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视眈眈朋党之争
小试锋芒各有胜负
打人不还手的，从来少。高僧，或者行。从政的人都不是佛，要他们真行佛事，办不到。他们要不还手，多半是还不起，双方实力悬殊太大。虎视眈眈的，更会睚眦必报，不到鱼死网破，绝不会罢休。
有个滕宗谅，字子京，河南人，是范仲淹的同年——就是两个人同一年中的进士。这同年，官场上本来特看重，有时比同窗还要亲热。目的无非是套近乎，将来好相互有个照应。他们两个人，因为气味相投，更比一般同年又近了一层。
刘太后垂帘听政，范仲淹不是上书要她还政，还因为这个倒过霉吗？宗谅那时也这么干过。而且，说得比仲淹还要骇人听闻。
那时，宗谅刚做殿中丞。皇宫里失了火，仁宗皇帝一面下罪己诏认错，一面下诏要彻查祸首，严惩不贷。宗谅上书劝道：虽说烧的是宫禁，实际上是老天示警。皇上体察天意，引咎自责，至明至圣，天下臣民无不感动。可下诏彻查肇事者，一来有违上天惩戒之意；二来一旦有所惩处，也就有违皇太后与皇上的好生之德了。不如不查，谨修政事，以禳天灾。这些话都还平平，一般人也都还说得出来。
接下来，就非一般人所能想像了。
他说：本朝以火为德，宫禁失火，是因为火走失了本性；而火之所以失性，关键在于政治失本。只有皇太后完全还政，政归其本，火才能归源，再不会发生类似的灾祸了。
这话，是一般人能说得出来的吗？
太后当政，宗谅虽压力不小，到太后薨去，仁宗亲政，他就因祸得福，升了左正言了。元昊称帝背叛，仲淹荐他去泾州当了知州。到仲淹回朝做了参知政事，又荐他到庆州代替自己，他的官儿也升成天章阁待制了。
范仲淹既然暂时无懈可击，要是有宗谅这么一个人可以敲打敲打，实在再好不过。他真还就有事。新任陕西四路都总管，兼经略、安抚、招讨使郑戬，发现他在泾州当知州的时候，用过公家十六万贯钱，而这十六万贯钱究竟用到哪儿了，并不很清楚。
郑戬上了一本，御史梁坚也劾了宗谅一本，请求皇上派人彻查。十六万贯，不是小数目，差不多够赔契丹后添的钱了！何况，又在整顿吏治的时候。皇上不恼火，才怪！
他将两本奏折通通扔在章得象、范仲淹面前：“你们也瞧过了吗？好嘛，十六万！”
得象、仲淹只管跪在地上，并不说话。
“你们也知道吗？”
“知道。”两个人都答道。
“你们说怎么办？”
“请皇上派人彻查。”范仲淹说。
“丞相立即派人去查。情况属实，给朕严办，绝不轻饶！”
得象答应道：“是，陛下。臣等想派太常博士燕度去，请陛下圣裁。”派谁，他早想好了。
“立即派去！”
两个人一退下来，得象就派燕度十万火急去了邠州。
宗谅是由专人打凤翔府押到邠州的。
大堂上摆着全副执事，拿棍执板的衙役如狼似虎，燕度高高地坐在公案后面，不可一世，冷冷瞅着被差人押进来的滕宗谅。
滕宗谅见他摆出如此面孔，知道来者不善，也不与他啰嗦，朝上略一拱手，就站在一旁再也不动了。
燕度拿腔作调，问道：“堂上带的是什么人，好大贼胆！见了本官为什么不下跪？报上名来！”
宗谅本来不想说话，转而一想，不好，便冷笑道：“燕大人眼高，连本官也不认识了？本官是刑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权知凤翔府滕宗谅。”
燕度略一点头：“原来是滕大人到了，失敬失敬。皇命在身，不能为礼，还请原宥。”
宗谅见他这样，也应付道：“不敢。”不冷不热。
燕度微微一笑：看我就没有办法让你叩头？我请出皇上，看你还敢不敢横？想到这里，他突然站了起来，冲着南方抱拳一揖：“奉皇上圣谕——”只到“圣谕”，再不朝下说了，只管拿眼睛扫着滕宗谅。
