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
黄克莹嫁的第一个男人，是郑洞国部队里的上尉军需。那时候，她在泥城桥再往北的一家豆制品作坊里做生活。上尉军需经常亲自开一辆小军用卡到弄堂里来车热气腾腾的豆腐干百页结。有时候豆腐干还没有做好，他就搬一张板凳坐在作坊大门口，不吃香烟不吃茶，只是捧一碗滚烫的豆腐花，一小口一小口稀哩哩稀哩哩地啜，啜得极其耐心，并极其耐心地看着；看她在一只只大缸旁边弯腰曲背地忙。作坊水门汀地上都是水。她们赤脚穿木拖板。他说他喜欢听这种由她们肥厚的脚板底下发出来的啪哒啪哒声。特别喜欢看她穿木拖板啪啪啪啦走路的样子。他说她走得特别好看，轻巧快当，腰一扭一扭的，总让他想起老家小镇上照相馆里那位永远也接近不了的老板娘。有一次他带给她一双从老家寄来的绣花鞋垫。叫她笑弯了腰。他面孔红红。后来他带给她半磅绒线。说是专门到法大马路兴圣街上那家最有名的“金源茂京广杂货店”里买来的。她又笑煞，说，侬要么不要送，要送，索性送个够。半磅绒线够我做啥用的？后来他带她到宋和记去吃牛肉面。也是开了军车去的。脸红许久，才在台子底下悄悄把手放到了她腿面上，突然间用力捏她一大把。捏牢还不松手。她还不敢叫出声音来，只是懂懂地倒吸一大口冷气，尔后把牙齿咬得铁紧。到晚上褪下裤子一看，一大块乌青块像一块黑色的胎记一朵紫花。后来这样的乌青块就越来越多。但她还是跟他一道出去。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还要跟他出去。有军车坐，并不能算一个硬档理由。因为开车来拉豆腐干的上尉军需腌腊店小开大饭店的采买，络绎不绝。也许是因为只有他敢如此放肆。那一向她真的很希望有人对她这样放肆一下。她实在烦透了在无穷无尽的水缸旁边没完没了地弯腰曲背。既然腿已经被他捏过，总不好意思再跟别人一道出去吃牛肉面。反正牛肉面的味道总归是一样的。再说每每捏过以后，他总还会轻轻地替她揉上一会儿。无论是捏，还是揉，都能带给她在那无穷无尽的水缸边所绝对得不到的激动和心慌。要知道当时的她毕竟只有十六七岁。有一天的下半天，天上正落着点小雪。远房姑妈还在睡中觉。夜里麻将搓得太晚了。那只肥白的老猫盘起了身体，也在鸟笼下头打瞌(目充)。她没睡，正独自在阁楼上津津有味地复习昨天晚上陪姑妈搓的几圈麻将中悟到的一点门道。他来了。没有开军车。也没有穿军服。穿了件老怪的中式棉袄。一双小方头皮鞋。等她听到脚步声，他人已经到了阁楼扶梯下了。过去，她从来不让他上她的阁楼。她借住在姑妈这儿。姑妈拢共就这么一间带阁楼的前楼房间。阁楼上随便有点什么样的动静，姑妈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让他上阁楼，布帘一拉，他肯定不老实。不让他拉布帘，又肯定办不到。至今还是独身的姑妈心气老高，从来不跟男人七搭八搭。她不想让姑妈觉得她不正经。她还想在这儿住下去。可那天还没有等她趿上鞋皮，他已经爬上阁楼来了。她有点紧张。他也有点紧张。后来他就掏出一只小巧的粉红色的绒布袋放在她面前。她的心顿时怦怦地乱跳起来。她认得这样的小布包。她在曹家渡那种兼卖金首饰的小店里看到过。他们都是用它存放金戒指的。她不知道他今天要给她一枚金戒指。她早就想要一枚金戒指。但她没有向他提出过。只是有一次路过一家小店，她指着橱窗里的陈列品，对他讲过，有一枚盘丝金的戒指，“样子老崭（好）的”。他指着那个小布包，慌慌地说，盘丝金的。她慌慌地说，是(口伐)？他慌慌地说，侬戴戴试试看。她慌慌地说，不用试。我晓得老崭的。后来就不说话。后来他就去拉布帘。吊布帘的那些个钢圈圈在那根细长的铁棍子上快速滑动。她觉得它们当时发出的沙啦沙啦声，足以吵醒前后左右全部邻居，更不用说平常相当警醒而又长期被失眠症困扰的姑妈了。但一直到布帘全部拉上，姑妈却还是闷头钻在被窝洞里不作任何反应。
“嫁给我。”他说。同时一把抓住她的手。
她的心猛地在胸口里膨胀起来。
“嫁给我。”他又咕哝着向前挪动半步，同时小心翼翼地从小布包里捡出那枚金戒指。她挣了一下，也退了一下。最后，金戒指明晃晃黄灿灿地放在了她手心里。她已经无处可退。半个身子骤然倒在了那张小小的单人床上。然后他站了起来，启动那双硕大无比的手，开始解他那根既宽又长的军用皮带。她确实是痉挛了一阵。她没想到过要嫁给他的。没有。虽然她还是有点看上他本有的强壮和厚实。还有那种总让她心惊肉跳而又能引出她无名兴奋的粗野。但毕竟他是个北方侉子。她怎么可能想到要去跟一个北方佬过一辈子呢？他把裤子脱了之后，就坐在了她身旁，只是低声地对她说：“你也脱了吧。”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哦，没人教过她此时此刻应该怎么回答。可以怎么回答。
“要我帮你脱吗？”
“不！”
她记得她当时是惊叫过那么一声的。她记得自己的脸色是苍白的。后来他强行脱去了她的外衣，把她抱下床，抱进放马桶的那个角落里。那里同样挂着一块布帷帘，围出了一小块只供她和姑妈解手净身的地方。
“剩下的，你自己在这儿脱。我不看。”
说完，他光着下身，很雄武地走开了。一开始，她双手抱住自己半裸的上身，并没有脱，只是怕冷似的很颤了那么一阵子。她觉得姑妈无论怎样也应该听到了一板之隔的上方所发出的这些骚动。姑妈会来喝斥这位“丘八爷”的。姑妈是南市青龙慈善会的人。青龙会属苏北帮。三山六水一支香。手掐八卦好心肠。刨花水梳头滑脱丝光。咸鱼炖炖豆腐汤。她走路低着头。说话让着人。到摊头上买十块油氽臭豆腐干，也从来不肯多舀人家一小勺子辣伙浆。她平常最看不惯那种黑吃黑的事。总是关照克莹，你到上海辰光不长，自家心里一定要拿得牢主张。俗话讲得好，鬼再厉害，也怕人一口正气。可是今天她为什么不起来喝斥？他上楼时，走得楼梯板咚咚响。我现在在马桶间里怕得索索抖。所有这一切，她明明都听见了，为什么还要把头闷在被窝洞里，一声不响？就算侬一个单身女人，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见识过这种只发生在男女之间的尴尬事，不好意思当面开销他，侬也可以在下面房间里咳嗽，拍台子，掼东西，吓吓他嘛。为啥还那么沉得住气，为啥还按兵不动、见死不救？！忽然间，聪明的她想到，姑妈是故意的，故意放他一码来欺侮我。她不希望我住她的阁楼。她希望有人早早地带了我走。说不定……说不定今朝这件事，还是他们两个事先在哪个茶馆店小酒馆里商量安排好的。那只金戒指还是她陪他去买的。
哦……她忽然觉得，如果连自己的姑妈都嫌弃自己，为什么不可以跟他走？好赖他肩膀上还扛着一条杠杠两颗星。每个月总有几十块光洋进账。
于是，脱。
第二天，他又开了辆军车来。今朝是来接她走的。不过今朝他没有上楼，笃笃定定坐在驾驶室里等着。她在阁楼上收拾行李。姑妈在扶梯口转来转去转了好大一会儿，转到最后，觉得还是应该去教训教训她，便慢慢吞吞爬到阁楼上，低声斥责道：“那个当兵的赤佬只拿出一只不到三钱重的金戒指，叫侬脱裤子，侬就真的脱了？我以为侬肯定要犟过他头。结果……结果……侬呀侬这个女小囡，真是呒轻头（没骨气）。”
她没反驳。
还值得反驳吗？
好在，北方人有北方人的实在。事后，那个上尉军需真的娶了她。
