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的改善不仅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还打破了过去主要靠步行的城市生活的界限。市政交通解放了纽约人，尤其是中产阶级，他们再也不必住在步行就可到达城市基础设施的范围内。它使人们能住在新兴市郊的大片区域内，同时把市中心空出来，集中用于商务用途。1866年，29条公共马车线路的马拉的乘客车厢每天分别在城内来回运行十趟。另外有14条线路用马拉的或者骡子拉的车厢沿铁路线运载乘客，最北到达第59大街。到了1873年，有轨电车年运载乘客数量达到了1.5亿人，曼哈顿的居民区一直延伸到了第42大街。如果说房地产市场使得不动产具有流动性，铁路促进了城市的扩张和新的商业区的形成的话，其他范围更广泛的变化则导致了复杂的分区的大都会的出现。这一时期，也就是19世纪的大约第三个25年，是全球的运输、通信和信贷集中于纽约这个中心市场寻求商品贸易和投资的时期。埃里克·霍布斯邦（EricHobsbawn）称之为“资本时代”。在这个资本时代，现代经济向更复杂的层面发展，同时，它也在城市景观上烙下了相应的变化印记，城市景观正是各种变化最先出现的地方。

正如霍布斯邦所暗示的，这些变化不仅仅反映了“现代化”。一个混居的城市被打破，包括新的商业区、“有轨电车社区”（乘坐有轨电车就可到达市中心）的按专业分工分区的城市被建立起来，同时，中央商务区崛起。这些都是更高层次的城市变迁的一部分，大西洋两岸都在发生这种变迁。在这些年里，伦敦的市政工程委员会终于开始了姗姗来迟的基础设施的彻底翻修，以加强城市的功能。维也纳为其广受欢迎的环城公路系统举行了落成典礼，很快，在布达佩斯和其他地方也举行了类似典礼。在法国，拿破仑三世于1853年启用兼具责任感和远见卓识的乔治斯·尤金·奥斯曼（GeorgesEug弉eHaussmann）男爵做塞纳区的行政长官，让他自由地对巴黎进行改造。在大西洋的这一边，一座现代化的芝加哥城从1871年那场毁灭性的大火中诞生；新的大型市区公园出现在布鲁克林、费城、巴尔的摩、旧金山和其他大城市。在波士顿、费城和辛辛那提等自治市区，宗教、商业、商务和政府职能本来都聚集在只有几步之遥的区域内，现在它们也都得到扩张，被划分在不同的市区。纽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