滕宗谅一听“皇上圣谕”，赶紧趴下就磕头：“臣滕宗谅恭祝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燕度偷偷一笑，这才接着说道：“奉皇上圣谕，查你两件事：一件，你如何拿公家钱做买卖，赚的钱干什么了？另一件，你有没有用去公家十六万贯？有，怎么用的？请滕大人体谅，有什么说什么。”
燕度本来想绕些弯子，慢慢折腾折腾滕宗谅。可刚才这一交手，知道人家说他难缠确实不错，临时改了主意，末了还加上一句客套话。
滕宗谅更不愿啰嗦，一切都供认不讳：“两件事都有。用公家钱做买卖生利，赚了钱补贴军费，边关上从来都这么干，我也这样。十六万贯钱，主要做军费招待守城将士了；一小部分，给了来边关请求帮助的故旧与游士。”
“招待军费用得了许多？”
“葛怀敏阵亡，军情紧急，我临时抽调了几千强壮入城守卫。加上原有军马，一共一万五千多人。临阵犒赏，量要多，价钱也买得贵，费用就上去了。”
“既然这样，倒也有情可原。您将账本儿交上来，就没事了。”还是讨好的口气。
“账本我已经毁了。”
“毁了？为什么？”
“不想牵连人。”
燕度吃了一惊，好大的胆子！不过，这倒省事了，有事没事，你都说不清，跑不掉。心里这么想，嘴里说道：“滕大人，这就没法儿办了。下官只好实话实说，请朝廷定夺了！”
“悉听尊便！”
“朝廷旨意下来之前，还要暂时委屈您在这儿待一段时间。有了旨意，再照旨意办。”
“这——好吧！”宗谅显然没料到要软禁他，转而一想，这不是争的事，也就改口了。
对与滕案有关的人，燕度可就没这么客气了，打板子、夹棍等等，什么刑罚都使出来了。罗列的罪名，当然小不了。
皇上发火的第二天，范仲淹就请求见了皇上，奏道：“陛下那天盛怒之下，臣等不敢说什么。其实，滕宗谅的事并不全像御史说的那样。”
皇帝仍然一脸阴霾：“你说。”
“滕宗谅用公家钱做买卖，是为了赚钱补贴军费，听说买了战马。边关上历来都这么做。臣与韩琦在陕西，都这么做过。要是滕宗谅有罪，臣等也应该受惩罚。十六万贯钱，则大多做了招待将士的费用。当时，葛怀敏刚阵亡，军情紧急，滕宗谅临时招募了几千强壮进城守卫。加上原有官兵，共一万五千多人。用人之际，犒劳要厚，买卖急了，难免价钱贵一些。花钱太多，难逃其咎，但好歹也是花在刀刃上，保住了城池，也算将功折罪了。还有一小部分，听说给了前去投靠的故旧与游士。这也是方面大臣人人难免的事儿。”
皇上虽没说话，脸上颜色到底好看些了。
范仲淹见皇上有点儿松动，继续劝道：“滕宗谅到陕西，治军、治民都没听说有什么大错，还算得力。目下正是用人之际，边境有他这样的人总比没他要好。因为小节处理过重，以致边境人心浮动，就要因小失大了。假如燕度有奏章，证明微臣所说属实，请求皇上宽大为怀，只对滕宗谅略加惩戒，不要过重处罚！”
皇上觉着仲淹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也就松口了：“朕心里有数了，且等燕度奏章回来再说吧。”
燕度奏章回来，虽与仲淹所说大同小异，攻的人还是抓住不放：“没事儿干吗烧账？这样的人不严惩，天下也没有贪污犯了！”
仲淹又上了一本，除了陈述事实与宗谅向来的政绩，请求宽大处理外，又提出：滕宗谅是自己保荐的，他犯重罪，自己难逃干系，甘愿受贬外出，或去边境各州策划守边，或去三辅近州筹划府兵事宜。自己无能，原本也不适合在两府辅助皇上。
仲淹这一本很有些力量，皇上到底没有重罪滕宗谅，只将他贬到虢州去了。
