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时分，车到了徐州。外边在下雨，糟糕！离开家乡久了，忘了这里的冬天也会下雨，没有带伞，只好风雨兼程了。我得冒雨赶到西关的汽车站，坐两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到县城，从那里再徒步奔走二十多里才能到家。唉，这雨天！
一出徐州站，迎面碰上了救星——长途汽车！一问，是我们县的一个什么“运输公司”，个体户的。车站就在火车站门口，方便得多了，而且票价同公家一样。我喜出望外，赶紧上车买票，踏上归程。
车上的人坐得满满的，都是家乡人。听着这熟悉的乡音，坐着家乡农民自己的汽车回家，使我感到异常亲切。这两年，报纸上、广播里不断有各地农民“富起来”的新闻，总觉得与我无关。没想到我们这个穷乡僻壤也有了农民的汽车！
我的邻座是一个黑脸大汉，一身油渍麻花的制服，手里提着一只旧手提包。此人非常健谈，好像一分钟也不愿把嘴闭上。
“出差？”他主动向我打招呼。
“不，是回家探亲。”我说。用的是标准的乡音，对故乡人，我一直是这样的。
“哦，老乡！在哪儿工作？”他愈见热情地看着我这个戴眼镜、穿制服的知识分子，很愿意攀谈。
“北京。”我说。
“北京的形势咋样？听说江西的农民要进京办公司，王府井大街要成农民街了？”他望着我，很想得到一个明确答复，好像我是北京市长似的。
“我……说不好。”我据实回答，并不掩饰自己的孤陋寡闻。这惊人的消息我还是从他嘴里第一次听到，自然也不知确否。而且，我心里惦记着病危的父亲，也无意扯这些山海经。
“下个月，我上北京看看，找市政府拉拉，”他说，口气之大更令我瞠目结舌，“我这个公司也想打人王府井！”
“你是什么公司？”我忍不住问他。
“运输公司。俺家弟兄仨，三部车。一部拉微山湖里的鱼，一部客运，一部跑上海做买卖。”他向我伸出三个手指头，如数家珍。
我只好对他刮目相看了。“这就是你的车？”我指了指现在乘坐的长途汽车。
“不，不！”他不屑地摇摇手，“他这是小打小闹，光跑徐州，挣有数的死钱，没多大意思。我准备在北京搞个出租汽车公司，一色的进口小卧车，带空调的！”
我简直目瞪口呆了！他有多少钱？这么大的口气！
他似乎意识到我的不信任，把他当成吹牛大王了。笑嘻嘻地说：“你甭看我这一身不咋样，秀才不在蓝衫旧。咱不打扮外观，穿旧衣裳，提个破包，到哪儿，谁也想不到偷咱的。这一趟上海，净利这个数！”他伸出了五个指头，不知是五千、五万、还是五十万。
惟恐我不信，他干脆从提包里拿出一张单据让我看。我瞟了一眼，上边大写着人民币两千元整。
“这才两千。”我说。心里认定他刚才是吹牛了。
“两千只是住宿费，”他微微一笑，“旁的都从上海直接转账了！”
我没有话说了。他一趟上海，仅仅住宿费就相当于我两年的工资！而且，他又是个体户，没地方报销去，挥金如土，必定有殷实的家底。
“想不到……”我喃喃地说。
“嘿，你想不到的事多得很啦！到了县城你再看看，咱县成了小上海啦，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是个干家，亲自抓建设，大楼一座接一座，个个不重样儿！”
“噢，好……”我听得心里热乎乎的，生平第一次听到家乡人这么自豪，即使有点“贫汉骤富”的卖弄也可以原谅。他们毕竟穷得太久了，穷怕了，猛然间富了起来，未尝不可在人前夸一夸，况且我又是家乡人。
可是，现在占据我心头的是我那生命垂危的父亲！黑脸大汉说的这一切，同我的父亲又有什么关系呢？父亲老了，风烛残年，靠的是我的工资养活，而我，每个月才能拿到七十二块五毛钱，上要养老，下要抚幼啊。那“万元户”，那什么什么“公司”，那不重样儿的大楼，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无心再听黑脸大汉的唠叨了。
车子进了县城的时候，雨已经停了。我急急下车，奔进国营汽车站，要买回家的票。如今，那二十几里路不用腿跑了，可以乘车到离家不太远的小镇，然后再徒步回家。
上午的班车过了，我只好买下午一点的票，还有一个多小时，好难打发啊！
