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笑话，一个喜剧演员的笑话，使我们突然之间发现熟悉的东西不再熟悉，普通的东西不再普通，真实的东西不再真实，然后我们由于短暂的快乐而产生生理上的笑声。这种情况就像一个幼儿玩躲猫猫peek�a�boo:躲躲猫：一种把脸一隐一现以逗小孩的游戏。——译注，就像是一个护士对一个不配合的病人说“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是不是发烧了”，而这个病人却说：“别傻了，当然每个人都会有体温的。”英文中”haveatemperature”的意思是“发烧”，但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是“有体温”，这里这个病人故意将其曲解为字面意思。——译注幽默导致了境况的变化，使现实变得超现实化。也正是这一点使有一些人比如伟大的超现实主义者安德烈•布勒东会对幽默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对其中被他称为“黑色幽默”的无情的毁灭。AndreBreton,Anthologiedel’humournoir(Jean-JacquesPauvert,Paris,1966.)

就关于改变境况的观点，玛丽•道格拉斯曾经说：“笑话是利用一种形式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人们认识到一种被接受的模式实际上是多余的。”Douglas,ImplicitMeanings,op.cit.p.96.因此笑话是利用某种形式来调侃在一个特定社会中被广泛接受的行为。笑话中的冲突说出了笑话中的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大量的一致性，也通过展示其无用性而攻击了这些结构。笑话的反习俗性显示出，在我们社会之中那些习俗的彻头彻尾的偶然性和恣意性。笑话通过唤起对这种偶然性的觉悟，就能够改变我们所处的境况，在尊重社会的前提下起到批评性的作用。因此在社会运动中笑话的重要作用显示为对已经建立的秩序的批评。比如关于激进的女权主义的笑话：“给卫生间贴瓷砖需要多少个人？”“不好说，看你将他们切多薄了。”就像意大利情境画家的街头标语一样“你们将被笑声所埋葬”，这里的“你们”指那些当权的人。当我们嘲笑权力，我们就揭露了其偶然性，我们意识到我们所局限的环境和受的压迫实际上就是皇帝的新装，正是应该被嘲笑和奚落的。

保守的笑话

在我们转移话题之前，我们应该认识到不是所有的笑话都是上面所讲的那种情况。大多数很好的笑话是很保守的，至多只是在强化社会共识。你们应该会注意到前面的不少段落是在支持这个观点的。在埃迪•沃特斯之后，我将“真”这个形容词引入了关于幽默的讨论之中。“真笑话”能够改变境况，能够告诉我们，我们是谁，生活在什么样的境况，或许还能告诉我们如何能够改变这种境况。这听起来很好，但是实际上它预示了很多。这里有很多元素都需要得到认可，其中一部分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提到。

很多幽默仅仅是在强化社会的共识，而不是去追求对已存秩序的批判，或者是追求对我们所处境况的改变。喜剧尤其如此，而绝大多数的幽默都是认知的喜剧。这些幽默不试图改变境况，而仅仅是已存社会等级的迷人而时尚的玩具。正如沃德豪斯P.G.Wodehouse，P.G.沃德豪斯，1881-1975，英国小说家和喜剧作家。以塑造“绅士中的绅士”吉夫斯这一形象而闻名。——译注的作品《吉夫斯的世界》。这种幽默仅仅是纯粹的愉悦的消遣，而它在任何有关笑话的分类学中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更过分的是，很多笑话通过毁誉社会中的某部分积极的东西去肯定现状。例如男性至上主义的笑话，或者是取笑那些异族的所谓的蠢事。因此，英国人嘲笑爱尔兰人，加拿大人嘲笑纽芬兰人，美国人嘲笑波兰人，瑞典人嘲笑芬兰人，德国人嘲笑东弗里斯兰人，捷克人嘲笑斯洛伐克人，俄罗斯人嘲笑乌克兰人，法国人嘲笑比利时人，德国人也嘲笑比利时人，等等。这些喜剧的替罪羊正符合了霍布斯所说的，笑话是因为我们发现别人可笑并且讥讽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的时候突然感到的荣誉感。这样的笑话不是嘲弄权力，恰恰相反，是强势的嘲笑弱势的。