结婚后，他帮她做了三件旗袍。买了三双高跟皮鞋。烫了三次头发。郑洞国奉命开拔去东北。他当然要跟着走。家眷理该也应一道走。五百辆十轮卡轰轰响。十六铺码头挤满直驶塘沽港的军船。北火车站临时实行军管。招商局和民生轮船公司的船也全部被包租。兰心大戏院日夜加演劳军场。“大光明”“美琪”“百乐门”天天鞭炮响。进进出出国际饭店二十四层楼的全部是马裤呢笔挺的校官和金光闪闪的将军。最忙的当然还要算淞沪警备司令部机要室作战室和专管军运的那些部门首脑。
她在他开拔的前一天突然失踪。对此，他早有预感。但事到临头，还是极其想不通。三件旗袍三双高跟皮鞋，用三根大条子顶下来的三间老式弄堂房子，这一切都不算个啥。他只是舍不得她本人，舍不得关起门来以后，会像一条滑唧唧的小白鱼似地那样扭动的她。永远像新娘子那样的羞涩和呻吟。当然，最舍不下的还是，她还没有替他生个一男半女。一点都没给他留下什么，就突然不见了，霎那间这个“家”就全完了，就什么也没什么了。妈妈的，你这个上海女人也不能这么欺侮我这个北方佬嘛！
但他没有去找。他知道，偌大个上海要藏起个把人来，就是出动全上海的巡捕包打听，也别想找得到。况且他连调动一个排的人的权力都没有。他明知她不会再躲到姑妈家去的。但还是在一个多雾的早晨，派了两个勤务兵，悄悄地去把她姑妈家兜底砸了一个过。抄走两只黄铜汤婆子，一对百子戏莲高白瓷掸瓶，三本半正庄书局出的《七侠五义》，两对乐源昌铜锡店卖的蜡烛台，四斤半桂圆肉。一块英国板丝呢裤子料。而且还从这位独身至今的老姑妈睡的老式双人棕棚床底下抄出满满一铁箱子专谈房中术的古今书籍，计有《玉房秘诀》、《素女经》、《玄女经》、《阴阳合》各一本，《天下至道谈》半套。等等等等。后来仔细再翻翻，大多数尚属一般性医书，如《墨娥小录》、《千金要方》、《温病条辨》、《国药汇通》等等。甚至还收着一本民国十五年出的《育儿大全》。这，他就大不明白了，正经连男人都不想嫁的人，偷偷地看什么《育儿大全》呀！操，这些鸡巴老娘儿们真他妈的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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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莹后来又嫁给了葛家老大葛少临。老二叫葛少清。老三叫葛少晓。还有两个女儿叫亦嫦亦娥。“临清晓”，这三个字出自《红楼梦》。都说少不看红楼。老不看三国。葛家的老头子十五岁时就看过《红楼梦》。不到十八岁就在百老汇路上一家专做进出口生意的公司账房间里做练习生。虽说只是练习生，因为聪明能干，一旦机会到来，老板就让他正式管账。有一次老板要试试他，就偷偷地从账房间里拿走了一百块现洋。一百块，在现在人看来，不算啥。可在当时，一间中等大小的新式弄堂房子，每月的房租只有六元四角七分八厘。怀揣一块光洋，就可以带上一个朋友，随便走进哪一家馆子店，适适意意吃上一桌四菜一汤或五菜一汤的和菜，还包括酒水。五十年代五元钱就可以在北京吃一顿“全聚德”。七十年代花八十元买一张火车卧铺票，就能从上海一直睡到最遥远的乌鲁木齐。所以这整整一百元的缺口，当时真差一点把他吓昏过去。讲，不敢。赔，又不舍得，也赔不起。只好凭做账的本事，暗底里一点一点把它轧平。到年底，这一百块缺口，果然被他“妙手回春”，做得一点蛛丝马迹都查不出。老板惊呆了。老板害怕了。只有十七八岁，居然就有这么大的本事。再过几年，本事更大了，经验更丰富了，心真的野起来，想从公司里“密”一点钞票，谁还防得住？查得出？老板不敢再用他了。客客气气请他吃了一顿饭，在一只白信封里装了两个月的薪金，就把他给辞了。
从此给他的教训：做人不能太有本事。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不是显得侬比人家有本事，而是让所有的人感到侬可靠。让别人觉得侬可靠，最重要。于是开始把所有的心计都用在摆平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上。也就是说，千方百计去让别人感到侬“可靠”。于是他下定决心，即使手指头被轧在门缝里了，也绝对不叫一声痛。既不要叫痛，也不要相信有谁会来帮你抚抚痛。当然也不要忘记自己曾遭受过的每一点痛楚。叫喊是无能；忘记，也是无能。不能靠自己的努力去抚平伤痛并得到别人的信用，更是无能的无能。加倍的无能。于是咬紧牙关。于是只指望自己。于是凭着这点硬功夫，四十岁那年，他终于攒够了钞票，在静安寺附近，一个叫同钟里的弄堂里，为一家老小顶下了一幢新式里弄房子。而且还用上了抽水马桶。
葛少临有肺病，结婚最晚。他跟黄克莹结婚时，老二和老三的老婆都已经生过小人了。全部住在这幢房子里。老三夫妻两带他们的三个小囡，住二楼大房间。老二夫妻两带他们那三个小囡，住三楼小房间。老夫妻两住亭子间。黄克莹进门前，老大在楼下客堂间里搭铺。后来就跟老夫妻两对换了一下。黄克莹和老大住亭子间。老夫妻住楼下客堂间。客堂间里又用一扇屏风隔成两小间。屏风里厢是老夫妻住的地方。屏风外头摆一张八仙桌，依然是全家吃饭的地方。白天屏风收起来。到夜里再支。当时大女儿已经出嫁。小女儿晚上就跟老两口睡。大女儿出嫁时，小女儿偷偷地从阿姐的陪嫁里剪下一粒钮扣一小块布。藏着。以便将来自己出嫁时拿出来做证据，要二老按同等规格为她陪嫁。老二经常跟老三寻吼势（找岔儿）。因为弟弟住的房间比他大。心里挖煞（难受）。觉得老的偏心。实际上，老头子根本不管这些事。偏心的是老阿太。老三听话，娶了她娘家侄女。当然要给大房间。后来，阿太对这位侄女，甚至比自己的亲生女儿还好。道理很简单。侄女现在是为葛家生小人，生下的小人姓葛。而女儿是为外姓人生小人。生的小人不姓葛。其实她自己也不姓葛。但几十年来一张嘴总是这种口气：“阿拉葛家人怎么怎么……”女儿回娘家来，老娘连擦桌子布也要藏起来，怕她往婆家带；而那位侄女吃饱了早饭去文具店上班，老娘还要拚命追到弄堂口，偷偷地塞一只双酿团给她当小点心。这位侄女喜欢吃糯食，讲起话来也是糯答答嗲悠悠的。每天早上帮老阿太梳头。梳得光溜溜滑答答。老阿太精神好，每天夜里在佛龛面前念经，要念到深更半夜。这位侄女兼三媳妇就陪她到深更半夜。前年冬天，三媳妇大老远地到公馆路的“西万兴”糕团店买回来两块猪油白糖桂花年糕，放在饼干听里，夜里蒸一蒸，给老阿太当夜点心。老阿太心里老开心的，吃的时候咽得太匆忙，一团糕梗煞在喉咙管里，一口气没能回得上来，又掉了一跤，当场噎死在楼梯板上。
偏心眼的老阿太噎死以后，有气一直不敢声张的老二就联合了有病的老大和出嫁在外的那个阿姐，向老三夫妻两发难。一口咬定，是那位“侄女”为了黑吃老阿大多年积蓄下来的那点私房钱，故意要“噎死”老人的。（传说老阿太还藏有一只碧玺莲花，传说是慈禧大后的随葬品。重三十八两七钱。前清那时候，一两碧玺值到两万多元。民国以后这东西逐渐地不那么值钱了，一天大跌价。但跌到今朝，一两也要值到三四百元。扣掉中间人或拍卖行必须要拿走的那份回扣，假如真有这么一朵“莲花”在，拿出去变换成钱，也足够再买这样一幢弄堂房子了。）
全家人围牢老三夫妻，要他两交出这朵碧玺莲花。交得出，大家就还在一道太太平平过日子。不交出，对不起，这场财产方面的骨肉官司就随便怎么样也逃不脱了。到了法院，就不光要讲讲碧玺问题，还要讲讲老阿太是怎么死的问题了。论财产的“骨肉官司”可能就要变成论刑事的“人命官司”了。
