

夷简这些话说得非常抽象,但仲淹却并不隔膜,似乎都能理解接受:他们或许是殊途同归,从不同的渠道了悟了一样的真理,所以能够心灵相通?或许,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理解、把握,不隔膜,不过只是能够交流而已,并没有更多的东西?至于究竟谁对,究竟谁的做法更合理,更有利,更符合历史潮流,更能展示人的道德魅力,则恐怕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言难尽了。

仲淹害怕夷简过于劳累,到底提前告辞了。夷简坚持将他们两人送到门外,拉着仲淹的手说道:“仲淹,咱们怕是最后一面了!这次别过,再不会见面了。今儿见着你,能将老朽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真是痛快!凡有什么不是,请你多担待!多保重!”

仲淹也有些伤感,却强打起精神安慰道:“丞相,不会的,我们肯定还会再见的。您也多保重!”

但还没转身,他已经觉出自己的话是多么轻飘了!他们走的都是一条不归路!丞相已经极其衰弱,不会久于人世了;而他自己的仕途,旧的一页已经翻过,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夷简说得对,仲淹一去,许多人也不得不跟着走了,网早就张开,现在是收网的时候了!

第一个落网的,是苏舜钦与王益柔。

这苏舜钦、王益柔,也都是有来头的。苏舜钦的祖父苏易简,太宗手里做过参知政事。王益柔的父亲王曙,就在仁宗手下做到枢密使、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虽然当丞相不到一个月就病死了。高官名宦的后代入仕,有两个极端:一是因为有家族的荫庇,会顺得叫人发呆,转眼就能位至卿相;另外一种,则往往比平民子女更为蹭蹬。这种人往往家道中落,有权势的父兄已撒手西去,留下的实力相当有限;而他们因为原来家势显赫,早已养成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禀性。家里既没有实力抬举,自己又高高在上不愿低声下气,要亨通,怎么可能!比平民子弟还蹭蹬,是因为他们不能像他们那样下得来身子。

苏舜钦与王益柔,大体属于后者。

舜钦生得人高马大,浓眉大眼,眼睛略为有些凹陷,前额很宽,朝后稍仰,颧骨微微有些突出,多少是一副异相。古文与诗写得都好,早已文名远扬。官宦之后,又才华横溢,他做事有时会不拘一格,超出常规,应该并不奇怪。范仲淹、孔道辅因为废后被贬,舜钦还很年轻。正好玉清昭应宫失火,他愣是到登闻院敲登闻鼓上书皇上,为他们两个辩护,让朝野上下目瞪口呆。仲淹后来推荐他做了集贤校理,监进奏院。他的老岳丈,就是枢密使、同平章事杜衍。早年仲淹贬出,杜衍也为他说过话。现在同在二府共事,一样多少有些惺惺相惜。

舜钦毕竟比仲淹年轻气盛,自然更激进。他从来不藏头露尾,曾直言不讳地批评仲淹:“范大人为的都不是当前急务。说到底,还是庸人政治,因循姑息。急务是整顿吏治,要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不惜根本。光挠痒痒不行。挠得不好,人家急了,还会反咬一口,那就惨了!”

他言人言事当然更不留情面,许多人都没逃过他的攻击。

益柔与舜钦气味相投,最先荐他的就是舜钦的

泰山杜衍,推荐他做了知县;仲淹入朝,被朋党帽子压得抬不起头来的时候,益柔上书竭力为他辩护,也是耸动听闻的一件事情。后来,也是仲淹荐他做了集贤校理。

像他们这种人,本来就不啻人质,人家随时都可以找他们下手,好要挟、动摇他们身后的力量。没事还要找他们较量较量,还能容忍他们到处放枪吗?

朝里的习惯,每年春秋二季赛神,各衙门都要乘机打打牙祭,聚宴一场。开销的钱,则各显神通:当然以公家钱为主;因衙门不同,有时也可能需要与会者自己掏些薪俸出来凑份子。这种习惯究竟起于何时,无从考察。反正自大宋立国,它就行之不辍了。

