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卧室，我竟然没有看到父亲。姐姐家的两间东屋间壁土墙上挖了个下方上圆的小门，套间里惟一的小窗上蒙着旧塑料布，屋里一片昏黄幽暗。两张床靠墙摆成“丁”字形，占据了房间的大半。临窗的床上堆着黑乎乎的被褥和棉衣。父亲，我的父亲在哪里？
姐姐一家人跟着我走进来。
“外爷爷在这儿唻！”我的外甥女指着临窗的床上对我说。
啊，我这才看清了，父亲原来音围坐在那堆起的被子、棉袄中间！他佝偻着腰坐在床上，头无力地耷拉在怀里抱着的氧气袋上，一动不动。猛然间，我竟然不敢相信那是一个活人！
我扑在床上，抓着父亲的手：“大大，大大，我回来了！”
父亲仍然一动不动，任我摸着那双干得起皱的双手，对我的呼唤也毫无反应。不，他听见了，只是没有力气做出反应。一顶旧绒线帽遮住了他满头的白发和宽阔的前额。背着西窗的微弱光线，他的脸上一片昏暗，眼睛无力地半闭着，上唇和下颚都长满了杂草似的胡须。他轻轻地喘着气，夹杂着哩噬的疾青。父亲从来不是这个样子。他不喜欢留胡子，不愿意显出老相，总是把脸刮得干干净净。他在农民中长期保持着与众不同的卫生习惯，刷牙、漱口、洗澡，从不马虎。而如今，他连这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仅靠氧气袋维持生命的残躯，一动不动地佝偻在床上，像是只等我回来做永久的告别。
“这回犯病犯得怪厉害，还怕等不到你回来哩！”姐姐对我说，“吊针打了三天三夜啦！”
“三天三夜？”我看着一动不动地佝偻着的父亲，“一直就是这个姿势吗？”
“三年都是这样！他不能倒下睡，倒下就憋得慌，三年就这样坐着，腿上都磨出茧子啦！一天天地受罪！”姐姐说着，抬起衣袖擦泪。
我的心痛苦地战栗。三年，父亲竟是这样度过的？为什么每次写信都没告诉我？我自以为尽量地寄钱可以减轻姐姐的负担，可以减轻父亲的病痛，可是这三年的僵坐，我怎么代替啊？我自以为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父亲，用夜以继日的工作来压制自己的怀念之情，可我毕竟每天从半夜到凌晨还有一夜安眠啊！而父亲，却连片刻的平卧歇息也没有，就这样似醒似睡、半死不活地坐了三年！为什么父亲不让我在梦中看见他这备受煎熬的身影？他的信，那一封封写得很长、字迹又很工整的信，竟是伏在膝盖上写的，字里行间向我报着平安！
“咱把大大送医院吧？”我对姐姐说，“住院治疗，不惜一切代价，我带着钱呢，带了五百块！”
姐姐擦着泪说：“多少钱也没有用了，他不能动，几十里路送医院能把他颠打坏喽！还不抵在家，俺啥工夫都不缺，医生天天上家来打针、给药，我白天黑夜守着他，端屎端尿，医院里能行？”
姐姐说得对，我不忍心再让父亲受颠簸了，“就把钱留在家里吧，凡是能买到的东西，凡是咱大大想吃的东西，都给他办到！可惜我来得太急，啥吃的都没带！”
“不缺，啥都不缺，”姐姐说，“他的胃弱，也不能吃旁的啥，就是吃稀的，鸡蛋糕子，蜂糕茶。怕大便干，还得常喝蜜。”
父亲床前的草囤子上盖着块木板，权当桌子。上面摆着点心盒子、蜂蜜瓶子……虽然上面落满了灰尘，可在我们家乡没有人把灰尘当成什么有碍卫生的东西，吹一吹就行了。我看着这一切，揪心似的疼痛。如果父亲住在我那里，总比这里强得多啊！可是他现在已经不能经受千余里的汽车、火车了。何况我那里有天天到家里来看病的医生吗？有整日整夜在床前值班守候的人吗？没有。这里是父亲惟一的安身之处了。
“俺这给他生了个炉子，他这屋最暖和了！”姐姐说。语气里有尽孝的自慰，还有一些自豪。
的确，我们家乡在冬季从没有生炉子取暖的习惯，家家都是屋里屋外一样冷，充其量在来客人时才抓把柴禾烤烤。现在父亲的床前生着一只烧蜂窝煤的铁炉，大概是全村最优越的了。那炉子还兼做炊具，无盖，无烟筒。
我又不安了：“别中了煤气。”
“不要紧，门跟窗户都不严，中不了煤气。”姐姐说。