都在气象局里做资料员的老三夫妻，在这爿屋头顶下过日子，多年来靠的就是老阿太的呵护。从来也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心慌意乱只知道大哭大叫，把自己房间里所有的箱子柜于都搬出来，把所有的抽屉都开开来，让这几位哥哥姐姐阿嫂姐夫搜查；又扑到瘫在床上的老阿爹跟前，求老阿爹转过身来说一句公道话。别人不清楚。只有他清楚：老娘这一辈子到底有没有藏着那么值钱的一只古董。只有他出来讲一句话，才最有份量。
但老头子就是不作声。他不想说。什么也不想说。
最后，老三被逼得没办法了，连哭带喊叫了一声：“我走。我给你们腾地方。你们要的不就是我夫妻两住的这间房子吗？给你们。统统给你们。”老三明白，啥“碧奎莲花”，啥“骨肉官司”“人命官司”，统统都是假的，要他夫妻两让出三楼这间大房间，才是真的。
老三一家搬走了。
老二夫妻两搬进了这间敞亮的大房间。在老三故意留下来的一大堆垃圾货里，他发现了一大包老鼠药。蟑螂药。
黄克莹问自己的男人：“侬是老大，又有病，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讲，这间大房间都应该让给我们这一房住才合情理。”
少临说：“算了算了。太平点。”
黄克莹又说：“我们不住，也应该让给阿爸住。”
少临瞪大了眼睛，骂道：“让给谁住；关侬啥事体？侬给我放灵清点！”
黄克莹只好躲到阳台上去咬牙齿。她不想再逼自己的男人。少临这一向疾里一直带着血丝。她知道他已经吵不动了。同时她也知道，就是没有病，少临也不会跟老二去争房子的。他住惯了眼前这间亭子间。求个太平。保住自己。他在一家琴行里做调琴师。技术不算最好。调一架琴，可拿七元到八元。但现在请他去调琴的人家越来越少了。他还要吃药治病。还要积一笔钞票，把女儿送到维也纳去学钢琴。这次他之所以硬下心肠帮老二去轰老三，并不是他自己想住大房间。住什么样的房间对他来说早已经无所谓了。只因为老二对他许过这样的愿，只要侬帮我这个忙，我帮侬从药房里拿药。不要侬钞票。老二在沪西一家药房里做调剂师。这种瑞士新药，专治肺痨。无论是正货还是水货，价钱都相当贵。而且需要长期服用。假如自费吃下去，送女儿去维也纳的梦就可能永远只能是个不醒的梦了。现在他只有靠在老二身上。他太想在不花自己钞票的情况下治好这已经纠缠自己十几年的病。太想把女儿送到维也纳去。真的。虽然他觉得非常对不起老三夫妻两，但也只能如此了。（有时他这样想想，又觉得心安理得了：侬老三住大房间的辰光，也没有为我这个有病的大哥想一想嘛！为啥要我现在来可怜侬？！）
老二这个人，阴。整天西装笔挺。皮鞋锃亮。长头发从耳朵后面包下来。这一向，他一直背着自己的老板，在做自己的西药生意。（利用老板的进货销货渠道，利用老板的银行信用和在同业中的信誉，办自己的“地下药房”。）其实他在经济上已经蛮兜得转的了，完全可以独立出去公开领一张执照自己开一家药房放开手脚去赚。在住房问题上，也完全用不着跟做小职员的阿弟争老辈人留下的这间房间，完全有这个实力到外头去顶一套公寓房住住。但他这个人，就是喜欢这样暗做，他觉得有劲。不花自己的钱，却又能赚到别人口袋里的钱。聪明的脑袋使他常常能占到许多别人占不到的便宜，也为自己报了许多必报的“仇”。这常常使他神清气爽、踌躇满志，却也使他常常拘困于眼前的一点小便宜上，而做不成真正的大场面。对付女人也是这样。他喜欢女人，但又不想破财去勾搭那些必须用钱去开路才能勾搭得到的女人。也不想费特别大的功夫，去勾搭那些特别“遥远”的女人。他觉得那样做太费精力，太不合算。所以他总是只从已经来到他身边的女人身上着手。不管她是谁。
不久，黄克莹就发现，这个老二经常在她房门口偷听偷看。那时候，少临因为肺部出现空洞（两只），已经住到澄衷疗养院去“等死”了。“等死”这说法，出自老二。他这个人讲话有时候特别恶。但有时又不能不承认他讲得特别准确。）黄克莹一个礼拜去看少临三次。有女儿要照看，不能天天去。当然，按名分，她是应该天天去的。少临隔壁病床上的人的太太就是天天去的。少临也非常希望她能天天去。但是每当克莹真的对他说，我明天还来，好吗？他总是连忙回答，不要了不要了。侬已经老辛苦了。真的老辛苦了。在家陪陪阿爸陪陪女儿吧。可是当克莹第二天真的不去了，他又怨恨，自卑，失望和沮丧。
不知道为什么，黄克莹也不太想天天去。
澄衷疗养院的路不大好走。澄衷疗养院后头一根大烟囱有八九层楼高（？）。澄衷疗养院周围的河浜里长满千丝攀藤的浮萍。几幢水门汀的住院楼，四四方方，冷冷清清。一只只小窗口呆呆的像死鱼眼睛。十几棵黄杨，六七棵棕榈，都充满着一股浓痰的腥气。
不到澄衷疗养院去，做啥？
家里本来有一只收音机好听听申曲独脚戏。但老二一上班，就把插头拔掉，把收音机锁进他自己的衣橱里。理由是怕她们不会用，触电。实际上是不舍得让她们用。家里新装了一只电话机。但只要电话铃一响，他总是抢先奔过去接电话。假使是某一个他不认识的男人打进来的。他马上装出一副女人腔，跟人家招讪，一旦问清楚对方是找黄克莹的，马上恢复男人腔，破口大骂。侬晓得她男人住医院不在家打电话来吃豆腐？勿二勿三，搞啥名堂？！想到这里来“拓”（占）便宜，装错样头哉！后来就再没有男人打电话来找黄克莹。后来她实在寂寞无聊，便从《新闻报》广告栏里找了个线索，花了十二元五毛钱报名费，去王家宅一家绒线编织学校学织绒线。被他得知。第二天他就赶到王家宅，把这笔报名费讨了回来。他说，这种地方侬好去的？什么样的女人男人都有。还是少去去为好。不要让大哥在医院里不放心。有一段时间，他索性不上班，就是去上班，也过一个钟头就溜回来巡视一番。她去小菜场买小菜，稍微回来得晚了一点，他就会在后门日，把着小菜篮，没完没了地盘问。算账。有一次，黄克莹实在受不了了，就大声地问他，我是侬啥人？是侬老婆，还是侬阿嫂？要侬这样管？！他一本正经答道，侬是我葛家人。我就要管！
是的。葛家人。黄克莹嫁到葛家来的时候，这幢新式里弄房子已经很旧了。老头子已经走不动路了。小小的天井里已经堆满了旧木板。还有几只让黄克莹一看就要心烦的大水缸。大缸曾用来养水浮莲。腊梅。也曾贴过这样的对联：“皓月描来双燕影寒霜映出并头莲”。横批“蓝田种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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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二最讨厌晚上不洗脚不洗屁股就上床的人。一过九点半（他决不允许有人在这以后才上床），他就会挨着门地催促检查。大声地叫嚷：“汰脚汰屁股。汰脚汰屁股。”连他十六岁的女儿和三十八岁的女佣人也决不放过。当然不会放过黄克莹。只是在她门口喊叫，声音没有那么粗亮，腔调也不像对别人那样生硬。敲敲门，问一声：“侬认过了吗？”他为瘫在床上的老父亲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为他洗脚洗屁股。他不愿让家里其他女人为他做这件事。他在搬动老父亲时，就像掼一只烂冬瓜。好在，不管他怎么对待老人，老人都不作声。开水烫破了皮，也不作声。
