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重开天章阁
范希文宣抚回陕西
其实，要是较真，说打了平手，未免过于勉强。范仲淹推行新政，整顿吏治，应该大刀阔斧，势如破竹，是个只攻无守的态势。提到设防，都已经乾坤颠倒，何况还是一再挨打！细算下来，倒是范仲淹的人受检举、处罚的多，贪官污吏、渎职平庸者处罚的少。范仲淹顶多只是能说几句话，能还人家几招而已。这，哪里能算什么平手呢？
仲淹的十件事里，有一大半与整顿吏治有关。最主要、最关键的部分不过如此，其他事情的命运，不问，也可想而知了。
府兵制从一开始就遭到反对，连提都没人再提了。
减徭役的撤并县镇，拢共才在河南府改了寿安、河清等五个县为镇。就是减了徭役，也很有限。
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不是短期能见成效的。吏治不清，自然也很难有大的作为。
连唯一较有实效的科举改革，也大体有名无实。许多州县虽办了学校，很快就名存实亡，或干脆停办了。科举考试科目的改革，也一样转眼复了原。只有按胡瑗胡翼之的模式进行的太学改造，多少有些成果，还算差强人意。
这不是仲淹的初衷。
虽然他从一开始就不那么积极，或者说颇为被动，并没有什么宏阔的念头。他的学识、经历都还有限，不可能想得那么空阔、遥远。他想的都比较实际，都是他经历中所发现、所痛心疾首的。他既想到了，皇上又鼓励、允许他有所作为，他也真正走上了前台，他就不能不有所期望，有所指靠了。一有期望，一有指靠，就像戴上了有色眼镜，一切就很难看得真切了。即便是平常一眼就可以看清的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此时也为它的五彩斑斓所迷惑，不愿相信它只是梦幻，根本不可能变成现实。既抱着幻想，结果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怎么能不郁闷呢？所谓当局者迷，政治家一样不能幸免，也实在是没办法的事情！
而最叫他苦恼的是，这一次，他碰到的竟是一只无影手！
先前，他的对手都是有形的，阎文应就是阎文应，吕夷简就是吕夷简，靶的也很明。阎文应有罪于皇后，他要阎文应对皇后之死负责；吕夷简用人唯亲，他上《百官图》告他。可现在呢，他找不到真正的对手！但那对手，似乎又无处不在。那是一只真正的无影手！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会突然给你一刀，地方与角度也都无法预料，让你防不胜防，躲不胜躲，而且还不知道为什么！这实在可怕极了，也叫他灰心极了，已不只是苦恼了。
而他对这一切，是没有多少心理准备的。
他从一开始，就没准备这么大张旗鼓。
就他的性格而言，虽然清正廉直，却缺少做大事的勇气、魄力与义无反顾的决心。他较为细密，较为谨慎，实施具体事务可以很周到、完满，但要开创大局，摧枯拉朽，除旧布新，他就不是最合适的人选了。他可以做将，但难以挂帅。与他常在一起的韩琦，比他粗疏，比他空洞，却也比他阔大，更有担待。如果让他与范仲淹调个个儿，局面或者会有些改观，也说不准。历史毕竟没走这一步，谁能真正说得清呢？不过，要从后来的情形看，他甚至还比不了仲淹。
仲淹的内心深处，或者已经萌动了退意？但至少，他暂时还没有任何表示，似乎也还缺少能够有所表示的机会。为滕宗谅辩护的时候，他虽说过引咎辞职的话，也提出了去向，那多半是一种说辞，并没有多少真意。
但仁宗皇帝，却抢先动作了。
他先是在迩英阁飞白，除写了一篇《危竿论》，又一口气写了十三轴大字。写好之后，就让内侍陈舜封宣丁度、曾公亮、杨安国等几个翰林学士进来了。
迩英阁与延义阁，都是仁宗于景祐二年盖的。迩英阁在迎阳门东北，延义阁在崇政殿西南，都不大。迩英阁是皇帝平时修身养性、读书听讲的所在。这几个学士都在这里侍候过皇上，侍候他读书，给他讲过经，杨安国还专门给皇上讲过《无逸》。虽然如此，巴巴地单独召见，无论如何，仍然是一种荣耀，几个学士都很兴奋。
