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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老家伙遭遇不测之前，还是出资让这位“Miss杨”去了一趟美国，在俄亥俄州电影专科学校进修了一年。导表摄录美，生旦净末丑什么的，统统过了一遍手，掂了掂分量。这当然对办好这个“照相馆”也还是有用的。她还经常到小南门的沪星影业公司去客串拍戏，逢人就感叹：“我这个人就是为电影为艺术而生的。除了电影除了艺术，我随便啥都不在乎。”
黄克莹早就晓得有这样一爿“照相馆”这样一个女大学生。一直想来看看，却一直也不敢踏进门去。好在照相馆接待厅里还摆了两三张玻璃柜台，专门陈列一些能为常人感兴趣的家用收藏品，比如吕宋烟、雕翎扇、内画壶、百灵台、煤油灯、鞋拔、玉镯、蟋蟀罐、袖珍红木家具、碑帖和除寿山田黄昌化鸡血青田羊脂冻以外的各种石章……还挂了十几套据说是言菊朋的老师红豆馆主、以及陈彦衡王瑶卿等人用过的“行头”。据说这些“珍赏”全是那个东洋人阿部提供的，供那些男人在等待之余浏览赏玩，真有意了，也可带东西来交换，或赊买。阿部更希望是交换。他认为，真正的收藏家一般是不肯出卖自己的藏品的。
黄克莹进得门来，还是有些拘谨。但几分钟后，便放松了许多。此间的气氛和她进门前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男客大都瘦弱。文质彬彬。多数呢帽呢大衣丝质白围巾或鹿皮手套。装作互相都不认识（也许真不认识）的样子。匆匆而来的女客则一般都先被引进另一间被标为“第二摄影间”的小室密谈。小室的门自然要密闭，门上还挂着一幅长长的完全用白绒线勾织成的门帘。它白得好像是几分钟前刚挂上去似的。白得让人惊心动魄。然后就是几位妙龄侍女，只化素妆，只穿素服，绝对地恬静不苟言笑而又温和淑文。只有一位侍女细声细气地用一口纯熟的京白上前来招呼她，小姐，您照相？黄克莹忙摇头，连说不照不照。我随便看看。尔后心就一直别别地乱跳。如果不是实在受不了自己那种暗自汹汹的心跳，她想她还是愿意再在这店堂里待一会儿的。
为什么，居然也愿意再待一会儿？
她在马路对面发了一会儿愣，再回过头来重看了一眼那“照相馆”，便逃也似的匆匆离去。
早年，梅家弄里有条梅家浜。梅家浜上有座三官塘桥。它们都曾是远近闻名的场所。闹猛（拥挤）。混乱。后来河浜被填平，三官塘桥也被拆掉，统统修了马路。近年来这一带又陆续修起不少二楼一底的新式弄堂房子和一楼一底带天井的老式石库门房子。当年作为梅家弄标志的梅家大宅，早不如从前气派，但毕竟保存了下来。其实梅家大宅还是梅家大宅，那一圈足有两人高的黑墙篱笆还是有两人高。大门外那口水井还是那么清凉。井旁边的那棵桃树年年还在唱着“人面桃花异样红”。但今朝黄克莹走进梅家弄，一过三官塘桥旧址，远远看见梅家大宅的黑墙篱笆，不知道为啥，就有一股说不出的酸辛涌涌地顶着她的心坎，总叫她一阵阵发慌。心虚。
其实她从来没来过梅家弄。从来也没有进过梅家大宅的门槛。
那一天，许家两姐妹和经易门同时都约了她。两辆黑壳子小汽车同时开到她家门口。都约她到梅家大宅来见面。当黄克莹在那个“照相馆”瞎消磨时间的时候，许家两姐妹之一的许同兰早已在大宅里等着她了。许同兰同样心神不宁。
为什么要把黄克莹请到这个梅家大宅里来说话？
说不清。
假如说去谭家花园不方便，也完全可以到东雅、大都会或九宫包个房间，或者到克莱门公寓去租间房子嘛。
包房间不好。太俗气。租房间又太显眼。
她喜欢平实一点，有个“家”的气氛。
她要在一个“家”里接待她。
她感到从未有过的焦躁。干热。而又急切。
许家两姐妹背着谭家人，在外头开店办厂，也是实出无奈。
她们是两位姨太太。而且跟别的姨太太还不一样。她们两位的娘家没有背景没有后台也没有靠山，也就是说，她们的娘家太普通太没有实力太不可能在必要的时候来保护她们于万一（这在谭家上下几代众多的姨太大中间，的确是绝无仅有。最起码也是少见的）。即便雪俦身体好时，她两在谭家门内尚且有许多可虞可虑之处。更何况现在雪俦几近朝不保夕，她们的确不能不为自己的今后作一点打算。虽然，不管怎么样，今后在谭家门内，饭，总还是有得吃的；房，总也是有得住的。零用钱总还是可以逐月地从谭家账上开支的。但那会是一种什么日子？这种日子从谭老老先生和谭老先生留下来的那一群老老太太老老姨太太和老太太老姨太太们身上已经可以得到充分的明证了嘛。她两不想再加入这一个终年穿着黑缎子黑丝绒黑香烟纱黑毛直贡呢黑条子府绸黑旗袍裙和黑晚礼服的队伍，去守着下一个也将在五十二岁前憔悴而去的男人，像一个影子似的不死不活地被喂养着，营营苟苟地操碎那毫无意义的心机。
（意义？难道我们今天还要谈论什么意义？是的。要谈。当有人一面故作冷漠地告诫世人根本不存在任何生存意义生存兴味，一面却又猴急燥热地在稿费汇款单上签字点收，一面在盘算下一步投资趋向的时候，我总觉得，也到了这种蹩脚的玩闹剧收场的时候了。）
许家姐妹原本就没打算指望在谭家“交代”掉自己的一生。当初跨进这个谭家门，也是“出于无奈”。当然了，当初“逼迫”她两的既不是谭雪俦，也不是经易门，更不是她们许家的什么人，应该说是她们自己把自己“逼”进谭家这个大门里来的。当时还得感谢谭雪俦，使她两免于陷入更不能自拔的困境。但这许多年，她们两，无论是做姐姐的同兰，还是做妹妹的同梅，都为这种“感谢”付出了足够大的代价。作为一个女人，她们对得起谭家门。现在已是她们来想一想自己以后到底应该怎么活的时候了。再不想，可就晚了。其实，她们也不是要乱来。她们曾经为了逃避谭家以外的那个世界，走进了这个大门；现在只不过想走出这个大门，重新回到那个世界去再试自己的羽翼而已。
许家姐妹不是上海本地人。老家在江苏六渎镇。或者应该这样讲，许家姐妹祖籍上海，后来因故搬迁到六渎镇。姐妹两无奈，只好出生在六渎。那是一个专出桅子花白兰花的小地方。地方虽小，却襟连太湖，四面环水，天然由六个大小不等的小岛和七八十座或拱或不拱的石桥组合而成。可说是因水独成一方天地，独立于东南一隅。六渎虽然位处开发极早而又极富庶的苏锡常三角地带，但由于水的阻碍，连片高大芦苇丛的掩蔽，千数百年来竟然少被人知晓。一直到那位久督两江、一人兼掌文武九印（将军、提督、巡抚、河督、漕督、盐政、上下两江学政以及两江总督）的李文瑞，调任京司都察院，某年某月出巡五城，某日路过此地，偶然间发现这几个湖内小岛，氤氲缭绕，清波不绝，是之大为喟叹，发誓退隐后，要以此地为终老之处。后来果不其然在这儿修建盛大宅院，以“退则思过”之意，命为“退思园”。自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各朝各代的高官名士相继效仿，纷纷到此买地建宅筑园，“烩作一锅”。以至于北洋政府的部长督导、民国政府的阁僚将军……纷纷忝列末位，红门灰墙，古树深院，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倒是解放后那些退休的省军级干部大多愿意去热闹的场所，比如省城和中央直辖市市郊建楼养老，并不稀罕这儿的幽静古雅，少有上这儿来划宅基地的，这儿才一度又变得偏僻冷清起来。
