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初春的一天下午，卢文弟的家门口站着一个客人。是一位中年女同志。她头戴一顶北方皮帽，身上披一件已经破损了的羊皮大衣，脚下放着两个旅行包。门锁着，她便在旅行包上坐下来，等待主人。一个男孩背着书包来到门口，他看着客人，有礼貌地问：“阿姨，找我爸爸、妈妈吗？”客人看看孩子，一把把他抱起，亲着孩子的脸蛋说：“小学诗，多像你妈妈啊！长得这么大了！今年七岁了吗？”学诗奇怪地看着客人，问：“你怎么知道我叫学诗呢？我怎么不认识你呀！”客人调皮地眨眨眼睛说：“我会算。我不但知道你叫学诗，还可以算出来你为什么叫学诗呢！你信不信？”学诗急切地问：“真的？我为啥叫学诗呢？”客人又亲亲他的脸蛋说：“妈妈没有告诉你吗？是为了纪念一位伯伯啊！”小学诗想了一想，忽然把小手一拍说：“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向南阿姨，向南阿姨！对吗？爸爸妈妈昨天还说到你呢！”客人又把他亲一亲说：“聪明！你猜对了，学诗！你看，知道了我是谁，就该让我进屋呀！”小学诗觉得自己失礼了，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摸出挂在脖子上的钥匙，开了门，又忙着去搬向南的旅行包。向南笑着说：“重啊！阿姨自己拎！”她一手拎着一个旅行包，走进了卢文弟的家。

学诗对向南说了声：“阿姨，你坐。我去找妈妈”，便飞跑而去了。

向南充满感情地打量着朋友的房间。一切都布置得井井有条。房屋正中挂着两只装满照片的玻璃镜框。一只里装着文弟、志勇和学诗的各种照片，另一只里放的都是文弟和向南的照片。向南在镜框前面站了一会儿，就走到写字台前坐下来。看到桌上放着一个已经包好的邮包，上面写着“向南同志亲收”。她拆开邮包，里面装的是自己给文弟写的几封信，数了数，一共六封。她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便抽出信纸，一封一封地读起来。原来是她与子期恋爱期间的几封信。她真感谢这位深情而又细心的朋友。这些信使得七年前发生的一切完全复活了。这些年来，她是一直要忘记他的。她记得罗曼·罗兰曾经说过一句话：“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埋葬爱人的坟墓……”她就是想在心里筑起一座坟墓。每当想起他的时候，她就劝自己：“譬如你没有遇到过他……”“譬如他变了心……”“譬如你发现两个人的性格不合……”“譬如他是生病死的……”然而，这一切都只能收到相反的效果。她仍然时常想起他，特别是当生活上遇到挫折和痛苦的时候，她就会仔仔细细地去想象：“要是子期活着……”总之，时间的流逝没有能弥合她的创伤，反而使这种伤痕更加深刻和痛苦了。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使她越来越理解这次创伤的原因和意义。但是，她还是尽量克制住自己，不去想，不去想……

漫长而又痛苦的岁月终于结束了！子期已经得到了平反昭雪。这个时候重读了这六封信，她怎么能不心潮起伏、百感交集呢？她在桌前愣了一会儿，拔下胸前的钢笔，在最后一封信的空白处，写下近几年经常吟诵的苏东坡的一首《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鬓如霜。

写到这里，她停了下来，不想写出下半首了。她伏案默思了一会，才又提起笔来，写出自己刚刚想到的几句诗：

别来自谓不思量，

夜雨巴山总断肠。

漫漫行程孤鸿影，

回回梦断冷月旁。

西窗红烛千滴泪，

战地黄花一片香。

炉中尚有三昧火，

再铸一腔热心肠。

写罢，她放下笔，看了一遍，重又把信纸装进信封，包好。刚刚做好这些，便听见院子里小学诗“巴达巴达”的脚步声，他一边跑，一边喊：“妈妈，快快！向南阿姨在里面。”她马上站起身往外迎去，卢文弟已经旋风般地跑到她面前，把她紧紧抱住了。两个朋友紧紧地拥抱着，止不住热泪滚滚。直到小学诗在一旁叫：“妈妈，快给阿姨泡茶呀！”两人才哭笑着分开。

两个朋友坐下来互相端详。自从向南到黑龙江以后，她们就没有见过面。向南回乡探过两次亲，都没有到静湖来，只是写信来说一声就直接到母亲那里去了。这几年，在她们的生活中又刻下了几道印记呢？她们互相审视着。向南看卢文弟，还是那样美丽、娴静，除了眉心间有两道细纹，证明她曾经有过忧思以外，岁月仿佛绕过她的身边，宽宏大量地过去了。然而，卢文弟眼里的向南却是苍老了。向南的突出的前额已经布上了几条明显的皱纹，一对大眼已经被鱼尾纹牵制住，不像以前那样闪亮犀利了。嘴角也添了两条短纹，把阔大的嘴巴的轮廓更鲜明地勾勒了出来，虽然还是一头齐耳的短发，但已经花花搭搭地杂着几根银丝。卢文弟感到，原来那个天真、坦率、充满稚气的向南已经看不见了，现在坐在自己面前的向南，是一个饱经风霜的中年人了。看到这些变化，卢文弟不禁感慨地叫了一声“小南子！”