仁宗先拿出那篇《危竿论》，叫舜封：“拿给几个学士看看。你们是行家，看朕这篇《危竿论》，还值得一看吗？”
大家一看，是篇小小的论文，不过是居高慎危的意思，也没有多少新意。但它既出自圣上之手，就又当别论了；除了文章本身，还有文章之外的微言大义呢！
丁度道：“圣上这篇文章，高瞻远瞩，申述居高慎危之意，言简意深，千钧笔力，正是圣君贤帝的胸襟气度，臣等深受教益。如果做大臣的，个个能像皇上教导的这样居高慎危，朝纲何愁不振，国家何愁不治！臣斗胆恳请皇上，能将这篇文章刻印出来，发给大臣，让他们记诵、研习。”
“嘿，也没你讲的这样好！不过寄托着朕的一点意思，倒是真的。就照你的意思办吧！舜封，再将那十三轴大字拿给学士们瞅瞅。”
舜封将那些字纸拿过来，一一展开，几个学士都围着欣赏：“皇上的字，写得越发好了！”
朝下再仔细瞅瞅，原来都是一些语录，一共三十五条，一条说一件事情，无非都是些老生常谈，什么遵祖训啦，守信义啦，好硕学啦，求忠正啦，从民欲啦，戒满盈啦，也还谈到辨朋比、斥谄佞，等等。
仁宗见他们不大明白，便问道：“你们是不是奇怪干吗写这些东西？”
曾公亮道：“请圣上教诲。”
“这都是我读书之暇，没什么事的时候写的，著述权可都是你们臣子。有的是从给朕的奏章中直接摘的；有的则是臣僚们对事时说的，由朕作了概括。大体都与治政有关。你们要，就带回去分赐给大家吧，也是朕心求治的一点意思！”
皇上赐字，这是少有的隆恩，几个学士全都趴在地上感激不尽。
退下来之后，丁度又撺掇着给三十五条语录都作了注释，凑成一卷《答迩英阁圣问》，进给了皇上。
皇上特别欣赏丁度作的那篇序，指着其中的文字夸道：“从来圣明天子，没有不求治的，没有不想治国安邦、纳忠退邪的。关键在于明与威、断。明则不惑，威则善纳，断则能行。这三样是纲，能做到这三样，就无往而不能。说得好极了，就是这么回事。唐宪宗的例子，举得也好。”
据《唐书》上记载，唐宪宗也是个求治之主。每次遇到事情，他都要向臣下反复问清道理，然后再感叹一番：“凡是好事，都是说着容易做着难。你们说的已经很明白了，希望也能真正动手去做，不要光说空话！”大臣李绛，接过宪宗的话茬劝道：“陛下这话说得太好了！但微臣也与天下百姓一样，看陛下，也只看行动，不光听言论。但愿陛下也能说到做到！”
仁宗意犹未尽，继续说道：“你们不想让宪宗专美于前代，是望我也能言必行，行必果。朕岂能让你们失望！咱们君臣一起努力，都再不说空话，只干实事！”
丁度叩头道：“皇上圣明，做臣子的再没有说的了！”
皇上当时就从问答里面挑出五六件，让丁度转告中书、枢密院，让他们参照执行，不过是些大的办事原则，官话而已。类似的话，光大宋立国，就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
跟着，皇上又连下了几个手诏，要二府大臣找一些可以说到做到的急事，抓紧处理。是不是要专门印证他的新作风，就不大好说了。
余靖见皇上又要生事，赶紧求见，先奏道：“陛下近来赐字、下手诏，臣等大体都能体察圣意，既觉着内疚，也替圣上着急。圣上龙体要紧，还请皇上不要过于操心，凡事只能慢慢来，急不得的。”
仁宗叹道：“国家的事情老是没有起色，我怎么能不着急呢！”
余靖道：“陛下因为看到天下因循，弊端四起，所以起用新进大臣，振兴图治。可一年多来，各位大臣尽管也颇尽心，却进展迟缓，有时是他们不了解圣上的思虑所在，张冠李戴；有时虽有章有法，却不满大家的意，闹得怨声四起。上下始终难以同心协力，共赴艰难。到最后，原本任事的大臣也都有些畏首畏尾，不敢出力了。皇上焦急，原是情理之中的事。”
仁宗见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禁不住接口道：“是呵，朕岂是个没事找事的人哪！”
“微臣私下里反复想过，眼下这事儿，一时恐怕还是难以称心！主要是时势不在当口。”
“什么叫时势不在当口？”仁宗不大明白余靖这话的意思。
