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西·泰勒现已年近60。他做生意的风格受到商人谦虚和谨慎的传统的影响。当他放眼看美国经济和它的新弄潮儿的时候,他开始怀念战前的岁月。说实话,他宁愿和南方人打交道。抱着抚平战争创伤、重拾昔日记忆的愿望,泰勒和他在纽约商会的同事们号召政府实行一项温和的重建政策,以“宽宏大量和慈悲为怀”对待前南部邦联。商会主席威廉·道奇1865年宣布,南方已经清除奴隶制度,准备好迎接“北方的雄心壮志”。商人们急于表现自己的善意,向佐治亚州的萨凡纳送去了一批物资,安抚那些在舍曼将军(GeneralSherman)一
直延伸到大西洋的进军过程中财产被耗尽的人们。
泰勒和同他一样的纽约商界的精英们拥护安德鲁·约翰逊(AndrewJohnson)总统重建战前美国、恢复以大西洋为中心的贸易经济的努力。他们支持他的对反叛各州的宽大政策,甚至在约翰逊坚决抵制国会保护被释放的奴隶的努力失去美国大部分人的支持的时候,他们仍支持他。国会里的共和党人由波士顿和费城来的代表领导,他们组成了反约翰逊集团,着手弹劾这位不受欢迎的总统。在纽约,泰勒和他的拥护者们则团结起来站在约翰逊这一边,在代尔莫尼克餐馆为这位身处敌人重重包围之中的总统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
然而,想在很短的时间内重建反叛各州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从根本上说是唐吉诃德式的。纽约的商人派遣托马斯·康威(ThomasConway),一位自由人办公署(Freedmen誷Bureau)的专员,前往调查反叛地区人们的情绪,并为他们想在那里投资的“大量金钱”提供投资建议。他来到被打败的地区,以为会发现悔恨和自卑的情绪,而事实正相反。他报告说,南方就算受到国会的压迫,也不会有悔恨之情。南部邦联的大部分地区决心通过恐怖活动和镇压来破坏北方的解放计划。康威得出结论,北方人在那里是不安全的,就他所见,他们的钱在那里也不会安全。
有少数商人对这些警告不屑一顾。他们匆匆忙忙地想恢复棉花贸易,还有些人在南方做起了生意,甚至购买了种植园。摩西·泰勒和威廉·道奇为南方的铁路提供资金。尽管南方对纽约人的资本有零星的需求,但是旧日的纽约和南部农业系统之间的以贸易为基础的关系却是无法恢复的。战后的繁荣和投资的增长加速了经济向工业化的转变,把美国引向了一个不同的发展方向。
在南部邦联投降之后的四年中,铁路和运河公司吸引了大约5亿美元的新投资,铺设了35000英里的铁轨(包括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超过了1860年整个铁路系统的总和。除了为新铁路系统提供资金之外,纽约的投资者还发展了密西西比以西地区的采矿业、伐木业、牧牛场和商业农场,帮助把这一片地区发展成为全球主要的谷物产地和屠宰场。经济增长刺激了对新产品和新劳动力的需求,1865~1873年间,美国沿海地区吸引了300万移民。外国人—大部分是年富力强的男性劳动力—形成了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同时也扩大了对食品、纺织品、住房和各种消费品的需求。在这8年中,机械化和新的生产技术方面的投资,加上劳动效率的提高,把美国的工业产出提高了75%。“那些没有叛变的州,”马萨诸塞议员亨利·威尔逊(HenryWilson)评论道,“所积累的资本和增加的财富,比这个国家历史上任何一个七年里的都多。”纽约州议员切尼·艾姆斯(CheneyAmes)对于谁将收获这一成功的果实毫不怀疑:“纽约将吸收全部;并将和(伦敦)争夺世界商业之都的称号。”
现在有三条铁路干线从美国内陆通往纽约,西部联合公司新收购的六个地区电报网络使纽约和美国其他地区能够进行直接的通信。1865年,两家通信巨头—美联社(AssociatedPress)和西部联合公司(WesternUnion)—达成一份新闻专有的协议,将合作在全美收集和传播新闻。这一来,曼哈顿的帕克洛大街(ParkRow)在新闻和商业信息传播方面已经十分强大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早在1858年,一个更雄心勃勃的计划已经完成,那就是用跨大西洋电缆将纽约和伦敦连接起来(摩西·泰勒是主要投资者之一),但是不到两个月,电缆就出故障了。由于纽约商会的支持,这条电缆在1866年被成功地重新修好,使这两个金融中心实现了即时通信。
这些进步加速了纽约经济更深层次的变化。更便利的交通和更快捷的有线通信使小规模的贸易行也能参与远方生意的竞争,这是他们以前凭自己的实力无法做到的。并且,纽约开放的贷款市场使小规模的商人也有资格贷款,从而消除了大型商行的又一个优势。尽管商人仍然占纽约商业阶层的大多数,并且贸易额还在继续扩大,但是,美国商业昔日的大人物们,南街上为往昔的新兴行业提供资金的德高望重的商人和金融家们,再也不是大都会经济的掌舵人了。
制造业是纽约经济的第二大产业。南北战争很久以前,纽约就已经成为世界上扩张最快的工业城市。在整个19世纪60年代,先进的技术刺激了新工业的发展,纽约的制造业康采恩数目从4400增至
7600多家。虽然投资额翻了一番,工厂的工人人数也从9万增至13万,但是,曼哈顿的工业发展潜力正在接近极限。原因很简单,把大工厂建在这片西半球最昂贵、密度最高的区域,远离牧场、农场和矿场,成本太高了。实际上,高利润的重工业企业的数目这些年已经减少,纽约的制造商越来越集中于轻工业消费品的生产,比如布匹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