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
昨晚周存伯回到豫丰别墅时，雨正落得紧密。整幢别墅里，只见秘书股的窗子里还亮着灯，只有谭宗三一个人独自低头垂首门坐在偌大一个空房间里，还在等着周存伯。除此以外，再不见其他人其他光亮。一路上，周存伯的心情相当复杂。甚至可以说相当沮丧。没想到会在经易门那里碰了这样一个不硬不软的大钉子。没想到事没办成，却偏偏让谭宗三洞察了自己的行踪。犯了这样一个大忌。等一会儿，恐怕不管自己怎么辩解，都不能恢复谭宗三对自己的信任了。唯有供出谭雪俦。事实上这次也是他在背后指使的嘛。但供出了谭雪俦，以后又怎么再面对这位“前当家人”呢？或者就如经易门说的那样，只看现在在谭家当家的是谁，别的就先不去顾他。但今天自己在“将之楚”楼里所见所闻所感受到的，又确确实实印证了这样一个忧虑，如果要想在谭家门里把事情继续做下去、并真做出一点名堂，就不能不顾忌至今仍占用着“将之楚”的那一大帮人，不能只“看现在的当家人是谁”。
是谁向谭宗三报告了那天经易门来找过他？又是谁暗中窥知了他今天晚上的行踪，向谭宗三作了密报？到底是谁一直在暗中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陈实？大然？鲰荛？还是自己的妻子？或……或什么？再没什么可“或”的了。要知道，除这些最亲近的人以外，再无别人可能这么接近自己、并掌握着自己的行踪啊。周存伯真是不敢再想下去。
谭家门里的事情真是太复杂了。一路上，他好几次叫车子停下。好几次想，算了，不回豫丰了。不只是不敢面对谭宗三，也不想再遭受那样的“灵魂拷问”。他想，就此离开谭宗三吧。出了这谭家门，哪里还找不到一碗饭吃吃？何必非要厕身于这么一个充满是非祸福的漩涡中讨食？
是的。走，是容易的。他不欠谭家。倒是谭家欠了他。起码还有这个月的薪金没拿。几十个日夜的忠诚。但就这么“不辞而别”地走了，甘心吗？在以往的十年里，他也有过这样的“不辞而别”。但那都是因为当时的老板死活不放他走。舍不得他走。他们好话说尽。条件给够。但他已经做厌了干腻了。他已经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为了更新的向往，他必须果断摆脱。那时的“不辞而别”只是为了个摆脱。而今次，却纯粹为了“逃避”。他就是不想逃避，才铸就了那样的“十年”。甚至付出了一条胳膊的代价。（从山西的窄轨火车上掉下来，跌进道旁一挂恰好隆隆驰过的马车身底下。被那重负的胶皮轮压断上肢的瞬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和绝望，至今想起来都还要出几身冷汗，打几个寒战。）好不容易回到上海，刚要以这十年失去一条胳膊为起点，在上海再造自己的人生，坚信这后十年再不会是那前十年，却定要以这样一次“逃避”为过渡？而且是从赫赫有名的谭家“逃”出，是从已同样赫赫有名的“豫丰”逃出。可谓“众目睽睽”。这一逃，肯定逃一个身败名裂，遐迩皆知。而且只要谭宗三在总商会的聚餐会上，稍许说那么两句不中听的话，全上海任何一家有名的商家店家厂家，从今以后都不会再聘录侬周存伯，从今以后，侬就有可能被彻底封杀深埋在上海。
当然，也许谭宗三不会这样做。但，万一他想这么做、也真的这么做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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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到豫丰别墅的大铁门门口，他还迟疑了好半天。雨，在进一步地落，甚至不见稀小，同时击打出租车的黑壳子车顶，同时又假借风的威势，在车窗玻璃上形成一扇扇带响动的水幕，模糊了路灯下那不多几件尚可辨认的景物。后来他看到别墅里那个唯一亮着的窗户。（藕荷色的？用五十倍水稀释龙胆紫后形成的那种色调？）他知道就在那个窗口里，谭宗三在等他。他忽然又隐隐地躁动起来，就像是一艘平底木船驶近了正发生严重回流的航道，又好像一瓢冷水突然浇在通红的铁板上。哦，谭宗三。是的。一切差错的根源就出在这个谭宗三身上。就是要走，也要让他知道我周存伯到底为啥才走的。应该当面去跟他讲讲清楚。谭宗三，如果侬还是十年前我们分手时的那个“谭宗三”，我今天怎么可能再把自己的希望分散寄托到那个“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更不可能背着侬去找那个“经易门”。侬三十三岁。侬年富力强。侬应该有足够的热情足够的想象力足够的毅力去策划去推动去制衡，也应该有足够的恨去对付侬必须恨的人。侬甚至可以去制造部分“野心”，它会使我们整个计划中所有的步骤都包含一种（并闪现出一种）必要的灵气和光彩。但正是侬，使我们失望。侬缺乏应有的这一切素质。侬甚至只敢偷吻一个姑娘的鞋子。侬把我们召集到侬树起的“豫丰”这面大旗下，难道只是为了撤换一个“经易门”，只是为了尽快帮侬查清谭家所谓“五十二岁”这档子事情？（现在看来，撤换经易门这件事，到底算不算公正算不算得当，也还是可以商榷的。）除了这两档子事体，在更多的时间里，侬甚至对那些并不算太复杂、但又必须经侬过目签字认可的账目、电报、信函、合同文件……都表现出一种不该有的焦躁厌烦，缺少最起码最必要的耐心和兴趣，使我们这些做下手的人无所适从，也难以理解难以接受。这又不得不使我想到，包括侬独身到现在的这些种种出格行为，难道真的只不过是在证明……证明……请怨我直言，证明你至今的无能和萎缩？
也许我今天不该去找经易门。不该触犯这样一个久存在侬心底的“禁区”。作为“豫丰班子”的“总责任者”，我更不该让自己心理的天平在当前这个时刻发生如此的倾斜，我愧对侬的信任。委托。
但是……
但是……请侬替我想一想，如果我要像常人那样正常地生存发展，我不这么做，又能怎么做？无论是我，还是陈实或是大然，当然也包括鲰荛，我们都是极其愿意做侬最忠实的朋友和下手……但是……
周存伯说到这里，一直低头不语、表情呆木的谭宗三突然举起了一只手，抬起头，放出直凛凛的目光盯了周存伯一眼，中止了他滔滔不绝的倾述。周存伯以为他要进行反驳了。他也准备倾听他的反驳。哪怕是谩骂。长时间来，周存伯真的非常想听一听这位老同窗的“心声”。但是，谭宗三却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怔怔地看了他一会儿，手便慢慢垂落，并再次很沉重地低下头去，让潮湿明亮的秘书股再次笼罩在突发的寂静之中。
外头的卫生间里有人在洗澡。哗哗的水声伴随腾腾的蒸汽，从依旧未关紧的门缝里游荡出来。刚才进楼时，周存伯就发现了这一点，并且还看到有一双女式的旧皮鞋摆放在那个卫生间的门口。甚至还有一双穿脏了的短筒丝袜软绵绵地脱放在那鞋壳里面。
水声让人烦躁。厌恶。不安。