许家姐妹的父亲（或者是祖父）便是这个小镇邮政局局长。这位长者年轻时，做上海《苏报》的记者。在著名的蔡（元培）、吴（敬恒）、汪（文博）、陈（彝范）四大主笔手下驰骋，跟余杭的章炳麟、华阳的邹容过从甚密。他对邹容说过这样的话：“你是‘革命军中马前卒’。我是马前卒的马前卒。”邹容的《革命军》在《苏报》连载前，他曾连日连夜为邹容手抄了十好几份，秘密在亲朋好友中代为传播。后来又花去自己整月整月的薪金购买载有《革命军》的《苏报》，四下散发，还往国外邮寄。《苏报》事发，邹容章太炎人狱，他也被通辑。那位曾被他敬崇如父兄的大主笔汪某人，却逃到湖南，终于俯首甘为皇上牛，以一支如椽大笔，在清廷主子跟前换了个七品顶戴花翎，做了个小小不然的县太爷，还给他去信劝说道，“邹容壮烈，固可因可点，亦可叹可泣，但今日之中国亟需的不是以卵击石的勇夫……当能从长计议之为妥；如一时无有其他活路”，可去他县衙谋一闲职，“以待来日”云云。
但他没有去就那个“闲职”，而是沉默地回了老家。娶妻生儿育女。生了两个儿子。死了一个。生了两个女儿。偏偏全活了。
但许家的故事并没有因此结束。
那天，儿子从学堂里回家，显得特别苍白。紧张。孩子们的母亲在生这个小儿子时，死在了产床上。小男孩从小就是两个姐姐带大的。两个姐姐对这个弟弟的一举一动，都尤其敏感。关切。弟弟没吃晚饭就把自己关进了小房间里。谁叫门都不开。全家人都特别纳闷。这一向，他读书读得特别好，总能在全校考前三名。前一向，校长带他到苏州城里参加国语演讲比赛。得了个奖杯。还代表六渎镇，到上海参加了什么比赛。以往，这种参赛机会，上头都给了苏州无锡城里的孩子，绝轮不到六渎镇的孩子。这一回扬眉吐气。动身的那天，全镇的宿老都来为他送行。可谓爆竹连天。宿老中的顶尖人物、那位两江总督李文瑞的长子、曾在安徽兵备道任上响应武昌义举而成了辛亥革命元老的李鼎元拉着他的手，亲口许愿道：不要说考到上海小囡的头里去侬只要把苏州城里的那几个考生比下去了，我伲（他指了指站在他身边的几位满老）一定保举侬去东洋（日本）留学。校长说，去东洋不稀奇。苏州城里的小囡在东洋留学的已经“莫佬佬”（很多）了……“那就去法国。法国。埃菲尔！啊？！”“法国好李老跟法一西共和国驻华大使让·蒙代尔将军素有深交、这桩事体交到李老手上，就等于已经办成了。好。好。好好好好。李老们异口同声，就这么定了。考完后发榜，弟弟果然把苏州无锡城里的孩子比了下去。为什么不提去法国留学的事了？弟弟为什么如此沮丧？难道那些宿老言而无信、红嘴白牙地耍弄了我们的弟弟？姐姐们暗想，便留下一人在门外继续守住在房内偷偷饮泣的小弟，另一人便匆匆往学堂赶去。
六渎镇学堂紧邻文庙。文庙里不种桅子花白兰花。文庙里只长千年古柏。所以显得特别静穆。
校长单身在学堂里住着。老柏树下那两间孤零零的平房，就是他的宿舍、他不在。房门上挂着锁。教务长和督学倒是在，但他们两位好像都有什么难言之隐，吞吞吐吐地只是在敷衍这位做姐姐的小女子。第二天，瘦弱的小弟仍不肯出房门。学堂里却来人把爸爸叫去了。爸爸是坐邮政局自备的尖头艇走的。在六渎镇、门前屋后都是水。小艇是最不能离身的行走工具。到中午时分，小艇回来了，爸爸却没有回来。问艇上的人。艇上的人讲，局长到文庙去了。姐姐中的一位忙划起小艇，赶到文庙。庙祝告诉说、他已经走了有一根烟的工夫了。姐姐问，他在这儿做啥？庙祝告诉说，他只是发呆。哭泣。
他说啥了没有？
没有。
姐姐找到爸爸，已是傍晚时分。他坐在早已废弃了的南码头上，面对着波波作响的湖面和哗哗摇曳的芦苇，默默哭泣。
那位校长带小弟到上海去参赛，没住在赛务组指定的某所中学宿舍里。校长带十四岁的小弟到旅馆里开了个房间。他们睡在一张床上。做了某种事。让旅馆的茶房看见了。应该说，先是听到了，听到了弟弟痛苦、惊惧的叫声，后来又特地绕到后窗外去看。看得很清楚。于是传开。就有更多的人知道了这件事。据说上一次这位四十来岁的单身校长带小弟到苏州去参赛，也是去外头开的旅馆。因为没有人听壁脚，就没发觉。
校长已经被镇公所派来的治安员带走。
同时上头（包括那些宿老）决定，取消小弟去上海参加复赛的资格，自然也取消了所谓去法国留学的允诺。更让姐姐们想不通的是，所有的人都像躲一个麻疯病人似地躲着小弟。连新来的校长竟然也多次暗示家里，最好让小弟转学，或者暂且休学一个阶段。两位姐姐气愤填膺，弟弟是受害者，年幼无知的他何罪之有？她两不顾涕泪交加的老父亲（或老祖父）一再恳求和劝阻，轮番地去找新校长、校董会、行署、县督学，甚至找到孔教会，最后一直冲进李老李鼎元先生家。为此，大姐许同兰几乎说得嗓子眼里都哈出了血，却依然没有用。那些功成名就的前辈们没有一个不是很客气地给两位姐姐让座。沏茶。没有一个不是关心备至地询问小弟的近况。他们一致认为小弟是无辜的。但是，一到正式的公开的场合，却没有一个站出来为小弟说一句公道话。谁也不想跟这么一个“身心都已然不干净了的”孩子沾边。倒是学校方面催促小弟转学，一天比一天显得急切直露和更没有商量的余地。为了学校的声誉，他们说他们不得不如此。
父亲的左半身在一阵突发性的痉挛后，悄悄地麻痹了。
小弟大病一场，后，也只得休学。尔后，他突然提出要去上海学戏。学花旦或青衣。爸爸（或祖父）当然不答应他去做戏子。不愿意小弟用这种极端的举动刺激镇上那些宿老。
但小弟不肯。历来瘦弱而又文弱的他，居然冲进房间，拿起刚磨过的剪刀，就往自己的喉咙管上戳。而且真的戳了下去。如果不是两个姐姐扑救及时，后果不堪设想。她两哭着哀求父亲放他。以后的日子里，她两曾无数次地后悔那一瞬间的软弱。她们答应父亲，她们会尽全力来呵护这个弱小的弟弟。以后的日子里她们才知道，她两当时居然敢作那样的保证，也是非常的幼稚非常的无知非常的莽撞。
只好放他走了。
一年后，她两到上海去找弟弟。因为一年来他只给家里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是刚到上海时写的。最后一封信是四五个月前写的。到上海才知道，他并没有学唱戏。十六岁的他再开蒙学戏，显然太晚。几经周折，他终于被一个唱老生的女人收留，做了她贴身的跟包。这位三十岁的老生虽说是个女流之辈，但一旦卸了装，你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她上嘴唇上长着一层密密的茸须，是的确应了巾帼不让须眉这一类俗了又俗、但又千真万确的老话的。这位女老生待他很好。根本不需要什么姐姐的照顾接济。当同梅、同兰两姊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在南市一家只能容纳三几百人的小戏院子后台第一次看到分别才一年的小弟时，她们惊呆了。他泰然地坐在一只硕大的戏箱上。身边一张道具桌上放着一把紫砂茶壶。他很油光很油光地梳着那种为六渎镇上的正经人最讨厌的大背头。一件满地宝蓝隐花缎长衫得体地撩起小半截下摆，放在跷起的腿面上，就势露出里面穿着的那条白府绸扎脚管长裤和一双黑漆皮滚过直贡呢面子圆口布鞋。手里还拿着一把王星记扇庄做的大号水磨竹泥金扇面黑折扇。兼护着身边一把空椅子。空椅座里放着一件当时上海滩上最时髦的海虎绒女大衣，一只白色的缀珠银片坤包和一个特制的红漆皮机关锁化妆箱。他下意识地无所事事地开阖着手中那把大号黑扇，视而不见地睁着一双空空洞洞的眼睛。但只要有人一不留心可能碰到那把茶壶，他一定会即刻做出反应，相当紧张地伸出手去护牢茶壶。茶壶托在一个泥金漆绘木盘里，外头裹着一层薄薄的绣花丝棉套子。壶嘴里塞着一只小巧的玉坠。另有一根金链条把这个玉坠连在了壶盖上。这是专门预备来给那位疼爱他的女老生饮场用的。自是非同小可。台前的戏迷票友，天天来这里，当然是为了听戏捧角。但有的人却顺便地还要看看伺候饮场的跟包。看跟包如何端着茶壶上场，如何走出几步不紧不慢，如何递上茶壶不近不远，衣着打扮如何不媚不俗……跟包的一抬腿一转身，同样给这些戏迷票友以充分的联想和新鲜的刺激。为此，他们也会给出一个满堂彩碰头好。因此，角儿和角儿之间，既在唱念做打上别苗头，也常常在各自的跟包身上别苗头。因此，有时也舍得在挑选、训练、包装自己的跟包上下一定的功夫，花相当的本钱。