我走在那条极熟悉的东关大街上，这条街变得我几乎认不出了。两旁的大楼一座接一座，果然不重样儿。马路尽头，是县城的中心部位，也就是两千年前秦始皇埋宝剑、丹砂的地方，盖起了一排壮观的楼房，80年代气息。远远望去，真的以为是上海或北京的某一条新建的大街呢。
故乡，在游子心中唤起的是喜悦，也是酸楚。我一生中金色的时光，父亲一生中年富力强的岁月，是在苦难中度过的。如今父亲老了，这一切对他都失去了意义。
我从“秦台”故地折回来，重新朝汽车站走去。路旁各式各样新开的店铺，邻街摊贩高声叫卖的家乡小吃，樊啥的传人正在兜售的本县传统狗肉，收录机中播放的邓丽君歌曲，这一切，都不能吸引我，我心里只有家，赶快回家！可是，家在哪里？已经没有家了。我出生的那两间茅屋，院子里的那棵我和姐姐亲手栽的脆枣树，都已经没有了，这个家，已经不复存在了。父亲现在住在姐姐家里！
姐姐从县立师范肄业回乡不久就出嫁了。那时她已经二十好几，在乡下，谁家的闺女也不会等到这会儿再出嫁。经同村的二大娘做媒，姐姐嫁走了。那一天，我们全家都像办丧事，一点儿喜庆劲儿也没有。姐姐扑在母亲怀里哭了一场，告别了这个家。按照家乡的风俗，我手里提着一把茶壶送姐姐出了村，一直送了很远很远还舍不得分手。姐姐没有坐花轿，那过时的东西早不兴了；也没有坐汽车，那新派的东西也还没有传到我们这个角落。她坐的是马车，一辆平时用来拉庄稼、拉粪用的马车。
我们终于分手了。十几里地，我不能送到头，家乡的风俗也不允许，男家娶妻要闹新房的，一个小舅子怎么能参加那种尴尬的场合呢？我站住了，手里捏着茶壶，木然地目送着马车辘辘远去……
姐夫是一个中学教员，高高的个子，脸又黑又瘦，戴着一副眼镜，沉默寡言。起初，姐姐对这个陌生人完全没有感情，但不久，她就变了，向我说了姐夫的许多好处。这，我完全相信，后来我和姐夫之间的感情几乎像亲兄弟一样。他比姐姐大六岁，像个大哥哥似的，处处让着她。可是，他无法排遣姐姐心中的痛苦：一个师范肄业生，就这样成了他家的一个媳妇，和东邻西舍那些文盲大嫂一样，侍候公婆，生儿育女，喂羊喂鸡，缝补浆洗……如此而已。自己花了十几年心血学来的知识，粪土一样扔掉了；而丢掉了多年的活儿，从来也没想到还会捡起来的活儿，又占满了她的双手。那双手，那双曾经写出过许多篇优等作文的手，喂鸡喂羊去吧，抚养孩子去吧，上地里送粪去吧！失去的梦，攀登知识高峰的梦、上京下海的梦，甚至当一个乡村小学教员的梦，统统都忘了吧！
每逢寒暑假，我都要到姐姐家里去看看。姐姐被家务、农活和一群孩子缠累，老得很快。从她身上，已经很难看出和左邻右舍的大嫂的区别了，她变成了一个道道地地的农妇，在重复着我不识字的母亲做过的一切。姐夫常在假期里开各种各样的会，我去了不一定能见到他，而姐姐则忙着为我做饭，我坐在堂屋里和她的公公说话，耳朵里却在听着从厨房里传来的呕当呕当的风箱声。我轻易不来，姐姐定要做点好饭菜，拉着风箱，往锅底下塞着柴禾，呕当好几个钟头才算完事。而吃饭的时候她又不能陪我，妇女不上席。姐夫不在家的时候就临时请村上的“文化人”来作陪，说着搜肠刮肚找出来的闲话。而我是来看姐姐的啊，却一句体己话都顾不上说。在我同陌生人吃完她费了不少劲才凑齐的“四个碟子”之后，她才和孩子们坐在锅屋里享受残汤剩饭。姐姐，我的姐姐！她把自己看成一个废人，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了，巴望着我大学毕业好挣钱奉养父母，承担起做儿女的责任。
母亲没有等到这一天就在贫穷之中去世了，家里只留下父亲。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正是大学生粪土不如的年月。四十六块钱的工资要养活自己，还要结婚、生孩子、奉养父亲，一分一分地计算也难以安排。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念完了大学还穿着家乡的土布褂于，裤子上打着补丁。要在北京安一个家，哪怕置办最简陋的东西，也要四十六块的多少倍？我和妻子在一间十平方米的斗屋里举行了只有我们两人参加的“婚礼”。结婚好几年连锅、案板、菜刀都没有备齐。
