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动于中直讲狂歌

狠发于外谏官着力

仁宗刚刚有点儿动作，石介就激情喷涌，不能自已了。

石介，名介，字守道。别人的名、字，或许只是个代号，认不得真的，可他不，他既有学究气，又有狂狷气，似乎真是耿介如石，守道如砥，绝不玩虚的。他从来都以学者自居，讲究表里如一。他说的学者，可不是只知道注疏作文、雕章琢句的三家村学究。在他眼里，所谓学者，是学为仁义也，仁，是急于利物；义，是果于有为。他以此力行，也以此教人，而且充满自信。他干脆就认为自己是当今的孟轲，比孟轲还要勇猛十倍。别人还有在野、在朝的区别；穷困、通达，也还有兼营天下与独善其身的不同。他不。在他看来，时，没有不可为的；为，也没有不能到达极致的。为什么呢？因为，不在其位，可以行其言。用了我的话，功利就施于天下了，何必一定要亲自在位推行实施，才算有为？如果连话也不用我的，还归罪于我，叫我吃尽苦头，那也没有什么值得懊悔。为什么？它也是对于自己学说的一种逆向张扬呵！

既是这样一个捣不破、煮不烂的铜豆子，顺逆都有理由处之泰然，气壮山河，事事都只率意直行，不管不顾，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也就毫不奇怪了。先前，仁宗宠爱尚美人、杨美人，他写信刺得仁宗跳天；眼下他在国子监任直讲，目睹仁宗有些改革图新的意思，又按捺不住，要一吐为快了。

这回写的是四言颂诗：《庆历圣德诗》。

开宗明义，说是：皇帝龙兴，徐出闱闼。晨坐太极，昼开阊阖。躬揽英才，手锄奸孽。跟着，就借用皇帝的口吻，将丞相章得象、晏殊，参知政事贾昌朝，枢密院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及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等，一一大加褒奖。最后收束，又将皇上退奸进贤的圣德，拢共歌颂了一遍。

仁宗不过刚刚摆开了一点儿架势，章得象、晏殊、贾昌朝、杜衍都是朝中老人，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等则刚到新位置，一切都尚未开始，石介的颂诗，也写得太早点儿。而且，锋芒也太露了。

颂诗传到他的老师孙复那儿，孙复一读完就气急败坏，仰天叹道：“什么‘举擢俊良，扫除妖魃。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有这样写诗的吗？守道、守道，我怕你从此不得安宁了！”

范仲淹也特恼火，对韩琦骂道：“这鬼东西要干什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不过，暂时什么事都还没有。

那一面，欧阳修他们则真正在不遗余力地廓清战场，扩大战果。

已经罢去的吕夷简，还可能卷土重来，或死灰复燃，首先得将他敲死。

吕夷简授太尉致仕的时候，还有特别礼遇——朔、望及大朝会参朝，准他与中书、门下官员一起排班，还赐官给他的子弟。欧阳修上书皇上，请求罢免。理由自然也很充分：二十多年来，吕夷简隳毁纲纪，坏乱天下，享尽了荣华富贵，现在一拍屁股走了，将一个烂摊子丢给陛下。这样十恶不赦的人，早该严惩。皇上宽厚仁慈，优待保全，已是天高地厚的恩德了。是他有负于皇上，不是皇上有无负于他，根本无需再加恩！至于他的子弟，沾老子的光，早已恩典至极。如今边庭多事，在外面辛劳王事的有功之臣，都不能得到额外升赏，再让这些大奸大恶之家的愚呆子弟非分得赏，也太不公平了，请一定罢去无端恩典！

请罢旧恩之外，就是堵死他的干政之路了。

夷简既已致仕，就没有正常渠道说话了。他想了一个新招，不是经常有太医一类人给他看病送药吗，他有奏章，就通过御药局悄悄递上去。

这事也没逃过欧阳修的眼睛，他立马去找皇上：“陛下，听说已经致仕的吕丞相，常常通过御药局呈密折上来，有这事儿吗？”

皇上只问：“你听说什么了？”

“陛下，吕丞相当国二十多年，将国家搞得一塌糊涂，现在更神昏智耗，哪里还能再干预国家大事！他自己也早该闭门休养，不问世事。即便真有什么想法，原该光明正大地去政事堂、都堂和大臣们说，这么悄悄地递密折，是要惑乱圣听，绝不是什么好事儿！还有一层也不能不防。丞相自己风瘫昏聩，早不能握笔了。有折子，也一定是别人代劳的。他的子弟都呆傻不肖，难免有人作假，这就非同小可了！圣上固然圣明，不会上当，但外人不知道内情，光知道吕夷简还在干预国政，难免人心浮动。陛下，古人常说任贤勿贰，去邪勿疑，您可要坚定不移呵！请陛下从此杜绝密折，再不让一个已经致仕的无功之臣惑乱圣听。”