小弟和那位女老生的关系，好像跟其他跟包和角儿的关系还有点不太一样。好像还更深了一层。
那天，面对欣喜万分、泪流满面的两位姐姐，他用一口娴熟的京白，拿腔拿调说的第一句话却是，鬼魔子魇道，谁让您二位上这儿来的？卖炭的跟着卖冰水的，有个好吗？快请回吧。从今往后，甭再跟我费那精气神儿了。
许家姐妹从此以后绝对不进戏院。在旁人看来，那舞台上一番五彩斑谰咿呀铿锵，真是既金碧辉煌又回肠荡气，听着看着都是痴情痴意的沉湎和忘怀；而对于她两却无一不是对弟弟痛苦回忆的刺激。是侧幕条内化妆间里种种苍白和难堪。而她两当时面临一道更艰难的关口是，怎么把亲眼目睹的这一切向父亲（或祖父）报告。如果实话实说，那肯定会要了他老人家的命。父亲（或祖父）回到六渎以后，以他的勤勉和谦和少言而博得乡里的尊敬。他起初只是在中学堂兼几节课，（他只教自然常识和数学格致一类的课。其实他的长项在国文。但他拒绝教国文。在经历了刚经历的那些事件后，他觉得自己无论怎样也无法再向幼小天真的孩子讲授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绝不出来应仕，不肯“敬天而事鬼”。）对镇上那些前朝或当朝隐退的达官贵人，他既不去得罪，但也绝不去巴结攀附。他要留下真诚的“自己”，只做一件事，把儿子教成人，教成一个有本事有胆识能成就而强过他自己的人。也许后来一切的悲剧正发生于此。他对待儿子的确太“中国化”了。他无时无刻不把儿子置于自己的视界之内。无时无刻不为儿子做着他认为必须做的一切。他省吃俭用：为了儿子。他早起晚睡：为了儿子。他欣喜：为了儿子。他忧虑：更是为了儿子。他一天可以对儿子说一百个“不”。你不能做这不能做那。而那时儿子也许还刚满四岁或五岁。一天之内他又可以对儿子说一百个“应该”。你应该做这，应该做那。而这时儿子也许还不满五岁。他分析儿子的每一个眼神。计较儿子的每一点变化。他住房并不宽裕，他却特辟了一个单间给儿子做书房。为了儿子心不旁骛，他让两个女儿承担了儿子应做也能做的一切杂务，包括他自己生活上的琐事。他定期到无锡苏州去为儿子购买新出的书籍。六渎镇长时间没有自己的邮政局，都是由六七里外县城关镇邮局代办。那些大户人家并不希望这儿通邮。他们间隔个三五天便派个仆人去城关取一趟邮件。如有什么急件，城关邮局也会派人专送急递。没有邮局并不影响他们跟外界的联络，却只会增加他们在这儿隐居的清趣。但对于一般居民来说，就不是这样了。特别是对许家的这位男主人，他要为儿子订阅外头最新的报章杂志。他还有众多当年的同志朋友在跟他频频通信。等待这些邮件、反复看阅这些邮件，几乎已成了他当时最后的唯一的生活期盼。但他总不能天天走六七里（划船）到城关取邮件。因为邮车不准时，有时上午去了，一直等到下午才能取到手。如果邮车半途抛锚，还有可能空着手回来。想来想去，还是得给自己的镇子争一个邮局。为了儿子，也为了自己能在这里“活得下去”，他不仅争到了，而且还答应出山担任这个一共只有两个人员编制的“邮政局”局长的职务。
儿子就是这样，在父亲（或祖父）强大的阴影下长大，在姐姐无微不至的爱护下长大。一直到上中学，他晚上还是跟两个姐姐睡一床。如果没有一个姐姐搂着他的后腰，他自己又不盘曲起腿搁在另一个姐姐的腿上，这一晚上他就无法安然入睡。他在父亲需要他懂的那些领域里，他懂得比谁都多。而在不让他懂的那些方面，他又的的确确完全空白。他比谁都任性。他又比谁都柔弱。敏感。他比谁都自信，但在很多的瞬间，他又常常被一种无名的自卑困扰，特别是看着那些在他窗外来来去去可以自由自在大声叫喊大声吵闹的同龄人。他们对于他都是些陌生的熟人。好像一颗铜弹当啷当啷地弹跳着从一块玻璃板上溜过，是响亮的，却留不下任何痕迹。他们总是在他窗外。一直到遭人突然唾弃前，他都认为所有的人都像他父亲（或祖父）那样有求于他，也像他姐姐们那样挚爱着他。甚至到那个混蛋校长装着为他面批习题，搂住他，一边讲解，一边作各种贪婪的捏摸时，他还暗自以为是姐姐们平时跟他开玩笑所作的那种呵痒。只是为了尊重校长的面子，他才没有笑出来没有躲避。校长第一次气喘吁吁地对他说，我老喜欢侬的，他还真的很受感动。后来，校长就上了他的床。做出各种急促的动作。他才有些害怕。但总怕伤了校长先生的面子，不敢推拒。以至于强暴发生，那家伙像头肥猪似的从他身上滚落，他把脸深深地埋在枕头里，无声地抽泣时，脑子里涌来的第一个对策，还是父亲（或祖父）谆谆教导的：小弟啊，你无奈做了我们这种人家的儿子，这一生恐怕都得忍辱负重。只有忍得住，日后方能有出头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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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小弟就很怕男的。很怕。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两位姐姐在身边，他就惊惶得不能入睡。即便睡着了也会突然抽搐着惊起。这些情况，父亲都是知道的。他知道只要有两位姐姐在，小弟就安心。也安全。老人家坚持认为，因为是他的儿子（或孙子），即便无奈去了上海，最终还是会有出息的。重病中的他，正等着她们给他带回儿子（或孙子）的好消息，来证实自己始终如一的信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她两向老人家如实禀报小弟的现状，那不等于在催索他的老命？
她们当然不能这样做。她们当然要报喜不报忧。她两甚至派一个回去，当面绘声绘色“言好事”。为什么不两个一起回来？就因为要留一个在上海照顾学戏学得老忙老开心的小弟。侬晓得(口伐)，教唱戏的那班老师，老看得起小弟的耶！他在他那些师兄弟师姐妹当中，老吃得开的耶！现在他一个月赚不少钞票。还可以供我和阿姐吃住呐！老人家果然很高兴，即刻间气色便有好转，忙说，那好。那好。你和你姐姐就留在上海，继续照顾你们的弟弟。我这里有章妈（她两临走前替老人雇的一个老妈子），你们尽可以放心。
话，说说是容易的。但在上海真要解决两个人的吃住问题，又谈何容易。事到如今，她们已没有退路。她们也不甘心“退”。她们尤其不能扔下小弟一个人在上海这样的“阴阳界”上。她们要留在他身边，即便他不允许她们靠近，她们也要远远地看着他。也许到哪一天，他就回心转意了也说不定。她们坚信，小弟是一定会回心转意的。