“陛下，当前的问题，主要在于上下难以同心协力。而不能同心协力，关键又在上下没有大灾大难可以共同面对，人心不一。微臣纵观历史，多半总是因为有了大灾变、大患难，上下有目共睹，全都看出不变革不能克服危机，不图新不能生存发展，于是，帝王不失时机倡导于上，贤才众志成城戮力于下，目标统一，上下同心，共救艰危，变革这才会顺理成章，卓有成效。没有这种可因可乘的时势，想大动作，总会矛盾百出，很难达到预期目标。”
“照你说来，本朝是不是也有过这样可乘可因的时势呢？”
“有。元昊造反之初，契丹骄横又乘人之危，国家震动，举国忧戚，那个时候就是变革图新的最好时机。可惜吕夷简、张士逊一班人因循守旧，不达权变，错失了大好机遇！”余靖似乎有无限感慨。
“依你看，眼下该怎么办？”
“依微臣之见，时机稍纵即逝，不可强求。既无大变革可因可乘的时势，就不宜大肆更张，只宜脚踏实地做些利民利国的实事，诸如选才择官，去冗兵冗费，
理财足用等等。当务之急，则是为官作宦的各怀倔强，自行其是，相互倾轧。唯有请皇上圣明独断，自揽权威，法出令随，天下慑服，才能国家安泰，渐趋大治！”
余靖的话不无道理。大变革，确实需要时势凑合，不能强求；可另一方面，不变革，实事也难做。仁宗还不就是因为实事做不下去，才要振兴图治的吗？那么，仁宗也不容易。
不久，仁宗皇帝又开了一次天章阁。这次召见的，清一色是中书与枢密院的辅政大臣。
刚行完礼，皇上就直截了当地说：“今天请大家来，没有别的事，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你们一下。你们都是朕的辅弼大臣，有什么想法只管说，不要避讳。”
章得象、范仲淹等都躬身答道：“请皇上明谕，臣等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皇上说：“五个问题：第一，该用什么人去守卫西方边境？第二，国贫民穷，怎样才能国富民康？第三，军马倒是不少，怎样才能兵强马壮？第四，将帅不和，怎样调节，让他们亲如兄弟？最后一个，贪官奔竞、不择手段的人屡禁不止，怎么才能阻塞、抑制他们？”
五个问题都很具体。当时虽各有所答，退下来后，大家还是合上了一个条陈，作出更细致周密的回答。但问题既是老问题，答案如何能新鲜，不外老生常谈而已。
而回答一些本来不难找到答案的问题，对于范仲淹，无疑是一种难堪，他心里原已潜藏着的退意，终于跃上层面了。
就在这时又出了一档子事儿，迫使他不得不尽快作出最后的抉择。
石介没当成谏官，还在他的老位子上炒冷饭吃。后来还是杜衍、韩琦看不过去，举奏叫他升了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升不升官，他似乎也不大在意，仍然我行我素。爱什么人，恨什么人，全都落实在行动上，不但不避讳，而且还有意张扬，招摇过市。
他家里没马，要访问什么人，路远都得找人借马。人家还没问他，他已经自报山门，说：“今儿我要去拜访某某，像他这样的贤臣，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几天都没见他了，怎么能不去看看呢？至于某某那样的东西，他就是八抬大轿抬到我家门口，我也不会去的！那天，有那么一位想邀我去壮壮门面，叫我碰了一鼻子灰，到现在也没吭一声哪！再像某某，他就是不叫我去，我也会自己打上门去看望。这就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石某人，就是这个德性，哈哈哈！”
借了马，呼七喝八地去了。
他不仅常常做客，自己也好请客。平常就率性而为，老朋友们相聚，他的嘴更会没有遮拦，想哪儿说哪儿了。
他所攻击的对象，无非还是《庆历圣德诗》所骂的吕夷简与夏竦那一批人。吕夷简已经致仕，不能还手了，夏竦可还在台上。而他们这批人多少都有些不带事，而且也有些敢作敢当，只要有机会，总是要狠狠还手的。过去结的疙瘩还没解，他们正悄悄较劲呢，还搁得住石介再这么张牙舞爪地挑衅张扬吗？
机会不全是被动的东西，常常也能创造。
石介是文章名家，书法文章所在都有，夏竦手头就搜集了许多。他似乎很喜欢这些东西，对他宠信的一个小妾说：“你们整天瞎嚷嚷没东西练手。我看石守道石大人的文章书法，就很值得玩味。怎么样，我这里倒搜集了不少，给你拿去学学？什么时候学到家了，既形似又神似，再拿来见我，我来给你圈点。好不好？”
