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一共生了二女三男，却一个接一个地夭折了，只剩下我们姐弟二人。当时日寇的铁蹄正在蹂躏我们的国土，死一个人只不过像死一只蚂蚁，我和姐姐能活下来，真是万幸。长大了，我们便成了父母的掌上明珠，人们夸我的父母命好，“一儿一女一枝花”。尤其是我，父母指望我兴家立业，传宗接代，因此地位又远远在姐姐之上。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五岁。两年以后，我上学了。学校在一里多路远的一个村庄，是一个复班式初级小学，一、二、三、四年级统统坐在一个教室里，由一位老师上课。讲一年级课程的时候，其他三个年级就“自习”，实际上却不得不旁听。大都市的小学生都有资格嘲笑这样的“学校”，而我却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好处：在一年级的时候就已经预先“旁听”了二、三、四年级的课。尽管那时的老师水平不高，教唱“天空出彩霞”的时候讲解道：“啥是彩霞？彩霞就是太阳！”我长大以后还是常常怀着感激的心情想念那所学校和那位启蒙老师。
然而，有一次我却逃了学，说什么也不肯去了。因为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一面墙上写了一句很难听的话，是骂我的。我用同样的手段报复了一下，结果成了仇。我的“敌人”很有号召力，把所有的同学都拉拢在他的一边。从此，我只好一个人走过那长达一里多的土路去上学，半道还常常遭到“伏击”。唉，那时还没有长成一个男子汉，被这小小困难吓退了，不敢再去上学了。
父亲很生气，脱下鞋用鞋底狠狠地打我。我平生只挨过父亲这一次打，但这一次就足够我记一辈子了。我当时并不明白父亲为什么那么生气，原先我犯什么过错他从不打我，而这一次他却不再宽恕。父亲没有上过学，虽然我的爷爷曾经是教私塾的先生，却没有让他自己的儿子上学，一天学也没上过。原因很简单：他上了学，谁种地？谁喂驴？谁领家过日子？父亲是爷爷的长子，从十来岁就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几百斤重的独轮车累得他早早就落下了“痨病”根儿，一到冬天就喘得出不来气；登高修房不慎摔下来伤了腰，一到阴天下雨就腰疼。但是，在那样的重压下他还渴望着读书。一半是靠爷爷的熏陶，一半是靠自学，他掌握了相当的文化。“子日”、“诗云”读了不少，《三国》、《水浒》烂熟胸中，还知道许多野史轶闻。他讲的刘邦的故事足够写成一本书，还写得一笔好字。附近村庄的人都把他当成一个“文化人”，代写书信、春联等，他也乐于承担这种任务。农闲的时候，老少爷们儿常常围在我家堂屋里，听他念“闲书”。但是，父亲毕竟不是文化人，他并没有文凭，没有公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人，穿着一身粗布裤褂，布鞋也是我母亲做的，口儿浅浅的，鞋底不分左右。我们那里的庄稼人没有买过弯底的“从脚鞋”。他和大家一样，不留头发，头皮剃得光光的。瘦长的脸庞，嘴角上老是挂着谦和的笑容，一双棕黑色的瞳孔清亮亮的，闪着智慧的光。他的智慧没有用武之地，得不到发挥，除了写信、写春联、念闲书之外，他和大家一样，犁、锄、耙、种，收干晒湿，是一个极好的庄稼把势。
他大概不甘心让我也做庄稼把势才那样打我的。“我叫你逃学！我叫你逃学！”父亲脸上谦和的笑容无影无踪了，鞋底毫不留情地打在我的头上、身上、屁股上。
母亲在一旁流泪，她不敢管，管父亲照样会用她做的鞋打她，这在我们那里，属于常识之内的事。
这时候，出去割草的姐姐回来了，挎着装满青草的“权子”（畚箕），满脸都是汗水，身上的粗布花条褂子都塌湿了。她一看见家里的阵势，就慌忙扔了权子，扑倒在父亲跟前，死死地抓住他的手：“大大，甭打他了，他小，搁不住！你打我吧，打我吧！”
“打你做啥？”父亲的脸色铁青，拿鞋的手还是高举着，“我打这个逃学的，打这个没志气的孬种！”
“他不是逃学！”姐姐极力为我辩解，“是人家欺负他！赶明儿我送他上学，甭打他了！”