御史中丞王拱辰不服，要求朝廷将滕宗谅重加贬谪。朝廷没听，他干脆辞官不做了。
皇上只好将宗谅又贬到岳州，且抚慰王拱辰说：“滕宗谅已经贬到岳州去了。你们当言官的，应当是个不倒翁！不管朝廷听不听你们的，你们都要照说不误。不能因为朝廷一时没有采纳你们的意见，就自己沮丧起来，甚至以辞官来买自己的直名。你们有了直名，朝廷该往哪儿站？希望下不为例！有话只管直说，再不要避讳！”
王拱辰已经得了天大的脸面，只管叩头，哪里还顾得上辩解！
滕宗谅虽有惊无险，过了一劫，但朝野内外，朋党的喧嚣却一浪高过一浪了。
普通人家，包括官宦之家，影响决策的有枕头风：就是通过当权者的妻子、宠妾，灌输某种意见。皇上的枕头风不那么好灌，一般根本没有机会接近皇帝身边的女人。代替枕头风的，是内侍风：通过皇帝亲近的太监，影响皇上。他们虽不比枕上人亲热，但也须臾不离皇帝左右，说话常常一样有分量。他们往往也愿意为朝官所用，与朝官们结为帮派。不为别的，自己在朝里也得有几个帮衬，没准什么时候就需要人家开口了。内外官交通历来都被禁绝，却屡禁不止，就因为双方都有需要。攻朋党，内侍这股力量自然不会不发生作用。
这回向皇上说话的内侍，是蓝元震。他问皇上：“陛下，您还记得《四贤一不肖》那首诗吗？”
皇上不那么清楚了，想了想，说：“是不是蔡襄写的那首？”
蓝元震道：“皇上好记性。我记着四贤好像是范仲淹、尹洙、余靖、欧阳修？不错吧，陛下？”
“好像是。”
“这四贤也真不简单。当年罢去没多久，就纷纷还朝了。他们得了势，又将蔡襄勾了进来。国家的爵禄，居然成了他们报答私恩、拉帮结派的私物了。这样下去，真有些可怕！我替陛下算了一笔账。”
“什么账？”
“假令他们一个人交十个私党，这绝不算多。五六个人，就能交五六十。这五六十人再跟着车轱辘转，不消二三年，满朝文武就都是他们的人了。那时候，他们随心所欲，要干什么就是什么，还怕谁说什么不成？皇上坐在金銮殿，哪里知道那么多曲折！”
皇上听他说得这么严重，反倒笑了：“不会吧？也要他们敢！”
“皇上圣明，是奴才多心了。可这防人之心，也不能没有呵！别的不说，滕宗谅这档子事儿要搁在别人身上，不知怎么着呢！那么多钱，没个账，说了就了了！”
皇上虽没全听进去，至少心里也过了一遍了。隔天见了范仲淹，不由得问道：“仲淹，从来只有小人常常结为朋党，这君子也有结朋党的吗？”
朋党的舆论，仲淹早已耳闻了。既然皇上有问，也回避不得，略想了想，就答道：“人不分君子小人，党，恐怕都是有的。臣在边疆时，打仗不怕死的结为一党，那些怕死的也结为一党。以此想来，这朝廷大臣怕也有党的。只是党与党不同，有个邪正之分，关键要靠圣上鉴别罢了。如果是君子党，对国家有利，他们结不结党，也没什么害处。”
皇上笑道：“你这一番朋党论，倒也有些新意。”
欧阳修从来说话没什么顾忌，既被看成党人，索性写了一篇《朋党论》进给了皇上。全文是：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NB665�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忆万人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欧阳修不愧是文章高手，是非被他彻底拧了个个儿，变成只有君子才有党，而只有有了朋党，才能达到天下大治。