所谓宴会钱各显神通,至少在表面上也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不能用财政拨款,只能用相关衙门无伤大雅的剩余物资或额外收入。否则,就要以贪污公款论处了。比如三班院,是内侍们供职的地方。每年乾元节,就是四月十四仁宗皇帝的诞辰节,除了公家的钱,大家还凑份子烧香、斋僧,主管官员手头紧一紧,悄悄节约一点,也就够会饮开销了。群牧司管马政,底下有马监养马,马粪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足够大家祭神吃喝。有那嘴损的,就编了句顺口溜调侃这两家,叫做:“三班吃香,群牧吃粪。”舜钦在进奏院,专管四方奏章的承递转送,是个清水衙门,既没香吃,更没粪吃,除了包封奏章的封皮废纸,一无所有。他们要吃,也就只能吃这些废纸了。卖废纸的钱不够,则大家另凑份子。

除了本衙门的官吏,舜钦朋友也不少,而且都是一时的名士。他也请他们一起来联欢、热闹,吃喝已是次要的事了。益柔不算,还有宋绶的儿子宋敏求等。敏求字次道,赐的进士及第,也正做馆阁校勘。

既是名士雅集,有那附庸风雅的纨绔子弟,也就削尖脑袋想挤进来了。他们托人给舜钦说情:“苏大人,有几个哥们儿做梦都想来凑凑热闹,份子钱情愿包了。您就成全他们吧!”

舜钦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只是哈哈一笑,打了一个哑谜:“咱们宴会不比豪富,从来不用筝、琶、筚、笛;要是有几个国、舍、虞、比坐在席上,那不乱套了吗?”

说话的猜不透这个哑谜,还一个劲儿地软磨,以为差不多就行了。舜钦也不点破,仍然哈哈一乐:“您先回去将我的话转告他们,再商量,好吗?”

回去一问,敢情这筝、琶、筚、笛是几件常用乐器,而国、舍、虞、比,原来指的是国子博士、太子中舍、虞部员外郎、比部员外郎,正是这几个靠父祖荫庇得官的纨绔子弟。那哑谜翻译过来就是:既然席上不用筝、琶、筚、笛,让你们这几个酒囊饭袋坐在桌上,成何体统!

这么蔑视、戏弄人家,人家不气疯了才怪呢!

新辱旧恨,两股人马合力,终于大打出手了,而且就从进奏院的宴集开刀。

他们的宴会,也确实多少有些出格。

先是请了几个优伶陪酒。到酒酣耳热的时候,他们辞了这几个优伶,又写帖子将御林军的乐伎传来了。

觥筹交错之间,几个人都有些晕晕糊糊了。其中,又以益柔醉得最凶。

喝酒这事儿一向邪乎,越是喝醉的人越不肯承认醉了,越是逞能要喝。益柔伸着酒杯叫道:“斟,干吗不斟?以为我醉了?没有的事儿!”

舜钦劝他:“行了,还说不多呢,再喝就成泥了!”

“成泥?哈哈哈,王益柔喝酒会成泥!且听我吟《傲歌》一首,看看究竟醉了没有?”

说着,一仰头干了一个满杯,当真吟道:

九月秋爽天气清,祠罢群仙饮自娱。三江斟来成小瓯,四海无过一满壶。座中豪饮谁最多?惟有益柔好酒徒。三江四海仅一快,且挹天河酌尔吾。漫道醉后无歇处,玉山倾倒难相助。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

起先大家看他狂歌乱舞的样子,都笑得不可开交;及至听他吟到后面两句,“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居然作践皇上与周公、孔子两大圣人,才吃了一大惊,赶紧打断他:“益柔,你醉狠了,尽在这儿胡说八道!快回去休息吧,咱们也该散了。”

他还逞劲儿:“我……我、我怎么会醉……醉……”话没说完,人已趴在桌上睡着了。

散场后,大家也没往心里去。不过是饮酒作乐,逢场作戏,酒后狂言,没什么大不了的。

御史中丞王拱辰打听明白了,叫他的属下鱼周询、刘元瑜奏了一本:苏舜钦坐监自盗,用公款召妓吃喝;王益柔作《傲歌》犯上谤圣,大逆不道;其他几位,或罪与妓女同座滥饮,或罪孝服未除不该饮酒作乐,等等。益柔是大罪,应当砍头;舜钦要革职法办,其他人也都有相应的处罚。

王拱辰自己与张方平等也联手上了一本,声援鱼、刘二人,请求从重处理这一干无法无天的东西。

奏章接连上去,皇上也气晕了:“什么,叫朕来扶他?还要叫周公、孔圣人当奴才?这种忤逆犯上的狗奴才,真是吃了豹子胆了!传旨开封府,给朕好好清查,不要放走一个!”