谭宗三终于开口，说：“谢谢侬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了……我叫侬来，只为一桩事体，黄畹町……我已经通知她从明天起重新上班。当然不是回豫丰。那样侬和我面子上都不好看。我已经通知大然，把她安排到谭家其他店铺里去做一份轻巧点的生活。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让侬知道一下。这桩事体如果有错，错也不在小姑娘身上。你们应该责备我。责备我是……没有关系的……”说到这里，他突然收住话头，眼眶里很亮地闪烁，似乎是湿润的什么；然后又接着说了下去。“小姑娘要求再到豫丰来洗最后一次澡。她说她家里没有这种设备。上海的确有交关（许多）人家都不具备这种设备。我就答应了。她是十分钟之前来的。来了后，我跟她谈了两分钟话。小姑娘难过地哭了两分钟。她自己带了肥皂毛巾拖鞋。带没带浴衣，我没有注意到。她讲，她洗好澡马上就走，绝不会耽搁我们。她讲她长到二十一岁，碰到的最好的人，就是豫丰别墅里这一帮子大阿哥大阿姐了。她永生永世不会忘记在豫丰别墅度过的这几十天。她讲，今后只要有用得着她的地方，只要觉得还可以给她一点信任，就只管给她大伯家打电话。她大伯一定会尽快转告她的。她也一定会尽力去做的。这是她大伯家的电话号码……”
电话号码写在一张粉红色的信纸上。很小巧的三行字。第一行是她的名字加一个冒号。第二行便是那号码。第三行用稍大一点的字写成。而且每一个字都用蓝黑墨水着意描粗了的，写着这么一句话：“谢谢各位大哥大姐帮忙。”
“这电话号码侬收着。”谭宗三说。
“为啥让我收着？”
“侬不收着，啥人收着？”
“……我……”
“不要再讲了。没有啥好讲的了。”谭宗三苦笑笑，眼眶里似乎又很亮地闪了一下。“都是我不好……还要讲(口伐)？”谭宗三很诚恳地看着周存伯，等着他表最后的态。这时周存伯心里突然一阵难过。甚至非常非常难过，甚至想要哽咽。谭宗三也把头低了下去。
后来谭宗三就走了。他让周存伯等着小姑娘洗完澡，安慰她几句，再叮嘱她几句，再叫一部出租车，把她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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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存伯看着谭宗三局促地走远，一时间竟然有些不知所措。他不知道谭宗三的“闷葫芦里到底卖的是啥个药”。他今晚为什么不向他发火。这的确使他愕然。要知道，他本应该发火，也有理由发火。但他却没有发火。难道真的只是叫他来很无聊地“等着小姑娘洗完澡安慰她几句再叮嘱她几句再叫一部出租车把她送回家”？
不。我想无论是谁都不会接受这样的事实：自己新任的“总管”背着自己，私自去联络被自己撤去的“前任总管”。即便不发火，恐怕也是要认真谈一谈的。但谭宗三却不想再谈了。觉得已经没有谈的必要了。他突然明白，事情已经没有回寰的余地。谈也多余。他请来这几位大学同窗，本意是要替换掉那个让他十分讨厌（又害怕）的经易门。但眼前的全部事实无一不在告诉他，你换不掉。新人也是“经易门”。即便不是全部，也起码是部分。好不容易把姓经的“经易门”从后门口送走，从前门踏进来的，却仍可能是不姓经的“经易门”。
那天陈实来向他报告，经易门“秘密”地去找过周存伯，几分钟后，大然也来敲门，一看陈实在座，忙诡秘地嘿嘿一笑说，你们忙，我等一息再来。谭宗三料想他也是来报告此事的，便招招手，叫住了他。“阿是来讲存伯的事？坐嘛。”大然不吃烟，他就扔了一块琥珀样半透明的松籽糖给他。大然接过糖块，看看谭宗三，又看看陈实，马上猜到，陈实也是来谈这桩事体的，只不过比他早到了一步，便仰身哈哈大笑起来。陈实也跟着笑。谭宗三却不笑。这样的事已发生不止一次两次了。或者是陈实先来报告什么事，或者是大然先来报告什么事，尔后另一个几分钟后肯定就会赶到。谭宗三知道他们不是约好了这么做的（演的）。他们只是一直在互相监视着。把对方的一举一动全部纳入自己视界。他们都希望能在谭宗三面前占个“先”。都不愿在谭宗三面前落后于对方。如果是谭宗三找他们两个中的某一个商谈什么，而没找另一个，另一个就会显现得非常不安。非常踯躅。非常徘徊。非常按捺不住。过个十分二十分钟，就一定会过来推门看一看。看看对方是否仍还在谭宗三的写字间里坐着。有时找个借口，索性进来窥测，以揣度谈话的内容。有时只是推开一点门缝，迅速地瞄这么一眼，立即退去。如果跟这位谈过后两天，没有跟那一位透露那次谈话的内容，那一位一定会怏怏地来找你，会很沉闷地在你面前坐很长时间，甚至长吁短叹，迂回地探问，小心翼翼地征询。然后就一五一十地把他这一段日子来为你所做过的一切，事无巨细地从头罗列一遍。用非常诚恳的目光看你。用非常中肯的语调叙述。整个上身都会向前探出，肩头控制不住地微微耸动。脸颊则一定会微微红起。举出许多旁证，以确证他为你谭宗三所做过的这一切的真实性。（其实这些事都刚发生在昨天前天或今天。根本用不着什么证明。有的甚至几十分钟前，谭宗三还跟他们或争论过或讨论过总结过。）尔后突然说不下去了。用那样一种极其委屈的眼光诉说着那许多不能用言语诉说的心曲。或者，就只是无奈地苦笑笑。或者就在结束时不断地说，我晓得我还做得老不够的……真的老不够的……我做得有啥不好，侬真的一定要当面跟我讲……真的……真的……真的……
很长一段时间，谭宗三真的不知道这二位到底“得了什么病”。不管得的是什么病，总之是把谭宗三折腾得十分不舒服。使他越发想念盛桥时代的洒脱自在。他们觉得谭宗三出校门后的这十来年变化太大。谭宗三也觉得，出校门后这一段漫长的时日中，他们也变了，除了丢掉了一条臂膊，似乎也变得……很不一样了。
他曾找他们两分别地谈过这件事。请他们不要这么做。“你们这样，我太‘沙度’（累）了！帮帮忙！”但他两都不承认有这等可笑的事发生在他两身上。非常诚恳地否定。保证。为了证实这一点，有一次，他当场“抓”了他们一回。是张大然。那天，他故意找陈实谈话。张大然果然推门来“偷窥”。他忙扑出去在门口“抓”住了张大然：“侬做啥？”“我做啥？我路过这里……”
“侬推门看啥？”
“我没有推侬门！也没有看啥！”
“侬推了！看了！”
“我没有推！也没有看！”
“大然，这门缝还虚开着……”
“这是侬出来时推开的。”
“我没有要责怪侬的意思，只是恳求你们不要再这样折磨我……帮帮忙……”
“谭老板，请侬也帮帮忙。我没有做的事体就不要强加在我头上。陈实也在侬房间里。他就坐在那把藤木靠背椅里，离房门只有两步远。他看得最清楚。侬可以叫他出来讲讲，我到底推过侬的门、往里偷看过没有！我不懂，我为啥要偷看？我张大然是这样的人？！”他非常气忿。
“侬没有推门、没有偷看，侬怎么会晓得陈实也在我房间里？甚至晓得他坐在那把藤木靠背椅里、离门只有两步远？这把椅子一直放在我那把圈椅的后头。是刚刚陈实来了后，才把它移出来坐的。侬刚刚要没有亲眼看见，绝对不可能把它现在的位置讲得那么准确！侬还要赖什么赖？！”
“……”大然一下呆住了。“我……偷看了？”
“大然……”
“我真的偷看了？”张大然的脸色忽然变得十分难看，不等谭宗三再说什么，佝偻下身子，便像一缕被风吹散的烟霭似的，匆匆离去。下班后，他在车库门前等着谭宗三。“侬能稍稍晚回去一息息吗？”他请求道。“我真的不晓得自己为啥要这样做……大概是顺便走过……顺便推了一下门……”他还在解释。神情却是十分真诚。
“侬不是顺便。也不是头一趟。”
“我真的……真的……”他再次疑惑地抬起头看着谭宗三，脸切切实实地涨得黑紫，犹如染布剩下的一盆下脚水。“我为啥要这样做？我也曾经是一爿不大不小家具店的老板。我有必要这样做(口伐)？我怎么会变成实杠（这么一副）样子的？我过去从来不这样的！”他显得异常地沮丧。
看样子，他的确是下意识地做了这动作。当场似乎并不清醒。第二天他便请假带着那位房东太太的宝贝女儿一起到无锡去休息了几天；回来后，把他的写字间从二楼，搬到了三楼，远远地离开了陈实和周存伯，也和谭宗三的大写字间离得更远了一些。