姐姐的话给母亲壮了胆，她擦着泪，也向父亲求情：“这行了吧？叫莲妮儿天天上学送他，放学接他，省得他再逃学……”
父亲高举着鞋的手放下了。我龟缩在门旁，等着他的恩准。父亲脸上的表情缓和了许多，是因为被姐姐的求情感动了，还是觉得这样送的办法未尝不可一试？不，此刻他心里生出来的念头实在出乎全家人意料。
“叫莲妮也跟他兄弟一起上学吧，一个孩子是上，两个孩子也是上！”
姐姐震惊了，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上学的命！“真叫我上学？我保准好好地护着俺兄弟，不叫旁人打他！我保准放学回来就割草，不叫牲口饿着！我保准……”她的眼泪刷刷地流，像是怀着深深的歉意，做出一连串的“保准”。
就这样，姐姐和我一起上学了。她比我大六岁，十三岁的闺女了，跟着我从头儿上一年级，还高兴得了不得。其实她早该上学了，她和我一样有上学的权利。可是在我逃学之前，竟然任何人也没有这样想过，包括她自己。闺女不中用，儿才中用，将来这个家是儿的，当然要省吃俭用供儿上学，天经地义。只是由于我，姐姐才获得以“伴读”的身份上学的资格。每当我看到她那高高的个子坐在七八岁的小孩中间，认真地学习最初的功课时，心里总感到一种歉疚，仿佛我欠了姐姐的债。是啊，是一笔债，我在人生的旅途上欠下她的第一笔债！
姐姐的功课出奇的好，我们俩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放学以后，她又像弥补自己的过失似的拼命地割草。我帮着她割，江米草、萋萋芽、婆婆丁、蚂蜂菜，很快装满了权于。有时候，在地里还能找到野瓜。我家没有瓜地，只有一棵枣树，难得吃到除此之外的瓜果，发现一棵野瓜是足够兴奋一阵子的。“咆，这儿有个瓜！”姐姐欣喜若狂，摘下来，用衣裳襟擦干净，她一掰两半儿，大半儿给我，小半儿自己吃。她吃得很慢，等我吃完了，又把自己的递过来，“你吃吧，吃罢了该家走了！”
割草不误读书工。高小毕业之后，我们双双考上了县立中学，这在我们全校也是仅有的两名。父亲笑了，他知道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以后就更有奔头了。邻居们却议论纷纷，西院的大娘说：“人家爹有文化，会说，早跟城里的校长拉好了！”那年头还没有“走后门”这个词，可那意思也就是“走后门”了。这可是天大的冤枉。我父亲“会说”不假。他肚子里有墨水，谈古论今出口成章，人们背地里给他起了个外号：“不说不说百十句”。可是他的日才没有使在后门上，县立中学的校长，他还不认得哩，一个“泥腿子”，即便去“说”，怕也不顶用。
我和姐姐上了初中，父亲的担子更重了。中学不比小学呀，书籍费、学杂费每个学期都得十几块，而且是双份的。庄稼人哪来这么多钱？我们只好申请助学金。我记得，我永远记得，我的第一个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训斥我的情形。
“你还想申请最高的助学金哩？你看看你那个样儿！”
我站在办公室，眼泪叭嗒叭嗒往下掉。样儿？我的样儿怎么了？论五官、相貌，比你那瘦猴样儿强多了！不，他嘲笑的是我穿着用姐姐的夹袄改做的不大合身的褂子，是父亲用剃刀给我理的上黑下白的头发。这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的身份证，某些人据此就可以任意侮辱你！
“踩践人做啥？助学金不给就不给！”父亲咬着牙说。他蹲在枣树下想主意。
有什么主意可想呢？那时候已经实行了合作化，地、农具、牲口都归集体了，不能卖；屋，正住着，不能执。卖啥？父亲望着自家的篱笆院，找不到一样值钱的东西。
“卖手艺！”他发着狠说。
其实，他也没什么手艺。铁、木、纸扎，一样没学过。但他想现学现卖。没用几天，父亲就在农闲的时候挑起担子走乡串户了。卖什么？卖烙饼用的“轴子”，即擀面杖；纺线用的“锭子”；做针线用的“轱轮子”，即木制顶针。这些，都是他砍了自家的树，用自制的旋床旋的。父亲手巧，无师自通。不，是穷教的，贫穷迫使他这个快四十的“文化人”半路出家卖手艺。人们指着他的脊梁骨，说什么的都有，父亲本来脸皮薄，可是他，忍啦！