早就巴不得这一声呢,开封府立即派差人拿着签牌,将一干人通通拘捕,关进牢里。一连几天,天天都有一大帮差人拿枷带锁,拽刀弄枪,押着红衣绿裳的官员吆三喝四,招摇过市,弄得整个汴梁鸡飞狗跳。人人都惶恐、兴奋,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天大的娄子!

仲淹已经走了,得象不会说话,杜衍不能说话。铁杆的哥儿们大都卷进去了,已经进了监狱;另外一些虽然亲近,也没有干系,但受到震慑,谁还敢出头,没事找事?作对的呢,只会拍手称快,落井下石。谁也不靠的,即使不知道详情,但久在朝中做官,谁都知道这案子是冲着谁来的,实情并不复杂。根本不是什么是非之争,又不关痛痒,躲还来不及,谁会自己跑来往浑水里蹚?结果,这么大的事情,愣是没有一个人出来说话。

仲淹宣抚陕西、河东不久,韩琦就重新回朝做了枢密副使。只有他孤军奋战,向皇上奏道:“陛下,苏舜钦他们不过喝多了点儿,派人查查也就是了。陛下一向宽厚仁德,现在这样到处抓人,鸡飞狗跳,恐怕不是陛下的作风。请陛下下旨制止他们,不要弄得人心惶惶!”

仁宗的脸,微微红了一下,搭讪着说:“也只是传旨叫开封府拿问,没有别的。这几个东西也太可恶!要朕扶他们,还要周公、孔圣人替他们做奴仆,岂有此理!”

仁宗征询两府大臣的意见,怎么处置这几个官儿?韩琦又劝道:“王益柔不过是年轻,酒醉狂言,哪有什么真用心?天下大事多得很,王拱辰、张方平都是陛下倚重的近臣,与陛下休戚与共,不去论列大事,却抓住一个小小的王益柔不放,恐怕另有意思,并不只为一首《傲歌》?还请陛下深思!”

仁宗这才稍稍清醒了一点,但仍然不能完全放过。益柔保住了脑袋,贬到复州监酒去了。舜钦以监守自盗罪,被罢官除名,赶出了京城,到苏州去当寓公。敏求到集庆军做了签书判官。其他十来个人,也都被贬到了外州县。

王拱辰也是一个不避痕迹的人,听到消息,拍手称快:“哈哈,终于叫我一网打尽了!”

张方平也嘻嘻一笑:“也有我偏师一功!”

一拨人,好歹聚到一处热烈庆贺去了。

舜钦受到无妄之灾,而且处罚得这么重,当然气不打一处来。真正贪污腐化的人多了去了;就是拿公家钱吃喝,乱用公使钱的,也从来都是公开的秘密。这些人没有一个受到处理,自己可以说一尘不染,根本没什么错处,却被当作贪污犯受到严惩!天下还有公道吗?

欧阳修升迁之后,做了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奉旨去了河北。舜钦悲愤难抑,常常一夜爬起来三四回,绕床叹息。实在忍无可忍,到底给欧阳修写了一封诉冤、发牢骚的长信,当然,也多少有些请他援手的意思。

欧阳修读了信,扼腕长叹,在信背后写道:“子美可哀,我恨不能为他痛说一番!”

写了一遍,不解恨,又连着写道:“子美可悲,不能为他说话,大恨、大恨!”

欧阳修也确实有他无可奈何的苦衷。

临离京的时候,皇上倒也说过:“不要作长久打算,总还要你回来的。有什么事,尽管说。”

欧阳修辞道:“陛下,只有谏官才能风闻言事。微臣已经外任,再说话就是越职,微臣担待不起!”

皇上说:“只要对朝廷有利,但说无妨,千万不要顾虑什么内外有别!”

话是这么说,可内外之别,非言官不得越职言事,都是朝廷三令五申,载在典籍的事,皇上的一两句话是抹不了典籍的,能不顾虑吗?何况,自己虽升了外任,朝里蔡襄他们也下死劲上章挽留过,到底不成。这里面的曲折,他也不能不想。就是上章,也应当是河北转运、按察范围内的事情,至少也要相近,与舜钦风马牛不相及。

欧阳修爱莫能助,确实只能徒然浩叹了。他暂时根本想不到的是:不久,他自己也要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可怜的是舜钦,他只能在苏州打熬日月了。他在那儿修了一座沧浪亭,强打精神傲啸江湖。刚刚四十岁,就撒手人寰了。唯一能自慰的,是苦难打磨了他的诗歌、