陈实对这件事的态度，似乎要坦然得多。他说他知道自己有这种“毛病”。他担心别人比他更接近谭宗三。“你们都是我的老同学。都是我诚心诚意请来的。都是我最要好、最倚重的朋友，怎么可能会有接近、更接近或不接近这种事体？侬要放松一点。”
“我晓得……但有辰光就是做不到。”
“怎么做不到？”
“嘿嘿……”他尴尬地笑笑。
“还真有啥为难之处？”
“没有……”陈实掩饰地笑了笑。但事实上他没说真话。陈实从毕业后，一直还没真正做成一件充分证明自己能力和志向的事，（虽然已经结了这么多次婚）为此还残废了一条胳膊。自己觉得这前半生过得也是非常坎坷。因此他非常看重目前在豫丰的这个位置和机会。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总是非常担心别人比他更接近谭宗三。平时老想知道现在谁在写字间里跟谭宗三在说事情。说什么。老想到谭宗三写字间去看一看。就像犯了鸦片瘾似的，不去看一看，就怎么也不得过。有时简直到了坐立不安、心里一阵阵发虚的地步。有时明明知道那里没有人在，但还是要去看一看，怎么也说服不了自己。有时十分钟前刚去看过，突然觉得好像又听到有脚步声向谭宗三写字间响去。于是马上又开始坐立不安。又在用力猜测这时候可能会是谁去“讨好”谭宗三。会去汇报谁的什么事。这事跟他会不会有什么关系……
张大然带着房东太太的女儿去无锡“休假”的头几天里，他踏实了许多。但这样的“好日子”没能坚持多久，一个礼拜后，他又开始不自信起来，频频出现在谭宗三写字间的门口。谭宗三为此也严厉地“训斥”过他好几次。他也警醒。悔恨。于是就找一点事由，让自己离开豫丰，以为这样便能控制住自己，不去“骚扰”谭宗三。起初，这个办法还真起作用。但几天后效果就大减。再后来，不仅不见效果，反而变本加厉。离豫丰越远，越不自信，担心越烈，越加坐立不安。有一次，宋邦寅亲自带了一个警备队，从盛桥押送一批最高方面点名要提讯的要犯，去南京。（这时，他已兼任国立八监的典狱长了。）也许是担心走陆路安全系数小，报请总部批准，乘坐专用警船，头一晚上先靠上海杨树浦公平路码头。远东最大的监狱提篮桥监狱，离码头不远，可在那里“借宿”。第二天继续溯江而行便可直达目的地。宋邦寅曾向谭宗三提出，让谭氏公司帮他在小张岛上建一个织袜厂。那时对待犯人，还没有现在这种先进的“劳动改造”理论。宋典狱长要在监狱附近建这么一个小厂，主要还是为了安置军警行政公务人员的家小妻女就业。另外还有个“夙愿”却只有谭宗三萨重冰和那位姓陆的小学校长等不多几个知心朋友知道。这位宋典狱长早先是学工的，总觉得自己在“治人”之余，还有很大一份专长没有得到发挥应用。也可谓技痒难耐，渴望牛刀小试吧。这件事，谭宗三当然一口答应了下来，立即交陈实具体操办。宋典狱长出发前通知了陈实，希望在公平路码头上见一面。谈一谈。（他没法脱身进市区来面谈，又不能请陈实晚上去“提篮桥”小聚。）但那天正是“联合投资银行”董筹会的“预董们”首次到豫丰碰头。为让这些上海滩的“巨子们”第一次踏进豫丰能留下个深刻印象，陈实可谓是煞费了苦心，作方方面面的考虑和准备。客厅和餐间的传应生全都是托熟人从外白渡桥的礼查公寓和百老汇大厦延请来的。统一布置了红玫瑰。因此说心里话，陈实并不愿意“舍此而即彼”。但无奈谭宗三十分看重朋友宋邦寅托办的这件“小事”，一定要陈实去见那位未典狱长，并说：“这边有我和存伯大然抵挡嘛。侬还是帮我跑一趟(口伐)。宋先生是我最相知的朋友。谢谢侬了。”陈实只得就范。驱车一路，他就开始不安。到了码头，在等候警船到达的那一段空隙时间里，他更是控制不住地开始设想人们将怎么赞不绝口地夸奖存伯和大然，居然把今天这么一个“金融巨子”的碰头会准备得如此精美周全。设想存伯和大然又将怎么趁他不在谭宗三身边的时候而把那些根本不是他们做的事统统说成是他们做的。设想他手下的那些事务员趁机又会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在谭宗三面前说他坏话……他几乎都不能再设想下去了，但又控制不住。不能让自己不设想。越想胸越闷。头越胀。心怦怦地跳。开始他还坐在车里。后来便只得下车，来回踱步。用踱步来镇静自己。踱步的速度越来越快。步幅也越来越大。即便这样，似乎也无法制止自己去做更严重的设想。特别是想到，那些银行界的巨头们发现他今晚居然没能在如此重要的场合和谭宗三、周存伯、张大然一起露面，一定会对他在豫丰的地位和作用作出种种极不利的臆测时，他竟虚汗淋漓不止。后来连自己也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竟驱车回豫丰来了。他在三楼一个黑暗的资料室门口站了许久。后来又在并没有人的谭宗三写字间门外站了许久。他无数次地对自己说，回公平路码头去吧。现在还来得及。但脚就是迈不开去。听着大餐厅里优美而庄重的背景音乐（是他亲自选择的巴赫《复活节圣慢板作品249》），他被自己感动了。这时，突然一声喝问：“啥人？”把他惊醒。谭宗三回楼上来吃一口凉茶，想清静一下，一抬头见一条黑影踟蹰，心里一紧，忙喝叫一声同时伸手去开楼道的灯，却见陈实，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便大叫：“侬做啥？侬做啥？侬到底想做啥？！！侬这个样子，哪能叫我吃得消？！”
陈实自然惭愧得一句话都没说。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他还能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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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谭宗三想起，经易门当年最拿手的一招也是突然推开你的房门极迅速地四下里瞄一眼，然后掩上门就走。你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推门、到底想瞄什么，更不知道他到底瞄到了什么、瞄了以后心里又是怎么想的。而最厉害的就是他瞄到什么后根本不会在脸上有所表示，更不会对你说。但你心里却比谁都清楚，什么也瞒不了这个经易门。对于这个经易门来说，你身上根本不存在什么隐秘。你是脱光了的，裸露着的！！
哦，经易门……经易门……我恨你！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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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海地区军管会政法组所在地，早年是当地一个叫熊荫田的大盐商的私宅。说不清楚为什么，当地盐商们的私宅都在连贯前后院子的中轴线位置上布置一条长长的水门汀甬道。“熊宅”自然也不例外。这样，每次当警卫人员押着谭宗三向我住的房间走来时，我总能久久地听到他鞋底擦着水泥甬道所发出的清晰而从容的窸窣声。他总是走得那么不紧不慢。就像他说话时，总要不紧不慢地滑动他那比一般男人都要显得更为尖突的喉结一样。按规定，被收监的他得戴着手铐来见我。迨走到我房门口，他站住了。他不好意戴着手铐见我。他希望去掉手铐。警卫人员来请示我。我答应了。我想，这样，也许更有利于我们之间的谈话。不一会儿，他们把已去掉了手铐的他带了进来。他温和地看了我一眼，甚至还低声说句“谢谢”。由于去掉了手铐，他的确显得比我第一次看到时更为文静。但由于戴惯了手铐的缘故，在谈话中，他两只手腕仍不知不觉地会向一起靠拢，并规规矩矩地并放在自己的腿胯中间，甚至在躬身去桌上取烟、点烟时，两只手仍不自觉地拢靠到一起。