这话面面俱到，不管怎样，皇上心里也得过一遍。夷简既已致仕，声势体能也没了还手之力，差不多只能逆来顺受了。

旧邪既已敲定，该防着新邪了。

干旱的时候，有个翰林学士、礼部郎中、知制诰苏绅，向皇上奏了一本，说：“《洪范》五事，说：‘言之不从，是谓不�NB836�。厥咎僭，厥罚常。’又说：‘刑赏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故其罚常旸。’说的就是号令不专于上，权威下移于臣子，任他们哗众取宠，僭越陵上，必将导致阴阳失调，阴衰阳亢。久旱不雨，正是老天爷的一种惩罚警示。陛下不从为政的弊病上找根源，光祈祷，恐怕不成！”矛头所向，主要就是几个新任的谏官。他们什么都指责，苏绅一干人早已无法容忍。

苏绅这样的人，当然不能放过。

也是天遂人愿，不久，苏绅竟自己撞到枪口上来了，他推荐太常博士马端做监察御史。

这马端是有隐私的。而这隐私，恰好又落在欧阳修手里。

铜器可以铸铜钱、兵器，朝廷严令禁止民间收藏铜器。马端的老妈有个大铜佛，说什么也不愿交出来。马端怕受严惩，跑去告了官，官家来人没收了铜佛，又将他老妈拖去打了一顿板子。欧阳修将始末说完，就上纲上线道：“陛下，这做儿子的不能以礼防闲，坑他娘老子犯法；犯了法之后又不能容忍隐瞒，倒跑去首告，叫他亲娘老子吃板子。这样的人实在不齿于人类，连做个普通官员都不配，还能做言官，纠正朝中不法无礼的事吗？就是普天下没有一个好人，也不能用这种人！何况，正人君子还多得很呢！马端的事，人人都知道。苏绅什么人都不荐，偏偏举荐这种人，不是同流合污，明目张胆地欺君罔上吗？这样的事都敢干，什么事不敢干！请皇上收回成命，苏绅这样的人也不宜留在皇上身边，应当调他出去。”

皇上的亲娘惨遭不幸，他一辈子心里都有个大疙瘩，特重孝道，果然动了怒，马端官没升成，苏绅也放了外任。其实，这里有个忠孝两难的暗结。只是仁宗盛怒之下，想不到许多罢了。

范仲淹前面还有一个障碍，参知政事位子没空，有人。除了贾昌朝，就是知制诰、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王举正。举正也是个有来头的人，先父王化基，在太宗手里就做到参知政事了。他自己也是进士出身，写得一手好文章，办事也还有些原则。

陕西用兵，中书、枢密不是都管兵吗，朝廷让宰相吕夷简判枢密院。举正不同意，说：“管兵应当。用‘判’，名义太重，不能不避一避。”原来这大宋官制用字，有个不成文的习惯：级品相同管事，用“知”；低职位管高职位的事，用“权”，是代理、摄守的意思；高职位管低职位的事，才用“判”。宰相在政事堂办公，枢密使在都堂办公，一管文，一管武，号称“二府”，原是平级的。现在宰相因特殊需要参与管兵，用“判”字当然不合适。举正说的在理，到底改“判”为“兼”了。官场嘛，该讲究的，一个字也得“抠”！

拜举正为参知政事的前一天，他正在家里请客，中书的堂吏就先来报喜了：“恭喜大人！已经草麻，一两天之内您就要拜参知政事了！”

他不但不道谢，还绷着脸将这个堂吏教训了一顿：“嘿，你怎么能随便泄漏宫禁中的消息！”

那人连杯喜酒也没喝上，灰溜溜地走了。

第二天果然有诏书，拜他为参知政事。

他去宫里拜谢皇上，皇上问他：“爱卿知道为什么拜你为参知政事吗？”

举正只是磕头：“总是皇上不次之恩！”

这是答非所问。皇上也不计较，自己先回答了：“不为别的，就为你淡泊名利，从来不以一己之利干谒朝廷，所以才不次提拔。”

举正讷讷地说道：“其实、其实，也不尽然。”