在县立中学读书，我和姐姐都不在食堂搭伙。每个星期六跑二十里地回家，第二天背上一个星期的馍馍上学去。每顿饭装在布口袋里两个，送到食堂去馏一馏，馏热了，拿回宿舍里，就着开水吃。冬天还好办，一到夏天，馍馍搁不了一个星期就长了白毛绿斑，照吃不误。那年头，我不知吞下了多少“黄曲霉素”！
到了二年级，连发霉的馍馍也吃不上了。家里开始吃“食堂”，在柿子树行里支一口大铁锅，白水煮干红薯叶子，过“共产主义”的生活。我和姐姐呢？每回背走的是一色的胡萝卜，比起我们吃红薯叶子的母亲，这已是神仙了。
那时候，父亲的“副业”停了，不是因为“割资产阶级尾巴”，那时候还不兴割，是因为城东要兴修水利，一个偌大的工程，征用千千万万的民工。父亲正值壮年，又是我家惟一的整劳力，自然是非去不可。
挖河的民工过的是“军事化”、“战斗化”的生活，集体住宿，集体干活，集体吃饭。啥饭？每人每顿四两（十六两进位）生豆饼就凉水，连支锅烧火都省了。说声“吃饭”，赶快狼吞虎咽；说声“干活”，即刻抄起家伙跑步前往。跑得慢的，来晚了的，不客气，“跪下！”只听得扑通跪倒一个，扑通跪倒一个……不要担心，这里决不会出现什么“罢工”或“暴动”，民工们谁也舍不得那四两生豆饼就凉水，老老实实地干，有多大劲使多大劲，而且保质保量，让头儿去放“卫星”。
老天可怜我的父亲，让他在童年时代偷偷地喝了点墨水，在这里派上了用场：量方。虽然也是四两生豆饼就凉水，毕竟不用抡铁锨啊！
挖河工地离县城不远，抽一个什么机会，父亲到县立中学看我来了。我听说了，赶紧朝校门跑。
父亲坐在传达室门前的地上，背靠着墙，一动不动。他的破棉袄上蒙着一层灰土，脸色就像干枯的树皮，一双清亮的眼睛也变得浑浊而呆滞。像一座木头雕像。
“大大！”我叫着他，蹲下来。
他看见了我，靠在墙上的脊梁仍然没有动，只是脸上泛出了一丝笑意，好像一个死去的人又活过来了。
“你的成绩……咋样？”父亲问我。他最关心的就是这一项。
“都是五分，”我对他说，“最近的几篇作文，都印成了范文。”
“那就好，那就好。”父亲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班主任对我也不那样了，”我又补充说，“他对成绩好的学生就好点儿，下学期，我的助学金有希望了！”
父亲放心地噢了一声，抬起那布满皱纹和老茧的手，在怀里摸索着，取出一个纸包，递给我。
“这是啥？”我问。随手打开了纸包。立即，我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那是一块生豆饼。
“我不要，我能吃饱喽！”我把豆饼又塞到父亲怀里。
“光吃胡萝卜不长肉，这是粮食！”父亲又固执地把豆饼递过来，“学习耗心血，得吃粮食！”
不能要，无论如何不能夺父亲的口粮！我坚决又把豆饼塞了回去。
“那……就给你姐姐吧，”父亲说着，扭头朝校院里张望着，“她咋还不出来？”
“你还不知道？俺姐姐病啦！”我说。
父亲一个激灵，腰离开了墙：“啥病？”
“脖子上长了个疙瘩，”我说，“回家好几天了。”
“吔，脖子上……要紧的地方！可别是……”父亲紧张起来，脸上枯槁、麻木、疲劳、饥饿的神色都不见了，“我得请个假，赶明儿就请假……”
第二天，是星期六。我像往常一样急急往家跑。这一次，不光是为了拿胡萝卜，我还挂牵着姐姐的病。
到了家，见姐姐躺在堂屋里间床上痛苦地呻吟着。脖子上的疙瘩不见消肿，也不见化脓，只是红肿肿的像核桃那么大。
“请了先生啦，一会儿就到。”母亲对我说，像是为了宽我的心，“你先吃饭吧，熬好了糊涂等着你哩！”
“糊涂”，多么形象的字眼儿，这是我们家乡对杂粮熬成的黑乎乎的稀粥的称呼，我们喝了多少年，糊里糊涂地喝，越喝越糊涂。这一顿糊涂，我喝了八碗。年成越孬，人的饭量越见长，肚子可不糊涂！
天黑了先生才到。那是个嘴比手灵得多的乡间医生，六十多了，也没个正经职业，专靠民间东请西请混点儿看病的钱。他先烤了好一阵子火，直到热得脱了皮袄，才草草地看了看姐姐的脖子，连声说：“不咋，不咋，放了脓就好了。”说着，取出一个人们割鸡眼用的那种三角形小刀就要下手。
