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跑过花园的时候，一个刚来了一星期的年轻人在我身后叫道：“我和你一起去！”起初我们打不开后门，在我们使劲弄门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喊：“斯蒂芬，别走。等一等，我和你谈一谈！”这是珍妮，她正从窗子往外看。木一会儿当她穿过草坪跑来时，门开了，我们消失在路的拐角处。五分钟后我们已经坐在开往伦敦中区的火车上了。我始终也没有弄清那个年轻人的姓名，他建议我们呆在一起。他去取了他的旧汽车，从他母亲那地弄了点钱。
他口袋里有了钱，那天中午过后不久，我们就把车停在哈利街兰多医生的诊所外面。十五分钟后我们就买来了大量的安非他明和镇静剂。我们在他的汽车里开始一把把地吞服药丸。此时我的口袋里放着他剩下的钱，我们又往另外一个医生那里去。这时我们的麻烦真正开始了。
我的同伴在一处红绿灯前停下汽车，突然他失去了知觉，倒在方向盘上。他刚才弄错了药丸，吃的是安眠药。我把他拽到旁边乘客的座位上，自己开车。我的这位昏倒的乘客倒在我身边一动不动，我也迷迷糊糊，拼命想找到另外那个医生，开始开着车兜起圈子来。突然我意识到这个年轻人的呼吸很怪，而且已经出溜到了地上。我把车停下，发现他已经昏迷。我以为他要死了，慌慌张张地把他送到附近的一家医院里。他急诊住院洗胃。我极其惊恐，拒绝说出自己的名字，把汽车钥匙留在护土那儿，抓起剩下的毒品撒腿跑了。
在凤凰戒毒所呆了这么久以后，吸毒后的毒效让我感到非常害怕。我又一次单身一人流落在伦敦的街头。我紧握着药丸，当那恐怖旋风力量越来越强时，我漫无目的地到处乱跑。这是怎么了？我在干什么？绝望之下我买了一些廉价白兰地，用最后的一点钱付了在一家肮脏的旅馆里住两夜的房钱。我被带到了地下室里的一个小房间中，里面只有一张床和一个煤气炉，煤气炉上方有一个木架子。这是一个昏暗的房间，只有一扇极小的窗子对着上面的马路。我力图使自己镇静下来，把药丸倒出来分成两堆放在架子上，安非他明在右边，安眠药在左边。我得意地在架子的两头各放了一瓶白兰地，眼睛盯着展览的毒品，心里想，这些药丸无疑能使我运作起来，回到我一度所在的地方！
独自在房间里，有着小山堆似的毒品，我不断吞下越来越多的安非他明，期待着辉煌岁月的灵感重回到我身上。我等了又等，等待着那极乐的飘飘欲仙的感觉的出现。但是我等来的不是快乐，而只是紧张和恐惧。
过了一天，我已经一连三十个小时不歇气地服用毒品，最后不得不放弃了。我拼命想要停止头脑里的恐怖电影，就伸手拿起了尚未开瓶的白兰地，吞下了第一把安眠药。我躺下等待着从噩梦中解脱出来。从窗子里我能够看见许多脚在早晨的高峰期间在上面的街道上匆匆来去。隔壁房间里有人在咳嗽，现在他们在聊天，过了一会儿我能够听到他们性交时发出的呻吟声。
突然安眠药和白兰地起作用了，一千把小提琴开始在我的脑子里奏起了胜利进行曲。我又感到快活了，呼呼呼味地喘着气。房间在打转，一切都十分美好。我能够听见隔壁房间里的那对男女，他们又开始做爱了。我要不要参加进去来个三人同乐，我心里想，一面把安眠药往口袋里装。
我拿着最后的一点白兰地蹒跚地走出了旅馆。我从阿盖尔广场穿行到繁忙的国王大十字车站。当我跌坐在长凳上继续喝白兰地时，我觉得早上的行人都在为我这个‘世界吸毒冠军”欢呼。
我必然地毒醉得木然恍惚，把自己锁在厕所的一个小隔间里，在地板上一摊摊尿液间睡着了。那天下午有人从门下面把我踢醒了过来，我浑身又冷又僵。“不许在这里睡觉。”一个很响的声音说。我把最后一点白兰地倒进了嘴里。爬出了厕所，在一列火车正要离开车站时我爬到了温暖的车厢里。
许多个小时后，我醒来发现自己在纽卡斯尔，离伦敦三百英里。
我一生中最可怕的一次吸毒过程就这样结束了。
这次疯狂的吸毒事件使凤凰戒毒所在我身上取得的所有成就毁于一旦，似乎我从来没有在那儿生活过。我的毒瘤已经到了头了。现在我进入了另一个半黑暗区，这是一个比烂醉在贫民窟里还要黑暗还要无望的地方。当所有的吸毒成瘾者和酒鬼的化学纳入已经不再能够起作用的时候，他们最终都会进入这个底层世界。这里没有任何的鼓舞。将要淹死的老鼠都比这些人活得有希望。