那样子，连仁宗也忍不住笑了。

可是这个王举正，拗起来也很够瞧。

他有个连襟叫李徽之，现在工部任屯田员外郎，夫人是举正夫人的小妹。御史台要推荐李徽之做御史，也不知为什么，举正就是不同意。

李徽之请他吃饭化解，他不去；老丈人出来调解，没用；最后请出夫人，还是不成。李徽之的御史，硬是叫举正搅黄了！

胳膊怎么着也要往里拐呵，他倒好，却来了个家鬼害家人。这么干，这仇要不深如东海，可就怪了！李徽之告了一状，说王举正怕老婆，请罢了他的参知政事。逻辑是铁的，无可动摇：连家里的凶脸婆子都制服不了，还能治理一个国家吗？

既是连襟说的这话，不由人不信。还有一条，也让人无可怀疑，举正的丈人不是等闲之辈，乃是大名鼎鼎的陈尧佐。尧佐的父亲陈省华在太宗手下做过左谏议大夫，死后特赠太子少师。尧佐与哥哥尧叟、弟弟尧咨，都是进士出身。尧叟是真宗朝的宰相，尧咨也是做到节度使的人物。尧佐更是正儿八经的当朝宰相，调职以后，避亲的举正才做了参知政事。这样一个世倾朝野的岳父家，举正即便来头不小，也还是没法儿相比。从来女以家贵，妻子既有这么一个炙手可热的显赫家庭，举正要畏她三分，也就理所当然了。按一般道理，妻子应该向着小妹，举正越是怕老婆，越该帮连襟一把才对。可大家庭的事情，要比市井小民复杂得多，不能以常理来推论的。既然举正怕老婆，又死活要拉连襟下马，总该是她两姐妹不睦？这种事在官宦之家，正是屡见不鲜。

欧阳修、余靖、蔡襄正搜集炮弹，李徽之突然送货上门，哪有不用之理？当即连本上奏，请求罢免王举正，那理由自然更富有论辩色彩：《礼记?大学》说“欲治其国者，先治其家”；“家齐然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王举正视妻如虎，治家尚且不能，何以治国？任职以来，唯知怯懦缄默，一无所为，亟待罢去。罢去之后，谁任参知政事？笔锋一转，就转到了范仲淹身上：枢密副使范仲淹独具宰辅之才，岂可久在兵府？以范代王，最为合适。

仁宗不是从来就耳朵根软吗？既然多人连本上奏，王举正也确有怕老婆之嫌，不免他职也难了。好在王举正还有点儿自知之明，先自己上了一本辞职书。皇上顺水推舟，让他心满意足地去任外职了。

可范仲淹的参知政事，却依然毫无动静。

自打进京任枢密副使，范仲淹、韩琦只在枢密院上班，朝参也只随班进退，从来没有什么特殊表现。

他们奏事，一般也只限于枢密院当管的事，绝不妄言其他。

有人上本请朝廷节减费用，朝廷下旨罢了陕西方面同州、解州等九个州军的公使钱一千八百贯。这公使钱，说白了就是官家的招待费，专供往来官员吃喝。这个钱没了，往来的官员就只能自己折腾酒饭了。范仲淹、韩琦当即上了一本，请仍旧拨放这笔款子。他们算了一笔账：一百贯只能养一个士兵，一千八百贯，不过养几十个士兵而已，而公费招待来往官员，可是《周礼?地官》早有明文记载的古礼。何况，这些州郡每年春后还要接待前来驻泊的军队，招待费也得在这一千八百贯里动支。为这么一点儿小钱，废了十几个州郡的待官、待将之礼，实在因小失大，断断不能。赶着其他地方也有人上书反对停拨公使钱，朝廷到底将诏书废了。

陕西营田，是要募兵开垦沿边肥沃的空地，增收节支，本来是件好事。可近边州县官员为了邀功请赏，愣是改弦易辙。一是，将逃亡人家废弃的瘦地，强迫分给人租种，让他们纳税纳捐；再就是，增加缘由佃农租种的官地的赋税。表面看去，营田收入增加了不少，实际都走了样子，不过敲诈佃农而已。范仲淹、韩琦上书，请求干脆彻底罢了陕西近里州县的营田，免得百姓无端增加负担。这也恩准了。