父亲怜惜我，没有到北京来拖累我。他仍然在贫瘠的土地上挣取连口粮都换不出的“工分”，年年决分都要“透支”，由我向生产队偿还父亲劳作一年仍然欠下的债务。进一步孝敬父亲我就没有余力了。也许家乡父老把我看成“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人了。我可怎么向他们解释呢？电影导演在前些年是挨批的角色，这几年处境不同了，但也只是“有名无利”的职业。我跑遍全国各地拍片，每部影片都花去几十万、上百万元的成本，为国家赚回成倍的利润。可我自己从去年开始每月工资才涨到七十二块五毛，并没有“富起来”啊！
父亲终于完全丧失了劳动力。“痨病”时常发作，一个人躺在那两间茅屋里，如果半夜里一口气上不来，死了都不会有人知道。感谢我的一个当“赤脚医生”的堂弟给他打针吃药，替他挑水做饭。可是，这总不是长久之计，人们都会问：“他儿呢？不会找他儿去？”
我无法再忍受心中的愧疚，一再写信敦促父亲到北京来治病。
1981年秋收之后，他终于来了。
我拿着电报，去车站接他。从家乡小镇上打来的电报几经周转到我手里已经过了钟点。出站口如流的人群、无数张面孔我一个都不放过，但里边没有我的父亲。我逆着人流往里挤；在纷纷攘攘的车厢里寻找他，一直到最后一节车厢，才在已经快走空的座位中间发现了一位老人。他穿着黑布夹袄，守着几个大大的粗布包袱，在焦灼地等待着他的儿子。
“大大，你来了！”我急切地叫着从小习惯的称呼，去搀扶我的父亲。
白发苍苍的头从车窗边转了过来，那双棕黑色的眼睛朝我注视了一会儿，父亲才认出我来。在他的心目中，儿子永远是小时候的样子，自从翅膀硬了飞走之后，一年一度、数年一度的探亲已留不下十分确切的印象。而且儿子也在变老，面前的这个戴着眼镜、鬓发斑白的中年人是他的儿子？他得凭着记忆中的印象几经印证才敢确认。
“噢，我知道你一准来接我，就坐在这儿没动窝。包袱忒沉，得等你接啊！”父亲的脸上漾出笑意。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一笑，两边的皱褶拉成好几条深深的沟纹。
“包袱？你带这么沉的包袱做啥？”我提了提他身边的包袱，埋怨地问。
“穷家难舍，我都搬来了。”
“那房子呢？”
“屋，扒了。树，刨了。连床，都卖了。你寄的盘缠没动，我还能给你添点儿过日子的钱呢，这回来了，就不走了！”
父亲一一历数着他的行李，告诉我哪件里边是什么。除了他自己的四季衣服，还有用了多年的被褥，几件舍不得丢的小玩意儿，还有一口袋绿豆，一口袋芝麻，一罐香油和一包脆枣，那是我家的枣树最后一次收获。
我只好雇了一辆三轮车，用超过这些包袱价值的车钱把父亲的家产运回了我在北京的家。父亲见了他日夜惦念的孙女、孙儿，用抖抖索索的手抓了脆枣给他们吃，眼里涌出了两行老泪：“吃吧，咱家的水土好，这枣儿甜。吃吧，就这一回了，往后就吃不着了！”
夜里，在一间半斗室里住下了老老少少五口人。床铺不够，就搭行军床吧，就是搭地铺也不回家了。
父亲住下来了。他要在生命临近终点的时候住在儿孙身边，过一过大都市的生活。天安门、故宫、颐和园、长城，都逛一逛。历史博物馆也得看一看。闲着没事到公园里打打太极拳，玩玩鸟儿，像那些退休的干部、工人们似的。儿子的书橱里有很多闲书，他可以好好地看一看，甚至还可以写写字。年轻的时候他替人家写了不知多少春联，而最得意的一副是贴在自家门上的：“读书写字真乐事，种竹栽花最恰情”。一个农户贴这样的春联？那是他的志趣，他的爱好，他的精神支柱，他一辈子没有实现的愿望。
他在北京过得很愉快，从颐和园的排云殿，他沿着山路走走停停，一直登上佛香阁。从万寿山的制高点上俯瞰整个北京，他陶醉了，随口吟出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杜甫的名句。在天坛的回音壁前，他像孩子似的把耳朵贴在那弧形的墙上，谛听我在另一端亲切的呼唤：“大大，大大！”这最悦耳的乡音，使他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故宫，他久久地注视着“金銮殿”上的皇帝宝座，仿佛在心中丈量从农民到帝王之间的十万八千里距离，而这距离，刹那间缩得近在咫尺。他也许在回味陈胜在当农民时说的一句话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不是在用知识分子的心理溢美自己的父亲，不，父亲是博学的，他甚至在凭吊历史古迹的时候，好几次指出了写在牌子上的说明词中的谬误之处。我告诉他：等我手头的这部电影完成之后一定拍一部历史片，父亲说的这些说不定能用上。