可……她们自己怎么个活下去？还是要回答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两个还不满二十岁的女孩。当然也好活，比如走进前面说过的那种“照相馆”。被领进“第二摄影室”。在目测面试合格后，通过一道很简单的“身体检查”，第一次只要交纳一点数额不大的保证金，那位年轻的女老板转过身去，打开她身后墙上一只扁长的木匣子。木匣子里一排排的小铁钉上，分别挂着许多把房门钥匙。如果她取下一把来交给你（某一个小客栈的某一个小包房）。就说明，她接受你这个在上海没有自己住处的女孩了。当然你还得在一份合约上签个名画个押按个手印，办个简单的认同手续。那天她两的确也走了进去。离开六渎镇时，她两身上还是带了一点钱的。还能供她两住最蹩脚的旅社、吃最简单的饭食，花个十几天。她两想找个公司或学校，做杂务（很奇怪，她两从没想到过去做厂。或帮佣。）她们隐隐约约地记得，报名进公司，是一定要交什么“两张一寸正面免冠相片”。但她们却被领进了“第二摄影室”。女老板是文雅的，但说出来的话却让她们心惊肉跳。几分钟后，她们便无法自控地大喊大叫起来，浑身打战，冲出了这“摄影室”。她们跑到马路上。她们怕后边有人追。后边的确有人追，而且还是那个女老板。她们慌不择路，被一辆黑壳子的福特汽车刮倒，把车主吓得脸色疾白，下车刚要去搀扶起她两时，她两却又跳起来，慌慌地跑去。她们以为这车主和那个女老板是一伙的，是等在照相馆门口，来截她两的。跑出一条马路裆去，她们再一次被一辆黄鱼车撞倒。并在黄鱼车车主惊吓的辱骂声中，再次翻身跳起，并第三次被一辆老式的脚踏车撞倒。这时她两离那家照相馆已经有两三条马路裆那么远了。女老板不见了。黑壳子车也不见了。她们才定下心来，相互搀扶着，一瘸一拐地走到一个过街楼底下，相互帮着整理了一下衣饰头发，这才发现放钱的手包不见了。这才想起刚才跟女老板谈话时，手包是放在那张漂亮的写字台上的。仓皇外逃时，没顾得上拿手包。丢了手包，今天晚上真的要睡马路了。两人正在反复迟疑踌躇要不要回那照相馆去讨回手包时，那辆黑壳子福特车疾速开过来，嘎地一声停在了过街楼门口。又宽又长的老福特挡住了那又窄又小的过街楼出口。她们只有往里跑。但里头偏偏是条没有出口的死弄堂。而且只有短短的十来米长。也许是什么无线电研究所，也许是什么南音社，也许还有一幢主人常年外出不归的旧别墅，阳台上的落地钢窗钢门都已生锈。总之，所有的大门都紧闭着。研究所里有狗的吹叫。南音社里有二胡在吱嘎。但不等她两拼命敲门叫救命，福特车的车主已疾步走近了她两。她们一回头，却惶恐地看到他手里拎着她们的那只手包。
车主就是谭雪俦。女老板追出来是要交还她两手包的。见她两跑远，四下里一蜇摸，只有请求谭雪俦驱车办这件“善事”。谭雪俦先是犹豫了一下，再笑道，你不怕我黑吃了侬这只包？女老板说，包里一塌刮子（一共）就这么百把十来元钱，我想侬这样的人大概还不至于下作到这个地步。其实，要只为了这百把元钱，我自己也不会穷凶极恶追出来，更不会开口求侬帮这个忙。倒是有一封信，我看还是有点要紧关系的。女老板为了说服眼前这位她并不认识的“中年车主”，拨拉拨拉小包里那些只属于女孩子们专用的东西，从中掏出那封信。信口是封着的。信封上写有收信人姓名：“大美晚报顾仕良先生”。这家《大美晚报》和这位顾仕良先生，当时在上海都相当有名。许家两姐妹动身来上海，父亲（或祖父）自然也是不放心，想到自己过去在上海新闻界还有一些朋友，便写了这封信让她两带着，一旦有什么万难之处，还可上门去寻求一点救助。但姐妹两偏偏没去。一方面是不想四处张扬自己亲弟弟的落魄，还想给自己老许家留一点面子；另一方面，她们觉得自己好像也还没落入那种万难无告之境，暂时还用不着拿它去做敲门砖，哀求他人。于是信就一直还在手包里收存着。她们当然想不到，今天会遭遇谭雪俦，也想不到这个《大美晚报》的顾仕良，居然也是谭雪俦众多熟人中的一位。更想不到的是，这几天谭雪俦正为了要不要找、怎么去找一对姐妹来作“妾”，大伤着脑筋。
那段日子，谭家门里几位老太太和老老太太天天找他谈。而且拉着经易门一起来谈。谈的自然是谭家男人“五十二岁劫难”这档事。谭雪俦是相信这种说法的。他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那些玄学一类的东西，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防患于未然，总要比亡羊补牢好。正因为如此，便越发让这几位身健齿灵头脑子依然相当活络的老女人谈得心烦意乱。“你们讲怎么办？一切养身的方法，我统统都用上了。一切在我这个年纪、在我这个身体状况下能吃的应吃的补药，我也统统正在吃。我已经把我每天处理账务的时间缩短到四个钟头了。我还能怎么办？我总不能把谭家所有的事体统统都推给易门一个人去做。各位前辈要有高招，请直截了当讲出来。指点迷津。”
几位老太太沉吟了一会儿，却说道：“侬不要急。我伲都是为了谭家……”
“是啊是啊。都是为了谭家。”谭雪俦长叹一声，无奈地摇了摇头。
“今朝跟侬谈这桩事体，我伲事先是跟秀官商量过的。秀官老懂事体的。她讲只要对谭家对侬雪俦有好处，她都不计较。”
老人们突然提到自己的正房筱秀官，使谭雪俦警觉起来。什么事，竟然跟秀官有瓜葛？过了一会儿，他全然明白了。原来，早在谭老老先生手上，曾找过当时一个最好的算命先生来攘解五十二岁这劫难。这个算命先生把当时能找到的谭家所有男人的生辰八字，统统找来算过；又到几处谭家的老宅看过风水，最后的结论是，谭家门内阳气太旺。冲煞天罡。求解打一卦，所得为一阳五阴之“复”卦。卦象同样在兆示，应以多多的“阴水”济抑过强的“阳金”。而且是应以五比一的比例进行“配伍”。《周易参同契》上对这一阳五阴的复卦，说得非常清楚：“朔旦为复，阳气始通，出入无疾。立表微刚。黄钟建子。兆乃滋彰。播施柔暖。黎蒸得常。”前程是非常美好的。黎蒸得常啊。是以，老老先生和老先生分别都娶了五房妻室。但他们为什么仍没有能避开了“五十二岁”这一劫难？老太太们进一步会诊的结果是，五阴还得加强。加强的趋向不是突破“复卦”所指示的“五阴”，而是在五阴内想点办法。研究下来，她们中的某一位突然想到应娶一对“姐妹花”。所谓“姐妹连心，二阴胜似三阴”啊。立即获得一致附议，并决定马上加以实施。
谭雪俦本人对女色原就不是那么感兴趣。在娶了秀官之后，勉强了又勉强，才再娶了那位二姨太。今天居然还要他连着娶两个，而且还得是一对姐妹。不仅叫他哭笑不得，而且也让他觉得荒谬之至。无聊之至。表面上他当然不能公然惹得这些“妈妈”和“阿婆”们不高兴。但背后跟经易门议论这件事，就少不了许多的怨恨。还是经易门劝他，小不忍则大乱。小不谋则大残。老人们毕竟还是为了谭家、为了侬着想。侬就让了这一步吧。“等娶进门来，就随便侬了嘛。侬要愿意理睬这两位新人，就去理睬理睬。不愿意，谁还能强迫侬进她们的房间？而且，娶一对姐妹花，恐怕也是一桩蛮有意思的事喔！我想，慢慢叫（过些时日）侬大概会感兴趣的。”说着，经易门还神秘兮兮地一笑。
“可哪里去找这么一对姐妹，愿意一道嫁到侬谭家门里来做小？！”谭雪俦还是皱起眉头，担忧。却没料想，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得来却真的全不费工夫。
跟许家两姐妹说合此事的重任，自然落在了经易门头上。“诡计多端”的他先让他夫人赵忆萱出面，把这两姐妹领到自己家安顿下。让平和朴实的忆萱来做“帮凶”，这一点恰恰是全盘成功的关键一招。忆萱是真正为她两的今后着急。而恰是她的这点真诚完全打消了这一对小姐妹所有的和应有的戒备。经易门自己还不时地带她们去“参观”谭家花园。接近谭雪俦本人和老太太们。在种种的演习中，让她们熟悉谭家，以谭家花园里的富足。舒适、亲近和磊磊大方，渐渐消减她们自尊心中对做小的“卑视和恐惧”。最后的谈话，当然是经易门亲自去做的。“谭先生喜欢你们，想留你们下来做谭家人。他怕这种提议会让你们觉得是一种伤害，所以让我先来探问一下。你们不必马上作答复。等你们觉得可以答复了，再答复。如果两位觉得这是一种伤害，谭先生让我在这里向两位预表谦意。他绝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一种喜欢。挚爱。两位要是真的不愿留在谭家，谭先生表示可以在你们所看中的任何一家谭家企业里为你们安排一个职位。当然，究竟是留在谭家当夫人，还是到谭家的某一个厂家店铺去做工人，这里，我想不用我讲，你们自己也能分辨得出是有天壤之别的。走出这一步，或者是天上，或者是地下……我等候两位的最后决定。”
