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处理多拉个案的问题是弗洛伊德把它当作了寻找生活的（个案）历史，而不是寻找历史的生活。换句话说，弗洛伊德被自己的歇斯底里心理动力“理论”——就俄狄浦斯受压抑的诱奸记忆以及并发的转换病症（conversionsymptoms）而言——说服了，所以他需要多拉的故事来适合其预先编定好的“个案历史”情节。这倒不是指责弗洛伊德在爱玛·埃克斯坦(EmmaEckstein)那个让他声名狼藉的个案中犯的那种极其恶劣的错误（他把病人误诊为“因爱上他自己而流血”，实际是弗洛伊德的朋友弗利斯大夫给她做手术治疗所谓“鼻腔反射性神经官能症”之后，误把一条纱布留在她鼻子里，让她血流不止）。然而，至于他讲的是谁的故事，是自己的还是病人的故事，他确实把这两种状况弄错了。
但是，一些批评家将弗洛伊德的阐释错误解读为过度科学至上的症状（把多拉或爱玛还原为因果关系的某种理论模式），其他人将他的诊断描述为叙事想象力的无节制。比如，弗兰克·乔菲（FrankCioffi），这位就曾声称弗洛伊德不够科学，为了文学幻想放弃了临床医学的严谨。弗洛伊德进入到病人的睡梦和回忆之中，根据乔菲的观点，“更像画家之于颜料，不太像侦探面对泥泞的脚印与烟灰”。结果，他没有按照确定性的心灵机械论来解析症状，而是把那些症状当作“建构与预先选好的界标相连的联想链”的托辞，换言之，就是当作“烧制一片奇想”的处方。弗雷德里克·克鲁斯在《记忆的战争》的导言中言辞更为激烈，所下的定论里充满诅咒：“这位心理分析的发明者实际上是一个耽于幻想而没完没了精打细算的艺术家，惯于把自己塑造成一部卷帙浩繁的小说作品中的英雄，这部作品既是史诗，又是侦探故事，又是人的自私自利与兽性的讽刺诗。”
在我看来，早期的弗洛伊德也曾郑重其事地把自己当成一个医学理性主义者——为的是利用当时的科学成就寻求认同。因此，我相信，他起初并不太愿意承认心理分析的意义便是一个叙事移情和投射的过程——恰恰因为这一点，便亟需批评与伦理辨别力：弗洛伊德及其一些追随者似乎不愿意或没有准备实现这些辨别能力。简言之，多拉个案所暴露的心理分理的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治疗方案在力图拆解并应对极其复杂的而且是无意识的历史与故事网络时，对自己的叙事过程并没有充分的了解。我想，这是因为弗洛伊德很少关注自己讲叙故事的冲动，而他与他的一些病人却被这种冲动控制了。
无可否认，谈及这些事、做这些事情时，弗洛伊德真的被多拉所受的折磨与激动的情绪打动了，几乎为之着迷，时时回到她的个案里。但是，这个疑点必须存在，多拉没有好转，是因为弗洛伊德用自己的假说来解读她的生活故事——将自己父亲般的幻想投射并且反向移情到了她对父亲（按照推论，也对赫尔·K.，对弗洛伊德自己）假定的爱上。心理分析解释的危险是，心理分析最终告诉我们的是心理分析自身。显而易见，它在客观的“个案历史”伪装下所叙述的故事实际上就自己的自传。也许，弗洛伊德在某个场合下承认分析阐释涉及了同样多的“叙事”与“事实”，他自己似乎接纳了同样多的东西。但如果这样的话，就更遗憾了，弗洛伊德没有把多拉个案当作一个机会以提醒精神病医学注意，痛苦的人类灵魂不仅仅是适用于这个或那个临床范畴的症状数据集合体，而且是绝无仅有的故事的历史——在人物、情节、颠覆、转向，尤其是在净化方面，这些故事相互竞争，以求表述某种意义。
四、叙事之路——介乎相对主义与实证主义之间
弗洛伊德之后的几位心理分析医生确实也接纳了同样多的问题，他们采用了叙事主义的方法，程度之深，那位心理分析的奠基人做梦也想不到。支持更加“文学的”心理分析的人，比如马尔科姆·鲍伊(MalcolmBowie)、克里斯托弗·博拉斯(ChristopherBollas)与亚当·菲利普斯(AdamPhillips)，把心理分析医生比作剧作家、小说家、寓言家或者音乐家，他们的目的是唤起想象而非灌输信息。某些新拉康派学者，对他们而言，就是将分析过程的功效赞颂为终端开放的叙事作品，在叙事作品中，心理分析医生与心理分析对象同样没有固定的结局观，因此，拒绝传统的结尾惯例。这里的目的不是创造一个将一切都解决得利利索索的“示范性的故事”，而是要清除这种对叙事结局的强迫性。基于这种想法，分析便着力将我们已然确定的历史释放进各种各样的故事之中，这些故事有各种各样的开头和中间部分，形式越多，就越令人高兴，只不过就是没有最终结局。“没有什么疗法，”菲利普斯说过，“只有各种交谈的方法。”
