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愚不肖水火相拼
黍尺钟律毫厘必争
早在立国之初，宋太祖就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大建汴梁，不但修复了旧城，紧接旧城又另外造了一座新城，大内也照洛阳皇宫的规模大大扩建，虽同为京都，汴梁早不是五代所能比的了。
新的汴梁，光新城方圆就有四五十里，水门不算，东南西北的城门竟有十一座之多。旧城周围二十里，也有十座城门。最里面才是大内，也有五里见方。新、旧两城的城墙，高大不说，都是专门从郑州运来黏土垒成夯实的，城门则另外砖包石围。大内的宫墙，更是清一色的砖石结构。外城围着一道护龙河，几丈深，十多丈阔，两岸堤上都种着杨柳。前后另有五丈河、金水河、汴河、惠民河等四条河，穿城而过。至于城内飞桥凌空，商家林立，人烟稠密，殿宇辉煌，等等，更甭说了。光是描摹汴京的万言大赋，前后就有好几篇。宋太祖也特为自己的新京城而自豪。当年，吴越国王钱俶还没有归顺，送他一条犀带作为朝觐之礼。他哈哈一笑，说：“朕有汴河、五丈河、惠民河三条宝带横贯京城，还有什么别的能与它相比呵！”弄得钱俶哭笑不得。
汴京虽好，却没有山川屏障，这是太祖的一块心病，他还真动过迁都洛阳的念头，但要割舍汴都，谈何容易！更不要说事体太大，还有诸如漕运等等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他也只能偶然感慨而已。西京洛阳始终只是陪都，没有升格。后来，虽辟了应天府为南京、大名府为北京，也都是陪都，同样只有象征意义。真宗时战事吃紧，也有人动过南幸金陵、西幸成都的念头，那也只想临时避难，与迁都无关。
明白了这些原委，当孔道辅——就是那个曾猛叩垂拱殿殿门的人，突然上书请求迁都洛阳，朝野上下莫名惊诧，也就毫不奇怪了。孔道辅倒也不是没事找事。到仁宗，新汴京也经过几十年沧桑风雨了，光新、旧城城墙就已破败不堪，亟待修缮。孔道辅是为仁宗支招儿的，只是这招儿支得有点奇异罢了。
仁宗问仲淹：“爱卿怎么看？”
仲淹说：“迁都当然不可能。好好一个太平天下，怎么突然要迁都？那成个什么样子？不过，西京历来为帝王之宅，有关、河之险，出可以攻，退可以守，也不失为处急解难的绝好所在。只是目下宫殿失修，粮草无备，缓急之间一无所用。假如从现在起就做些准备，以礼拜山陵为名，修好宫阙，储备粮草，将来万一有用，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易经》说：‘天险不可升，地险山川丘陵，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皇上能多少留心，再好不过了！”
仁宗倒也觉着有理，不过，也就听听而已，要是范仲淹不再生事，这事也许永远都不会再有人提了。
可范仲淹闲不住。这次，他直接与吕夷简较上劲了。
他不满夷简只用自己门下出来的人。用人是皇上的专权，升降宠贬，迟速快慢，都应该由皇上说了算，尤其是亲近大臣，更不能交给宰臣随心所欲。权柄可失，什么不可失？他画了一幅《百官图》，径直去见皇上。
皇上翻着《百官图》，一时参不过来，愣在那儿了。
范仲淹指着图，一点一滴破解给他听：“这几位这样升上去，是循序渐进，情通理顺。这几位超升，一步三级，资历顺序全都一步踏倒，违情睽理。合乎情理为公，违背情理为私。这几位人尽其才是公，这几位滥竽充数是私。公，才能天下服膺；私，则难免上下议论、离心离德了。皇上天纵圣明，不能不明了用人的尺度与先后快慢。而且，皇权说到底也就是个用人之权，岂能轻易委托他人！大臣再贤德，也应该有所节制。”
仁宗听出这是好话，但他暂时还没那么多心。
这样明白叫阵，而且直捣心窝，吕夷简岂能坐视不理？他先从迁都的事说起：“范仲淹有些胆识，也就难能可贵了。只是太迂阔，务虚不务实。就说上次皇上问他迁都的事，他那些意见，听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没一件可行。太祖雄才大略，古今少有，深爱西京洛阳，可迁都的事只想过一想，就再不提了。此后，没人再提迁都，既因为根本做不到，也是要恪守太祖的遗训。他们倒好，上下嘴皮一碰，主意就出来了，全不思前想后。别的不说，眼下汴京修缮都难以开支，拿什么去修西京？囤积粮草是好，也要先有粮草。他说可由陕西东下，或由汴京西上，只是一句话的事情，也得有船，有漕运可通才成哪！”