在这以后，到熄灯，有半个小时时间，他必定要集合了全家人，为他包装散装的药片药丸，按他规定的数额分装到一只只药瓶里去。他希望家里老老小小每个人每天都为他尽一点义务。报答他在外头辛辛苦苦赚钞票养活大家。他倒并不在乎侬在这半个钟头里能为他装多少，他只要这一点心意。
这种时候，他总坐得离她很近。有意无意用他的脚在凳子底下去碰她的脚。有时还轻轻地在她脚面上踩一下。会意地看看她，笑一笑。有一次突然相当用力地踏她一脚，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开。或者还要哈哈一笑。每逢这种时候，他总是在给大家讲一点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比如怎么听弹词开篇才能听出名堂经来（其实在这方面，老头才是真正的专家）。比如弹同名家蒋六仙到底是男还是女，或者深入讨论一下他（她）到底会不会是“雌孵雄”（二性于）。又比如肺热阴虚的人为啥性欲特别强特别喜欢近女色为啥又特别容易死得快。比如比如比如……嗓门宏亮，底气十足，讲到得意的时候，他一定会连人带嘴巴都凑近过来，两只手或一只手就有力地按到黄克莹的膝盖头上，哈哈哈哈……捏一把。但从感觉上来说，却比那位上尉军需差点劲。他捏不出乌青块。力道不足。
后来就发现他偷看她洗澡。不止一次。她把门缝都堵住。他又剔开。她觉得再不换门上的锁，要出大事了。就连换了三次房门锁。三次，他又换了回来。最后他发脾气。谁让侬换房门锁的？换锁为啥不跟我打招呼？侬现在厉害了。是不是？有本事侬搬出去住。走呀。走侬的。
她真想撕破面孔，跟他辣辣地大吵一场。并且真的搬出。她收集报纸上租房广告，也到电线木头上去寻找。他发觉后就阴笑地对她说，要搬，好啊。那样子，大哥的住院费、药费、营养费、特护费，我就不管了。侬自己想办法去付账。账单就在你弟媳妇的五斗橱抽屉里放着。侬统统拿走。大哥肺上已经烂出三只空洞了。现在正在烂第四只。侬这个样子一闹，正好帮他烂下去。五只六只七只八只。好得很嘛！侬走呀！
后来有一天夜里。是夏天。热。她睡不着。她心烦。她必须烦。这一向她总喜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脱光，只剩一点胸衣和白色的紧身内裤，四肢八叉地躺在床上，撩开蚊帐，让自己正对着那隐隐约约在窗外云缝里游戈的小月亮。她不知道为什么要脱光自己；但她就是要脱光自己。让月亮照着自己。她甚至希望（渴望、切望、贪婪地恶毒地盼望）对面人家的阳台上真出现那么一两个、甚至三四五六七八个人，向她投来千百种锐利的火爆的粘稠的无所顾忌的（哪怕是强取豪夺般的）但又必须是很陌生的窥视逼视。（实际上，对面阳台上真冒出一点什么动静，她却又赶紧放下蚊帐，赶快躲进暗处去了。）到后半夜她迷迷糊糊刚睡着。门锁咔嚓一声轻响，把她昏然惊醒。开始，她一愣，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觉得门被轻轻地推开，一条黑影轻轻地轻轻地移到了她的床前。她看不清楚。也不敢动弹。那黑影走到床前很近很近的地方，便一动不动地盯视着半裸的她，还在粗粗地喘气。她冒冷汗。全身发木。脑袋也发木。想叫，叫不出声。想动又不敢动。当那个不速之客把黑黑的脑袋慢慢伸进蚊帐里来的时候，她几乎完全吓晕了过去。一抖一抖地抽搐起来。他却在那里深深地吸着……吸着她帐子里的气味。吸着。吸着。吸着。然后就把手伸了过来。
她没有动弹，甚至都没有把张着的腿合拢来。她忍住厌恶，忍住羞愧，忍住坠向深渊的绝望，忍住全部的颤栗，咬紧了牙关。她看不起正在摸弄自己的这个人。但一想起自己的丈夫，却让她更寒心。眼前的这个人无论怎么坏，总还有个自己的主意。他总还在想做点什么。他总在进攻。对着某一个目标。昨天她去澄衷。本来想跟少临哭诉一番的。她知道肺上正在烂出第四个空洞的他，是不会有什么办法来帮助她的。她需要的只是一个哭诉（倾诉）对象。让她痛痛快快地倾诉一番。剩下来不管有多少苦头，她自己会去默默地尝试的。但少临却觉得自己连这样一个“倾听”的角色也无力承担。眼不见为净。不知者不为罪。除了这两条以外，他现在还有什么样的“精神堤岸”能防御得了那铺天盖地向他涌来的恶浪呢？只能如此啊。他哀怨地拒绝了。他闭着眼，不住地但却是缓慢地虚弱地摇着头，向黄克莹恳求道，不要跟我讲了。求求侬。不要再跟我讲了。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不要听……不要听……
哦，男人。做一点事情出来让大家看看吧。你们站得直。你们挺得起。你们托得住。你们是太阳。太阳……太阳……太阳……木凸……木凸……木凸……
当然，那天晚上葛家老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一生竟然会彻底坏在了黄克莹手上。当时，当他把手战战兢兢地伸进蚊帐，一点一点地触摸到黄克莹那使他心猿意马许久了的“胴体”上时，发现她居然没有反抗，只是微微地颤栗了一下，便再不动弹。意外的惊喜甚至让他猛地缩回了手，稍稍定下心来仔细端详。凭着从小窗口泻入的路灯光，他看清只穿着亵衣内裤的黄克莹仰天躺着，而且分明是醒着的，只不过“羞怯”地向床里扭转头去，“绝不好意思”地紧闭着眼睛，咬住嘴唇。她为什么不反抗？难道在……等待……等待？等待着他的触摸？哦！！一阵无法按捺的激动，使他整个上身都倾进蚊帐，并索性提起一条腿跪在床边上。看哪，经过蚊帐过滤的光线这时显得那么的柔和缥缈，越发衬托勾勒铺叙出黄克莹那本来就精美的躯体上全部的动人心魄之处（虽然稍稍嫌瘦弱一点不过那也没啥）。他真不知从何着手了。他颤颤地伸出一根被烟熏黄了的手指，轻轻地、轻轻地从她全裸着的浅浅长着一层汗毛的手臂上划过。他想先逗得她笑了，再抱起她。他相信她会笑的，或者再表示一下羞怯，哼一下。他想到了一切，唯独没想到的是，当再度去触摸时，却引发的是一声杀猪般的嚎叫。而且是连续的惊天动地的叫喊：“抓流氓啊……抓流氓啊……”他没有看到，在黄克莹靠床里的那只手上，早暗自攥住了一根灯绳，并把它延长出去，连接到原先的灯绳上。发出惊叫的同时，她用力拉亮了灯。她还事先联络了家里所有反对这位“老二”的人，甚至包括老三夫妻两。灯亮的瞬间，全家人都赶到。包括老二自己的老婆。而且第一个冲上去揪头发扇耳光的，便是她。他无话可说无账可赖。因为此刻的他还半跪在“阿嫂”床边上、大半个身子还钻在“阿嫂”的帐子里。而几近半裸的“阿嫂”已完全被他“惊吓”得面无人色，声嘶力竭，欲哭无泪。更厉害的一招是，黄克莹事先还通知了隔壁邻居，请他们今晚警醒着点，万一听见葛家有啥动静，务必冲过来帮忙。所以这一晚上过后，老二便担着“乱伦”的罪名，在整条街区都“臭掉”了。虽然在左邻右舍的心目中，他这个人原本就不香。捎带着要提一提的是，当晚老三夫妻两捎带着用木棍敲断了他一条腿打聋了他一只耳朵，稍稍地出了一点气。他还不敢去报警。
事后，黄克莹觉得自己必须离开这一家人了。为女儿着想，她也得离开这个家。她没法再顾及肺上即将出现第四个空洞的丈夫。她甚至都没到老人面前去告别，就带着六岁的女儿去了那偏僻的盛桥镇找另一位姑妈。少临的病亡通知是她走后的第二个月寄出的。但不知为什么，整整过了半年才收到。等她莫名其妙地又回到这幢老式的弄堂房子里来取少临留给她的那点少得可怜的“遗物”时，她看到天井里那只最大的水缸上依旧贴着那一幅对联，“皓月描来双燕影寒霜映出并头莲”。只是那条横批“蓝田种玉”，不知什么时候让谁撕走了，原来的位置上，只剩了一点浆糊干巴的痕迹。