我根本站立不稳，在纽卡斯尔火车站外面的大街上不住跌倒，后来被警察带走。他们把我送到当地救世军的门口，对我说：“到那里面去睡过了醉劲再出来。”我按响了门铃，门开的时候我差不多是一头栽进去的。将近一年以后我才再看到白天的世界。有人给了我一杯甜茶，我用这条又送下了更多的安眠药，好逃避我的恐怖感。我在地板上睡死了过去。当我又一次滑入湮没无闻的状态之际，在我的想象中，巨大的蚂蚁正从地板上爬过来要吃我。
一天多以后我被穿着救世军制服的头头叫醒了。他气极了，严厉地说：“别再这么干了，不许死在这儿！”我像个迷路的孩子，把手伸进口袋里，把最后的几粒药丸交给了他。现在不再有毒品了，只有穿着肮脏的牛仔裤、跑鞋和绿色T恤衫的我。
“现在到了祈祷的时候了。”头头说着把我领向公共休息室，那里面已经面向着讲台放好了三排破旧的椅子。台上有一架旧钢琴，盖在上面的灰色毯子刚刚被拿掉。六个穿着一尘不染的制服的救世军工作人员开始唱起了〈优荣光荣，哈利路亚！》房间里开始充满了生气。强制参加的、由三十个老流浪汉构成的会众个个放声高唱起来。唱完每一首歌后，一个白头发的老头就高抬起双臂叫喊道：“赞美上帝！”正在热闹之时，音乐停了下来，弹钢琴的那个带着角质框眼镜的瘦女人走到台的中间，开始向安静下来的会众布道。“上帝在这里，上帝是我们的救世主2”在布道结束时她高喊着说。现在那个老头子喊得更响了：“赞美上帝！”所有的救世军工作人员应答道：“愿上帝与你同在，肯尼思。”这样结束了祈祷。礼拜结束，上帝离开了这间屋子，毯子重又罩在了钢琴上，一台！日电视机被推了出来，我们大家都留在那地瞪着屏幕，也不管电视机是开着还是关着。
在这间大屋子的另外一头发食物的小门前是吃饭的地方，有大约十张桌子和许多红塑料椅子。响铃时，三十个疲累的老头拖拉着脚步走过去坐在桌子前吃饭。两片面包，一块陈奶酪和倒在白铁杯子里的茶。然后回到屋子的上帝那一头，坐在软一点的椅子上，一直到该睡觉的时候。
从晚上七点钟开始，每一小时响一次铃，然后把宿舍门锁打开五分钟。你一旦决定去睡觉就不能再走出来了，要在里面呆到早上。宿舍里满满地塞进了三十几张铁床，每张床上有一条薄薄的灰毯子和一个硬得像石头一样的枕头。在我的枕头上面，前一个流浪汉的脑袋留下的凹坑和他的脑子一样空空如也，正等着我把头放进去呢。
早上我们沉默着蹒跚地走到桌子和红椅子那儿去吃千篇一律的早饭。一条干巴巴的香肠，盘子另一边是大约二十粒烤豆子，两片面包加一贯的一白铁林温吞茶水，这就是全部早餐。吃完后我们就坐到吃午饭，坐到吃午后茶，坐到睡觉。在这一片空虚之中，淮一的变化是下午三点钟时给上帝的时间，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整个屋子充满了生气。上帝每天从来不迟到，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也唱起了赞美诗。没有任何人，包括我在内，出到外面去，大家甚至连话都不说。我们全都这么整天坐在上帝的椅子里，天天如此，半睡半醒，什么也不想。
这个慈善机构比起庞德巷来差得太远I，相比之下庞德巷简直像个假日俱乐部。这里没有免费的衣服，虱子是这个集体的一部分。因为纽卡斯尔是个安静的小城，又不是通行要道，住在救世军里的，大多是当地的老人，根本没有离开的希望，只是在那里等死而已。
起初我还能闻到这些老朽身上的臭味，但是很快我就成了这个臭味的一部分。和别人一样，为了安全的缘故我从来不脱衣服。有一次我把袜子洗了，结果被偷走了，我只好许多天没有袜子穿，直到头头给了我一双灰色的袜子。“别再把这双给丢了，”他说，“不会再给你了。老穿在脚上吧！”脱鞋睡觉的人抱着鞋睡。刷牙、梳头、洗澡都是历史了，在活死人的世界里什么都失去了意义。
有一个长得很像比利·邦特的肥胖的流浪汉腿痛得非常厉害，从上帝的椅子到吃饭的地方这二十英尺路程要走半天。他和别的人一样，从来不说话，但是几个月后他问我，在穿过房间时能不能扶着我走。
我们这些迷失了的灵魂被共同的空虚连结在一起。我们都没有事情可做，没有人可以写信，没有人可以打电话，没有事情可以迟到，甚至也没有事情值得从床上起来。我们谁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落到这个地步的，我们并不是天生的流浪汉。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自某个地方，有过妈妈爸爸，甚至妻子儿女。对于我，这里是多年吸毒后的终点站。我永远感到疲累不堪，仿佛在看着自己的葬礼却又得不到允许爬进棺材里去。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地道，更不用说有亮光了，这里有的只是虚空。我的精神已被摧毁，我已经放弃，不再希望得到任何东西，甚至是毒品。在每天结束的时候邦特总是对我说：“好了，又打发掉了一天，又少了一天要去过的日子。”