仍像上次那样，我让警卫员早早地为他准备了一把靠背椅子，放在我那张办公桌对面大约两米远的地方。那是一把做得很粗糙的松木椅子，外表刷着一种似黄漆又不似黄漆、似黄粉又不似黄粉样极难看的东西。我不知道警卫员是从哪儿搞得来的，但显然不是这大宅里的原物。因为据说他们给我使用的这套家具才是真正的“原物”。而原物是一式的铁梨木清式家具，完全不在同一档次上。
和头一次不同的是，警卫员这一次给他找了个旧棉垫铺放在椅座上。一开始我甚至都没注意到这个新增加的“设备”。而比较敏感纤细的他，却一进门就注意到了，并立即猜到是那个才十八九岁的年轻警卫员做的事，便同样很温和地看了他一眼，甚至还感激似地向他微微点了点头，然后弯下腰去，细心地整理了一下那个棉垫，把布套上的皱褶一一抻平，并抖去褶缝里的灰土，这才坐了下去。
您觉得，这举止像一个“犯人”吗？
是的，通海地区军管会里凡是接触过这位“伪县长”的同志都说奇怪，“这家伙”怎么总是进入不了“角色”，好像总是不太明白（还是不愿意去明白？）自己已是一个犯人（犯官）。总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他还在跟你“平起平坐”着哩。
比如说，那一天晚饭又是吃包子。蛋花汤加素菜包子。一碟醋。几瓣生蒜。为了抓紧时间多谈一会儿，我就让他留在这里吃，不再回拘押室去赶那边的晚饭。这样可以省去不少来回路上所花的时间。当然，我不会跟他同桌共餐。警卫员把饭打来后，便把他押去隔壁，单吃他的。虽然不一定也给他醋碟和生蒜瓣，但蛋花汤是一定会给的。而我因为按规定吃小灶，除了这一切以外，总得另加一两个热炒。主食方面也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如果喝稀饭，我就要一碟切成丝的海蜇皮，再拌一点葱花，再拌一点麻油或辣油。或者把酱黄瓜切成了，再用菜籽油偏炒过，起锅前少撒进一点葱花少放一点白砂糖。每次吃完，他见了我总要客气地说一声“谢谢”，尔后稍稍对蛋花汤的咸淡和包子馅的成色作一点恰如其分的评价。好像至今为止，他依然顿顿都在吃这样规格的饭食似的。其实，从被拘捕的那一天起，他几乎已很难再见到大米白面。当时即便在通海城里，一般居民的月进食中，也得搭配三四成的麦牺那样的粗粮。每家都要腌几缸酱黄瓜应付青黄不接的蔬菜淡季。又何况他那样的“在押犯”？也许是嗅到了空气中油煽酱黄瓜丁的气味，他提醒我平日里不要吃得太咸。他说他看我印堂间的气色和手指甲的颜色，都不宜吃得太咸。“谭家的男人都比较注意养生。家里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传统……耳儒目染地，我也跟着熏了一点这种怪毛病……不过，有时也不无道理。比如看你的气色，你这人血热。肝火旺，而肺阴虚……干咳少痰或无疾……可能还有点便秘。用大黄黄芩清火，再配一点礞石哨石逐痰。或者用白前百部桔红甘草……平时多吃点绿茶。对不起，我说得太多了……”
“这个人老好耍的喽！”政法组一位中年书记员用他那一口纯熟的苏北方言，笑着对我这样评价这位谭宗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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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谭宗三便跟我聊起经易门的事。记得我在前边已经提过，经家人最早仅仅因为特别会泡茶，才被谭家的上辈人看中的。那时候，很年轻的谭老老先生独自一人在上海江南盐政司衙门里赋闲候补。闲工夫太多，就常去竹林庵茶馆店坐坐，有时候邀集几个同窗友好，趁“积雨初弄，林烟犹宿”之际，访名士，剧谈竟晷；或者去南市四牌楼旧书肆、骨（古）董铺转转，有时候也去裕和洋行看看时新的西画（洋行老板在那幢二层的写字楼上专辟有一秘间，陈设他特地从欧美等地购来的十几幅裸女画。其实这些画根本也谈不上是啥名画。重要的在于裸着。全裸着。每幅都画得有真人那么大，甚至还要高大些。因此就取得了一种绝对的视觉震撼力。让观者迸息燥热。这几乎成了一些富孀阔少特地来此谈生意的重要动力。否则这幢早五十年就在公平路码头旁边建起了的灰旧小楼，何以能吸引了这么些不做生意、只靠变卖家里老骨董也不愁吃穿的男女来此地扯什么生意经？）有时也到信泰记译馆，听馆主摆谈摆谈外国的一些趣事。真是不要太开心唤！到得晚上，更有各种好去处。倘若想省钱，去丹桂园、宝兴园吃吃茶，听听书，看看戏，不生其他花心，有个八九只角子，马马虎虎也能混上一晚上了。
也有不好过的时刻，那就是黄昏时分。此刻可谓“前不着村，后不巴店”。白天的喧嚣刚过，晚间的市面却又未到。特别是当晚饭还没有正经着落（通常总是有饭局候着的）只能去附近某小饭铺简易地过渡，尔后空对西窗外暮色中满院萧萧落木，确实让人有度秒如年之感。恰恰就是在这样一个叫任何一个独居在外的年轻人都会感到难捱的黄昏时刻，当时的谭老老先生结识了当时的经老老先生。
经老老先生年轻时在盐船上做船工。只因为特别会泡茶。一壶茶泡出十七八种花样经。轻展曼挪。跪坐摇移。念念有词。整肃精神。泡得只知道吃茶是为了解渴利尿通气打嗝讲闲话的人，个个目瞪口呆，一筹莫展。泡得他自己就像一只顺风船那样远近都出了名。名声传到那位盐政大人耳朵里。大人祖籍杭州，照例特别好喝茶、特别讲究茶艺。经老老先生从此得以在大人身边供职。但真正看得起他的人并不多。好心一点的人在背后戏称他为“茶相公”。吃不到葡萄讲葡萄酸的人只说他是一杯“相公茶”。认为举手投足说话做事都有一点娘娘腔的盐政大人真正喜欢的还不是这杯“茶”，而是这位泡茶有方、暨粗壮有力的“相公”。
大人不该不长胡子。说话不该像苏州人那样糯腔糯调。大人象征性地娶了一房太太，至今依旧膝下无儿无女。大人写得一手好字一手好诗。“烟里十八柳下六，长约雨中苏堤后，留得三黛越江来，妄为君身心为榴。”他是把自己比作“妾小”的。
据签稿房的两位签事说，他两几次看见大人在花厅后头的那间小房间的那张铁梨木凉榻上，拥着这位“茶相公”，说些悄悄话。一只白净干瘦的手，在他背后抚摸着、揉捏着，嘘嘘地停顿，眼光娇涩。
年轻的经老老先生从来没有反驳过这些传言。从来只应一个沉默。也许大人喜欢他的正是这种粗壮之中能不顾一切的沉默。其实经老老先生年轻时长得并不算好看。同样的一张长马构脸，长满了疙疙瘩瘩的紫红色肉瘤。垂挂在当中的那一条粗大鼻梁的各个坡面，应该说还算是比较平直坦荡的。但也让豆花般大小的麻坑占据着要冲阵地。有人嘲笑道，人家一瓶雪花膏搽三个月，他搽起来，顶多两个礼拜，还要省着点用。他还是不反驳。从来只有沉默。一手把着他那只至为宝贝的明朝正德年间的米汤娇地白瓷茶壶，上身笔笔直地坐在茶房间的一个阴暗处。满脸阴郁得可以。后来就让所有那些说闲话的人意外。那年，年轻的谭老老先生奉调去总理内务府工程处供职，晋京前，执意地向盐政司大人把年轻的经老老先生要走了。
