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没有拿破仑，因此没有经历城市面貌的总体变迁。它所拥有的人物是安德鲁·哈斯威尔·格林（AndrewHaswellGreen）。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40年里，没有哪个纽约人对于城市发展的方向进行过比他更严肃、更系统化的思索。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去，格林就对“伟大思想的缺乏带来的可悲结果”进行了批评，试图满足“一个伟大民族”的需要。他深知城市规划方面的技术创新，却苦恼于纽约的基础设施和城市规划的不足，同时，他越来越认识到大都市的重要性和对城市进行改良的必要性，于是，格林号召他的同胞市民们起来对无序

的城市扩张进行控制，把纽约建成一个大城市。

格林于1820年出生在新英格兰的一个富裕家庭，祖辈来自殖民时代的马萨诸塞州。他在伍斯特附近一处风景宜人的庄园长大，尽管他从来没有改变对祖传的格林山宁静的风景的热爱，但是1835年，他15岁的时候，还是来到了纽约，在商业界寻求未来。格林在曼哈顿最大的纺织品公司之一获得了一份工作。他每天经常工作14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这名聪明、诚实、节俭的新英格兰人快速地前进着。

他进行了非常严格的自律。他有一次发现了自己的金额为10美分的记账错误，便下定决心再不让这种事发生。一旦得知他的姐姐困为他厌恶读书说他不会成大器，他便在日记中写到他必须“日夜专心读书，才有可能使自己不像她所说的那样”，并开始阅读生物、历史和希腊经典著作。有时候，他会为自己不佳的记忆力、粗陋的论辩方式和对历史知识的错误掌握而责罚自己。“我很想成为一个好的作家，可是我连写一个像样的段落的能力都没有。”为了给自己增添一点欧洲大陆的气质，他决定去一间用法语布道的教堂，结果，他只是再一次责备自己亵渎了神圣的东西。他十几岁的心灵一直受到宗教问题的困扰，直到他最终决定，他必须重新接受他的信仰，并获得再生。

只有来自他最亲密的朋友塞缪尔·G·阿诺德（SamuelG.Arnold）的话语才能融化这种严肃、自省的行为。当他收到阿诺德的“漂亮的、令人愉快的、优美的、强烈的……书信”的时候，他记录下“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不受约束的、前所未闻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快乐和愉悦情绪。”19世纪30年代末，经济出现大幅下滑，他便去了特立尼达，在一个种植园里当助理监工。但是在1843年他永远地回到了纽约，决心从事法律事业。

格林去找他的熟人萨缪尔·J·蒂尔登（SamuelJ.Tilden），后者比他年长6岁，已经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商业律师。蒂尔登将这名年轻人带到他的事务所，让他做一名法律助理，很快两人成为朋友，一同做起了房地产生意，并且促成了整个东北部铁路的合并。格林于1852年成为蒂尔登的法律合伙人，尽管他抱怨蒂尔登“被一群奉迎拍马的政客包围着”，他还是帮助他的同事开始了在竞选政府中的生涯，与此同时，蒂尔登也为格林带来了一批重要的商业客户和公众关系。虽然他非常辛辣地挖苦政治，但是格林敬佩富有影响力的蒂尔登，蒂尔登后来成为纽约的州长，并于1876年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直到蒂尔登于1886年去世，这两个终生的单身汉一直都是亲密无间的同志。尽管和蒂尔登一样是民主党，但是格林一直有戒心地和坦慕尼协会①保持距离，建立了独立的和在公众事务中保持公正的形象。虽然他的保护人寻求竞选政府公职，格林却将他余生的大部分时间花在推动一份旨在使曼哈顿配得上“西方世界大都会”的角色的日程表上。

冷酷、克己（几杯酒足以让他喝上一年，甚至在他成为百万富翁之后，他的房子仍然十分简朴）、总是抱着怀疑态度的安德鲁·格林建立了一个完全献身于公共事业和改善市民生活的形象。他代表了这样一种公民：虽然渴望求生，却认为贪婪是错误的，仅仅赚钱不能实现生活的意义。他有极端的自我正义感，只有很少的朋友，却有众多的崇拜者，因为他在市政规划方面多才多艺，并且他的正直无人置疑。他严厉、苛刻，争论起来用词刻薄，是人所共知的坏脾气，在面对面的交谈中他非常有说服力，在他的写作中说服力更甚，多年来，他的写作技巧已经大为进步。

他在公共事务中有两个优先原则。第一，看紧公众的每一分钱，仿佛它是独子（《时代》称之为“极度吝啬”）。和第一个原则不协调的是，他的第二个原则是将纽约塑造成一个奢华的、有效规划的、壮观的商业大都市。在19世纪末，他领导了一批人相信大都市是组织地区经济、形成更高层次的市民文化、设定宏伟市区的标准的中心地带。由于他的政治和商业关系，以及他对最有名望的文化和慈善机构的参与，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他实际上在所有关于公共事业和城市增长的重大决策中都扮演了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