两姐妹整整失眠了一个晚上，依然无所适从。如果不是在谭家经家住了这么一段日子，看到了这么一种为她们从未见过的富贵雍容，她们一定会断然拒绝。如果她们一进谭家门就看到了外界传说的“小老婆”受鄙视冷漠，那她0］也一定会断然拒绝。但这一切都没发生。“小老婆”渐渐变成了一个只在抽象的理性的层面上存在的贬义词。而具体地在冲击她们的，却只是一种她们从未经历过的生存享受（这和周存伯初进将之楚楼所得到的感觉几乎是一样的）。是久久为她们向往的那种从容。雍容。
“无忧无愁”“自在自得”……最后帮她们下决心的，还是赵忆萱。她走进两姐妹的房间，看着她们“一夜憔伸”的模样，怜爱地一手搂着一个，说：“别为难了。留下吧。不管出什么事，有我有经先生呐。”就是这一句话，定了她两的终生。
当然，她两还是“顽抗”了一下。因为她们怎么也不能接受这种场面，姐妹两同时“伺候”一个男人。于是提出，只嫁一个。留一个只做“伴娘”。这提议被很委婉、但却也是很坚决地否定了。并立即被告知，所有的老太太都发了话，要么全留，要么全不留。在享受了这一切后，到这时再谈全不留，她们本人似乎也产生了极大的动摇。也许正是看出了她们的这种“软弱”和“动摇”，经易门才假借“老太太们”的嘴，发出了“要么……要么……”式的最后通碟。两天后，看她们还在犹豫，经易门毫不客气地对她两说，二位不必为难了，谭先生已经让恒达纱厂的经理为你们腾两个挡车工的位置出来，包括在小姐妹宿舍里再腾两只床位。明朝一早搬过去也可以。空气似乎一下冻结了。姐姐同兰站起来想说，搬就搬！但妹妹同梅却忙上前拦住了姐姐，对经总管说，让我伲再想一想，明朝一早一定给侬最后的回音。
这一夜，最后的方案仍是赵忆萱帮着制定的：两姐妹一道嫁，但真正跟谭雪俦同床做夫妻的只是一个。并要谭先生严格保证另一个不受任何“玷污”“侵犯”。还有一点也必须谈妥，那就是在两三年内不向外宣布“姐妹同嫁”这件事。这样的消息传到六渎镇，也会要了父亲（或祖父）的老命。
“喂喂喂。侬这算啥名堂，出这种馊点子？！”经易门瞪大了眼睛问。
“你们也要替小姐妹两想想。她们也是好人家出身。也要面子。等乡下的老人走了，等她们自己心境平静下来，也过习惯了，到那时候再讲嘛。反正人总归在侬谭家门里！”忆萱解释道。
“好了好了。就这样吧。还是先摆平老太太那头顶重要。”谭雪俦倒一口答应了。他心里想的只是老太太和老老太太。
至于，到底谁真嫁、真跟谭先生同床做夫妻，由姐妹两自己去商定。她两商量的结果是，妹妹真嫁。
“还是侬去做真的……”妹妹红起脸推让了一下。心却在卜卜地乱跳。
“侬做真的。”姐姐苍白了脸，缓缓地说道。她说得坚决。
“阿姐……”妹妹感激地哭了。
“哭啥？这样的结局不是蛮好嘛。”姐姐强作微笑，伸出手去轻轻捋了一下妹妹的头。尔后，自己也转过身去哭了。
103
不久，在人们的印象里，她两的颧骨好像都比过去高出了一大块。从此以后，她两在家总是穿着同样的粉底团花大襟褂子。同样的宽脚管黑印度绸裤子。同样的绣花鞋。出门，总是穿同样的旗袍同样的尖头漆皮皮鞋，甚至用同样的手绢，戴同样花饰的手镯。（她们两还同样地喜欢戴脚镯子。而且只戴一只脚。都喜欢戴在左脚脚腕上。）坐同一部三轮车同一部黄包车；要是喊出租车，她们会钻进同一部出租车的同一排座位上。（她们从来不坐谭家的自备小汽车。这里的名堂，以后会给大家解释清楚的。）好像唯恐天下人不晓得她两个是姐妹似的，弄得谭家门里的人真有点哭笑不得。但除开这一点，她们可说是一对“模范姨太太”。比如，她们从来不以主子的身份，对佣人吆五喝六。（后来才得知，实际上她们对佣人的控制比谁都严。比如，她们特别忌讳身边的佣人讲“乡下人”怎么怎么样。她们觉得，这绝对是在影射她们两。故而但凡有人这样讲，只要传到她两耳朵里，这个人肯定要被她两敲掉饭碗头。）又比如，她们从来不挑剔吃喝。厨房间里做啥，她们吃啥。吃啥也不讲好坏。（后来才晓得，她们早就笼络好了大小厨房的红白案师傅。下米起油锅前，这些师傅就已经想到怎么接她两的口味去做这顿饭，用不着她们饭后再去横挑鼻子竖挑眼。）再比如，谭家人从来也没有听到她两计较月份钱多少。按常规，姨太太们在一道，嘀嘀咕咕的，总不外是牌桌上的输赢、男人的偏心。衣裳料子的好坏、小囡没有良心，等等等等。到最后不管是谁总归还要埋怨几句的，就是手头实在大紧——月份钱太少。她两不。非但不埋怨，花起钱来还特别上路。比如说，搓麻将推牌九掷骰子，输得起。输多少，从来当场兑清。输多少也不跟别人红面孔。这一点最让大家看重。觉得她两身上真有那么一点弱女子丝毫不让须眉的豪气。（当然别人不晓得，她俩进谭家门的第二年，就用积下来的私房钱，打发身边的梳头娘姨出去，偷偷地在老北门旧仓街上开了一家单开间门面的南货店。店虽然不大，但每月多多少少总有些进账。比起那些只晓得靠那一点死板板的月份子钱过日子的姨太大姑奶奶们，她们两的手头自然要宽裕得多、心里也要笃泰得多了。）但这两位最让谭家门里的人看重的，还是这么些年来，从她们两个身上从来没有传出过一丁点或大或小的绯闻。不捧男戏子。不勾男刀笔。不赴军政警商各界的家宴（即便由谭先生陪着，也不去），当然更不会偷偷地约一些小报的男记者去百乐门舞厅或维多利亚咖啡馆见面、拍照、吃宵夜；或者一面在桌子底下心慌耳热地偷偷做点脚踏脚、腿碰腿的小把戏，一面客客气气地互留电话号码、家庭地址。更难得的是，在谭先生面前也不会跟其他几位太太和姨太太争风吃醋。她们总是谦让，能让一步时，决不只让半步。大家都这么说，有了她们两，谭家门里真是少生了多少气，少搞了多少名堂精啊。好。实在是太好了。年纪轻轻，就能有这样一份修养这样一种道行，实在是太难得了。
要知道，要让一个女人真正在谭雪俦身边安心下来做人，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前面已讲过，谭雪俦这人本来就不重女色，在得知谭家的男人可能活不过五十二岁以后，他就再没有跟自己的太太和姨太太同过房了。他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不想再为谭家制造一批活不过五十二岁的“小男人”。同时，有一批做中医的道士、或做道士的中医劝说他，现在对于他，重要的是清心节欲，藉此养元健体，来让自己闯过五十二岁这一道关去。他这么做，对于大太太筱尚香和二太太“老枪”，倒还不算是一件太难接受的事。一方面，她两的年纪、身份、地位、阅历决定了她两对这个家和谭先生要生就一种非同一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促进下，不管让她两去承受什么，只要是能让这个家、让谭先生好，她两都会自觉接受。更何况同房不同房这种事，对于中国女人，历来都是既不能公开讲出口，也是不能和不必计较的“丑事”“下作的事”。（二太太比谭先生大三四岁。所以大家在背后都叫她“老枪”。至于谭先生为什么在娶了一个比自己小十来岁的大太太之后，又要去娶一个比自己大好几岁的人做二房，这里的奥妙，恐怕只有去请教谭先生自己了。）另一方面很重要，这两位跟谭先生都生过孩子，不管再发生什么（只要不失去在谭家的身份和地位）孩子总能给她们最后的寄托。慰藉和遐想。但这件事对于许家两姐妹来说，可就太难了。她俩正值青春年少。谭家一些知情的老差使娘姨甚至私下里嘀咕，可怜啊，这对姐妹可能到现在还没有破过“瓜”，还没有真正尝到过男人的味道哩。这种闲话的可信程度到底怎么样，没法核实。（这一点，起码对同兰是确实的。因为她当初选择的就是“不同房的假夫妻”。）但不管可信与否，许家两姐妹至今没生过孩子，这一点是确实的，有目共睹的。
真正是太为难她两了。凭什么要她们承受这种为难？！