“先生，先生，”母亲吓得打战，小声跟他商量，“你看，这疮不像化脓……”
“等化脓就晚啦！”那先生胸有成竹，没有商量的余地。他叫母亲端灯照着亮儿，他一手捏着姐姐的脖子，一手持刀，开始施行类似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手术”。
我吓得扭过了脸，不敢看。只听得姐姐“娘唉，娘唉！”连声惨叫，那刀子就像剜在我的心上，剜在娘的心上！
就在这时候，父亲赶到家里了。他一定在路上一步都没停地跑，一定走到村口就打听姐姐的病情，一定在院子里就听到了姐姐的叫声，脚刚刚迈进堂屋门槛，他就扑通摔倒在地下，不省人事！
1960年，是饥饿威胁最严重的一年，我升了高中。“有多大的本事使唤出来，你能上多高我供你多高！”父亲说。可是对于姐姐，他有所保留了。他没有能力供两个高中生的学费，实在没有。高中毕业还得考大学，两个大学生他更供不起。尽管姐姐也完全有把握考上高中，并进而考上大学，也不得不退让了。“莲妮别上高中了，保你兄弟一个，你考师范吧！”他和姐姐商量。
师范属于中专，一律公费，毕业之后当小学教师。考了师范，这一辈子就永远别想上大学了。姐姐明明知道，还是答应了，答应得心甘情愿。这都是为我啊！
姐姐以极为出色的成绩考取了公费的县立师范。从此，家里的“养分”就全浇到我一棵苗上了，甚至还盼望着姐姐三年毕业，当了教师，挣了工资，那时候还好供我上大学。
悲惨的命运又一次无情地降临到姐姐的头上，1962年，她在师范只上到二年级，由于国家的困难，师范下马了。没毕业的学生啥也不算，回家种地去！
那一年的暑假，我一回到家，就和已经重新成了“庄稼人”的姐姐抱头痛哭。姐姐的眼泪滴在我的头上，反而还安慰我：“别哭了，我开头上学就是为了陪着你，你大了，不用陪了，我回家种地也……放心了！”
我抬起泪眼，看着姐姐。她的眼睛红红的，脖子上，乡间医生给她留下的那块疤在霍霍地跳。姐姐内心也是痛苦的，只是她不说。她无力驾驭自己的命运，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走错了一步棋，满盘皆输。她，为了弟弟，让出了在她面前遥遥可见的、光华灿烂的前程，让出了对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的青春岁月。在贫瘠的土地上挣扎的农家儿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发愤读书一条路。只要你考得好，什么名牌大学都会向你敞开大门。北京、上海，什么大都市你都可以去。完全不用费尽心机、踏破铁鞋去磨蹭什么“户口、粮油关系”，你就一辈子捧上国家的铁饭碗，再也不是农民了。这一切，本来都是属于姐姐的。她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稳拿，却被轻轻地一让，全让光了。
而我却得到了，统统得到了。高中毕业后，我轻而易举地考取了电影学院导演系。不是凭借这方面的才能，我当时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凭借的是一篇关于我的家乡历史的论文。我狂妄地宣称：贫瘠的黄土可以产生最优秀的电影！这篇论文深得主考的一位电影导演的赏识，他后来成了我的恩师。父亲对我报考艺术院校很支持，在他心目中，文与史、史与戏，是一回事，是十分神圣的事业。他的眼睛并不盯着清华、北大，儿子和他的追求是一致的，电影导演———当代最风流的职业，由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得到了，最高的愿望实现了。当我捧着北京寄来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心里首先想到的却是姐姐，我感到又欠了姐姐一笔债。这倒不是因为我参加高考的路费是已经结了婚的姐姐从她丈夫的工资中给我的，不是。用纸币计算的债可以偿还，可是心债，一辈子也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