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开业几个月后，斯图尔特每天的收入达到1万美元。在南北战争前夕，这个数字翻了一倍还多，年收入达到900万美元，他的百货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零售机构。他的成功刺激了阿诺德·康斯特布尔（ArnoldConstable）和罗德-泰勒（Lord&Taylor）以及其他模仿者，他们在全美开店，推动了通过物质享受获得满足的新消费者文化的发展。

斯图尔特的发展规模，已经超过了珍珠街上的拍卖行，他曾经依赖它们进货。他建立了

自己的采购组织，在欧洲设有代理，负责为他的柜台挑选货物，并负责分销给其他零售商。到了19世纪50年代末，斯图尔特在美洲大陆上的每一个主要生产中心都设置了采购机构。他还开设了生产型的分支机构，在曼彻斯特、贝尔法斯特、诺丁汉和美国的一些城市开设了纺织工厂。最初，这都只是为了给他的大理石宫殿供货，渐渐地，斯图尔特的跨国机构变成了美国最大的纺织品分销企业。在南北战争之前，斯图尔特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商，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在一份适用于无数其他纽约人的评论中说道：“他是生意的奴隶……他的幸福来自他的账户和利润……”

比这个乞丐变富翁的故事—一个被重复了无数次、已经成为纽约的陈词滥调的故事—本身更重要的，是这家杰出的超级商场在提升人们对时尚和华丽事物的追求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它呈现给城市居民的一种消费文化。斯图尔特推广了购物这种新的消遣方式；人们去商店，并不想着要买什么具体的东西，而是在充满诱惑的陈列品和优雅的展示的吸引下，忍不住消费；精心布置的商品陈列柜台影响着人们的新口味和新潮流；商店鼓励人们不仅仅为了实用而购买，也为了由购买和拥有带来的内心满足而购买；商店向人们暗示，为物质财富的积累感到快乐并不表明一个人趣味低俗，而是表明了他的成功和良好品位。

阿斯特、泰勒和斯图尔特这样的商人进口各种各样的来自不同原产地的商品，把纽约变成了美国的西半球贸易集散地和一个庞大的商业展示窗。在码头上，劳力和码头工人把来自美国青翠的森林、富饶的矿区和肥沃的土地的大量产品捆扎起来，运往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同时，通过同一个贸易网络从全球各地带回各种制成品，销售到密歇根、堪萨斯这样的内陆和偏远地区。纽约运用它的不断扩大的商业权威，把美国大片的本性动荡和反复无常的地区组织起来，形成了新兴国家经济，并且把南方的棉花推向了全球垄断的地位。

棉花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变成了“美国商业大奖”得主，到1820年占全美出口的40%，在这段时间里，南街抓住了它的销售控制权。批评家纷纷谴责“曼哈顿溢价”（在棉花市场高涨的时候，南方人抱怨棉花赚的每一美元中有40美分进了纽约的腰包）。为什么棉花的运输者一定要把广受欢迎的白色纤维辛辛苦苦地拖到几百英里以外的纽约？“南方，”一种常见的不满是，“感到她用自己的乳汁喂养了一大帮商人、船主、资本家之类的人……后者吸干了南方贸易的血。”但是，所有避开纽约的努力都失败了，因为种植园主从别处找不到纽约人的信贷、商业经验和船运能力。仅仅曼哈顿领先其他城市获得的关于英国价格波动的消息就值几百万美元，而曼哈顿还掌握着获得令人垂涎的欧洲工厂的产品的钥匙。“所有美国其他城市都只是当地的商业中心，”《德鲍评论》（DeBow誷Review）1848年说，“而纽约，是全美的资本和贸易中心。”纽约市场已经变得如此强大，以致有一句流行的俗语说，在整个陆地上伐倒的树，没有一棵不以某种方式增加纽约市的财富和力量。

在纽约商业的黄金时代，商界精英控制着市政府，管理着纽约的慈善和文化机构，确定着纽约扩张的步伐。他们代表纽约大约70%的财富，建立并小心培养着同英国和欧洲大陆资本的长期关系，控制着纽约的金融机构，攫取了大量的利润，从而能够建立一类新型的公司，推动美国经济步入现代化。

古巴糖的大进口商摩西·泰勒曾经向客户和投资者承诺，将对他们付出特别的关注。而正是由于这种特别殷勤的照料，那些老的会计行才得以建立。他承诺将作出关于以何种价格购买何种货物、如何以及何时卖掉、把商品赊卖给谁的关键决策。但是，自他开始从南美洲进口商品以来，纽约的商业环境已经变得更复杂，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