于是都来赞誉。
但没有一个人猜得到，就在这蜂拥雀起的赞誉声中，两姐妹却一直在极其沉稳地做着一件事：那就是等待。等待机会。她们早就从她们的知心好朋友赵忆萱嘴里得知，谭家的男人都活不过五十二岁。
104
那天黄克莹猜到约她到梅家大宅来见面的只是许同兰自己。虽然，头一天在电话里，同兰讲的是她们姐妹两要见她，但她还是预感到了。
有这种预感，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她搬新居后，前去探望最频繁的便是这位三姨太许同兰。她跟她妹妹不一样。那位四姨太一来，整个房间里只听见她一个人的声音。“谭宗三……谭雪俦……谭雪俦……谭宗三……”许同兰却从来不提谭宗三谭雪椿。就是要提，也看得出是不得不提的。她对谭氏集团新权力中心豫丰别墅里正在发生些什么、将要发生些什么、已经发生了什么的兴趣，远没有她妹妹来得大。或者说，一到黄克莹面前，她的确不想再涉及那一票杂事。她让黄克莹感到（也许不是故意的），她来，真正只是为了看望她；甚至是想来取悦于她（刚发现这一点时，黄克莹还好大地不自在。后来又发觉，她的确是真心想取悦她，看到她很开心时，她也非常开心，她才慢慢习惯了这一点。既觉得有趣，又隐隐地觉出一番别样的温馨。）黄克莹实质上跟许同梅是同一类女人，属于倾诉型的。她们总想说，定期的或不定期的，总需要一个贴心的倾诉对象，男的或女的都行。许同兰却属于倾听一类的。她要听别人娓娓地向她倾诉。比如她就特别喜欢听黄克莹说。不管克莹怎么说，说些什么，许同兰从来都不打断她。总是听得那么投入那么合拍。不甘寂寞的黄克莹从来还没有得到过这么好的一个倾诉对象。（谭宗三也能算一个。但那属于另一类。）她常常在心里挺感激这位好心的三姨太。
许同兰当天穿了一双很好看的绣花布鞋，不是常见的那种西绫绸面子，而是粗布的，蓝粗布的。好出奇的配置。沿鞋帮绣了一圈浅粉色的桐花。那是初春时分，在江南无数种阔叶树中，它属开花最早的一种。黄克莹对许同兰说过，她喜欢这种肥厚硕大而又饱满雅致的花。真的很喜欢。在那些个很普通很普通的墙篱笆里，在那些很低矮很低矮的屋檐前面，它高高地用它光滑的近似浅灰的枝干挑起一片骚动。张扬一点欲求。沉积几许喟叹般的随和。在所有那些凋零萎落了的树叶都还未曾再度萌动时，它便长出了浅紫的花苞。硕大的笔头形。慢慢张开。不等你在寒颤中有所觉察，猛一抬头，它已一一地敞开在那样一片灰色黯淡的天空之下。绝对地尽兴尽致。她常常走出好远，还要回过头来看它们几眼。还有一种喜欢，她没能告诉她。不是不肯说。而是不好意思说。一种说不清的窘迫生涩，让她把每每已到了嘴边的话，又瑟瑟地咽了下去——她喜欢抚摸它那花瓣的肥厚滑润。在盛桥，春日的傍晚，她总是跟它们一起度过。只有她常常把自己关在屋里。身边堆着许多这样的花瓣。硕大的。肥厚的。滑润的。她把它们洗得很干净很干净，尔后久久地久久地摸搓、揉捏，两只手一起用力。有时摸得她自己都浑身冒汗；尔后，迫不及待地把它们一起搂到怀里，紧紧的……紧紧的……捏着……抱着……很累。很累。但却又很舒服很舒服。深深地闻吸……闻吸……
每到桐花开，忍不住她便要走拢来。
有心的许同兰却特特地为她把它们绣在了鞋帮上。
给我的吗？她的心一热。
“坐……”
“你也坐嘛。”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二位突然显得生分起来，拘谨起来。
“银行界的几位太大约同梅出去吃早茶，大概是有啥事体要谈。她……过一息才能来……”明知自己在说谎，便只好低下头，端起面前那一小碗泡着青橄榄的香片茶，以掩饰实在是难以掩饰的赧颜。黄克莹默默地笑了笑。也端起自己面前那一小碗泡着青橄榄的香片茶。
她喜欢看许同兰不惯撒谎时的情不自禁地流露出那副慌张样。
她呢，喜欢黄克莹此时此刻的平静宽容，喜欢她唇边那络淡淡的微笑。这是一种男人气十足的微笑，却浮现在她那女人味十足的唇角上。
依旧是静默。
今天是怎么了？
“我叫侬看一样西洋景。”
许同兰好像是要摆脱此刻在两个人中间莫名其妙出现的这种窘迫，便拉着黄克莹匆匆往后花园走去。
梅家大宅原来是前清末年上海西区一个姓楼的粪霸送给他六姨太的三十大寿礼物。辛亥首义后，产权转移到上海都督陈其美一位爱将手里。这位将军当然不会携家带眷住到梅家弄这样的下只角里来。（他在法租界英租界明里暗里拥有好几幢花园洋房。）就把这座中式大宅院赐给了他孩提时的一个蒙师。这位清贫一生兼营石灰砖坯小生意的私塾先生得着革命的这点好处，激动得一刻不停地抖了好多天。连服犀角地黄汤礞石祛痰丸贝母瓜萎散镇肝熄风丹阿胶金锁固精膏，请宋公看魂，仙妈送祟，都没能止得住，以后就一直留下了这个抖抖病。所以有人说，革命的种种好处，有的是可以随便得的，有的是不能随便得的。这位塾师的儿子在顺达电机厂当技师，等老头子一咽气，做完头七，就辞掉了厂里的生活，卖掉大宅，另外去顶了一幢新式弄堂房子，搬过去，隐姓埋名，专做中长期股票。
没有人知道大宅的新主人到底姓甚名谁。据说在签买房契时，新主人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必须为其严格保守秘密。很多年过去了，只见大宅的黑木门静关着。墙篱笆里头的大树黄了又绿，绿了又黄。突然有一天，许家姐妹（这时她两刚嫁进谭家门）接到一封双挂号信函。信封里放着的就是这幢大宅的房契。另外还附了一张黄裱纸纸条。纸条上写了一行相当有骨力的毛笔字：“请收下这点本来就应该归你们所有的东西。好好活下去。”
奇怪。太奇怪了。真是太奇怪了。
……
……
她两偷偷地四出到有关部局核验，证实房契是真的，有效的。惊喜之余，却又惶惶不安。她两一遍又一遍地捉摸着那张黄裱纸上的那行毛笔字。猜不透这后头到底又隐藏着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许家姐妹当然不敢就此堂而皇之地以房主自居，更不敢公然出面去对它行使房主种种应有之权利。她两把着这张房契，秘而不宣地过了一些年，只是过一段时间，去梅家弄绕着大宅转一圈。总不相信自己这么个弱女子竟然会成了这么一幢大房子的主人，眼圈红红地感慨唏嘘之余，再驱车去玉佛寺，烧一炷高香，求佛保佑那个寄房契的好心人。许同梅说，他要还不到五十岁，我就嫁给他，哪怕做他垫房小老婆，也心甘情愿。许同兰说，不要瞎三话四，侬已经是谭家的人了。许同梅眼圈一红说，那我就去求谭先生休了我，让我去报答这种好良心的男人。许同兰说，侬又哪能晓得他一定是个男人呢？许同梅吃惊地露出满嘴细巧的白牙反问道，不是男人，他做啥要对我伲姐妹两嘎（这么）好？
许同兰不再吱声。雨潇潇地滴打在西窗上，滴打在碌砖地坪上，总有几分疏远，总有几分无奈。是的。她在菩萨面前低下头，心里却只相信这个好心人是个女人，也只希望“他”是个女人。
许同兰拉着黄克莹转过回廊，没有进后院，却一扭头出了垂花门（有的地方也叫它“屏门”），向东小院走去。说是东小院，其实只有两小间平房。一小块地坪。两棵并不粗的黄楝树，高高地伸出墙头。一地玉春棒，碧绿生青。斑驳的石墙上攀满一种叫作蜀锦藤的枝条，此时因为秋风扫过，也都“只看黄叶满橱书”了。
许同兰把黄克莹安顿在西首一间房间里，替她放下窗帘，关照了一声：“等一息，不管看到啥，侬都不要响。”就匆匆走了。
过了几分钟，黄克莹正处在种种猜测和疑惑中，把心头的那点不安凝聚成一种极度的不耐烦时，那边垂花门门洞处终于传来了脚步声说话声。一男一女。女的自然还是许同兰，那男的竟然是经易门。
怎么会是他？黄克莹不觉愕然。
他两进了隔壁那间房间。