听着朋友这样的呼唤，向南陌生地睁大了眼。这七年，在农村，老乡们叫她“老向”，游云等叫她“阿姨”。只有在回家探亲的时候，她才听到另一种称呼，妈妈总喜欢叫她的乳名：“龙德”。所以七年来，向南觉得自己已经与“小”字永远告别了。现在，又听到了这样的呼唤：“小南子！”向南忍不住摸摸自己的头发，问朋友：“还是小南子吗？”

“还是，小南子。你没有老。你还是很神气的。这几年过得怎么样呢？很困难吧？”卢文弟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朋友。

“困难呀，文弟！困难的不是学习耕田犁地，而是学会生活和斗争。哪里都有江河湖泊，哪里也不可能风平浪静哇！不过，跟农民在一起，我心里觉得踏实。腰杆子也硬。在农民中间，没有段超群那样用貌似革命的口号掩盖自己丑恶灵魂的人，也没有像我这样飘飘荡荡不着实地的人。他们很单纯，根据自己的生活，判断路线是非。地里的庄稼长不好，自己的肚子吃不饱，你叫他们承认你的路线正确？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儿！一听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唯生产力论’，他们就骂人了：‘我看把那帮小子饿他妈的几天，就不会瞎嚼蛆了。谁说闹翻案？咱看翻得好，不翻不得了！’总之，一切复杂的问题，到他们那里就变得单纯多了。当年孔夫子说，他种菜不如老农。依我看，在观察政治风云，判断路线是非方面，我们知识分子也不一定都如老农！”

听着向南兴奋的谈话，卢文弟感到朋友精神上的变化：坚定。扎实得多了。她喜悦地说：“生活的磨练对一个人真是大有好处。看，你的变化有多大哟！”

“对了，文弟！”向南兴奋地接着说，“记得七年前我们在一起讲过的话吗？那时，我开始怀疑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态度。可是自己究竟错在哪里呢？并没有想清楚。现在清楚了。解放十七年里，我在甜水里泡大了。妈妈、老师和同学们都是双手捧着我。我所想象的生活，就好比躺在平静的海面上仰游，微波荡漾，逐浪嬉戏，不知道还会有狂风恶浪，更不知道还有海啸。只喜欢不费力气地随波逐流，欣赏蓝天白云，体味诗情画意，从不想深入到海底去探求一番。正如子期所说：‘只会漂不会沉的人，不算学会了游泳’。那时候，我确实是不懂得生活、不会生活的人。好！生活来教训我了！一个巨浪把我打入海底，吓得我眼也不敢睁，手也不敢动。我只觉得海底到处是尖利的礁石和腻人的砂子。真恨不得索性张大嘴巴猛喝几口水，永远沉没算了。文弟，不只一次啊，我听到子期的呼唤，我想与他相随于地下！多亏了同志们热情地拉住了我。我挣扎着在海底游了。渐渐地，我发现在海底游着的人还不少，各种各样的人哪！他们中间不乏劳苦功高、有才有识之士。于是，我的胆子壮了，加入了这支队伍。游呀，划呀；划呀，游呀！喝了不少水，也受了不少伤。可是也正因为这样，我才发现，海底不尽是礁石和砂子，美丽的珊瑚和珍贵的贝类也都是藏在海底的呀！这样，我就不再埋怨和伤心了。我感到呼吸畅快、沉浮自如了。文弟，你说这是多大的收获呀！我现在觉得，从物质方面来说，我还是两袖清风；可是从精神方面说，我并不贫穷，可能算得上是个小康之家，我的财富就是我的全部生活经历，坷坎不平而有意义的生活经历。”

卢文弟赞叹地说：“小南子，你要变成哲学家了！”

向南深沉地笑笑说：“生活就是哲学。凡是认真生活过的人，都可以成为哲学家。我懂得这点点生活的哲学，实在太迟了！”

卢文弟心里想：变了，真变了！她不由得拿起桌上的那包信对向南说：“要是子期活着，看到你今天的变化，该多么高兴呀！”

向南接过信，沉思良久，感慨地说：“要是我早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子期就不会死了。在风狂雨暴的时候，两只小船紧紧系在一起，就不一定会翻沉。可是我先松了手……这是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文弟，要是我那天晚上就和他结婚……”说到这里，她的眼泪顺着面颊往下流了。

卢文弟见向南伤心，不想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了。她笑着说：“小南子，不谈往事了。在滨海的朋友们都好吗？”

向南回答说：“都见到了，都好。程思远作了文协负责人，黄丹青到市文化局做了党委书记，王友义被下放到工厂劳动了几年，又回到文协当编辑，时之壁、贾羡竹、马大海也都好。雪花评上了特级教师。”

“朋友们没有聚一聚吗？”卢文弟问。

“聚了！又聚在程思远家里。”向南回答说，“我们一起讨论了一个问题，十年来，我们到底是倒退了，还是前进了？”