有知情者说，年轻的经老老先生是在一个大雨滂沦的傍晚（哦，又是一个令人难捱的黄昏时刻），闯到谭老老先生的房间里，长跪不起，哟哟痛哭，恳求年轻的谭老老先生无论如何带他一起离开盐政司。谭老老先生不解地问道，我那里哪有这里好呢？他不答，仍旧只是哟哟痛哭。谭老老先生再问。他再哭。年轻的谭老老先生不耐烦了，说，侬这不是无理搅三分嘛！说着就要出门。经老老先生居然扑过去一把抱牢谭老老先生的脚，埋下头去大哭道，带我走。带我走。我会报答侬谭大人的。我为侬做牛做马……做牛做马啊……我实在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了啊……
这段往事讲起来很多人都不会相信：似铁疙瘩一般粗硬的经老老先生当年会这样失态？
对这种诘问，我只能告诉你们，世上凡事，信者有，不信则无。刻意追求者可能落难，但半途而废者肯定自贱。经老老先生当时的确遇到了一桩大大的难事，才会如此失态。现代的人也许无法理解他当时不感到痛苦的痛苦和感到痛苦的痛苦：他没感到痛苦的痛苦是盐政大人对他的肉体侵凌，而感到痛苦的痛苦是大人忌恨他再去染指女人，严禁他成亲。不找女人不成亲，经家的香火何以为继？！我这男人做得还有啥意思？怎么得了……呜呜……呜呜呜……救救我伲经家……
年轻的谭老老先生问清楚情由后，连夜去找盐政大人。不知他手里曾抓住过盐政大人什么把柄，一经他提出，盐政大人居然丝毫没有回旋的余地，只得忍痛“割爱”，让他带走了这个自己轻易离不开的粗人经某某。
后来的事实证明：谭老老先生当初的选择绝对正确。
这个姓经的粗汉不止会泡茶，不止能沉默，不止长了一脸的肉疙瘩和一条罕见的大鼻梁，的确还是个极难得的“大总管”。跟定谭老老先生后不久，他就别出心裁地为谭家举办一个“励耘茶社”。用尽自己所有积蓄，在京城里买下个不大点儿的四合院做社址。有诗为证：推倒前围墙，重植芭蕉墩。修篁临风立，丝竹嘈嘈暗。拍案当庭啸，长揖送知心。一瓶一钵垂垂老矣。万水千山得得来哉。是社以茶会友。以茶识友。以茶练友。逢十聚会。呼茗长谈。免费奉送一客小笼包子。但主要是为谭家联络各地从业人员感情培训各地从业骨干。并且从北京串联到上海。那年上海道以三十万两标银拍售江南制造局属下三个亏损小厂，以补账面赤字。正是励耘社的一个老社友把这消息快递到京，报告给谭老老先生。那时谭老老先生早已厌倦了京城干躁单调的大气和繁文褥节的幕僚生涯，（但最让他“吃不消”的，还在于京城拉帮结派的风气。他们各有各的小圈子。各有各的“不二法门”。一起钓鱼下馆子传播各种大道或小道消息在文明小报上互写吹捧文章或攻击共同的敌人。不入法门不在圈者，绝对封杀出局。特别是对来自南方的你。）这让他特别想念江南的桃红柳绿丝竹牙板鲥鱼丰肥楼低妾瘦深巷里的大厂大港外的远帆……现在那边既有三个现成的小厂供自己人港，当然千载难逢。三十万两雪花银子并不难筹，难的是一下子从哪里去找许多心腹相帮管理这三个厂子，堵住那既成的千疮百孔，操作起各岗的“舵轮”，让它们一一循序正常运作起来呢？没有这样得力的心腹，光有三十万雪花银，谁敢去堵这无底洞啊。而从天津、唐山、保定。太原、南昌、萍乡、株洲等地传来消息，说那几个地方都有人掂着几十万雪花银，踌躇满志地想到上海去以求一逞。他们也有和谭家一样的难处，急忙头里，上哪儿找这么些能管理三家工厂的人才啊。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中国啊。有人试探过，这三家厂于能不能一个一个地买。滚雪球似地发展。上海道方面的回答是坚定的，要么三个一起买去，价钱上甚至还可上下；要么就别买，拆一丢二或拆二丢一，谁来收拾你丢剩的烂摊子？嘟！
谭某人急着找经某人商量对策，这姓经的家伙偏偏不见踪影。满世界找，也找不见他。眼看就要与这三个厂于失之交臂。到第二天傍晚时分，谭某人在书房里正急得团团转，经某人满脸倦容却又兴冲冲地拿着一厚本中式账簿似的册子，走了进来。
“哎呀呀……哎呀呀……”急火攻心使满脸涨得通红的谭某人，一时间咄咄地满口只发得出这两个音了。
经某人默默地一笑，长舒出一口气，把“账簿”往谭某人面前轻轻一放，疲倦得几乎已经站立不住。一天多没有吃一口茶，也没有顾得上吃一口饭的他，昏头昏脑地拿起茶几上谭先生的茶壶就往嘴巴边送。谭先生最恨人家用他的茶壶，劈手夺过茶壶，跺脚道：“吃茶！侬还吃啥茶？！”
经某人呆笑笑，一屁股坐下，翻开那本“账簿”，让谭某人看。原来这是这一天多的时间里，他整理出的一份“励耘社”社友名单。凡是名头上圈上红圈圈的，都是可以立即召唤来帮着接管那三个工厂的。
谭老老先生大约摸数了数，总在三十人上下。
还缺什么？
不缺了不缺了。吃茶。吃茶。
还缺一份加急电报。快点。十万火急通知上海方面，这三个厂谭家买了。
对对对对……
但那一天，京城戒严。所有邮电局都被兵勇把守，信函得开口检查，电报一律不许用密码发出。可是要明码发过去，这消息肯定就会被透露给某些权贵，他们一定会不顾一切抢先下手，最起码也会让亲近自己的那些人先得了那三个厂子去。这电报怎么发？经某人默默一笑，拿出一张黄表纸，上头有早拟好的两句谶语般的电文。谭某人拿来一看，竟是两句古时的饮茶诗。“不待清风生两腋，清风先向舌端生。”经老老先生本不识字，更不用说什么古诗。这两句饮茶诗是他跟两位知亲茶友们请教得来的。这时用上了。这人就这点聪明，听一点什么看一点什么，特别能记得住，还能用得上。
“这……这样发出去，那些朋友……能懂里头的意思吗？”谭某人迟疑。
“那一帮赤佬？嗨，一个个都比我聪明！”经某人喘着大气说。
电报就这样发出去了。朋友们果然都懂。立即响应。安排妥当。这气势简直不亚于后来陈其美响应武昌首义、率人攻打江南局的雄壮。谭家就此重新回到上海。谭氏集团以后的一番大局面，都起自这三家小厂；也可以说，是由励耘社的这一帮茶友。这两句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吃茶诗帮着趟出来的路子。
但经老老先生日后却忌讳这个“茶”字。忌一个“粗”字。忌穿两尺半短打。他告诫子孙，经家人从此以后要读书要识字，虽然不可识得比谭家子孙多，但一定要比别人家的子孙识得多。“你们晓得当年我是哪能（怎么）过的吗？”他问儿子和孙子。但年仅四五岁的经易门并不知道祖父这句话里包含着何等样的辛酸，便撒了个娇，笑道：“我又没有侬那么老，哪能（怎么）晓得侬那辰光是哪能（怎么）过的啦？”说罢还张开两只胖嘟嘟的小手，去抱一向最疼爱他的祖父。不知是因为他小手上的糖汁玷污了经老老先生新穿的棉袍，还是因为自己的辛酸没得到子孙应有的回应，这个粗人居然一手甩去，先把四五岁的宝贝孙子击出四五尺远，一跤跌在东墙根下。不等小易门惊恐地翻身爬起，他又赶过去，飞起一腿，再度把小易门踢倒。这一脚正踢在小易门的脸上，立时三刻，半边脸就肿了。破了。处在这半边脸位置上的那半个嘴角和眼梢处，便汩汩地往外直冒鲜血。经易门的妈妈吓坏了，忙扑过来要抱走小易门。经老老先生却不容分说，一个巴掌把她也击倒在地。她依然不顾一切要扑过去抢小易门。这时经易门的父亲、经老先生瞪大眼睛叫道：“跪下快给我跪下！”并带头扑通一声跪在了父亲面前。于是都纷纷跪下了，包括正在堂屋里外忙着的各位娘姨茶房。所有在场的人都没见过老老先生发这么大的脾气。都不知今天最后怎么收场才是。没料想最后出来收场的却仍是惹事的小易门。他虽然像所有四五岁的孩子一样识不得大人心里那许多的曲折和陷阱，依然有自己稚净的一片天真和娇爱，但发自本能的一瞬间明亮的颤栗，却振起他带着满脸的血泪，摇摇晃晃跑到祖父面前，照样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拖长了哭声叫道：“公公，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四五岁的他居然连连向祖父磕头。磕得满地血迹泪痕，磕得全家人的心都碎软无奈，磕得经老老先生再也忍不住，迸出两行滚烫的泪珠，俯下身一把抱起宝贝孙子，大嚎。