两个房间之间本来就有一道门相通。这道门的上半部镶有一小块玻璃窗格。窗格上虽然拉了一块白布帘子，但黄克莹还是可以很方便地从帘缝中看清楚隔壁的动静，同时也可以一点不费劲地听到发自隔壁的声音。
但好长一段时间，隔壁都没有动静。也没再来别人。黄克莹觉得无聊了，假如只是许同兰跟经易门这两个在大小事情上都一本正经的人，有啥“西洋景”好看？
忽然间，她的心怦怦乱跳起来：该不会是这位刚死了夫人的经先生想在同兰身上动啥歪脑筋，占啥便宜？
不。不会。黄克莹忙否定了自己这种“无耻”的猜测。过去，黄克莹特别讨厌、也特别惧怕这个长得又难看、偏偏还什么都要管、什么都在管、也的确把谭家的什么都管住了的“大管家”。她恨他。她总觉得，不是他在暗中搅弄阻拦，谭宗三绝不至于只敢亲她的鞋子，连她的房门都不敢跨进一步。但这一段日子多次的接触，使她看到了他身上那种在别的男人身上所少有的认真，少有的勤谨，少有的言必信，行必果，少有的忠诚（即便遭到谭宗三那样不公正的对待，夫人又因此而自尽以后，他还那么样子处心积虑地在为谭家着想），以及少有的刻苦，少有的勇往直前一意孤行……所有这一切，在黄克莹眼里便构成了一种特别的“威严”。特别的吸附力。
黄克莹向来认为，上帝造出男人，就是为了要他们到这世界上来做事的。他们必须具备那种让女人感到威严的品性（当然又得知道怎么去心疼女人）。男人之所以是男人，决不是因为他们能够站着撒尿。对于所有那些既站着、却又不肯吃苦做事、还白担着一份“大老爷们”荣耀的人，她一直想对他们大叫一声，嗨，老老实实给我蹲下吧。或者说，让开，看我怎么站着！
这个经易门最近频频约她见面。这种见面，很少超过二十分钟。找个很偏僻的咖啡馆，茶馆店，酒楼。一个不那么干净却很背静的包厢，雅座，里间。在他夫人出事以前，跟她见面连寒暄都没有，开门见山就谈正题。夫人出事以后，他显得有些气闷，阴郁；谈完后，他总要再默坐一会儿，寒暄一句或两句。但也只此而已。尔后马上掏出支票簿付酬金；最多再客气一句：“还想吃点啥(口伐)？”就走人。只有一次，也是在夫人出事以后，谈完了，也付过酬金了，支票簿已经收回到皮包里去了，他却久久不离座，也久久不说那句客气话，只是在手里抚弄着那支签发支票的派克金笔，不做声。对这种场面老有经验的黄克莹以为这位仁兄是想请她下一次馆子，解解心头问，一时又不好意思开口，便微笑着主动提了个醒：“怎么了，还有别的安排？”没料想，这一提醒，他反而有点紧张，忙收起金笔，慌慌地反问黄克莹：“耽搁侬辰光了？对不起对不起。请侬先走一步。我想再吃杯茶，坐一息息……”
她只得先走了。老实说，那天她走得还真有点失望。
这样一个平时为人做事已经认真到刻板的人，对黄克莹这样一个谭家门外的女人，都不敢动一根小指头，很难想象还会对谭家门里的姨太太有啥非分之想非分之举？
不可能。
果不其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隔壁一点声音都没有。那样一种死寂，让黄克莹透不过气。她提起脚跟，悄悄凑到帘缝跟前看了看，只见他们两人隔着一张八仙桌，相对闷坐着。许同兰脸上淡淡地游动着一丝莫测高深的微笑，有恃无恐地看着经易门。那位经先生呢，就像是一个偷吃了冷饭团的小孩，低头坐在自家“老娘”面前。
黄克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那位她熟悉的经先生？那件深藏青颜色的冲泰西缎夹袍子哪里去了，为什么要换上这样一件半新不旧、皱皱巴巴的葛布长衫？那双喜喜底的小方头蓝云黑牛皮皮鞋哪里去了，为什么要换上这样一双半新不旧、手纳千层底黑布圆口布鞋？穿在长衫里头的那条烟色派立斯西服裤哪里去了，为什么要换上这样一条中式粗洋纱黑布裤？他那个出门从来不离手的公文皮包哪儿去了，还有那支经常用来给她开支票的派克金笔呢，为什么要换了这样一支国产黑粗杆的关勒铭钢笔，还要像一个小学教员似的把它插在长衫衣襟上？只有一件还是老样，那就是那块白手绢。第一次看见这么个既刻板又生硬的黑瘦男人，手里老攥着这么一小块白手绢，她暗自窃笑过，但也为他居然能有这样的癖好，而感到意外。他常常下意识地整理这方白手绢。总让它保持应有的平整。整理手绢时，他总是那样的专心，脸部的表情显得特别温和，手里的动作，以至周身的每一个关节都会显出一种少有的谐调柔媚。
黄克莹的意外，当然只能说明她对经易门还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经易门在谭家人面前从来都不穿绸缎绫罗呢绒。他一家人在这一方面都非常讲究。也就是说，他在必须十分尊敬的人面前和可以向对方表示一种傲视或平视的人面前，穿着是绝然不一样的。经易门从小就受这样的训育，不能随意对待这样的细节，必须要有区别。他被告知，在一个好管家眼里，没有一件事是小事。即便是真正的小事，你也得把它当作大事来做。
但这时，他却紧紧地把那块白手帕捏在手心里，脸色灰白青黄，整个拱起的背部都在发出一种无法自禁的颤栗。两眼微闭。鼻尖上冒着点点滴滴虚汗。
天哪，那个“威严”、“自信”、“刻板”的经易门到哪里去了？！！
“听说侬今朝约了黄克莹。为啥又来寻我？”许同兰开口了。
“……”经易门只是慢慢地摇了摇头，好像有许多的难言之隐，没有作声。
“听说在今朝寻到我这里之前，侬已经寻过谭家门里不少人了？”
“……”经易门不置可否。
“侬已经不是谭家管事房的主事人了。侬这样瞎起劲，做啥？”
经易门犹豫了一下，突然抬起头问道：“三姨太怎么会晓得我经某人这么多事体？”
“这，侬就不要管了。”许同兰洒然一笑。
“是黄克莹讲把侬听的？”他突然问。
“我告诉侬，不要追问！”
“三姨太，谭家现在已经到了半步都不能再走错的要紧关头……”
“这跟侬有啥关系？”
“我经家三代人是吃谭家的饭长大的……”
“但侬这样管，叫我伲不开心！”
“要管好一个家，当然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开心……”
“侬倒还蛮有理由？！侬现在已经不是谭家的管家了。侬现在连豫丰别墅的门都进不去！”
“豫丰？嘿嘿……”他突然冷笑了两声。
“‘豫丰’又哪能（怎么样）了？”许同兰问。
“‘豫丰’蛮好……‘豫丰’蛮好嘛。”滑头的经易门也觉出自己不该说漏了嘴，忙又设法圆回来。
“喂喂喂，‘豫丰’到底哪能了？讲话怎么只讲半句的啦？！”
“三姨太，请侬相信我经某人。经某人从来不做不应该由他来做的事体。他今朝居然狗胆包天，寻到侬三姨太头上来谈一点事，要惹侬一点不开心。就肯定不是他自己的意思……”
“啥人的意思？谭宗三的？谭雪俦的？”许同兰穷追不放。忽然间，她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一下站起来叫了一声，“喔，我晓得了，是老太太老老太太们在背后寻过侬了。是她们叫侬又来管这个家了，是(口伐)？侬讲呀？”
经易门却迸住劲，再不肯作半点正面的回答。
“肯定是这帮老太太……没有别人……”
“请侬不要瞎猜。没有人讲过是老太太们叫我来寻侬的。”
“好了好了。不要把我当三岁小囡了！不是老太太、不是谭雪俦，谅侬经易门自己也没有这副胆量！”
“这几天我想帮三姨太把你们在老北门大南门小东门做的每一笔生意仔细整理一遍。”
“要侬整理啥？我做的生意跟侬有啥关系？跟谭家有啥关系？”
“三姨太，侬这个话讲得就有点过头了。怎么好讲跟谭家没有关系？连侬人都是谭家的……”
“放屁！我人是谭家的？侬去问问谭雪俦，我是不是他的？！”
“这能怪谭先生吗？这桩事体别人不晓得，我还不晓得？当初是侬自己提出不跟他同房的，现在再来怪别人，这个样子，不大好吧？再说，后来侬跟谭先生是不是真的一次都没同过房，这个话恐怕也不大好讲……”