可不是嘛，我们家乡的房子都是那种老式的双扇门，关起来也露着好大的缝。门媚上还有一块空档，是留给燕子飞来飞去的“燕路”。窗户不安玻璃，也不糊纸。只有父亲的这扇窗口蒙上块塑料布，被西风吹得呼扇呼扇的。唉，既要取暖，又要透风，这糊涂的生活哲学！
父亲醒来了。不，他根本就不是在睡，他一直在倾听我们说话，只是没有力气插嘴。此刻他蓄足了力气，终于张开了嘴要说话了。我期待地望着他，他的眼睛却照样地半闭着，并不像凝视着归来游子的样子，只是嘴唇在动：“这一崩儿（一段时间）……没见你的信，小报上说，你在拍刘邦的电影？完了没？我还……能捞着看不？”
父亲的声音极为微弱，而且被喘息时时打断，但在我心中却激起了巨大的波涛。我没有想到，父亲在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死去的时候，在盼望已久的儿子突然来到面前的时候，他关心的首先是儿子的艺术！啊，我那该诅咒的艺术，它像磁石一样死死地吸着我，耗去了我二三十年的岁月，把我作为一个儿子应尽的责任差不多都推给了姐姐。为什么，为什么父亲却不恨我，也不恨我为之献身的艺术？连我自己有时候都恨哪！好几次，在摄影棚里，水银灯下，我突然走了神，从紧张的拍摄现场“闪回”到父亲的病床前。我愣着，愣着……一个镜头拍完了，没有我发出“停”的口令，摄影师不能停机，胶片沙沙地空转着。“导演，导演！你怎么了？”所有的人都吃惊地望着我。父亲，艺术，在我心中打架，顾此而失彼。父亲却并不恨它，因为那也是他的向往，他的寄托，他渴望着我在艺术上有所成就，了却他一生的夙愿。而在他病魔缠身的时候，在他勉强栖身的这间土屋里，他心中闪耀着光辉的，还是艺术！这时，只有在这里，我才注意到，这间小屋的四面墙上都贴满了父亲的书法。那是用乡下仅能买到的孩子们钉练习本用的纸写的，但字却写得很认真，倾注了父亲的心血。一幅，一幅，我动情地看着。在那个下方上圆的套间门旁贴的是一副我极为熟悉的对联，“读书写字真乐事，种竹栽花最恰情”。啊，支持父亲艰难地活过来的不独是我，还有他丢不下的艺术！
对于我那部拍了一半又不得不为了父亲的病危而放下的影片，我现在没有心思谈它了。但我不愿让父亲伤心，只好说：“快了，明年春天就可以拍完了。‘秦台’和‘白帝河’准备到家乡来拍，到时候，我用小车接你去看我怎么拍电影！”
父亲半闭着的眼睛闪了一下，显出了一些光泽，显然得到了一些慰藉。他盼望着看到儿子的这部电影。
“咱大大的病眼看着见好！”姐姐兴奋地说，“见了儿啦，喜的。你一回来，啥病都好啦！”
我却没有这么乐观。我虽然相信父亲的心情会因为我回来而有所好转，病也许会轻一些，但“病去如抽丝”，哪会一下子全好呢？维持吧，尽全力维持，能延长父亲的寿命三年五载、一年半载也好。
“我盼着好，我还没活够……”父亲的话多了起来，虽然说得吃力，但总想说。仿佛他的生命中又注入了新的动力，他要与病魔搏斗，长久地再活下去，“看着你成名，看着你姐姐出去工作，我的心事就全了啦……”
“工作？姐姐要出去工作？”我没听明白。
“噢，还没顾上跟你说，”姐姐说，“俺这一拨儿师范肄业生上级要给落实政策了，补发毕业证，安排工作，可能是当小学教师。”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这是真的？失掉了二十多年的梦想竟然要实现吗？这对于姐姐简直是僵死的生命重新复苏！我激动地望着姐姐，从心底里祝贺她命运中这个尽管来得太迟了的转折。
“真的，”姐姐说，脸上并没有过分激动的神情，也许她“初闻涕泪满衣裳”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她忧心冲忡地望着父亲，“可我咋去哇？咱大大病得离不开人，我情愿把这个机会放弃了！”