陕西方面的商业税收，远远无法满足边防费用的需要，先前已经有人请求卖官筹饷。范仲淹也上书请朝廷不妨网开一面，让有钱的人出钱赞助边防，朝廷给他们一顶纱帽，让他们过过官瘾。至于有人请求放松盐、茶等的专卖，减免商人的税收，他则坚决反对。国用已经不足，再放松专卖，减免商业税收，找谁要钱去？不取之于商贾，只能取之于农民。与其伤农，不如取之于商贾更为合理。

皇上那边呢，似乎也听之任之，没有一点单独召见、听取国是的意思。

两边都不着边儿，这事不是要黄吗？

欧阳修再也沉不住气了，借口西夏和议尚未定夺，赶着去见皇上。几句话说完，就直奔主题了：“陛下，其实，西夏的事问谁都多余，只有两个人心里像明镜似的。”

“谁？”皇上不由得问道。

“明摆着的，范仲淹、韩琦！他们两人在陕西边境多年，熟悉西夏事情，经历也多，胸襟见识又与众不同，肯定会有高见，别人看不到的。陛下一定单独召见垂询过了？”

皇上不吭声。

欧阳修吃惊道：“怎么，难道陛下至今没有单独召见他们？我记着，他们从陕西来京，也该有好几个月了？皇上不会不召见他们！”

“都几个月啦？除了朝参大囫囵见过，或者随两府官员一起议事谈谈，还真没单独召见过他们。”

欧阳修若有所思：“那就是了。我也纳闷，怎么皇上单独召见他们，我这个做谏官的连一点儿消息也不知道？这样下去，我还配做陛下的耳目吗？今天才算解开了疙瘩。”

说得皇帝也笑了：“谁叫你这么多心？没影子的事情，你到哪儿知道呢？”

欧阳修也笑了：“陛下，您今天还帮我解开了一个疙瘩。”

“哦，你疙瘩还真不少哪？说说看，又是什么疙瘩？”仁宗今天心情似乎不坏，也和欧阳修开起了玩笑。

“我一直在纳闷，范仲淹、韩琦进京天数不少，怎么说的都是一些寻常事体，没议过一件大事，更没有一件大的建树？照他们的见识与为官态度，不至于这样呵？今儿我才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朕倒糊涂起来了。”

“陛下圣明。您想呵，陛下既没有单独召见问对，让他们从从容容说出心中的见解，他们又不敢斗胆请求单独召见，就是满肚子经纶、见地，也没机会说出来呵！”

“你肯定他们有话要说？”

“他们在外面多年，又赤胆忠心，怎么会没有话说呢？陛下干吗不抽空在便殿约他们单独谈谈，总没有坏处的。从来遇到大事，皇上单独召见两府大臣——哪怕是个别人垂询，都很常见。祖宗以来，也常这么做。陛下该不会有什么顾虑吧？”

皇上未置可否，却突然说道：“你知道吗？朕不好名。”

这是哪儿跟哪儿呵？欧阳修蒙了，踌躇着问道：“陛下是说不好虚名？”

“帝王邀名，总是不好。朕一向很不以为然。”

欧阳修不好贸然发话，一面迅速调整思路，尽可能靠近皇上，一面谨慎地选择着措辞：“皇上圣明。虚名当然不可务。不过呢，真名是由实事而生的。古人说实至名归，就是这个意思。古往今来的英明圣主，那名字也不是浪得的。”

欧阳修瞥见仁宗极为专注，知道这个话题或许是他心中的一个死结，索性放开去说了：“所以呢，虚名虽不可好，实名却不妨一求。尧、舜及夏禹、商汤、周文王等三代君主，都不是好名的人，可英名圣德却如日月经天，世代称颂，谁也没法儿遮掩抹杀。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有万古不灭的丰功伟绩。假如他们也谦默自守，毫无作为，那名声自然也就隐而不显，要与他们的晏驾，一起灰飞烟灭了；就是有谁想要虚名，也没法儿要。当今天下，国弱民穷，危机四伏，狂徒造反于内，夷狄交侵于外，实在已经内外交困。而王侯将相，大多文恬武嬉，因循守旧，根本不思进取。除了仰仗皇上睿智独运，大智大勇，带领一批仁人志士大刀阔斧地改革朝政，兴利除弊，国家社稷怕真要万劫不复了！这样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陛下怎么能为了避免邀名之嫌而放弃江山社稷？果真如此，我怕子孙后代会说陛下矫情失职，而陛下似乎也无可辩白！”欧阳修说到激动处早已声泪俱下，也顾不到措辞及皇上能否接受了！