“侬看见我跟姓谭的同房了？侬看见了？看见了？”许同兰大红起脸步步进逼过去。
“三姨太，谭先生和老太太们让我转告侬一句话，他们完全能够体谅侬和四姨太的一番苦心。你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的那个宝贝阿弟……”
“我阿弟又怎么了？他活得老好的。要我为他啥？”许同兰急吼吼地打断经易门的话，又同样急吼吼地掩饰。
“这几天，我派人去调查过侬这位宝贝阿弟的情况。他欠的那一屁股赌债和大烟债，恐怕不是侬和四姨太这几爿小店小厂能够负担得起的。谭先生和老太太们都不希望你们两位卷进这桩事体，又陷得太深。特别在谭家目前这个情况下，更不能授人以柄。无论如何先要顾牢谭家，其他事体将来都有办法解决。假使你们两位在这个关键时刻不懂事，犟头倔脑死不回头，老太太讲，侬这位阿弟就不要想再出巡捕房门了！”
“我阿弟怎么了？你们把我阿弟怎么了？”许同兰紧接住八仙桌的台面，叫道。
“侬阿弟怎么了，侬还不清楚？！”经易门突然变得非常强硬。这真叫在现场的许同兰、叫隔壁的黄克莹都大吃了一惊。许同兰知道黄克莹最近跟经易门多有来往，但她不愿黄克莹跟他多有来往，今天才特地安排了让黄克莹来看看经易门在她们谭家人面前会是一副什么样的“吃相”（模样），来打消黄克莹可能对这位经易门产生的好感。她的确怕黄克莹对经易门产生好感。她知道，几乎所有的女人都会对这种握有实权（或曾经握过实权）、又特别会做事、又的确做成功一两件所谓“大事”的男人产生一种特别的依赖感。她得知，经易门最近常找黄克莹。她很紧张。她不能让这一对鳏夫寡女再往近密处走。不能。不能。她受不了。如果说早一些日子，她看到听到他两常往一起去，还能让自己保持淡然的随和，这一段，她已经做不到这一点了。只要一听别人在议论黄克莹和经易门，她就得赶快走开。否则，她就会喊叫起来。她会手足无措。她就要淌虚汗。她就要恨自己，恨周围所有的人。这些人从来也没有来帮过她一把。她一直在躲开他们。她必须还得对他们微笑。她没法让自己像其他那些心里不痛快的姨太太那样，把自己的不痛快统统放在脸上，去跟谭家人闹腾。她也没法让自己像许同梅那样一心沉浸在生意经里去寻找另外一种快感，以此替代了身心的痛苦。她做不到。她唯有对他们微笑。她知道所有的人都喜欢女人恬静。希望她们都能像一块傍晚时分晾在闷热的无风的阳台上的旧床单。但是，任何时候都保持恬静，容易吗？对任何人都做出得体的微笑，容易吗？而偏偏出乎她意料的是，今天经易门突然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强硬”。
这时，屏息静气、完全被隔壁这场想象不到的争吵深深吸引住的黄克莹不留心碰响了一个什么东西。声音传到经易门耳朵里。多疑的他警觉地一怔，马上不说话了，疑惑地看看许同兰，又疑惑地看看传来杂声的那个隔壁房间，再冲到那扇隔扇门前，透过门上那一小方玻璃窗朝那边张了张，不知他看到了什么。也许什么也没看到。（黄克莹已躲闪开去。）但他还是站在那里犹豫了好大一会儿，然后拿起摆放在桌上的那块白手帕，居然一声不响地就这么别转身子，走了。
“这家伙今天有点不大对头。他想做啥？”黄克莹问。
“我也不晓得……”许同兰疲惫地说道。
“我去寻寻他。”黄克莹说着也要走。
“侬去寻他做啥？”许同兰一听黄克莹也想走，马上显得非常失望，一时间心里堵得都不知该再说些什么了，怔怔地看着黄克莹，好像受了许多的委屈，又有许多的迷惑似的。此刻她不仅显得疲惫，而且刚才在经易门面前曾有过的矜持自得、从容深沉，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秀气的鹅蛋脸失去了往日的圆朗，刚才就应有的内疚，此时却伴随病态的苍白，一下流露得那么强烈。一分钟前的这位三姨太，在一分钟后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
黄克莹呆住了。有时她真弄不懂这些有福气常年住在深宅大院里的人，为什么总要莫名其妙地做出一些一般人都不会做的傻事。
“不要走……不要去找姓经的。不要去。”
许同兰微红起脸，稍有些发胖的身子疲软地依靠在门边的高脚花几旁，索索地颤栗着。
“我看他有点怀疑我……”
“侬还怕他怀疑？”
“不是怕不怕。总归应该问问清楚……”
最近一段，黄克莹也明显感到经易门身上发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变化。这种变化，绝对不是用“他又起劲了”这种话讲得清楚的。前天的一次见面，他相当明确地告诉黄克莹，今后不要再跟谭宗三来往了。当时真叫黄克莹一个愕愣。愕愣之后，她一个本能的反应便是强硬地回了他一句：“侬哪能（怎么）样样都要管的啦？”经易门默默笑了一笑后，同样很不客气地回了一句：“请侬不要忘记，我可是付过钞票的。”这句话相当不给面子。黄克莹真有点受不了，马上站起来应道：“请侬也不要忘性太大。侬给的那些钞票，是叫我去接近谭宗三。”“听此言来，黄小姐的意思，好像是我应该另付一笔钞票才能请侬疏远谭宗三？这个，好办好办。”说着，他欠欠身，就要往外掏支票簿。黄克莹却冷笑了一下说道：“对不起，本小姐不是侬经家的一只算盘珠。侬想哪能（怎么）拨就哪能（怎么）拨。侬姓经的钞票再多，我现在不想奉陪了。可以(口伐)？”黄克莹一怒之下，匆匆拿起自己的手包和夹呢大衣，就离开了那个咖啡店。出了门，她又后悔。回上海这么长一段时间，自己应该弄得灵清，这些人在她面前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又地下；一会儿唱红脸，一会儿又唱白脸，其本意全不在于她。而在谭宗三。一定是这一向以来，谭宗三跟谭家门里某些“实力”派大人物之间，发生了什么很不愉快的事。这些“大人物”决定“收拾”谭宗三，暗中跟经易门做了什么交代。安排。心眼里没有那么多疙疙瘩瘩东西的谭宗三，也许还不一定清楚局面已经恶化。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为什么不趁机探问探问，摸摸底，也好及早提醒谭宗三。而这一段，谭宗三对她也是越来越冷淡，搞得她也是莫名其妙。无所适从。真不知怎么办才好。这种近似撕心裂肺的忐忑、惶然、不着边际、没着没落，在她从来的一生中，真的还很少出现。所以，当昨天经易门意外地又来约她时，她答应得非常痛快。却又没想到让三姨太搅了这一把，安排了这样一个真戏假唱的场面，不仅没有真正见上他，得到任何一点有用的情况，还让他带着不该有的怀疑，匆匆离去。假如不赶紧去找到他，做一点必要的解释和弥补，以后恐怕就很难再接近他。于是她决意要去找经易门。这样做，可能会让眼前这位三姨太感到非常伤心，那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但出门时，她还是拉着许同兰冰凉的手，特特地安慰了一句：侬就在这里安安心心等着我。时间不管再晚，我一定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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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傍晚时分，身心都十分疲惫的黄克莹真的又回来了。只是她没能找见经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