仁宗点头赞同：“所以，朕也没打算去做呵！”
“再看这《百官图》。朝廷升降编配百官，是何等烦难慎重的事情！思之又思，反复权衡，然后报请皇上；有了旨意，才由中书草诏宣布天下。他倒好，一张纸，几幅图，指指点点就解决朝廷的大政了。要是这么简单，有一个翰林院的绘画待诏就成了，还要我们这些大臣干什么？这不是拿朝廷大政开玩笑吗？老臣固然不算什么，可这要将陛下置于何地？”
仁宗听到有个绘画待诏就成的话，先忍不住笑了，及至听到要将皇上置于何地，也觉着问题严重，再笑不出来了，双眉也慢慢皱了起来。
范仲淹一风闻这场谈话，立马就连上了四道奏章，一论帝王好尚，二论选贤任能，三论近名虚实，四论推诿塞责，再不转弯抹角，直指时政，毫无顾忌。
或者因为过于激愤，范仲淹竟不幸说出一段昏话，说是：当年，汉成帝宠信张羽，根本不怀疑舅舅家，以致终于有了王莽篡权的惨祸。微臣恐怕朝廷也有张羽一类人破坏陛下的家法，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不能不及早辨别！
这一次，夷简也不再迂回了，声色俱厉：“皇上，一块石头一个坑，块块都得有交代！就算我是大奸大恶的张羽，十恶不赦，谁是想篡位的国舅爷王莽？事关社稷兴废存亡，绝不能含糊。要是找不出这个人来，这样信口雌黄，离间君臣，也绝不能轻轻放过！微臣个人的黑白荣辱算不了什么，还有朝廷，还有天下！”
仁宗也气急败坏：“这个范仲淹，简直无法无天！这种事是好随便说的吗？”
丞相说：“皇上，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事。要是有人借着由头发难，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皇上越发震怒了。
仲淹不识相，还在那里一个劲儿地上书论辩，言词则更加激烈凶狠了。
亲近吕夷简的侍御史，抓住机遇也上了一道奏章。除了攻击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开出一系列名字，说范仲淹引荐朋党，混乱朝政，请求出榜朝堂，以示警戒。范仲淹当官多年，举荐的人自然不少，要凑出几个朋党，还不举手就来吗？
仁宗也还真听了，除了张榜朝堂以示警戒，又敲山震虎，有模有样地要整治朋党；仲淹本人，则被贬到饶州当知州去了。
该说话的台谏官员，个个噤若寒蝉。不要说为他说话，这时的仲淹，早成了麻风病患者，差不多的人，谁都离他八丈远：都害怕圈进朋党，断了前程呵！到丞相那里申明表白，要卸个干净身体的，倒是大有人在。
不过，也有横的。
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第一个站出来为仲淹说话。他劝仁宗：“先前，仲淹上书说太后与皇后的事，涉及陛下母子、夫妇之间的关系，陛下都能容忍、褒奖；这次不过指责大臣，若是不对，可以不听，怎么就不能宽恕他呢？汉武帝的时候，汲黯攻击平津侯公孙弘奸诈；三国的时候，东吴张昭攻击鲁肃粗疏。汉武帝与吴大帝孙权，既不听，也不问罪，两个人都用，留下一段佳话。陛下亲政以来，因为言事已经贬过几次官了，恐怕不是太平盛世该有的事情！能不能请皇上收回成命？”
皇上没有收回成命，倒是收了余靖的官职，将他贬到筠州监收酒税去了。
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尹师鲁是个《春秋》专家，继柳开之后振复古文，卓有成就。他干脆自认同党，请求贬职，对皇上说：“臣一向认为范仲淹直谅不回，尊他为师友。仲淹得罪之后，朝廷也有人议论我与他的关系。既然他已经贬出，我也应该连坐。国家虽宽恩不予追究，我自己又何尝能觍颜立于朝廷！余靖本来与仲淹没什么关系，他都因为朋党被贬走了，我更不能侥幸免予处分！请立即处分微臣，以明典宪。”
自己找上门来讨倒霉，向朝廷示威，还有不问的吗？皇帝也让他到郢州收酒税去了。
倒霉的还有一个欧阳修，这时是镇南节度使掌书记、馆阁校勘。
他是倒了一个曲里拐弯的霉。
范仲淹出事之后，他特恼火台谏官员当说不说，装聋作哑，一个都不出来救助，便奋笔给右司谏高若讷写了一封长信，指责他非但不为仲淹说话，反而诋毁罪有应得，不但不是正人君子，连什么是人间羞耻事也早都忘了！