从那天起，经老老先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让这些没有跟他一样经历一番辛酸的家人也能体会他的辛酸。特别是对这个他最为看重的孙子。从那天起，他再没让经易门离开他一步。甚至晚上，也让小易门睡在他身边。他辞退了家里所有的佣人。卖掉了家里所有带油漆的家具。他重新开始穿“两尺半短打”。他置办了最粗糙的茶具，给家里人讲当年在沙船上给船老大们“泡茶”的故事。他给经易门延请最好的家庭教师。当然，最最重要的是，他在谭家做得越发的勤谨忠诚。不容自己出丝毫的差错。他知道，像他这样没有一点“老底于”的人家，要在上海立牢脚跟，一切的贫富荣辱，以至生死存亡，都维系在别人眼开眼闭摇头点头之间。
他什么都想到了，只是没有去想一想，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的命运维系在别人的眼开眼闭摇头点头之间呢？
其实也不是一点都没想过。只是想以后，他所得到的结论是：侬不想靠别人？哈哈。好呀。不靠别人依靠啥？侬试试看嘛。试试看嘛！
94
记得刚从乡下搬到上海，头一个早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听见隔壁兼做批发正广和汽水生意的小灵根（灵根的阿爸告诉我，很早以前，上海人把汽水叫作“荷兰水”）在他们家门口大叫大嚷：“啥人每次去蹲坑都要用两张草纸？啊？屁股介（那么）大？！”同样让我特别感到奇怪的是，他叫嚷的声音那么响，但并没有搅扰小弄堂里的任何人任何人家。这些人用一句北方话来说就是：该干嘛还干嘛。依然笑眯眯的。忙进忙出。买早点的、倒马桶的、刷牙齿的、生煤球炉的、汰菜汰衣裳的、烧泡饭的、弯腰曲背在煤球炉上用火夹钳起劲地烫着头发的……总之……总之……总之什么？总之……一个小时或四十五分钟后，等上班上学到外头去做生意的人或推着脚踏车或踏着黄鱼车或拎着油布伞或嘴里还在大口大口嚼着咸泡饭，纷纷这么一走，弄堂里清静了。但烟消云不散。是啊。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江南的细雨匀匀地洒落在黑布洋伞上的声音。那些被树冠屋檐遮去的天空。一辈于仍是个忙忙碌碌、却总是心有不甘的江南人。
那天我故意在灶披间门口等了一会儿。我想跟黄克莹说两句话。那时我跟她已经相当熟悉了。那段时间，我觉得她有一点闷闷不乐。不经常出门。我想知道究竟是为什么。我听见拖鞋声，还听见她在二楼大房间门口，跟娄家阿伯讲话。娄家阿伯成年累月瘫在床上。一年四季面孔朝里躺着。很少跟人搭讪，特别不跟他家里的人搭讪。也从不过问家里正发生的事。但你不要以为他真的不关心。他枕头底下藏着一面小镜子。他经常趁人不备时，通过小镜子的折射，来收集身背后的情况。那小圆小圆的镜面有时连着几个钟头在灰暗的床里侧发着时明时暗的光。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对待他周围的人和事。我只听说，他过去一度也曾是吆五喝六的大老板。自备汽车进进出出。后来怎么搞到这个地步，一家五六口人只住这样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普通弄堂房子，我就没有兴趣再去打听。因为我相信，在上海，像娄家阿伯这样的人，古往今来，不会是第一个，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他挺愿意跟黄克莹讲话。但黄克莹从不进他家房门（他的儿女和老婆特别忌讳黄克莹）。她只是懒懒地倚靠在门框上，跟老人随便聊聊头一天在“大光明”“兰心”看的那些美国电影或左翼剧团上演的那些社会问题剧。她看得出老人很喜欢听她说这些，也很喜欢看妮妮侬偎在她腿边的样子。老人有时趁家人不注意的时候，赶快把妮妮叫到床边，赶快塞两张钞票给妮妮，尔后，非常得意地看看黄克莹。在其他情况下，黄克莹是绝不允许妮妮接受成年男子的“礼物”的。曾经有人试着这么做过。她发现后，马上找到那“家伙”，把东西扔还给他，毫不客气地当面开销道：“勿要瞎七搭八。我只有这一个女儿。小姑娘还小啦哩！受不起侬这份厚礼。”对方也许丝毫没有邪意，送的也许只是一小包价值一二分钱的“盐金枣”，也总被她闹一个脸红耳赤，吭哧吭哧，一点“落场势”（下台阶）都没有。后来弄堂里的男人都晓得她这个脾气，就只是远远地对她娘两施“注目礼”。少不了要再讲两句刻薄话。传到她耳朵里，她也不在乎。但她愿意给娄家阿伯这点安慰。因为她经常有这样的感觉：自己跟这位老人一样，偌大一个世界，真正属于她和他的只是很可怜的那么一面小小的“圆镜子”。当然，接过那两张皱巴巴的钞票后，她总是要让女儿到弄堂口买一两样老人能嚼得动的东西，再找机会偷偷地送给老人。她要训练妮妮懂得怜悯老人。她想到孤单的自己有一天也是要老的。说起来，这样的日子转眼间就要到的。
谭宗三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主动提出约见她了。这就是她这一段闷闷不乐的主要原因。许家姐妹告诉她要采取主动。房东太太和煤矿轮船公司驻申营业处的那个女老板都勉励她主动主动再主动。“谭家的三老板嘎（那么）喜欢侬，这种机会好放过的？拉司卡（LastCard。最后一张底牌）扑一记，不会错的！”但黄克莹从谭宗三的神情里，早就品出一种极度的矛盾。这种矛盾甚至使他一度想中止跟她的约会。只因为他缺乏足够强大的内力，才没得以实现。他也无法抗拒总想见一见黄克莹的隐在冲动。这使黄克莹开始认真考虑这样一个问题：难道我对男人真的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为啥？已经结过两次婚的黄克莹，从来就不是那种能自我赏识的女人。她胸部发育很晚。几十年后，我在上海一张文化报上看到过这样一段文字，完全可以借过来形容黄克莹：“她是个老生子。她姆妈四十五岁才生了她。先天就不足。所以眼睛小小的，嘴巴大大的，头发稀稀的没几根，双眼皮长在下头，好不容易得了个瓜子脸还是倒挂的。多年来只要不化妆面色就黄黄的。随便往哪一只沙发里一坐，只占老小一只角落。弱不禁风的样子”直到生了妮妮，走路还老佝搂着，不敢挺起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个“不好看也不算难看的小女人”。在盛桥镇上，谭宗三执意要她搬到他的小旅馆的那个小院子里住，她还忐忑了一段日子。两个人见面并不多。后来她才发觉这种有人替她母女俩定期付房钱的日子也蛮好。更不要说在小旅馆里每天还能听一个小时的留声机。“百代”的胶木唱片。后来发现谭宗三亲她的鞋子，在大吃一惊之后，又深刻检查：自己是不是无意中做错说错发错了什么“信号”，误导了这位好心的谭老板寄情于她那双旧皮鞋？她自惭形秽，紧张好几天。但确认自己既没做错也没说错更没有进行过任何误导。