“皇上果真要有所作为，一新朝政，即如尧、舜及三代之君，就会名贯日月，想避名也避不了。陛下奋乾纲，明听断，就会有英睿之名；行威令，振奸宄，则有神武之名；斥奢侈，变风俗，有崇俭之名；澄冗滥，轻聚敛，有广爱之名；喜直亮，恶谀媚，有纳谏之名；务咨询，畅壅阻，有勤政之名；责功实，抑侥幸，有求治之名；圣贤之道称名教，忠宜之训曰名节，倡导张扬，则有教化之名。”人在激动的时候往往会有超常能量，真是一点不假。否则，欧阳修一口气怎么能亮出那么多光环？静下来，他自己或许也会惊奇吧！

仁宗果然有些目眩神迷了，凝着的眉头渐渐开朗起来：“朕意已决，且等传诏吧。”

究竟传什么诏虽没明说，从语气、表情也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欧阳修欢天喜地地走了。

隔天就下了诏书，升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他的枢密副使的缺，则由资政殿学士兼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富弼升任。怪的是，他们两个都坚辞不受。

范仲淹说：“执政官怎么能因为谏官而升任，这职我不能任。”硬是纳还了诰命。

参知政事只比丞相低一级，不啻就是副丞相，由几个谏官举荐，似乎的确不大合适。但这几个人除了因为公事与他有些瓜葛，并没有格外的私交。欧阳修举荐最力，他与范仲淹也同样没有个人利害。范仲淹贬到饶州，欧阳修不是因为为他说话，也倒了霉吗？后来范仲淹安抚陕西，写信要聘他为书记官执掌文字，既是仰慕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无疑也有报他援手之恩的意思。欧阳修却不领情，说：“我替范大人说话，全是公事公办。与范大人一道受贬可以，再要与他一道高升，公也变成私了，万万不可！”明里则给范仲淹回了封信，说主持文书事宜，需要四六文字当行，而自己恰恰疏于此道，长于四六文字的人比比皆是，还是另请高明吧。信里还顺便建议他超拔孤寒，使屈沉下僚的才智之士能为国家一展身手，不亢不卑。范仲淹也没往深里想，还认为他恃才自许，不愿屈就，也就罢了。

既无私交，范仲淹坚辞不受，就纯粹是因为名分了。

至于富弼一再辞命，主要还是那一块无法解脱的心病，怕人说他是因为出使契丹受到升赏，那可是有人要他纳命的！与其因为升赏再次成为众矢之的，不如韬光养晦，稳当一点好。

可这一次朝廷却铁了心，想辞还真辞不掉。

元昊派来和谈的使臣辞别回西夏，仁宗要在紫宸殿接见，大臣们先得排班等候。范仲淹与富弼仍旧只排老班，不入新位。

仁宗指着他们两个说道：“擢用你们二位，都是朕的意思，既与谏官举荐无关，也不因为出使契丹，你们不要再推三阻四了。今儿你们不进枢密、参知政事的班次，朕也就陪你们站这儿了。”

他不只是说说，真在金龙宝座前站着不动了。到这个份儿上，范仲淹、富弼只能磕头谢恩，接受任命了。晏殊因为避亲，请辞去同平章事、枢密使，皇上也没同意。

几个谏官，很快也得到了回报，王素赐了三品官服，余靖、欧阳修、蔡襄则都赐了五品。皇上还特意当面夸奖他们：“你们都是朕亲自挑选的谏官。一向遇事敢直言不讳，所以特别嘉奖。你们要再接再厉，不辜负朕的希望才好呵！”

四个谏官，当然只有感激涕零了。

有一个人，就是石介，原本也可以得到一份赏赐，可惜福薄，到底没能得到。

四个谏官，一门心思举荐石介也吃这一碗饭，连宰相都通过了，无奈范仲淹死活不同意。他的理由也很实在：“石介这个人刚正无私，天下闻名，这是不错的。但他性格怪僻，喜欢标新立异，做什么都合适，就是不适合做谏官。他要做了谏官，一定会让皇上做些根本做不到的事情。皇上要是不做，他就会叩头流血，扯衣服折门槛，无所不为。皇上虽富有春秋，从来没有什么失德的事情，朝廷政治，也有各位大人举措，不会有大纰漏。要是叫石介做了谏官，难免无事。那时大家尴尬，怎么办才好？”

一席话说得大家面面相觑，是呵，谁爱没事找事，找个甩不掉、丢不开的麻烦来纠缠！石介的谏官就这样吹了。当不了谏官，谏官的赏赐自然也就得不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