散文,使它们跃上一个新的层面,叫后人感叹不尽。

另一个不幸的,是石介。

他是个我行我素的人,潮流冷暖的变化,都不怎么往心里去。范仲淹求去,他有些惋惜,却没想到他会一去不复返。在他看来,不过临时宣抚而已,完了事还是要回来的。仲淹的参知政事,不是都还带着吗?舜钦他们的事闹得满城风雨,他很恼火,知道是一种政治把戏,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倾的还是仲淹、杜衍一干人。言谈之间,言辞也就更激烈了。但他始终想不到,自己会是这一场灾难的导火索。

他的相知,一大部分都因为进奏院饮酒被贬出去了,他能够往来的朋友已经不多。但他很快就发现,连这一部分人也都有意无意地在躲他!他先还怀疑自己小心眼,老朋友了,怎么会呢?等访了几次,人家都找各种理由将他拒之门外,请他们上门做客,人家也以各种理由婉言谢绝,他才认定不是多心:人家真的在躲他!

这个发现让他七窍生烟,当时就冲最近的一个朋友家去了。

门房将他挡在门口:“对不起,石大人!我们老爷病了,不能见客,请改日再来吧!”

石介横睁双眼,骂道:“是不见客,还是只不见我石介?滚,别拦我!”

石介大踏步往里就走,门房赶紧抢在头里,一面跑一面朝里喊道:“大人、大人,石大人冲进来了,拦不住!”

没走几步,他的朋友已笑盈盈地站在

客厅门口恭迎他了。

石介仍然一脸怒色:“搞什么鬼?为什么都躲着我?”

朋友笑道:“躲你?你石守道能躲得开吗?”

“知道躲不开,还躲什么?”

朋友仍然赔笑道:“不是不躲,迎出来了吗?”

“哼,我看你们这帮人都是胆小鬼,叫王拱辰、张方平他们吓破了胆!就是吓破了胆,也不该拿我石守道当瘟神呵!与我什么相干?跟我石守道往来,也会让你们贬官编管!”他的话像连珠炮,不依不饶。

朋友的脸,刷一下变了色:“石介,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傻?”

石介莫名其妙了,吃惊地瞪着朋友。

“你不知道你是罪魁祸首?”

“我?我是罪魁祸首?哈哈哈!”石介泪水都笑出来了。

“不是你是谁?”

“我倒想听你说说:这罪名怎么能加到我头上?”石介一脸的若无其事。

“好!你居然装傻装到这种程度,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全都告诉你。”

“说!”

“《庆历圣德诗》是不是你写的?”

“是。”

“有没有得罪人?”

“骂的就是奸党,还能不得罪人吗?”

“你也给富弼写过信,劝他仿效伊、霍吗?”

“写过,不是伊、霍,是伊、周。这有什么?这也有罪?”

朋友长叹一声:“唉,看来你真是蒙在鼓里!”

下面,他就将夏竦如何报仇,如何仿写石介来信,散布流言,范仲淹、富弼如何不能自安,请求外任等等,知道不知道的,添油加醋,详细说了一遍。临了又说到苏舜钦、王益柔:“范大人他们离了朝,人家才敢下手,小题大做,将舜钦他们一网打尽!追根求源,你不是罪魁祸首是什么?”朋友的气还没消,声音仍然很严厉。

可说完了话,老半天不见动静。他又问道:“为什么不说话?没法儿抵赖了不是?”

仍然没人说话。朋友转脸一看,呆了,石介石雕一般傻愣在那儿,脸上挂满了泪水。

朋友心里过不去,懊悔自己太孟浪,改口安慰道:“守道,也是朋友们的一时气话,我憋不住说了。你别往心里去。这事哪能怪你呢!”

“不,你们没错。我是罪魁祸首。是我。我该走了!”说着话,人已经影子一般站起来,又轻飘飘地飘出去了。

朋友苦笑着摇摇头,倒也没有太往心里去:石介行事,一向这么疯疯癫癫的。在他,这并不算是额外出格。

石介再没有露面。

没过几天,就传来消息:石介请求外任得到批准,要去濮州任通判。消息还没核实呢,又有人传:石介回到老家徂徕,还没赴任,就抑郁而死了。

这都是真的。石介也死得太年轻,四十一岁,只比舜钦大一岁!虽多活了一年,死后却难得安稳:差点儿被人掘了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