自从搬进小旅馆以后，她都没正眼看过他一次，更别说正经跟他说过些什么了。即便是看，也只是飞快地扫那么一下。或者低着头用心地斜一眼他那两条瘦长而又相当有力的腿。她想不大起来他经常穿着的是什么样的衬衫，但对他总是穿着一条凡立丁的西裤，一双小方头皮鞋，却是非常有把握的。她忽然悟到“错”不在她。她脸红了。久久地看着六岁的女儿。后来就到镇街上去挑选了一瓶上好的珍珠霜，还买了一块很便宜的粉饼。平时不太愿意戴胸罩的她，慌慌地把揉得很皱的它们一一从箱子底里翻出来。对着镜子扣了半天也没能把后面那个搭扣扣起来。这才发现它们的尺寸都已嫌小。在此同时，镇街上所有的人都在议论她的脸色一天比一天红润，眼光里自“透出一番柔情似水人见人怜的韵致，虽仍不能算抢眼，倒也越发的耐看了”（摘抄自那张文化报）。有人甚至发现从那一天之后，白天她再没穿过那双硬底皮鞋。她怕把它穿走样了，不再招三老板欢喜。只是快到傍晚时分，她才把它擦得柔亮柔亮，恭恭正正地摆放到自己的房门口。这一点，连妮妮也看出来了。有一次，妮妮就这样问她：“姆妈，侬这双旧皮鞋，天天拿进拿出，摆给啥人看嘛？旧皮鞋有啥好卖样的嘛！”她脸一红，赶快把女儿拉进房间，并把窗帘统统放下。妮妮以为妈妈又要关门“教训”她了。岂不知，门一关，妈妈紧捏着两只不算大的拳头，哈哈一笑便倒在床上，发疯似地打滚，抱住她又一通猛亲，猛咬。“侬发神经病？！”妮妮一边挣扎一边指责。“是的。是的。姆妈又不适意了。快来帮姆妈看看毛病。”黄克莹立即装出病重的样子，双手捂住胸口，摇头晃脑地哼哼起来。她跟女儿经常玩这种游戏。妮妮会立即从抽屉里找出她那一整套“医疗器械”，非常周全地替妈妈做全身“检查”。翻嘴唇看牙齿。解衣扣听心跳。逐个耳朵地抚摸。一只一只手地搭脉。然后声称病极其严重，从上到下不断地“打针”，还一边轻轻地‘哄”着：“宝宝，不要哭。打了针就好了。就好了。”起初黄克莹只是被动应付。无非是哄女儿玩嘛。但后来她竟完全被女儿的认真细心所打动。也许十分钟、也许二十分钟……她完全放松了自己，由着女儿来“照顾”她“看护”她“治疗”她……弱小的身躯细嫩的手指搬动沉重的她触摸“僵滞”的她。已经有两年……不，快三年了，没有人这么悉心地照顾过她让她这么放松过为她做这一切……真的是一切……她真的彻底放松自己……听着女儿咻咻的喘息和所作的种种“医嘱”，她真的非常感动。非常舒服。好几次她都忍不住把女儿一把搂进怀里，把自己的脸紧紧地贴住女儿温软的小脊背，引起女儿大声抗议：“侬发神经病啊？医生要不开心了！”
她曾一度尝试着不去思念谭宗三，但看来为时已晚。她知道自己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阴差阳错的是，对方似乎也有点离不开她。对此，她已谈不上激动。只是一条：想见到他。非常奇怪的是，她常常要被诸如他今早上在吃什么、昨晚睡觉前服过几片安眠药、衬衣领子上那一点咖啡迹是不是已洗掉、今晚他又会跟谁在一起度过……等等那样一些十分无聊的问题，纠缠得不能自拔。最后一次见他时就觉出他神情不太正常。以前两人在一起，他的话也不算太多，但那次话更少。以前见面时，他虽然话不多，但他那专注的目光，几乎是无所顾忌地在告诉你，我看不够你。于是这目光无声地充实了一切点燃了一切。有时即便走在马路上，他也会无所顾忌地盯着她看。看得她非常不好意思地低声请求，不要这样。他微微一笑，反而提出，让你稍稍走前一两步，因为他想看看你的背影。你非常难为情地扭扭身子说，背影有啥好看啦？但你还是向前走了。走得非常僵硬。因为你的背脊上明显地感觉到了他目光的灼热。你只能坚持走几步，尔后就走不下去了，就得笑着扑过来，一边用拳头捶他，一边不依不饶地笑嗔，奇出怪样，还要看人家背影！
最后一次约会，他又像往常一样，提早来了。又是在雨中。等候在一排古老而又高大的梧桐树下面。准确地说，是两排。夹道而立。他总是等候在右边那一排的最后一棵树下。树身上有明显的疤眼。打着一把古老的钢骨黑布洋伞。这是唯一一个设在市区内的火葬场。就在静安寺的斜对过。大片的草坪和尖顶的塔式主建筑，还有红褐色墙体和大面积的铸花铁框窗，此刻都静悄悄地沐浴在夜雨之中。砖砌的烟囱肯定是冰冷的。接运尸体的专用车同样冷静地停在车库前那一小块灰白色的略有些坡度的水门汀地坪上。那是一辆非常漂亮的黑壳子福特车。长方形的车厢是为它特殊的用途所特制的。两位穿修士式黑袍的壮工打开后车门，便可看到车厢中间停放着一张做工极精美的带盖的停尸床。同样是黑色的。金属质地。黄铜把柄。黄铜包角。床盖的中央还用黄铜铸作了一颗硕大的不一定只具有装饰意义的族徽。很少有人仔细端详这颗族徽。其实我也没端详过。我爸爸去世，没到这儿来火葬。在斜土路殡仪馆人殓后，雇了一艘小木船，连同那具不算太昂贵的棺木，一起运回老家。上岸时有个非常真实的细节我已写进了《泥日》。那天也是有雨。也是泥泞。下船时人抬大杠怎么起，我爸爸（的那具棺木）就是不肯动。不起身啊。搞得所有赶来帮忙的亲戚朋友都一筹莫展，心如铅坠。我觉得我爸爸是不甘心。他十五六岁离开家，到南通读商校，以极优异的成绩毕业，被一位姓孙的亲戚接纳到上海的一家进出口公司当会计。十九岁随公司长途跋涉迁往大后方昆明时，已然是会计们的主任了。今天回到家乡。留给这世界的是一个寡妻和四个儿女。最小的一个才一个半月。而他自己所剩下的那个仅仅三十周岁的肉身肯定要腐烂。全部的努力都在哇哇的大出血中淌尽。“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面对浑黄的长江，消失的云月，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走。抬也不走。不让我于，我不走总可以吧。我不能回老家歇着啊……后来是我的一位叫仲雄的堂房大伯在我爸爸的灵柜前烧了一点香烛锡箔，又深深作了个揖，劝道，竞雄，（我父亲的名字）到家了。走吧。不管哪能（怎么样），这里总是侬的衣胞之地。侬在外辛苦这多年，老宅门前那几棵白沙批把树都已经结果了。侬真的可以歇一歇了。此时不撒手又更待何时呢？走吧。水酒一杯。大家都在等侬哩。风突然停了。雨也突然停了。又等了一会儿。再起杠。果然动了。当时我在棺枢边。完全发蒙。那年我才十岁。但就在棺枢往上一起，终于被抬走的一霎那，我觉得我长大了。真的长大了。当然，如何准确解释这“长大”二字的含义，确确实实又花了我几十年的周折。至今我也不敢说我已经能准确地充分地把它解释了。唯一有把握说准的倒是这一点：现在，我已然比我父亲老了许多……