小妾喜欢的就是书法文字，当然欢天喜地，立马领了任务走了。这小妾原来就冰雪聪明，何况又要讨老爷喜欢，更加努力尽心，很快就学得炉火纯青，几乎可以乱真了。
夏竦拿在手里反复推敲也找不出半点毛病，禁不住夸道：“你是真行，我都看不出一点破绽了！晚上叫太太将那匹蜀锦拿给你做裙裳，算是奖励！”
小妾高兴得什么似的！
有一天，夏竦又拿来一封信，说是石介写给富弼的。也没谈别的，不过说了一些慷慨激昂的大话，希望他与范仲淹这些辅弼大臣，能像伊、周一样好好辅助皇上，共趋大治，叫天下繁荣昌盛。不过，“伊、周”两字有些涂抹，改成“伊、霍”了。“这是石大人新近写的一封信，你再拿去抄一遍。脱胎要是再像，你这功夫可真就算学到家了！”
小妾功夫已经到家，当然不成问题。可这一字之差对于石介，可就有天渊之别了：有可能就因为这封信，将他彻底送上鬼门关。
原来这伊、周，通常指的是伊尹、周公；这伊、霍，则是指伊尹、霍光。伊尹、周公，一个是商汤的臣子，一个是周成王的臣子。他们两人虽然也有废立之举，但都以辅助皇上建功立业而名垂史册，是有名的贤相；霍光也是汉朝名相，但他曾废了昌邑王刘贺，另立了孝宣皇帝刘病已。从来伊、周并称，强调的是辅政贤相；而伊、霍并称，强调的则是废旧帝立新帝。所以，一字之改，废立之意立见。仁宗皇上当得好好儿的，石介突然要辅政大臣废旧立新，这不是谋反是什么？要谋反，还能不杀无赦吗？
跟着，夏竦又让小妾抄了一份诏书，说是石介替富弼起草的废立诏书。这么一来，石介怂恿富弼等妄图废掉仁宗，另立新帝，更加坐实，铁证如山了。
妙在夏竦并不公开拿出去，只在底下疯传。他的目的，似乎只在敲山震虎，并不真要坐实办人：真要坐实办人，拿到御史台、大理院追究考查，问题就复杂多了；还可能露馅，将自己一干人套进去。
皇上听到消息，也问过陈舜封：“舜封，说是石介有信给富弼，要他们学伊尹、霍光，连废立的诏书都起草好了。有这事儿吗？”
陈舜封说：“只是听见传闻，阁门并没有收到奏章。”
问章得象，得象也说：“只是传闻，未见告状、奏章。”这种大事，得象是不会轻易说这说那的。
皇上交代陈舜封：“去查查，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舜封从与夏竦有关系的人那儿拿到了两封原稿，那人并没有说明稿子的来源；行家分析，字虽然很像石介所写，但细看，笔力似乎还是有些嫩弱，没那么老辣；又始终没人上奏告状。
仁宗问舜封：“你看这事怎么办才好？”
舜封说：“全仗陛下圣裁。”
仁宗恼火道：“什么圣裁不圣裁，朕在问你呢？”
舜封道：“是，陛下。奴才不敢妄说。”
“但说无妨。”
“是。照奴才想，这事还是不问，让它自生自灭为好。这事来得就有些蹊跷。石介私相授受的东西，怎么会流落到外面来呢？只是孤证不说，且没人告发，只是传言。真有这事，会没人上告？派人去查个水落石出，并不难，又投鼠忌器。有还好，抓起来就是了；没有，闹得满城风雨，几个辅弼大臣怎么办？朝廷的脸面、威信，都会受到影响。请陛下圣裁。”
仁宗也说：“我也纳闷：他们要闹废立，废谁，立谁呢？就说朕可以废，可朕子嗣未立，他们立谁？可见是莫须有的事。就照你说的，随他去。”
尽管有惊无险，富弼、范仲淹却再也无法安然了。不管其他怎么样，至少有一点很清楚：朝廷里有人想置他们于死地。
他们两个都决意离开朝廷了。去处也想好了：安抚、守卫边疆。
皇上重开天章阁，第一个问题，不就是派什么人去守卫陕西吗？
其实，陕西大局已大体稳定了。
因为称“兀卒”，不愿称臣，西夏的和事先是耽搁了一下。张元原先就劝过，元昊没听；现在知道问题出在这些小动作上，很不以为然，又劝元昊道：“陛下，办大事者不计小礼。从来胡汉华夷之间，平起平坐及称臣纳贡的都有，全在因时因势而异。咱们称臣而不纳贡，南朝称主而年年进贡，他们图虚名而损实利，我朝有实利而弃虚名，怎么算也是打了个平手。何况，本朝还只是个权宜之计呢？一时称臣，并不就是永远称臣，主动权在咱们手里！”