放弃？她说得那么轻松！不，那是经历了痛苦的内心搏斗之后无可奈何的选择。父亲，工作，这两者她只能选一样。但在这关头，她只能要父亲，日日夜夜侍候父亲，而放弃她失而复得的理想！这二十多年，她虽然不存任何幻想，但并没有忘记自己走了一半的路啊！每当她在路上遇见过去的老师或是在外地工作的同学，她都要经受一次刺激，不敢接触那种询问的目光，一转脸走了过去。她死守在农村，没有任何出路，虽然如今的农村也出了一些能人、富翁，可她没有那种本事。她能搞什么什么“公司”吗？能当什么什么“专业户”吗？能去跑长途运输当二道贩子吗？不，她没有经商赚钱的本领，只有缠手的一群孩子、一身的家务、承包的责任田、卧病的父亲，还有烂在肚子里的师范二年级的文化知识。要用，也只有这一次了。而且，她要追求的，父亲要追求的，也不是去做腰缠万贯的“经理”，而是吞吐知识的乐趣。现在，机会终于来了，而姐姐却又要轻而易举地放弃！又要“让”吗？啊，又到了该她“让”的时候了！
“不行！”我急切地对姐姐说，“不能放弃，照顾父亲的事，咱再想想办法！”
“啥办法都想了！”姐姐说，深深地叹息，“谁也不能替我。你能行？你姐夫能行？你们有工作的都不行。孩子都在上学，也不能耽误他们的学业。只有我能守着他。工作的事，反正也没想过，丢了二十多年的东西，不想啦！我也老了，四十多岁的人，干也干不了几年了，算了！”
“不，哪怕一年，一天，你也应该过一过另一种生活！”我说。说得很坚决，很恳切，却想不出实现的办法。
“我也是这样说，”我的外甥女给我沏了一杯糖开水，放在我面前，说，“我想体学不上了，回家侍候外爷爷，叫俺娘出去工作，可俺娘不愿意……”
“甭说了，那不行！”姐姐瞪了女儿一眼，“你明年就该考大学了！”
噢，外甥女现在正上高二，又到了姐姐肄业的时候！姐姐怎能忍心让女儿再走自己的老路？怎能忍心用女儿的前途换取自己这棵老蔓再去开一朵太迟了的花？不，她不肯，绝对不肯。她心甘情愿把那诱人的未来留给女儿，“让”给女儿！
看来，进退维谷，姐姐的确无路可走了。父亲静静地听着我们的话，嘴唇在轻轻地嚅动，他又在积蓄力量，要说话了。
“是我误了你……误了你一回，还要再误第二回吗……”父亲喘息着说，眼睛又恢复了先前那暗淡无光的老样子。看得出，他对姐姐怀着与我同样的负债感。是的，间苗、掐顶，一次次地改变姐姐命运的决定，都是父亲做出的，那不是一笔一笔的债务吗？这一切，我本来都认为是我欠姐姐的，因为都是为了我。可是，父亲都揽在自己身上了。从他那歉疚的眼光里看得出，他对于女儿怀着深深的愧意，愧自己的无能，误了女儿的一生。现在，女儿又到了需要他帮一把的关键时刻了，不是需要他的钱、他的力气，只需要他健康地离开病床，就一切都迎刃而解了。而这，难道是他自己能够主宰的吗？
“大大，大大！”姐姐满脸是泪，俯在父亲床边，“甭说这话！大大，这是命，我认命！为了大大，我啥都能舍，心甘情愿！”
“命？”父亲半闭的眼睛中滚下了浑浊的老泪，喘息着说，“……五十而知天命，你还不到五十啊……”
…………
不知不觉，夜已经很深了。
父亲不再说话，头耷拉在氧气袋上一动不动，像是困了。我和姐姐悄悄地退出来，在外间屋里的马槽前对坐着，谈论着面临的难解难分的矛盾。外面下雪了，雪花打在门上，打在窗户上的塑料布上，沙沙地响。这一夜，在这个小小的村庄上大概只有这一间小屋里亮着荧荧如豆的煤油灯光。姐姐家的那匹老马咯嘣咯嘣地咀嚼着草料，一夜都没有停，伴着姐弟两人无尽无休的绵绵夜话。
我终于没能说服姐姐，她打定了主意：不去工作了，让孩子安心上学，让父亲安心养病，让我回去上班。她就守在家里，哪儿也不去了，什么也不想了。而我，却还没有死心。
天色微明的时候，油灯灭了。父亲半闭的眼睛终于合上了，嗓子里咝咝的疾声停上了。他不再佝偻着腰，安详地平卧在黑乎乎的褥子上。这是他三年来第一次平展展地安睡，也是最后一次。他，再也没有醒来。用胶布粘在鼻孔上的橡皮管不知什么时候被他拔了下来，扔在一边，那一袋氧气还没用完，成了无用的废气，在无声地吐向昏暗的斗室。
夜里的一切争论，都无须再继续了，父亲用最后的一点气力结束了这争论，偿还了终生的债务，轻松地走了，到极乐世界去享受读书写字、种竹栽花的乐趣去了。他去得很急，很匆忙，连我的《秦台夜月》也等不及看了。
大雪停了，惨淡的月光下，小小的村庄，无尽的田野，一片洁白。
白色，圣洁的颜色。在西方，是新嫁娘礼服上的轻纱；在中国，是哭灵的儿女身上的孝衣。
写于1985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