也许无须再来絮叨牙科诊所的那位陈老板了。这是她在遭遇谭宗三前曾“可怜”过的最后一个男人。那天跟许家姐妹谈过后几小时，黄克莹就向他提交了辞呈，并买好第二天的轮船票，准备回上海。陈老板让她弄得措手不及。侬总归要给我点时间，让我找一个能替换侬的人。侬姑妈介绍侬来的时候，讲侬最起码也能在我这里做一年。侬应该晓得，我这里全指望侬哩。现在侬讲走就要走，哪能办？老板喜欢吃粽子。每天早上都要剥两只赤豆粽子蘸蘸糖。这时候傻张着两只粘答答的手，万般无奈地看着黄克莹，嘴唇边还粘着几粒糖屑粒。
黄克莹稍带歉意地笑了笑，随便编了几条理由敷衍。尔后就数了数老板无可奈何地递过来的这个月的薪水，发现老板有意多给了几十元。她犹豫。要不要还给他？这位刚满四十岁的陈先生，几个月来待她的确不错。专门为她粉刷了房间。知道她不吃辣，特地吩咐自己那位湖南籍的老板娘（据说是他大学里的同班同学）炒菜时少放或不放辣椒。知道她晚上早睡不了，早上又早起不了，还特意推迟了诊所上午开门的时间。按说她是护士，打扫卫生清理污物桶搬运药品柜等活路，理所当然归她。可是陈先生却一一地都“屈尊”抢先做掉。弄得日常就多病乏力的老板娘，在一旁冷眼看着，心里更是六七个醋罐一起打翻。有一天，镇上请来一个锡剧班。据说班子里的头牌花旦年轻时在上海天赡舞台也挂过头牌。戏票顿时走俏。一个礼拜的票，两三天工夫全部卖光。老板晓得她喜欢听戏，花好大一番周折，弄了两张日场戏票，让她带女儿去散散心。说是由他一个人来顶门诊。真不巧，到戏院里刚坐下，开场锣鼓正敲得闹猛，“老朋友”提前来了。小皮包里又没带够手纸。只好匆匆退场。匆匆回诊所。诊所关门。赶快回到自己住的那幢本地房子楼上。刚要推门，却发现门口放着一双大得出奇的男鞋。再仔细一听，房间里果然有人。一惊就要叫。又发现那双男鞋非常眼熟。再一看，好像是老板的。她稍稍定了定心，从虚开的门缝往里张了那么一眼，果然不错，就是他。
老板僵直地坐在她那张铺着白床单的大床边匕两只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她床前的那只五斗橱。脸色鲜红。傍晚的阳光燎着贪婪，从雪白的墙壁上反照到他脸上，显出一种从未见过的由自虐而获取的平静和自得自足。房间替她重新整理过了，也细细地擦拭过了。充满了异样的碱水和芦灰水的气味。房角落里还残留着一堆堆相叠相加的肥皂泡沫。虽然不能说纤尘不染，也是雅净有致。连女儿扔得满地的小画书也都给一本一本叠放得整整齐齐的。而最使她感到难为情的是，今天一早她和女儿换下来的内衣内裤袜子，他都替她们洗了，押拉得平平直直地晾在透过那根细麻绳而射人的晚霞中。她当时真是无地自容，真想冲进门去，狠狠地踢这个无聊而又自作多情的男人一脚，让他趁早滚开……但没等她发作，只见他纵身跳起，拉开五斗橱上所有的抽屉，兜底翻寻，然后又把她放在衣柜顶上的那只旧皮箱抱下来翻找。显然没有找到想找的东西。尔后又一一地把东西复归原位。他在找什么？最后，他在一个镜框前站住。镜框里陈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她和妮妮的合影。另一张是她单独的半身照。两张照片都是在澄衷疗养院的花园里照的。一座假山。一池浅水。还有一架攀援中的紫藤。天热。她脱了鞋。光脚站在浅水里。现在甚至都想不起来，那天为什么要脱鞋，怎么会那么放肆。也许，从根本上说，她一直就是个“放肆”的女人。但脸上还是有许多的忧郁，许多的疑虑。他匆匆取出那张她单人的照片，赶紧走了。走到门口，似乎又没那个勇气真的把照片拿走，呆呆地犹豫了好大一会儿。最后还是把照片放回了原处。
第二天他没到码头上去送行。甚至都没到这里来跟她告别。一早，他那位多病的夫人来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只是为了收回她这间房间的门钥匙，并把她忘在诊所里的一些小零碎东西，如梳子毛巾雪花膏香肥皂之类的，又给她带了来。还给她母女两叫了辆黄包车。她两上车时，她还很亲切地摸了摸妮妮的脸，很亲切地说了声，妮妮再会腥。只不过自始至终没提陈先生。黄克莹也没问。到了码头上，旅客特别稀少。轮船远远地停在几百米开外的海面上，等待小舢板一趟又一趟地把船上的货和客人运回岸。然后仍通过这些舢板船，把要运走的货和人，一趟又一趟地送上船。
也许是天阴着的缘故，黄浊的海面便显得格外深沉。风也显得格外阴凉。黄克莹心里忽然生出许多的惆怅。就这样告别盛桥？就像来的时候那样匆忙对待这个常年充满着咸鱼腥味、居然也有几千户人家几代人繁衍生息的旧镇？不一会儿，码头票房间的一个熟人气喘吁吁地跑来，说是“有侬的电话”。她问“啥人打来的”。他说“不晓得”。她觉得非常奇怪，这时候谁还会打电话到码头上来找她？盛桥镇上一共没有几部电话机。仅有的这几部，还是上边给小张岛上那两座监狱守备架设电话线时，应镇公所要求，才捎带着安装起来的。黄克莹把妮妮和行李托给那个熟人，匆匆赶到票房间拿起电话一听，却是那位陈先生、陈老板。我一点不夸张地说，当猛然间听出是陈先生的声音时，黄克莹心里还真真切切地热了一下。毕竟是自己消逝不再的一段经历。生命。某种交代。她很清楚，从此以后，只要不是万不得已，她是绝不会再回这个小镇了，而在刚过去的这一段不可能再重复的时日里，此刻向她传递最后声音的这个男人的的确确还是待自己很“友好”的。
“哦，侬在哈地方？”她急切地问。
“我在萨镇长家里。一早我就来了，为萨老公公试假牙，没能去送侬……”
“没有关系的。侬太太来过了。谢谢喔。”
“还有多少时间开船？”
“还得一会儿吧。”
“那天真对不起喔……”
“话不好这么说的。是我走得仓促，给诊所添不少麻烦。”
“诊所里的事我有安排了。侬就不要操这个心了。我要请侬原谅……”
黄克莹愣怔了一下。原来那天，这位陈先生匆忙地从黄克莹房里出来，印象中似乎看到在楼梯间的一角有什么人在那儿站着。但他只顾赶紧离开，不及细看；下楼后，又听楼下的一家人问他，是否看到黄小姐。黄小姐？黄小姐回来了？他一惊，忙问。哎，她刚上楼。侬没看见？她又走了？没那么快吧？心直口快的楼下人家一连串反问。陈某人再没顾到应答，赶紧走了。这样，他肯定，刚才在楼梯间看到的那个“人影”就是黄克莹本人了，也就是说，她很可能看到了他在她房间里翻找东西的情景。看到他想“偷照片”的尴尬相。这的确使他感到非常坍台。没有面子。
“老对不起的……”
“这有啥啦？！陈先生要我照片，是看得起我嘛……”
“不是照片的事。不是。不是。”
接下来，陈老板急急忙忙解释了那天为什么要到她房间里翻找东西。听到她突然提出要离开他的诊所，他怀疑是镇上有人在她面前“触壁脚（说他坏话挑拨离间）”摄弄她离开诊所，蓄意给他制造麻烦；怀疑她是镇上一些人委派来“卧底”收集他情况的，现在卧底暗查的任务完成了，她便得赶紧抽身离去；也怀疑她是不是找到了真正的相好，或靠山，于是就要拂袖离去……那天他在她房间里翻箱倒柜，就是想找到一点“证据”，以确定这几种疑问的“真”与“假”。排除自己的疑虑。让自己的心踏实下来。
“既然侬这样怀疑我，为啥还想要我的照片？”黄克莹问。
“我心里实实是不相信自己的这些怀疑的……”
“侬既然实实地不相信，为啥还要到我房间里来翻箱倒柜？”
“可是我熬不住，又要怀疑……”
“侬到底是相信还是怀疑？”
“……我晓得……我老对不起侬的……”