有一天早上，所有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都在肯尼思的床旁。忙来忙去的。这个白头发的虚弱老头在夜里死去了。他平躺在床上，两只手举过头放在枕头上。所有的流浪汉都聚集在他的床边，一起高举起胳膊同声高喊：“赞美上帝！’”我们一个其他的字也没有多说，转身拖拉着脚步去吃另一顿香肠和二十粒豆子的早饭。就像肯尼思一样，如果有人在夜里死了。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把遗体搬走，尸体早就僵了。又一个可怜的尸体，埋在一个没有标志的坟墓里，甚至没有送葬的人在场表示知道他死了，罗别说哭化了。死亡仅仅意味着从活死人搬到已死者中间。那天在祈祷的时候每个人唱的声音都比平时大，但是不再有人高喊“赞美上帝！”了。这和肯尼思一样成为了历史。
他的死把我从整天像个半睡半醒的呆坐着的僵尸的状态中唤醒过来。在救世军呆了十个月后我开始再一次想到外面的生活。每天早晨我开始照顾所里的镜子，不断对自己说：“你一定要出去，出去！”这种自我催眠术似乎有点作用，几天后我第一次离开了那座建筑。
那是个清新的春日的早晨，我沿着海边步行，在过去一年中看惯了潦倒虚弱的人。这时看到这样多的新面孔，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我看着一群打鱼的人，在有一个人打上来了一条鱼后一起开怀大笑。把所有那些老流浪汉放在一起也没有在阳光下扭动着的那条鱼有生气！突然我害怕了起来，开始往回跑，正好在祈祷前回到了救世军。我坐了一会儿，但是当高声响起钢琴和赞美上帝的歌声时我的勇气回到了身上。在大家仍在唱赞美诗时我离开他们又走了出去，但这次我走过了打鱼人，继续向着半英里外的小城走去。
城中心有商店、银行、图书馆和干干净净忙忙碌碌的人群，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的人都有地方可以去，有人可以爱、可以根，有事情可以想。我在看着的是活着的人的世界。当我开始拾烟头的时候，在我的脑子里产生了一线渺茫的希望。我向人讨钱买卷烟纸，不久就点燃了第一根香烟。在和活死人一起过了十个黑暗的月份后，我重又有了生气。
在慈善机构里生活一如既往，但我现在经常到市中心去。戒毒后我第一次在外面世界里生活。除了和酸鬼们一起以及在凤凰戒毒所之外，我另外不吸毒的生活都是强制性的，木是在监牢里就是在不能自由行动的疯人院里。一天晚上，那个胖流浪汉邦特对我说起惠特尼湾，这是十英里外的一个海滨胜地，他提出也许我能在游乐场找个临时性的工作。听起来是个好主意，但是我怕失去救世军所给予的安全感。于是我再度在厕所的镜子前行催眠术，一再重复说“惠特尼湾”。我决心越大，声音就越响，最后头头以为我醉了，进来看是怎么回事。这面魔镜又灵验了，一星期后我步行十英里，到惠待尼湾去了。
一路上，每走一步希望和梦想就增加一分，但是我到达后看到的是一个淡季的海滨胜地，所有的游乐场都关闭了，这时我一切的希望和梦想很快就被打碎了。天开始下起雨来，我一路哭着回救世军去，到达时浑身湿透，还误了吃下午茶。
第二天我的斗志又回来了一些，我再次和胖子谈起这事，他告诉我可以去利兹，那是一个活动很多的大城市，不过离这里有一百英里。我很想去，但是又害怕，万一不行我就不可能回到纽卡斯尔这个基地来了。我反复对厕所镜子中自己的影像说：“到利兹去。”好几天以后才又鼓起勇气离开。离开不再回来是个感情色彩很重的决定，我要和我的“歌唱哈利路亚的人”像模像样地告别。首先我到市中心去乞讨，带回来了大约五十根卷烟和几大块巧克力。那天祈祷结束后我跳到台上，大声说道：“我要到利兹去了，再见！”我给每人一根卷烟和几小方块巧克力。当我和大家握手时，有的人答了话，但大多数人仅仅和平时一样沉默地看着我。我正要最后离开时，胖子把我叫了回去，他双臂搂着我说：“祝你好运，孩子。你必须前进，不能留在这儿和我们这帮人死在一起。真希望我能和你一起走，可是这双老腿不行了。”他拉起裤腿，给我看他那双红肿的腿。“扶我到街门口去，我要看着你走。”他说。他靠在我身上慢慢挪过房间，沿走廊来到大门前。