元昊想想也是。更重要的当然还是看着南朝的钱口袋，与开放贸易的实利。到底自称夏国国主，上表称臣，再不提什么“兀卒”了，开价则是每年给他银、绢、茶、绮合计二十五万五千。大宋朝也答应了。已经互通了使臣，只是还没有正式交换誓书而已。
当然，这种稳定并不完全靠得住。不要说双方未交誓书，就是交了，转眼之间翻脸不认账，也是完全可能的。而就在这个时候，又出了一个小小的纰漏。
刘六符下书，一纸空信平白讹去了大宋二十万金帛，契丹曾答应调停西夏与大宋的关系，并且也这么做了。可这次西夏与大宋真的议和了，双方谁也没有买他这个中间人的账。西夏是契丹的外甥，一直称臣，俯首帖耳，现在与宋媾和，居然连个招呼也不打，尤其叫契丹恼火。
恰好，这时又闹了一场纠纷。契丹有个呆儿族，其中又有个夹山部落。这个部落也不大，不过几百户。因为靠近西夏，始终与西夏眉来眼去，后来干脆就投诚过去了。契丹派使臣要过几次，西夏找种种借口，就是不肯痛快还了。
刘六符向契丹皇上奏道：“陛下，当初本朝同意西夏对南朝称臣议和，意在留他做个帮手。可现在他们竟然背着我们与南朝勾搭，根本不把本朝当回事！真让他们联起手来，我们就被动了。夹山部落的事，更叫人忍无可忍。微臣的意思，不如借这件事为由头，发兵夹山部落，顺便也教训教训西夏，让他们别忘了自己到底姓什么？南朝那里，也下书请他们不要与西夏媾和。”
大辽皇上点头称是，说：“早该教训教训元昊那小子，他早不知道自己到底几两重了！只是，下书南朝，他们会听咱们的吗？”
“听不听，是一种阻抑与威慑。咱们历数西夏的劣迹，至少也能在他们中间打个楔子下去。”
皇上拍板了：“好，就这么办。”
跟着，就一面发兵征呆儿族，一面下书大宋劝阻和议了。
西夏接到情报，张元是第一个主战的：“皇上，契丹欺负咱们够久的了！这一仗只能打，不能退。一战而胜，辽、宋、夏三国即可形成鼎立之势，谁的眼色咱们也用不着看了。微臣刚来时陛下垂询，我就说过，西夏要立国，要长治久安，只有促成三国鼎立的局面，才有可能。现在正是千载难逢的良机。我有连横之势，辽无合纵之便，只要陛下举全国之力勉力一战，千古胜势即可顷刻而成！”
元昊还有些犹豫：“契丹不像南朝，他的兵将不是豆腐。”
张元微微一笑：“陛下尽管放心。契丹也是几十年不战之兵了，与南朝有什么两样？连南朝也不如。南朝这一向与我们还一直打呢，他们的兵将什么时候打过仗？”
元昊不犹豫了，也发了兵，双方在边境对峙起来。他们对峙的地方，正当大宋河东、陕西一线。
朝廷接到消息，有些不知所措。
关于是否接受西夏议和，交换誓书，争论的结果，是暂时模糊处理，待西夏与契丹双方战事告一段落，看看谁胜谁负，再最后定夺。
陕西、河东的边备呢?无论怎样，总要有所防备才行呵！
对于范仲淹，这正是离开朝廷的一个机会。
他当即上书，分析了西夏、契丹屯兵对峙的种种疑虑与危险，而最大的危险，乃是契丹与西夏有可能联手攻打本朝，不能不及早寻求对策。
在摆出种种危险之后，他提出：如果有人敢断言，这一切不过是范某虚张声势，事实绝不会如此，就请他们提出书面动议，保证契丹不会攻宋，或者两家不会连横攻宋，呈给皇上收管。将来万一出事，好责有攸归。如果没人这么做，就请皇上派得力大臣巡边守土，以备不测。自己待罪两府，愿意为国前驱，万死不辞。
他这个折子一上，陕西无疑也就去定了。
大宋朝的臣子，谁会不要性命，保证契丹不入侵，保证西夏、契丹不联手？不是自己找死，发昏二十四章，谁会？
要派大臣，他自己当然是唯一合适的人选。而除了他，大概也没有第二个人愿意亲蹈险地。
皇上果然下诏，让他做了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参知政事的职衔仍然保持不变。接到诏书，仲淹百感交集，当着那么多臣僚的面就涕泪纵横起来。大家都有些莫名其妙，不知道他是为了什么。多数人都以为他是感慨边事凋敝，受人侵凌，不能自已。只有他自己知道，在他那滔滔如水的涕泪中，究竟有多少无可奈何的酸甜苦辣！
枢密副使富弼上书专门谈了河北的事。不到一个月，他也去河北做了宣抚使，枢密副使职衔不变。理由当然是一样的：防备西夏、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