“好了好了……不要讲了……不要再讲了……”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于是两个人再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好像萨家有人在叫他了。他讷讷地又说了声“对不起……今后多保重……”就挂断了电话。
98
陈先生本名陈本桐。祖籍盛桥北十二里蒋家楼。据方志记载，“当时有蒋姓者构楼五槛，因此得名。”蒋家楼那地方单有一条河浜通海，素以渔市闻名遐迩，虽地处要冲，但南西有苇塘阻隔，故历来“烽燧鲜惊。民风朴野。商廛繁盛。”街市的规模至少不次于今日之盛桥。鱼行分为咸鱼行和鲜鱼行。陈家祖上做的是成鱼生意。后来河浜渐渐淤塞，苇塘干涸，海水倒灌，又造成大片良田严重碱化。渔船进不来，商家鱼行纷纷外迁。至今蒋家楼还留有一条老街，十有六七的宅居都空关着。粗大的柱子、厚实的门板、深深的前出廊檐和那条用卵石铺砌的大街绝对寂静。当然还有满院子半人深的杂草。孩童们唱道：二月花开蒲公英。四月花开看麦娘。五月六月刺毛莨。九月十月一枝黄。
陈家抢先把鱼行开到上海十六铺。这是陈本桐祖父手上的事。最兴盛时，陈家在十六铺同时开有茶馆店素面馆和一家韭菜饼店，还有两三个货栈。拉老虎塌车的苦力，中午时分只需花几个铜板，到陈家铺子里吃茶吃饼，就能换得两个舒舒服服的饱嗝，再顺便弯过去，到陈家鱼行里买半斤成带鱼用稻草绳一扎，挂在车把手上晃唧晃唧带回去。全家人晚饭桌上的荤菜也有了。但到父亲手上，货栈生意被几家大洋行轧住，日渐衰微。父亲本可甩掉这明当明争不过人家的包袱，专心去做洋人还顾不过来的“菜饼咸带鱼”生意。但他却偏不。偏偏出让了很有赚头的那些吃食店，要跟人家在货栈生意方面争上一争。居然买下一块地皮，居然盖起一幢三层楼的新式大通栈房。但盼望中的“中兴”却始终没能如期到来。人不敷出的日子使陈家常年举步维艰。但父亲依然不肯向洋人出让这块地皮不肯允诺拆掉“大通”这座日见灰暗破旧的栈房。父亲觉得，上海十六铺这块寸土寸金的风水宝地，兼有上海门户之要义。一定要有中国人在此立足。否则，门户不守，焉及其余？一些亲戚朋友便笑他，门户不门户，跟侬姓陈的有啥关系？侬这样“急出胡拉”（死乞白赖）操这份心，作死啊！他只是笑笑，从不跟他们辩解，心里藏着的一句话便是：不谈喽。怎么能跟你们这种“河伯”谈“大海”呢？还有一件事，父亲也是死把着一点都不肯放松的，那就是儿子的学业。请最好的家庭教师（比如英文就是请一个英国老小姐教的）。进最好的私立中学。然后便是大学。从不让陈本桐过问家里的日用生计，从不在陈本桐面前叨唠家境安危。只为不让他分心。家里再困难，也绝对保证陈本桐在大学里的一切费用。老头（其实那时他还不能算老，也就四十一二岁吧。）只有一点爱好，就是喜欢翻看儿子从大学带回的讲义，喜欢跟儿子大学里的同学“聚谈”。有几次还让陈本桐把大学里开“国民课”的那位讲师请到家里聊了好长时间，让不惯张扬、天性又比较内向的儿子面子上很觉得有点过不去。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是任何人、连老头自己也始料不及的：一位一直跟陈本桐要好的外地女同学，在多次接触后，居然看中了“老头”的倔强和刚硬，连连发信，表示要“终生伺候先生”（那时陈本桐的母亲已去世一年多了），并委婉地中断了和陈本桐的恋情关系。这叫陈本桐如坠冰窟，又无法理喻。也让“老头”极为尴尬，又无法向儿子剖自。老头亲自找那个女同学作了一次长谈，明确表示这是绝不可能的事。那女同学却说，如不能“终生伺候先生”，也不可能再和陈本桐恢复以往那种关系。她感慨地“责问”父亲，你给了你儿子那么多的东西，为什么偏偏不把你身上那种男人气，遗传给陈本桐一点？接着，她愧涩地使用了一句“曾经沧海难为水”来表示自己此刻的心境。陈本桐的父亲诧异地说，你经历什么啦？你我之间没发生任何事情啊。女孩子说，在您是没有。在我却的的确确不可能再回头了。陈本桐遭此打击，几乎连学业都难以为继。勉强坚持到期末毕业，立即和现在这个湖南籍女同学结婚，以此来报复那个背信弃义的女孩，并不顾父亲如何地劝说恳求解释威胁，放弃了上海的一切，回到老家盛桥镇上开了这么一个牙科门诊所。
陈本桐原先没打算在盛桥长做下去。即使他愿意，那位多病的同窗妻子也不会愿意。他只是想让自己暂且“躲避”一阵。并用自己的出走、远去，来惩戒那些曾经爱过他、对他寄托过厚望、现在又伤害了他的人，也算是他对他们的一种“示威”。在小镇上积累临床经验的同时，他还要把两篇已经写开了头的长篇论文继续写完它。时机合适了，他还要回上海读硕士博士，在上海开门诊办医院……他想象小镇生活的沉闷贫乏幽静自闭。离开上海时，他实实足足托运了两大箱生活日常用品。每只木板箱子都有他大半个人高。但事实却并非如他想象的那么“可怕”。适应了最初一段没有电灯的拘谨，适应了晚上打灯笼出门的幽暗，习惯了每天要装卸排门板、傍晚时分又要哈着气嘎吱嘎吱去擦煤油灯罩的烦琐，渐渐体会出许多人常说的那种“小地方自有小地方的好处”。盛桥镇真正挂牌牙科诊所只有两三家。而真正由手里拿着医科大学口腔专业文凭的人当主治、并像模像样地配有一整套上海大医院牙科诊室所用的那种诊治设备的，不仅在盛桥，就是在整个通海地区，恐怕也只有他一家。所以，镇上真正有身份的人、以至于通海城里一些有名望的人，都到他这里来看牙。或者派车子把他接到家去出诊。“我这口牙，是盛桥的上海医生陈本桐做的。”这句话在当地所拥有的炫耀性，几乎等同于“我这件女式大衣是到上海朋街买来的”、“我这瓶香水是德国4711牌的”、“我这双皮鞋的皮用的是美最时洋行的。底是‘花旗方张’的。鞋揎用的是瑞典进口的钢板弹簧揎。连上鞋的麻线都是用的英国手牌……”于是乎，很快就有人来请他去做盛桥镇塘南街国民小学名誉校董、北市梢国民联储会名誉副会长、福音堂名誉执事、文昌宫修缮委员会名誉委员、通海市园艺菜蔬研学会名誉理事和木堡港船员公会的健康督导……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出外应酬。有时下午三点钟，来接他的车子就等在诊所门口了。忙。没日没夜地忙。开始时，他烦恼。失去了看书的时间整理临床笔记的时间和妻子讨论疑难病例的时间抱着他喜欢的那匹花猫缓步在海堤上散步的时间甚至失去了偶尔亲自动手用不锈钢煎锅做一两次法式猪排的乐趣。但他又不敢拒绝这些盛情。毕竟是在人家的地面上做生活。况且……况且这也给他赚来了一心只临床、埋头写论文所无法赚得的另一种乐趣。后来他这么自嘲道，忙是忙了，起码我的头不痛了。刚到盛桥时，白天开业门诊晚上整理笔记和论文提纲，没多久，他突然偏头痛，而且痛得厉害。现在好了。只增加了一个新的习惯，不论见了谁他都要苦笑笑，都要发两句牢骚，还是侬好呀。看看我。看看我……唉……完完全全是在浪费生命……浪费！浪费！！但到后来，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变了，虽然还在苦笑、牢骚，但只要有一天没有请柬没有来访没有“打围炉聚会”没有“嘉宾满座”没有“欢迎指教”，他就会惶惶不安。他就会到处打听。是什么地方哪一点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故……只要有客人来，他第一句话总是先问：侬有啥新消息(口伐)？他最感兴趣的往往是另一些会长另一些理事另一些委员另一位督导在背后说了他一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凡是能向他提供这些消息的，他便视之为心腹、同仁。千方百计也要在他任职的那许多个委员会董事会研学会中安排进这些“同仁”。他总是在提心吊胆。总觉得别人在暗算自己。也是因为这一点，后来才有了对黄克莹的“怀疑”，会在她临走前对她突然施行了那一番“彻查”。