他出门到了街上，扶着墙站在那里。我走了，身上仍旧穿着我一年前来的时候穿的那条牛仔裤和绿T恤衫。走到拐角处时我回过身来向他挥手，看见有好几个老人和他在一起，挥手大声喊着：“祝你好运。谢谢你的巧克力！”我向他们挥手致意，眼睛里含着泪拐过了街角。我哭了，感到海风吹在脸上，但这些是希望的泪水。再见了，纽卡斯尔，再见了，“歌唱哈利路亚的人”，再见了，扭动着的鱼！
只有命运使我免于永远停留在那里，免于今天仍旧坐在同样的一些人中间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高唱赞美上帝。
我连搭车带步行，第二天上午才到达利兹。每走一步都带来了新的恐惧，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不再吸毒、重返人类。这是我在吸毒岛上二十年之后首次走向自由。到达利兹后我找到另一个救世军机构住了进去，但利兹是个大城市，即使在流浪汉的集体里也不断有变化。在这个大的慈善机构里生活要活跃得多，里面有许多不同程度的退出社会的人。
最底层的人约百分之三十，这些我称之为“活死人”，和纽卡斯尔的老头子是一样的。他们长期住在慈善机构里，虚弱得连出去找酒喝都不行了，几乎从不活动，也不说话。
其次是“流动流浪汉”，约占又一个百分之三十。这些人还有足够的体力去乞讨或者偷酒喝，会短期到外面去，喝醉了回救世军来睡觉。他们吵闹的声音比别的人都要响，也相互交流，不过仅限于他们一伙人之间。
百分之二十是“痛君子”，多数年纪比较轻，存在着心理障碍，穿着稍稍像样一些。他们很安静，不愿与人交往。这群人和除了身上衣服一无所有的“流动流浪汉”或“活死人”不同，他们在购物袋里或破箱子里仍有一点所有物。
另外百分之十成为无家可归者还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这一组的成员还有新来者的神情，仿佛是在说：“我不会呆长的。”他们仍常常喝醉酒，不过不那么招摇。
最后的百分之十是恣意挥霍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仍旧有非全日制的、挣现金的工作，如在旅馆里洗餐具或卖晚报之类。他们把钱全都花在喝酒上，每晚都喝得醉醺醺的，是最讨厌的一群。这里面的许多人虽然肮脏，但仍穿衬衫，有时甚至还打领带。他们来到救世军后的头几个星期偶尔会脱下一两件衣服洗一洗。他们把罐装啤酒偷偷带到救世军里面来，躲在厕所里在睡觉前一起喝。和慈善机构里别的低于他们的群体比起来，他们还把自己看成是成功者，根本看不出来他们已经在社会的阶梯上滑到了什么程度，随着时间的过去，最终必然会落入更低的群体中去。有些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加入到了“活死人”的行列之中。在较上层的退出社会的人中，有许多是可以挽救、回到社会的。但是可悲的是，正是社会本身对于这些人是否能够回来根本毫不关心。
在利兹的救世军中的生活对我来说是很可怕的。我还从未在没有毒品的情况下在任何地方生活过。这就像把一个抢提包的十四岁的少年在吸毒岛上关了二十三年，然后把他在利兹放出来，无亲无故，无钱无物。对于我，这个被释放的囚犯，这个感情上仍停留在十四岁上的人，利兹是个令人十分敬畏的、使人害怕的地方。。
有一天我正在火车站附近乞讨的时候，看见了一张通知，说有一个新单位为酗酒者提供帮助。那个下午我去那儿面谈，不过我只谈了自己的酗酒问题，觉得如果我提到毒品，他们就会拒绝收留我。和我面谈的人疑心我只是为了得到比较舒服的住处，所以坚持要我参加一个月的嗜酒者互戒协会的活动后再去找他们。我这样做了，每晚去参加会，但主要是去吃饼干和偷香烟。我从不发言，遗憾的是，我心理上所受的毒害仍很深，体会不到这些活动所传递的信息。
一个月后我被接受，进了利兹城外一个乡村医院中新型的戒酒部门，我在那儿生活了十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