约在火葬场后头来见面，黄克莹就觉得不舒服。预感到什么不祥。第一次约会的地方是她定的。由许家姐妹替她向谭宗三转达的。她故意选在三明书局楼上。邃雅阁。花茶绿茶。伽南龙桂。那天三明创办五十周年，举办小型展览以飨宾客。红木条案上的玻璃罩里陈列书局多年来收藏的一百多套宋版珍本。另一个玻璃柜里陈列的是清代以来国内最著名的刻书家如江阴缨艺风上海朱文海南京李义和无锡了福保番禹邓实上虞罗振玉武进董康……制作的书。其中除木刻，居然还有珂罗版、玻璃版或石印的。还有不惜工本用桃花纸宣纸和乾隆墨精印的，也有在日本用东洋美浓纸印的。谭宗三很无聊地在那几张案桌中间转了一圈，稍带一点调侃的口气问，侬嘎（那么）喜欢这些老古董？真看不出来。她红红脸问，侬不喜欢？他笑道，假使侬是为了我才到这地方来装扮这份斯文的，那么我可以告诉侬，现在可以走了。后来他特地让车子开到贝帝奥（成都）路沧州书场，告诉她，这里就是清末重臣盛宣怀的私家“愚斋图书馆”旧址。“想不想进去再斯文一番？大学问家。”“啥人是大学问家啦？！”她脸又红。被这么挖苦一下，当时心里虽然很有一点不舒服不自在，但后来回想，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她喜欢他的率直。不像别样男人的曲意奉承后头总藏着一只贪得无厌的脏手淫手。后来，他兴致勃勃地带她到一家不起眼的小西餐馆里去吃晚饭。进门前，她心里真有点不开心。像他这样一个大老板，只肯带她到这样一家小餐馆里用餐，明摆着是把我当落脚货对待嘛。进了门才晓得，是自己不懂行市。这爿店是小，但档次实在是不低。全部餐具都从巴黎带回来的。不是银的，便是水晶的。台面上的烛光和老板老板娘亲自在一旁端着大银盘派菜。每次只开一桌。壁炉里柴火轻轻作响。幽雅的背景音乐远远悠长，还有那只只吃了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的龙虾。他说他喜欢这家小餐馆的一点情调，这情调是由挂在调酒间墙壁上镜框里的两张巴黎大学哲学系博士文凭制造出来的。这两张文凭是老板和老板娘三年前从巴黎带回来的。后来他就带她到江湾五角场，沿着那条老式有轨电车轨道一直步行很远很远。那天没有下雨。后来，她就有点紧张。并且越来越紧张。当时她已经有一点觉出，他，好像有啥毛病……而且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她常常觉出一旦他两离得非常近、并应该离得更近的时候，他总显得非常紧张，以至无所措手足，为了拚命控制住这种无所措手足的紧张，会把自己那种惯有的大家子弟的直率，丢个无影无踪。身上还抖个不停。其实他的手挺温软挺宽大，伸过来的一眨那间甚至也是不容抗拒和充满诱惑的。足以让她心慌。激荡。两腿间发颤。但很快又变得冰凉。矜持。客套。像一匹被老姨妈养过了劲儿的老公猫，再没有那种冲动伸出舌头来舐舐嘴唇皮“啊呜”一下也少有。他总是斜过眼来偷看她的脚面。尔后就非常痛恨地转过身去好像有意在躲避什么。回避什么。做着圣诗似的自责。一棵盆栽热带乔木，远看有点像用纸浆灌制，很粗糙地涂了一层绿颜色和土黄色。他常常独自一人如此这般地站在某个角落里。
那天他站在火葬场那个冰凉的水门汀地坪上，犹豫了好大一会儿，突然问，侬还有啥事体没有告诉我？神情非常严重。很可能这个问题翻来覆去已折磨了他相当长一段时间了，已连着好些个晚上没得好好安生。眼圈也隐隐发黑。
黄克莹的确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事没告诉他。
黄克莹知道这一天总会要来的。甚至觉得都来得晚了一点。她曾为他久久的不问，忐忑过，又暗自庆幸过。她说不清自己究竟是希望他探问，还是不问。但根据自己对他的了解，她知道他早晚是要问的。不问，他心里是不得过的。总算开口问了。也许这表明，他想最后确定他两之间的关系了。但也可能……他已得知了一些什么，想彻底了断他两的关系……
究竟是哪一种呢？她不敢看他。他口气生硬。略有一点颤栗。很激动的时候，他常常这样。
略略镇静下自己，黄克莹答道，我是嫁过两个有“病”的男人，并且和另外两个“病”得不轻的男人有过比较深入的接触。但是……
好了。我晓得了。侬不用再讲下去了。谭宗三突然打断了她的话。很生硬地提出，可以走了，找地方吃饭去。
黄克莹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跟他走了。
这顿饭自然吃得相当沉闷。完全是“谭宗三式”的。也就是说，当他不高兴的时候，根本不顾你受得了受不了，他会连续一两个小时。甚至一两天不理睬你，只管闷头吃他盘子里的烤乳鸽和奶油烩鲑鱼，或看他的闲书，听他的评弹。但又不让你走。黄克莹几次提出，找一个只有他两在的地方，让她对自己以往的那些事作一点简单而又必要的解释，他没答应，都用同一句话回绝了她。他说，侬刚刚已经讲过了。讲过了就算了。我不在乎侬过去怎么样。
“侬真的不在乎？”黄克莹反问，竭力把话说得平和，还故意轻描淡写地笑了一笑，以冲淡让他搞得如此紧张的现场气氛。
“侬这个人哪能嘎（怎么那么）烦啦？”他却一下把眼睛瞪得很大。
这时候，黄克莹真想扔下刀叉，转身就走。一切迹象都表明，他不是不在乎，而是很在乎。很在乎，却又不想听她作一点点解释。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一把必须随心所欲、一旦用得不顺手就可以随便一扔的裁纸刀？或吸墨纸？领带夹？皮鞋刷子？哦，谭宗三，当你那样激忿地跟我谈论自己对经易门的厌恶的时候，你真的一点都没想到在你自己身上同样深藏着一个“经易门”吗？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他两刚开始交往的初期，黄克莹肯定起身就走了。但现在……现在她浑身的血往上涌了又涌，涌了又涌，却最后还是忍住，直觉和这些年的全部经验都告诉她，简单地一走了之，痛快是痛快，但并非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他毕竟是“谭宗三”，不是“经易门”。他那让人难以忍受的任性（有时是软弱，绝对的软弱）里面，的的确确还躁动着（共生着）一种在黄克莹看来是极难得的“大孩子气”。一种在许多三十岁以上的男人身上很难再找得到的“大孩子气”。没有了这种“大孩子气”，自然也就会少做许多的蠢事，可笑事，但因此也就少了许多的“义无反顾”和“执著进取”。而这些年，她已经和太多的男式的“老到”“老辣”“老滑”……交往过了。结论是唯一的：再不能和这种毫无一点“大孩子气”的男人交往了。太累，也太乏味。这种男人和女人相处的方式太简单，要么他跪倒在你面前，要么你跪倒在他面前。在“女人”这个词里，他们看中的只是前边那个“女”字，而绝非后边那个“人”字。
黄克莹要求别把那原本就有的“人”，从“女”的身体里取消。
而现在，让她同样感到惊栗的是，这个一向被自己认为是拥有“大孩于气”的谭宗三，似乎也毫不例外地忽视着她的这个基本愿望，都不肯听她作一次必要的倾诉，解释。他同样是那么的“专横”。既在“专横”面前表现着同样的“软弱”，又同样在使用“专横”去对待比自己更“软弱”的人。他似乎根本不懂，女人做人的基本愿望之一，就是渴望倾诉。也渴望倾听到倾诉。在他面前，她感到自己同样被忽视了“抹杀”了。她忽然感到无话可说。忽然觉出自己实实在在付出太多。跌跌撞撞到如今，还懵里懵懂地保持着那么多期望。她真为自己悲哀。她忽然惊悟，是不是归根结底因为自己身上的“大孩子气”太多，才造成了这一切？是不是自己也应像那些人那样采取“跪”的方式，就好过得多。不是让我来向你下跪，就是千方百计让你来向我下跪。也许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么简单明了而又实惠？
就这样走去？
她一惊。晶亮冰凉的果品叉“当啷”一声从她手里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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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让我从头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