虽然他的上海话已说得不那么流利，已带上了许多的本地口音，但他还经常想到上海。想到十六铺。想到绵延几十里的黄浦江两岸连成星河一般或密或稀、或高或低的灯火。想到弄堂口小烟纸店里那个胖阿姨。想到胖阿姨夏天穿的汗衫几乎每一件都是先坏胸前那一块，总是先要在两个奶奶头的地方打上两大块特别显眼的补丁……跟镇上那些“二百五”们说话时，他依然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我伲圣约翰的格致堂怎样怎样……理科实验室又怎样怎样……”（其实他并不是从圣约翰大学毕业的）他是真心地怀念。他依然有决心要“打”回上海去。比如连续发表几篇震动上海学术界的论文、比如向母校捐一大笔奖学基金或者在治疗牙龈脓肿方面彻底推翻母校那些教授们的旧观点而由母校教务委员会出面重新请他回校任教……等等等等。
是的，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过上海。同时又一刻也没有忘记今天晚上六点三十分必须准时赶到镇公所，以嘉宾的身分出席本镇鸡鸭联营公会成立以来首次召开的成果检讨大会。一定不要忘记穿那套黑哔叽中山装。
等等等等。
再说到黄克莹。他之所以会那么喜欢黄克莹，毋庸置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她来自上海。当然还得加上一些黄克莹个人的因素。比如她看人时那种认真执著的眼神。是的，执著。让人非常要命的执著……
99
我曾经设想乘一条不是帆船的大木船，围绕中国俄国和印度这三个相邻大国走一圈。我想穿生牛皮做的靴子。它一定会逐渐被苦涩的海水咬破。我想必将看到最伟大的陵墓和最广阔的荒原。接触到最听话的人民和最富智慧的头脑。回想那漫长的几代人，都很难忘记由父亲带着到老虎灶后头的那个“混堂”里去洗澡的情景。那的确是个“混”堂。池子里只要顺进七八个脱光了身子的男人就能挤得屁股碰屁股。滚烫的池水上面飘浮着厚厚一层油腻。那放肆猥亵而往往又沉闷的谈笑，使弥漫的水蒸汽里充满了嗡嗡的回声。那池边上光滑的木条。那被成千上百人用稀了的丝瓜筋。那第一次看到别人阴茎时的羞怯和绝对的不自在。还要泡得通体发红。要一遍又一遍地搓出泥条。要到前边去买五根筹子的干净热水，一桶从头上浇起。一桶只挠中段。脏水流下来，汩汩地汇聚到池子里，提供给后来人浸泡。这样的澡堂当然不会有躺着爽汗歇息的地方。但洗完后你可以到楼上那个还是同一家老虎灶开的茶馆店里去坐一会儿。所谓的楼，楼梯是摇晃的。楼板是嘎嘎吱吱生响的。在楼上你可以看到楼后的煤堆和木屑刨花堆。所谓的“楼上”，只能放下两张八仙桌。一壶太平毛尖只收你一只角子。要想弄碗馄饨点点饥，只要伸出头去喊一声，馄饨马上就送到。馄饨店就开在街对面。所谓的“街”，还没有一根横过来的晾衣裳竹竿宽。舒舒齐齐吃完馄饨。抹抹嘴唇皮上的油花。嘬嘬牙齿缝里的葱花。再点上支老刀牌或强盗牌香烟，徐徐吐两只烟圈出来。这时候，申曲大王邵宾荪正好在柜台上那只老式五灯收音机里开唱《碧落黄泉》。轻轻地拍着大腿晃着脑袋跟着一道唱。虽然明朝一早侬还要拉侬的老虎塌车赶到大中国水泥厂仓库里去出几身臭汗。但今朝这样一个下午侬不是活神仙，是啥？！！
100
黄克莹那天匆匆赶到梅家弄，刚到吃中饭时间，估计许家两姐妹不会到得这么早，付了三轮车钱，就到正街上那爿新开的东洋照相馆里转了转。听说开这爿照相馆的是一个从温州来的女大学生。这个温州女大学生原先据说还是个“学运”积极分子。被开除过两次。后来又被巡捕房捉去，吃过六个月官司。又被送到木堡港外那个“江苏省第三女子监狱”接受“感化”。做过“具结”。也就是写过保证书一类的东西，保证改过自新，下不为例。北平解放后，新政府把市属最大一个拘留所建在“自新路”上。那一片地域原名又叫“半步桥”。这实在太有意思了。历来的体会都是，人和鬼、地狱和天堂之间往往只差半步。而能不能跨过这关键的半步全看老弟老妹您肯不肯“自新”。做人的道理就这么简单明了。但由此而引发的麻烦却历千百载从未平息。因为人世间的“自新”标准，太多，又太不一样。不同的人固执着各自不同的自新标准，在种种利益驱动下相互较劲，于是就上演一出又一出多少总有些重样的历史活剧。拿这个女大学生来说，具结完毕，回到上海，重返原学校是不可能的了。她也没再去找原先的“同志”。在第三女子监狱所度过的那段生活，使她充分感觉到，要按“同志们”的标准去“更新”眼前这个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
（自己被捕、入狱、抬大粪桶、穿着灰色号衣跑步、被强行接受男狱警的体检后深夜的痛哭、黎明时分的呆木……当经历了这一切一切的天翻地覆以后，她原本以为这个世界会跟她一起“痛哭”。“挣扎”。但当她走出监狱大门时，发现一切依然如故。平静如故。无聊的依然无聊。卑鄙的越加卑鄙。小树甚至长出了新枝。生煎馒头摊上的生意还是那样的红火。或冷漠。我这究竟是在干什么又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又在干什么？）但她不愿回温州。或者说她愿意回温州，但得去赚够一笔路费。万一赚得顺利，够她在上海再租间房再进修个专业再买些化妆品高跟皮鞋晚礼服，再买一张大学毕业文凭，她也可以不回去。她说哪儿的青山不埋人？您说呢？于是她在这个照相馆里找了个“混饭混路费”的差使。当时的老板是个拿德国护照的“白俄”。一个沉默寡言，又能吹得一口好长笛的老鳏夫。整日端着个镀银铜把茶杯，衬衫领子总是浆洗得笔挺笔挺的。进了照相馆，她才知道这里名义上是个照相馆，实际上却是个拉皮条介绍所。当然也照相。照完相，（或照之前就）上前搭话。女学生。白俄女侨民。刚到上海来帮佣的乡下女孩。想时髦又时髦不起来的新做厂女工。还有一些满腹心机的姨太太和渴望浪漫冒险的“千金小姐”。有的需要钱。有的需要安慰。都盼望这安慰发自一个有钱有身份的男子。还奢望他身心都干净。老家伙做的事，便是从中“搭桥”。留声机里轻轻地放送着“维瓦尔弟”。同时收取双方的定金和回扣。这个温州来的女大学生开始说，我只管照相，别的我不管。他点点头答应了。后来她说你想找哪位女士打招呼，我可以帮你去跟她们打招呼，但具体条件我不谈。他又点点头答应了。两个月过去了，在一次留声机继续放送“维瓦尔弟”的长笛协奏曲《夜》时，她说，我可以替你去跟她们谈条件，但我不要你为此额外付给我的报酬。这次他略感意外，但仍没作任何坚持、开导，还是颔首应诺。这一天晚上，老家伙提早赶走了所有的顾客。熄灭了大玻璃橱窗里所有的彩灯。掏出一大串烯里哗拉响的钥匙，小心翼翼地锁上了金属保险柜。第一次邀请她到自己家去作客。现在已经不记得那幢房子到底是在山阴路上还是在祥德路上。总之是一幢红砖清水外墙已经有点发黑、有一圈水泥围墙包围、几棵阔叶老树稀疏、楼道里充满了洋葱羊油和洋蜡气味、窗外都装着铸花铁栅栏的大杂楼。所谓大杂楼，是借用北京的“大杂院”一说。意指楼里多户人家共住。楼后大致都有一大片难得的开阔地。开阔地上晾着许多纯白床单和杂色床罩。再往远处是一家竖起几根细高细高铁皮烟囱管的铁工厂。煤烟熏黑了许多的竹篱笆。一群群灰色的鸟雀盘旋在从市郊直插市区的高压线上空。