或许就是因为读了欧阳修的《朋党论》，皇上又召见了包括章得象、范仲淹在内的亲近大臣，特别告诫他们：“近来朋党之说，闹得人人心烦。人分君子、小人，小人唯利是图，哪里有什么党？即便暂时因为利益拢在一起，一旦有了利害冲突，也就树倒猢狲散了。只有真君子，才有真朋党。有真朋党，才能天下大治。尧、舜、周武王，都是用了朋党，才天下大治的嘛！你们都是朕的亲近大臣，是不是害怕朋党的帽子，该说也不敢说了，该做也不敢做了？千万不要这样。该说的只管说，该做的只管做。连你们也避形迹，不敢来真格的，这国家还有治吗？”
章得象、范仲淹等，当然都磕头说“不会”。范仲淹恰好有事要说，更抓住机会不放了。
东京的畿县共有十六个，东南边的陈留也是其中之一。陈留县下边管着四乡七镇，有南镇、北镇、河口、萧馆等等，汴河从境内横穿而过。南镇有座土桥横跨汴河，桥上走人，桥下行船。桥原先靠西，后来改到目下这地方了。陈留等县的催纲官李舜举，瞅着这座桥于行舟不大方便，恳请开封府与朝廷，将桥还改回原处。催纲官是专管漕粮等运输事宜的，汴河又是江淮漕运的主要通道，他请求改桥，也是职权范围内的事情。
开封府知府吴育，派开封县主簿杨文仲与另外一个人前去勘查，回来也赞成移桥。吴育申奏朝廷，朝廷批复同意，很快就下令动手了。桥已经毁了，权三司使王尧臣却让三司下帖子到陈留县：不准拆桥。跟着，又派属官陈荣古去勘查。他们认为，桥不必动，只要在现桥西边将河堤拓宽五十步，叫水流舒缓一点就成了。
吴育原来就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岂能受这个气！发狠道：“岂有此理！将我堂堂开封府当成什么了？不弄个水落石出，我们真都成脓包了！”
他当即上了一本，请派御史彻查此事。小小一座桥，陡然成了开封府与三司两大重要机构斗法的擂台，也就由小变大，重如
泰山了。
王尧臣先就有些瓜葛不清，弯弯绕的后边，牵连了不少难得说清的关系。
原来桥下有房，是陈留大姓卫尉寺丞卢士伦的产业。桥一拆，那房子也就保不住了。陈留县原先的监税王溟，被替职后等着赴新任期间，曾租住过这幢房子。或许是因为原先有关照，或许只是一般官场人物的互相关心，卢士伦起先硬是不要房租，王溟一再坚持，房租好歹收了，但还是每月少收了一千铜钱。这王溟，恰恰又是王尧臣的同年进士。眼见拆桥房子保不住，卢士伦少不得拜托王溟去同年那儿说情。王溟沾光在先，士伦又专门相托，回不住，就去了王尧臣那里。
东拉西扯说了一回闲话，尧臣想起拆桥这档子事，就问道：“你在陈留做监税，陈留的事该清楚？”
“你指什么？”
“南镇有座桥要拆，正举棋不定呢。”
“这你算问对人了。问第二个人，再没有我清楚的。”
“为什么？”
“我眼下就租住在桥下卢寺丞的房子里。”
“那真太凑巧了！你怎么看？有人说那座桥阻水，很多运东西的纲船都在那儿撞坏了，嚷着要拆。”
“没有的事。我从来没听说什么撞船的事，更没见过。这都是没事生事！”
王溟这话跟陈荣古调查回来所说的，大致不差：他说出事的船，大都是因为风浪互相撞损的，因桥撞坏的极少。尧臣这才下了决心，下帖子要陈留县不要拆桥。
朝廷派来勘查拆桥案的，是监察御史王砺。王砺的结论是：桥阻行舟，迁桥对；王溟、卢士伦因私害公；三司说桥下有民居，拆桥有碍，实际不过卢士伦一家而已。权三司使王尧臣受豪民请托，因情废公。王尧臣曾派人去王砺那儿打听调查情况，也变成了三司派刺客行刺调查官员，等等。
情况既这么严重，皇上还能不动怒？他直接下诏给开封府，派了一个工部郎中专门审问，已经不是勘查，而是兴大狱了。处理意见也特重：王尧臣除罚铜，还要责杖七十；其余有判公罪，也有判私罪的，追官、罚铜都相当严重。
别人或者还可以另当别论，这王尧臣是不能不援手说话的。