“是倒退，也是前进，对吧？我和志勇都是这样看的。”卢文弟说。

向南立即回答说：“对了。这正是历史的辩证法。一个人总是站在原来的地方，对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一切反而看不真切。倒退几步，跳出圈外看一看，反而清楚得多了。这场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对我们自己和别人，不是看得更清楚了吗？这十年中，我们大家都吃了苦头，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受了伤。痛苦惊醒了我们。巨人又一次觉醒了！巨人的头脑再一次思索了！巨人继续迈步前进了！文弟！不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经历了怎样的劫难，最终，总是更进一步激起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对祖国更深沉、更强烈的爱！文弟，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热爱我们的祖国，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决心要为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奋斗终身！这不也是进步吗？”

向南说得热泪盈眶，卢文弟也激动得不能自已。她对向南说：“是呀！我在台上演戏，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激情啊！今天的一切得来不易呀！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

向南叹口气说：“是呀！代价太大了！我们的老一辈，小一辈都为今天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啊！我怎么也忘不了七六年一月周总理逝世的那一段日子。我和游云她们每天晚上坐在一起哭泣。我想到处去走走，看看，我想拉住遇到的每一个人，对他说：‘我们痛苦啊，我们担心！’就是在这一年清明的时候，游云带着我们精心扎成的花圈到了北京……可是从那以后她就没有回来呀！她被捕了！”

“游云出狱了吗？”卢文弟急切地问。

向南难过地摇摇头：“还没有。我来的时候，正在研究她的问题，大概快了吧！文弟，真是奇迹啊！苦难的生活治好了春笋的病！五年前，我怀着试一试的心情把她带到黑龙江乡下，让她为老乡们演出。想不到她好了！健康地和我一起回到了滨海。”

“晓京呢？”卢文弟问。

“她在黑龙江扎根了，结了婚，成了一名教师。晓海也成了大人，做了工人。这真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呀！我们这些人的经历，每个人都可以写一部小说，它的总题目就是《不尽长江滚滚流》。对了，子期的那部长诗，我已经整理出来了。可惜他的老首长已经逝世了。我要把它献给党和人民……”

“段超群、李永利、冯文峰这些人怎么样了？”卢文弟问。

“他们吗？”向南的眼睛调皮地忽闪了一下，嘴角露出讥讽的微笑。她说：“段超群不是等着历史给我们的争论作结论吗？现在结论已经作了。李永利和游若冰在子期死后不久都当上了文化局党委常委。‘四人帮’粉碎以后，李永利受了审查回原工厂去了。游若冰还没等审查到他头上就自杀了。遗书上写了八个大字：‘众叛亲离，无地自容’。这未尝不是一条出路。倒是冯文峰有趣。他当初跟着李永利到了文化局，做了一个小小的组长，名声却很大。李永利一垮，他马上‘反戈一击’，又想当积极分子了，最有趣的是，他参加为子期平反昭雪的追悼会时，还到我面前来说：‘小向，你们当时要是能坚持下来就好了。你们太脆弱了。那时候，我们也是爱莫能助啊！’我回答了他一句话：‘狐狸想用尾巴扫掉它身后的脚印，但谈何容易！’”

文弟笑着说：“说话还是那样尖酸刻薄。”

向南不由得也笑了笑说：“我平生最看不起这种人。确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编写历史。不过，有人用手，有人用心，有人用血。还有人用尾巴。冯文峰这类人就是用尾巴在为自己编写历史的。他们知道自己的历史并不光彩，生怕别人看见，所以一边写，一边就用尾巴三扫两扫，想把它涂掉。扫的时候，还扬起满天灰尘，落到别人身上，对于这种人，我看最好的办法是当众脱掉他的裤子，给他割掉尾巴，教他学会用手去编写自己的历史。”

卢文弟也接向南的话说：“我相信这种人总是要暴露的。姚如卉不是已经得到应有的下场了吗？——咦！我们说了半天话，学诗到哪里去了？找志勇去了吗？”

文弟的话刚刚落音，就听得门外大叫一声：“安志勇来也——”脚步声随着话声到，马上，就有一双手伸向向南，热情地嚷着：“这一下，要多住几天啊！”

向南含笑打量着这个初次见面的“姐夫”，爽朗地笑着说：“闻名不如见面。一员虎将嘛！——这一回呀，只要你们缸里有米，我就住下不走了。哈哈哈！”

“阿姨，没有米也不要走。爸爸可以去买呀！”小学诗认真地对向南说。

“哈哈哈……”几个人一起大笑了。

安志勇抱起儿子摇着说：“这个傻小子！这个傻小子！”

小学诗点着爸爸的额头说：“我是傻小子，你是傻老子！”

“哈哈哈……”

多少年没有这样欢畅地笑过了。

笑吧，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的人们！

笑吧，在新的长征路上行进的人们！

一九七八年六月草稿。十月九日至二

十五日初稿。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

至一九七九年元月八月二稿。一九七

九年六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