老家伙只住一间房，但实足是个很大的房间。门扇上铆上了一整张铁板。给人的感觉是，仿佛自己正在进入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双层玻璃窗外同样装置了铁皮做的护窗板。房间里极为整洁。铺着白色挑纱桌布的小圆餐桌上，少不了要有一个银饰的大茶炊。只不过，他的这个特别高大。精致。橡木粗圆腿的双人大床前铺着一张熊皮。这和墙上四处挂着的桃木镜框和镜框里那些发黄的家人照片和照片里的温馨遥远，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有一个角落专门是堆放书和画册的。不算少的一大堆。全是些羊皮面烫金精装的俄文原版印刷物。她问，这些都是您从俄国带来的？他默默地笑了笑，尔后转过身反问，有这可能吗？你不要忘记我们这些人都是逃离俄国的流亡者。流亡者能从祖国带走的，只是命。她又问，那么，这是您来中国后收集的？他点了点头。“那您还是挺爱国的嘛。”她淡淡一笑，语意里不免流露出一丝嘲讽。对于她的这种挖苦，他未给于丝毫反应。也许是觉得不值得作任何反应，或者是不想轻易跟人谈论“爱国”这么一个宏大的话题。这个话题对他来说，也许是过于的沉重和艰涩了。
“那这些照片呢？是您家里人？”她背着双手，调皮地问。老家伙首先肯定这些都是他家人的照片。尔后耸耸肩告诉她，它们都是他当年带出来的。除了一条命，从老家带来的，就只有这些照片了。照片上自然有古老的木屋。有苍凉的原野和仿佛泥泞的天空。有娜塔莎式的小女孩。有伊凡式的大男孩。有玛露申卡式的大婶。有阿历山大·阿历山德罗维奇式的大叔。有猎枪。有皮靴。还有一辆一九○六年美国造的派克汽车和远处稠密高耸的白桦林和一条黑白毛相间的猎犬。黄黄地陈旧，仿佛上演契河夫剧本时拍下的剧照。那晚上，他跟她讲了许多。一直讲到西伯利亚的风暴和叶尼塞河河口的小木筏。一直讲到那把高大精美的铜茶炊不再向他们发出好听的嘶嘶声。
然后，他低下头去沉默了好大一会儿。那女学生（她姓杨）没有做任何事来打破此刻出现的沉寂。她突然意识到，老家伙今晚是有话要说才把她请到家里来的。也许是一些自他逃离故国后，从未跟人说过的什么话。但总不会是为他当前做下的“龌龊”，作什么道德上的辩解吧？
“祖卧”
果不其然，老家伙突然一转话锋，居然提及这个他向来怕提的字眼，眼眶也突然湿润了，抬起头直瞪瞪地看着她。
“祖国怎么了？”她见他不往下解释，便嘲讽道，“祖国怂恿你在我们上海干这种脏事？”
一霎间，他脸上涌出的那许多痛苦和仇恨仿佛用石膏浇铸出来的，完全凝固。但很快他那表情丰富的眼神里却又只剩下老人式的宽谅和自嘲了。
“Miss杨，（这家伙还从来没有这么称呼过她。平日里总是叫，嗨，杨。）我也曾像你一样的年轻……在彼得罗夫斯克机械专科学校读书时，也曾跟警察先生们开过许多不大不小的玩笑。这一点，我跟你相像。我们两个还有一点相像的是，我们都对我们的祖国肯定要发生的大变动，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
“你觉得我们这儿也会像你们那儿一样，发生什么大变动？我说你这些年来在中国真是白待了。中国人是那种有劲的人吗？我看你是拉皮条拉糊涂了！”
“哐”地一声，老家伙把他手上一个宋瓷茶碗忿力拍碎。
“哐”地一声，“Miss杨”也把她手上一个金边茶碗用力地向墙上扔去。
两人怒目相视。两人几乎又同时背转身去。
“我……很喜欢你的跟我相像……但我觉得你……Miss杨，你还是可以做两种选择的……”过了好大一会儿，他又完全温和了。“我可以资助你继续上学……我并不希望你留在我这里混饭吃……”
“谢谢啦。我的好爷爷。”
“我可以一直资助你上完大学。”
“喂，今晚你到底想干什么？装什么正经？想跟我睡觉，说那么多无聊的话干什么？”当她大叫大嚷着，转过身来时，看到他手里拿着一摞钞票，在向她不住地晃动。“很大方嘛。预付那么多？”她冷笑道。但没等她把话说完，那摞纸币便已经狠狠地飞到了她的脸上，尔后又窸窸窣窣地四下里飞撒到房间的各个角落，恰如一阵林下风。尔后就十分地沉静。尔后她拿起小巧的坤包就向外走去。但是那该死的门上不仅铆上了厚重的铁板，而且还装着好几把十分复杂的暗锁。她居然拨弄了好大一会儿也没能统统打开它们。
“替我开门！”她叫道。
他怔怔地看着她，一动也没动。
“听到没有？打开你这狗门！”她用拳头擂了两下门。
他依然没动。
她冲过去，从壁炉架上抓起一只黄地青花缠枝纹梅瓶，做出那种姿态，仿佛房主如若再不开门，她就要对不起这只雍正年间的古董了。这可是值“老价钱”呐！
他果然动了一下。蹒跚地走过来，缓缓地从她手里拿下瓶，然后去开门锁。在一阵嘁里咔嚓响过以后，好像是为了告诉对方，门已经打开，他稍稍地往后退了半步，让出一点空隙，以便让她走过去。她没敢再看他。脸颊上被钞票击中的地方，依然透出一点热辣。而由这热辣和刚才那一番龈龋带出的心底无名颤栗，却又造出一阵阵从她身上不断技掠而过的寒战。当她的手抓住那冰凉的铜门把时，她感到被老家伙的一只手凉凉地覆盖住了。她猛地挣了一下。但以后发生的事，似乎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一切几乎再不容她挣扎辩解推操。坤包很自然地从她手里掉了下来。她觉得自己一下子被重重地挤压到那扇该死的冰凉的铁门板上，就像是飘浮起来，无侬无靠。她感到自己被贪婪地舐食。被潮热地抚弄。揉搓。当然，接下来的事，便做得非常老练，也非常粗暴。一反往常、却又是意料之中渴望着的粗暴。
第二天早上，等她醒来时，那件被撕破的衬衣早已被收拾掉了。代替它的是一件崭新的绣花真丝内衣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床沿边上。老家伙默默地坐在窗前，从背影看，他从来也没有显得这么衰弱过。后来的日子里，他再也没有跟她提过什么“祖国”和“上学”之类的话。“照相馆”里该干什么还干着什么。所不同的是，她渐渐接管了馆内大部分的“业务”。他则更多地待在家里，悉心收集整理那些有关“祖国”的典籍。还要参加一些他不想告诉她的白俄聚会。他俩之间再也不必“委拒”，也无须“退让”。“争执”。一年多以后，老家伙在去参加一次白俄聚会时，走到国际饭店后面白克路黄河路附近，被一辆突驰而来的汽车撞了一下，车上的人还向他连连打了三枪。枪声在那狭窄的街面上低矮的屋檐下发送得尤其惊心动魄。人送到医院，已无法抢救。丧事是她给办的。按警局的要求，必须简而又简。她把他房间里所有的东西（特别是带文字的）仔细地整理了一遍，仔细得像乡下老太蓖头发一样，但让她惊奇的是，她居然到最后也没能发现他的真名实姓究竟是什么。所幸的是，他留下了一个有法律效应的一张遗嘱。他把所有的财产，当然包括那个“照相馆”，留给了她，而把所有有关“祖国”的那些“典籍”留给了住在海格（华山）路上的一个叫克尼亚赛娃的白俄老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