三司使掌握国家财赋命脉，是朝廷的重臣。尤其是自打尧臣权了三司使，一路兼按察地方官吏的新转运使们，如张皿囚之等，都是由他举荐、聘用的。推行范仲淹的十件事，尧臣实在是举足轻重的干臣。像他这样的高官，即便果真受人之托，徇情不准拆桥，顶多当殿训斥，再加多少罚一点钱，也就了了，怎么能责杖七十，羞辱他呢？问题似乎不在阻止拆桥，而在他推行十件事过于卖力，完全是冲着新政来的。人家叫阵叫到这个份上，范仲淹怎么能装聋作哑呢？
何况，在这之前范仲淹已经欠了尧臣的人情，也不容他不说话。
王尧臣当年是头名
状元入仕的，做事的风格也峣峣独立，绝不苟且。郭皇后薨去，范仲淹上书请治阎文应加害皇后的罪责，第一个援手的就是王尧臣。后来，好水川败北，范仲淹与元昊私书往来，朝廷将范仲淹与韩琦一起贬官，又是尧臣为他们说话，终于让他们官复原职。尧臣自己也安抚泾原，差不多跟他们做了邻居。人家多次为自己援手，现在有事就装傻不管，那还是个人吗？
一查问，也还真有话说。
尧臣说：“三司发文不准陈留拆桥在先，王溟说话在后，这是有案可查的。况且，是我因为他常在陈留，知道情况，先问的他，并不是他主动来做说客。说接受请托，实在冤枉！”
一查记录，果然如此。那么，请托之罪也就没了。
再者，真宗实录白纸黑字，记着真宗因为原桥阻碍行舟，才下诏将桥迁到现在这个地方。李舜举等要改建，朝廷同意，都违犯了先皇帝的意旨，不尽妥当。陈荣古实地勘查，认为因桥致损的船少而又少，现桥不必改动，与先朝旨意正好暗中吻合。那么，三司发文不准拆桥，没有不当。而且为的是公事，定私罪显然不合适。
其他，也还有一些与事实很有出入。
仲淹碍着朋党的帽子，确实有些踌躇。既然皇上催着说话，岂能失去机会？他将知道的事情一一罗列，奏明了皇上。最后，又为尧臣辩解道：“陛下，《经》曰：‘贵贵，为其近于君者也；贵老，为其近于亲也。’又说：‘堂高则陛高。’无非一个意思：尊重公卿大臣，实际上就是尊重天子的神圣权威。三司使是皇上身边的亲贵大臣，替陛下掌管天下财赋。有罪，皇上自己不论怎么处罚他都行，也不能叫执法小吏当众打板子羞辱他。即使皇上不拿他当回事，也不必叫外人知道。亲贵大臣被轻视，天子脸上也不好看！请陛下三思，不要失了朝廷的神圣威严，也为王尧臣存些体面！”
不为大臣存体面，也要为朝廷存些体面，这个逻辑是有说服力的。范仲淹所说与勘问所得的事实，也多有吻合的地方。是不是真鼓励朋党，就难说了。皇上终于网开一面，不打王尧臣板子了，只罚铜了事。原判私罪的，也改了公罪，处罚轻多了。因为有违背先朝旨意一条，主张拆桥的官员也都被罚了铜，不能有功无罪了。
欧阳修跟着又上了一本，主要是攻王砺借陈留事件陷害大臣，攻击异己，请求皇上罢了他的御史职务。
一共列了四条罪状。
先朝，真宗明明有旨意改桥，王砺硬说改桥是权臣受贿所致，这不是谤渎先朝圣政吗？
为着移桥这样一件小事，诬陷大臣受情徇私，妄兴大狱，使能干重臣惮于为事，这是第二条。
三司派人询问查案情况，本是例行公事，却诬蔑为刺杀朝廷命官，陷人以死。事情都是亲自经历，显然不能以御史可以风闻自辩。这是第三条。
王砺攻击三司办事官员是王尧臣举荐的门人，实际根本不是，他倒恰恰是吴育举荐的门人。吴育与王尧臣本为公事，并无私怨。王砺迎合吴育，扩大事态，挑拨大臣关系，这是第四条。
这四条，哪一条都不轻。本章一上，王砺就被罢了御史，贬到邓州做通判去了。
那么，无论全局，还是个别事情，攻战双方都各有进退，暂时好歹还能算是打了个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