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0~1807年之间，美国在英国的控制之外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国际贸易量翻了七倍。在这些年里，纽约利用出色的港口、内陆的骚乱和轧棉机带来的机会，把西半球最富饶的内陆地区的资源聚集起来，超过了费城，成为这个年轻国家的首要贸易中心和通往全球市场的主要桥梁。

人们并不欢迎这场胜利带来的全部果实。有一条规律反复出现在纽约的历史上，即总有

一些纽约人担心对财富的追逐占据了人们太多的注意力。在独立战争几年之后，贪欲之神和它的诱人礼物开始腐蚀共和国的“朴素和简单”的美德。纽约人此时表现出来的对节俭的兴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加拿大旅行作家约翰·兰伯特（JohnLambert）在1807年描述道：“港口充满了……各类商品……商人们和他们的雇员们在账房里忙个不停……唐提咖啡屋里坐满了承销商、经纪人、生意人、交易商和政客，他们在那儿做买卖、中介和保险生意……一切都在运动；一切都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一片忙碌景象。”因为贸易禁运和战争，19世纪头20年是艰难的20年，可是纽约的人均收入仍然翻了四倍。

已经有观察家说过，纽约的商人比其他地方的同行工作得更卖力，时间也更长。一位英国游客曾惊叹于他们的旺盛精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每天早上，他们匆匆忙忙赶到账房，对邮件进行分类，并且口授关于价格、商品和送货的指示。然后，他们赶往码头，“像搬运工一样浑身脏兮兮地辛勤地跑来跑去”，在码头前沿上“滚动大桶的朗姆酒和糖浆”。接着，他们冲向商品交易所，揽几桩新生意，然后再冲回码头，向白天的工人安排送货工作。整个过程中，他们都竖着耳朵，从新到的水手和游客们那里搜寻关于海外局势、价格和任何可能影响市场未来情况的政治情报。“卡罗来纳州的人可吃不消这一天的工作。”这位观察者惊呼。

可是这一天的事才做了一半，因为这些精力充沛的商人们参加聚会如同他们工作一样卖力。四点钟过后一回到家里，他们就换上宴会礼服，享受一份大餐，然后通常是去剧院看演出。演出一结束，他们在十一点又要“同一群精力旺盛的酒神聚餐”，用餐后是一系列的抽烟、饮酒、唱歌活动，有时要持续到凌晨三点。这位游客总结道，纽约商人“完全纵情享受生活。”

对纽约市场的描述，就像对塑造它的人们的描述一样，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那就是，不管是因为独立战争后的短暂复苏，还是因为可以追溯到荷兰人的竞争精神，在纽约做生意比在别处更艰难。在纽约，观念形态和传统的影响力比在费城和波士顿小得多，实用主义的影响力则大得多。对于为了赚钱而做不得已的事情，纽约人内心的矛盾和勉强少得多。例如，就在结束1812年美英战争的和平条约刚刚签订之后，纽约便抓住了这次机会，在获取恢复而来的欧洲订单方面攫取了有利地位。就在波士顿和费城的商人们认为不可能与刚刚发生冲突、如此遭到美国人蔑视的仇敌合作，因而拒绝销售英国的战争剩余存货的时候，纽约人却勇往直前。纽约珍珠街上的拍卖行满足了美国人压抑已久的对纺织品、铁制品和许多价格便宜的奢侈品的需求，把这些大幅折价的商品变成了迅速的利润。不久以后，珍珠街便垄断了英国进口产品市场。14

这种拍卖生意的爆炸性发展，迫使纽约相对传统的商人们通过提供新的服务和更多的选择进行改进。同时，这些受欢迎的拍卖行继续扩展市场，越来越多的欧洲生产商把他们的剩余商品送往珍珠街，在这里，每年春秋两次，小店主和批发商（中间商）纷纷乘邮船和汽船而至，储备这一季的货物。这些中间商将纽约的交易商和更多的百货商店、种植园和乡村连接了起来。和平条约签订之后不到一年，纽约获得的茶叶、陶器、五金和纺织品的进口贸易比费城和波士顿的总和还多。当费城、波士顿以及其他港口终于着手争取这种“倾销”贸易的时候，纽约的拍卖行业向富有同情心的立法机关施压，要求大幅削减进口税，这为珍珠街赢得了进一步的优势。

纽约抓住主流机会的努力带来了另一个重要的突破，那就是1818年曼哈顿跨大西洋的定期往返航班的开辟。在这以前，商人们的海外运输只能依赖于海上不定期货船，这些货船沿美国各港口搜集货物，直到货舱装满了才启航。除租船之外，惟一的另一个选择是在大交易商的私人船只上谋求一点空间，他们的船通常一年航行两次。船主们会先将他们自己的货物装上船，如果空间允许，便再装上额外的货物。这两种方式都无法给中等商人提供持续和可靠的运输便利。

纽约开往利物浦的每月定期航班改变了这种状况，商人们再也不用受不确定的运输方式的摆布。那些靠借钱组织出口并为货物进行保险的交易商，现在可以更快、成本更低地偿还贷款，同时，投资周转的加快推动了贸易量的增加，加快了经济发展的步伐。航班从英国出发，单程需要五个星期，这也为曼哈顿带来了最快的关于战争、海外价格和欧洲市场的消息，这些信息在跨大西洋电缆铺设之前可是不小的财富。曼哈顿的商人们获得关于海外棉花价格或者英国关税投票的最新信息，要比他们在其他港口的对手们提前数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