高若讷气不打一处来，拿了这封信就去找皇上，为自己辩解：“范仲淹这里一贬职，我就多方了解，看看是否有什么出入。结果发现，范仲淹的所作所为，与皇上敕榜所说毫无二致。我作为谏官，当然负有言责。如果范仲淹贤德无比，仅仅因为议论得罪朝廷而受到贬斥，我第一个就应该上书直谏。可现在不是这样。他外托直言之名，内希急进之实，信口雌黄，自取其辱，贬得其当，何谏之有？欧阳修却贻书微臣，辱骂微臣当言不言，是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我真不知道他是什么居心？难道非得与朝廷作对，才是有廉有耻吗？”气出尽了，这才将欧阳修的原信，呈给了皇上。
皇上与高司谏同仇敌忾，欧阳修被贬到长江边上的夷陵小县去做县令了。
四个当官的倒了霉，有人却因此发了一笔小财。
原来，有个西京留守推官蔡襄，也很不服气这件事。他磨墨掭笔，写了一首古风，专指这件事，专说这几个人，题目就叫《四贤一不肖》。四贤即指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那不肖的自然是高若讷了。褒贬虽然不一，笔墨倒也平均：每人都是一段，韵脚各异，自有起讫，绝不厚此薄彼。最后表白心迹：“四公称贤尔不肖，谗言易入天难欺。朝家若有观风使，此语请与风人诗。”明白说明，就是要让朝廷知道。朝廷还不知道呢，诗倒先传入民间了，人们争相传阅。一个头脑灵光的商人看准商机，当即雕刻印刷，公开销售，卖得那叫快！
这么个来法，当然不会没人算账。泗州有个通判上了一本，请求追究蔡襄轻薄朝廷、泄漏朝廷秘密的罪责。而左司谏韩琦，也上了一本，倒打一耙，弹劾这个通判越职言事，希恩讨赏，应该重罚。警戒朋党的朝榜，确有一条禁止越职言事，韩琦算是歪打正着。两方面既各有把柄，只好扯平，通判没受惊动，蔡襄也躲过了一劫。
事情虽闹得沸沸扬扬，仁宗皇帝却理直气壮，他有自己的解释：“贬范仲淹，哪里是因为他敢言直谏！朕没接位时，他曾上密书请立皇太弟，这样处理，已经很宽厚了！大臣们不知就里，不少人上书为他说话，这不是乱弹琴吗？应当立即下诏，严加申斥。”
太宗有九个儿子，真宗是老三，除了八大王元俨，其余都于真宗在位期间先后亡故了。仁宗所说的皇太弟，该就是元俨？元俨当年确实最得太宗的宠爱，到二十岁还不让他出宫，人都称他“二十八太保”，可到仁宗接位、太后垂帘，他也早韬光养晦，装疯卖傻，成了死老虎了。尽管如此，这接位大事，躲还来不及呢，谁敢掺和！何况又三番五次一再申斥，谁没事找事去！仁宗的这一招，也能算是釜底抽薪，范仲淹的事终于再没人提了。至于仲淹究竟有没有上密书请立“二十八太保”，当然更没有人问津了。
诸事平静之后，仁宗开始集中精力，抓他心目中最大的一件事了。
什么大事？音乐改革。本来，王者致治，有四达之道，礼为第一，乐为第二。音乐能和民心而化天下，与世道人心关系尤为密切。音乐不行，要想天下大治，根本是缘木求鱼。不抓音乐改革，岂不是大大的失策？
这也是有传统的。
五代十国礼崩乐坏，是太祖制礼定乐，使礼乐初具规模。太宗改七弦琴为九弦琴、四弦阮为五弦阮，也都说出了道道：琴由七弦增为九弦，是因为九弦分别代表君、臣、文、武、礼、乐、正、民、心，九奏克谐而不乱，一切就会井然有序，国家自然就能走向大治。阮由四弦改为五弦，则是因为五弦各自代表水、火、金、木、土，五弦和畅，则预示五材并用而不悖；五材并用不悖，凡事也就顺畅无阻了。真宗虽忙于分封，也没敢懈怠音乐，至少还整顿了太乐、鼓吹两署，淘汰了五十多个滥竽充数的乐工。仁宗再心无大志，也不能忘了祖宗的传统而一无所为呵！何况，他根本就不满太祖粗定的规模，而极想有所更张呢！
他还真找到了一个知音，就是集贤校理李照。李照告诉仁宗：“太祖定乐，用的是王朴的主意。王朴继五代礼崩乐坏之后，根本就不懂古乐；他又胆大妄为，自作主张。他定的音乐，比古代音乐高五律，比教坊音乐也高出二律，根本就不能用。关键是他用的律尺不准。皇上要想音乐归正，请允许微臣重新制定律尺标准，然后再根据新标准重新铸造乐器。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纠正错误，完全恢复古代的音乐面貌。”
仁宗觉得李照说得在理，再找几个都说是行家的人一问，又没说不对，他就拍板了：要李照组建班子，尽快彻底改造音乐。
李照也确实能干，不久就拿出了新的律尺标准。申报批复之后，就直接交给内侍监督铸铜钟去了。
可铸钟的工人，却在里面捣了鬼。
李照不是要降低音高吗？铸的样钟一出来，声音太低，没法儿跟唱。太常寺的歌手，愁得睡不着觉：跟不上钟磬，唱不出声音，不但砸饭碗，弄不好还要丢掉小命，他们能不担心吗！