很多笑话，尤其是种族笑话中消极的内容是应该被认真分析的，我将在第四章中讲述这一点。在我看来，这样的笑话让我们去反思，我们在这个世界中被遗弃的令人担忧的本质。我的意思是，在其非真实性内容中，消极笑话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我们到底是谁的真相。因此笑话可以被看成是社会压抑性的表征，研究笑话就可以发现这种压抑性，换句话说就是，笑话让我们发现我们可能正是自己不想成为的那种人。

结构性娱乐

想象一下，有一个公司叫“幽默方案跨国公司”。事实上，幽默正是被咨询师当作了一种管理的工具，他们致力于向人们展示幽默在员工中产生了怎样的凝聚力，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和工作效率。“笑声热爱公司，公司欢迎笑声”，这个标语完美地使用了上面所说的道理。一些管理咨询师将这称为“结构性娱乐”，包括一些创新，比如要求员工衣服反过来穿的“反穿日”，或者是“蠢帽日”，不言而喻，除了这些娱乐必然会带来的过分亲密的友好之外，我们多少能感觉到一些愤世嫉俗的味道。人们对这种结构性娱乐的主义想要问的问题是，谁在构架这种娱乐，目的又是什么？这种强制性的娱乐是一种被强迫的快乐，这不得不使人认为结构性娱乐代表着员工的私人生活逐渐地被老板的兴趣所干涉和控制。

我最近在亚特兰大一个很大的宾馆吃早餐的时候看到了一些结构性娱乐的例子。在几乎每一个美国的大宾馆都有着巨大的铺着地毯没有窗户没有什么特征的房间里，来自同一个公司的五十个人在集体参与跳房子、飞盘或者是儿童足球游戏。情景非常的壮观，不时有叫喊声、鼓掌声，我反复地考虑，那应该算是快乐的声音吧。但是看着那些肥胖的成年人们一张张留着汗、有些绝望的脸，让人感动得都有点想掉泪了。吃完早餐之后，我发现其中的一些人站在外面，在佐治亚一月的细雨中坚定地抽着烟，我和他们交谈了几句。从交谈中，我确信他们也和我一样觉得这样的活动有些可笑，但是其中一个人说，他们不希望自己被看作是一个不够大度不合群的人，所以他们只好参加，他总结说事实上他们并没有什么别的选择。我认为这件事非常有趣，它揭示了在一个工作场所幽默极具颠覆性的特征：无论管理咨询师怎么努力地发掘幽默对公司的益处，即将喜剧笑料和经济上的底线融合起来，这种幽默通常都会因为员工之间日常的私人关系、顶嘴或者是下流的闲话而显得可笑。所有在工厂或者是办公室工作的人都会知道，那些关于老板们的下流黄色的故事、歌曲或者是漫画是人们生存下来的重要支柱。幽默或许是一种管理的工具，但同时它也是对抗管理的工具。在与SamanthaArnfeld就这一论点的通信中，我获益匪浅。另外，在德国Witten-Herdecke大学与DirkBaecker和FrankDievernich的讨论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笑话：好笑话、坏笑话、格列佛格列佛：在乔纳森•斯威夫特的讽刺作品《格列佛游记》中，一个曾漫游过想象中的小人国、大人国、浮岛和马国的英国人。——译注

我所谈论的“真幽默”都是要有某种规范化的主张为前提的，即对好坏笑话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不能被简化成干巴巴的道德规范，而要有丰富的例子加以佐证说明的。在下面讨论自嘲和嘲笑别人之间的区别的时候，我将努力体现上述的原则。我认为真幽默是不会伤害到某个具体的人，并且往往都是包含着自嘲的成分。笑话取笑的对象正是被笑话愉悦的人。为了给这一思想作铺垫，我们先引用一些与此类似的内容——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6，是英国的讽刺作家，代表作品《格列佛游记》（1726年）。——译注之死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