父亲在北京的日子是美好的，却又是短暂的。西山的枫叶红了的时候，父亲的“痨病”犯了。他无力地躺在床上，半闭着眼睛，嗓子里呼着微弱的气息，带着咝咝的疾音。瘦骨嶙峋的胸腔艰难地起伏着，那里有许多话要说，却说不出。
担架！救护车！输氧！紧急抢救！我被吓懵了，惟恐死神夺去父亲的生命。
父亲又活过来了。他在阴曹地府的门口转了一遭重回人间之后已不再留恋北京，而急于回去，回家去。也许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了，要把遗骨埋在故乡的祖坟上。也许，是地下的母亲在冥冥之中召唤他吧？
北京的冬天天气奇冷，我的心也像冰冻的土地一样板结，没有什么可以使它融化了。带上必备的药品和须臾不敢离开的氧气袋，在万木萧疏的季节，我把苟延残喘的父亲送回了家。不，已经无家可归了，是送到姐姐家，然后，只身返京。“对望无言惟有泪，几番徘徊意踟蹰！”父亲后来在信中这样回忆我们的离别。我不能留在他身边照料他，“等”他死，我还有工作，还有事业，还得走，只有把父亲交给姐姐了。说不定哪一天，父亲会突然死在姐姐家里，连通知我回去都来不及。我的心缩成一团，有什么办法？一切都拜托姐姐吧。她，曾经将阳关大道让给我，自己跨上了独木小桥。而这一次，我却把重担都“让”给她了。心债，我的心上，欠了姐姐多少债啊！
我终于捱到了下午一点，登上了从县城往西开的长途汽车。不，路不长，只有二十多里，我过去背着胡萝卜徒步要走两个小时，现在，汽车只要三十分钟。可这三十分钟我却觉得长似一年。“父病危，速回”！每一分，一秒，我都在赶，在抢，谁知道父亲是不是还活着？也许，姐姐为了不使我过度伤心才把死讯说成病讯？也许，姐姐怕我不回去摔“老盆”才这样把我“骗”回去？哪儿能呢？我岂有不回之理！哪怕父亲还剩下最后一口气，我也要赶回去见他一面，哪怕父亲已经闭眼，我也要按传统的仪式披麻戴孝，摔“老盆”，把父亲的灵枢送进祖坟，与母亲的遗骨合葬。我要在坟前做双倍的忏悔！不，我相信父亲不会死，他已经奇迹般地在姐姐家又活了三年，前不久，还亲笔给我写来了长篇书信。不会死，他一定还活着，在等着我——他惟一的、最爱的儿子。
汽车到站，我又上了乡间土路。从这里到姐姐家还有五六里路，我踏着雨后的泥泞，沿着当年汉高祖起兵斩蛇的“白帝河”，没命地跑，奔向那个在地图上找不到、在我心中却永远抹不掉的小村庄。
走进村子，我的心咚咚地狂跳，我担心会听见哭丧声。没有，村子里静静的，大人都出去干活了，只有几个小孩在墙边路口上玩。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一步一步走近姐姐家的大门。到了门口，我几乎要窒息了，好像预感到姐姐正在里边抚着父亲的尸体痛哭。啊，生离死别，我在艺术创作中极为陶醉的生离死别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了。在电影中，我总不让任何一个角色痛痛快快地死，不让他的亲人在死前得到“大团圆”的结局，想方设法折磨观念的心，巴不得让他们的眼泪流成河。现在，在一幕话剧中我成了剧中人，才知道自己曾是那么残酷！
院子里没有哭声，一点声音也没有。大门口也没有贴那种×形的草纸，丝毫也没有出殡的迹象。父亲真的还活着吗？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像跨进鬼门关似的快步走了进去。父亲，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