他们悄悄找到铸工，送上凑来的份子钱，好歹央求他们：“千万请各位爷们想点办法，将声音略略提高点儿。要不，根本就没法儿唱出声音。大典时唱不出声音，可是掉脑袋的事儿！我们这帮人的性命，全捏在爷们儿手里，好歹请你们务必开恩关照！”
救人本是善事，何况还有白花花的银子！铸工们悄悄做了手脚，铜钟也就清亮多了。朝廷做梦也想不到，那么神圣的乐钟，会叫铸工们做了手脚！就是李照，也全无疑心，到死都认为新钟是完全照他定下的尺度铸造的。
跟着，又照新标准重造了石磬，改造了其他乐器。
一切就绪，仁宗亲自来到崇政殿，与王公大臣乃至馆阁台谏官员等，一起欣赏新乐器奏的雅乐。此乐较之王朴，下了三律。大家自然全都欣赏得头头是道。仁宗还特意写了一本《景祐乐髓新经》，分为六章，详细记录了这一次的旷世改革。李照等一干有功之臣，也都升了官。
不久，问题可就出来了。
原来，音乐改制，远比想像的要复杂多了。
中国音乐原由五声构成，即所谓宫、商、角、徵（zhǐ）、羽。五声又本之于黄钟。先由黄钟定出宫声，所谓九寸为宫；以此为前提，适量增加减少，即为商、角、徵、羽四声。因此，黄钟的铸造，乃是音乐建制的第一等大事。它一错，一切就都面目皆非了。定黄钟，又是拿秬黍作标准。秬黍是一种黑黍。《汉书?律历志》说，古人以一粒中等黑黍之广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又以能容一千二百粒这种黑黍为一龠，合龠则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此外，还以它来定重量：一龠，即一千二百粒黑黍为十二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虽然可以从长短、容量、重量等三个方面来把握黄钟，似乎无懈可击，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根本无法统一。
问题出在黑黍身上。地方不同，种类不同，营养不同，黑黍的个头、重量等等，会有很大差别。即使有个“中等”的限制，也无法根本忽略它们的区别。而铸钟又恰好特别娇气，长短、大小有一点不同，那声音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前人已经为这个打得焦头烂额。就说长短，《汉书》虽有用“广”之说，并没有明说这“广”究竟是指一颗黑黍的长，还是宽？后人既有用长的，也有用宽的，还有用宽再加上一点缝隙的。那结果，虽同是十粒黑黍，一寸长短就差了去了。说到容量、重量，也大致如此。
较真的，也正是从这里攻击李照的新乐。
李照他们不是拿上党的秬黍为标准吗？攻击李照的，也去拿了很多上党秬黍。可一排，长短立马就有了区别。再纳到龠里一较，也不是一千二百粒；称称呢，同样不尽相同。原来，李照他们用的律尺本身根本就不标准！再拿它来铸造黄钟，改造音乐，不南辕北辙才怪！既然如此，结论当然只有一个：立即废除李照的新乐，重新恢复太祖钦定的旧乐。据他们测定的结果，王朴的黄钟才最符合古制。
朝廷上下，立马又分成了拥王派与拥李派，两派各不相让，交章论斗，又是一派火热。
两派既都有理，仁宗也为了难。他想折中，新旧乐并用，此处用新乐，则彼处用旧乐。有大臣说这样不成体统，从来没有一朝用两种音乐的。他只好作罢。为把握起见，他中断了新乐，又改用王朴的旧乐了。
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臣子们依然不依不饶，一定要争个水落石出。
已经迁了右司谏、直集贤院的韩琦，好歹跳脱出来，上书劝仁宗皇帝：祖宗成乐原本用得好好的，不该偏听个别臣子的一己之言擅加改动。如今用了不到一年，又要重改过来。古代也有改革音乐的，就没见过变得这么快的。如今之事，与其在音乐上做文章，不如追本求源，治理好国家，使政令平简，民物熙洽，老百姓都击壤鼓腹而歌，那才是真正的盛世之乐呢！而当务之急，尤在西、北两疆边备久弛，两方敌人始终虎视眈眈，不早作防备，万一有事，就非同小可了！至于音乐之争，可以暂时搁置，大家求同存异，等广泛征求意见后再斟酌施行。这一奏，总算为仁宗画了一个句号。
而韩琦所担心的事，也终于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