然而，这种叙事模式的某些实践者将它推向了在我看来是相对主义的极致。我认为，其中之一就是那位建构主义者谢弗(R.Schafer)，他提出只要起到作用讲什么故事都无所谓。他以宽松的美学与实用主义标准来衡量故事，含蓄地说明在过去的事件中没有什么强迫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而不是那样的方式来阐释那些事件。没有确定某人生活的“历史真相”的方法；所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只是某种“叙事的真相”，它在这一特殊时间适合这位特殊人物的这张特殊的清单。重要的是有人讲故事，某人（心理分析医生）相信这个故事，最后“治疗的好处”出现了。基于这个原因，就不可能讲清楚一个叙事作品是不是比另一个更真实，只能弄清是不是比另一个更好，也就是说，更加有效。治疗功效肯定要靠心理分析医生的能力，他要说服病人相信某个版本的故事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故事更容易对病人“起到作用”）。对这类建构主义者而言，指涉或真实性的语言外标准总体上要服从于文本结构与偏好的标准。叙事作品忠实于某种所谓独立的现实，是没有问题的。治疗服务于故事，故事也服务于治疗。
可以这样说，弗洛伊德自己的某些陈述就促成了这样一个相对主义转向：例如，他提醒为了无意识记忆而简单地发掘有意识的言语没有遵循核查的一致性模式，而是揭开防护性“屏障记忆”一个完整的重写本——他证实，“屏障记忆”自身包含一个掩饰得很深的创伤与欲望网。弗洛伊德曾经承认，我们不可能发现一个使多重次要情节与附属故事有意义的单一的情节“内核”。相反，像许多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小说一样，心灵埋藏起来的生活自身可能会依靠无法信赖的叙事者和无法解决的情节。依照这种解读来看，多拉最真实的故事更接近于卡尔维诺或贝克特的小说作品，而不像19世纪哈代或萨克雷的现实主义经典之作。这样，弗洛伊德有唯科学至上之过，而非唯虚构是举的过错。
通往屏障记忆的心理分析途径往往把证据当作需要（以不同方式）阐释的梦，而不是需要揭开的某个档案式的事实。心理分析将梦想的伪装策略确定为屏障记忆的范式，似乎要与记忆作为再现（即旧式的一致性理论）的现实主义观念分道扬镳。弗洛伊德放弃了早期的“科学”术语，比如因果关系热动力学、医学神经学，甚至是考古发掘（发掘到感性体验的基石上），等等，他似乎又要选择更“文学化”的记忆的术语，例如，一个“神秘的写作便笺”，同时保存并擦除经验的踪迹——这是日益模糊的记忆互文的游戏，这种游戏的真正源起尚有争议，尚且无影无形（“写在‘神秘的写作便笺’上的笔记”［ANoteUponthe“MysticWritingPad”］，1924）。在去世之前，实际上弗洛伊德已经在质疑，我们有没有可靠的儿童时代的记忆（真正发生过的）或者只是“与我们的儿童时代相关的记忆”。记忆逐渐被他解读为“梦的书籍”，这些书籍中铭写了呼求解码并转换为重述新形式的恐惧和焦虑。这并不是使痛苦能够治愈的那个故事，而恰恰是讲述该故事，讲述意味着我们痊愈了。或者，与弗洛伊德观点相左的学生弗伦奇说过，“病人不是通过自由联想治愈的，而是在能自由联想时治愈的”。
对于这个看法，治疗记录没有声明要再现被遗忘的过去中某一真实的时刻，而是要把我们从可以重温这种“自由”时刻的幻觉中解脱出来。有时交谈自身似乎足以将过去释放进未来的种种可能性之中。
五、结论
那么，我们如何协调前文概括的差别呢？我建议，叙事疗法的好处是可以当作将捆绑一起的故事转变更自由的故事的方法，可以把我们从唯我论幻想的紧身衣中解放出来。这里要注意的要点是我们给别人讲生活故事、或给别人写故事时，没有给自己一个人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的共同体裁。甚至奥古斯丁的忏悔是说给上帝听的，卢梭的忏悔是说给受伤的自恋狂伙伴们听的！双方都进到故事里了。
心理分析医生努力帮助忍受痛苦的人，鼓励他们解开以往的历史，卸下自己习以为常的、至今还左右他们行为方式的故事线索，重新打开他们的生活故事，让不可预知的天分来讲述，让人惊讶不已，为人所喜爱。这样的重新书写，实际上是由心理分析医生与心理分析对象合作完成的，它最终将我们从重复冲动造成的痛苦与麻痹中解脱出来。在好的治疗方案，它要求谈话者与听话人都要重述生活故事。好的生活故事是可以用不同方式重述的故事。
我想，我们可以按照三种主要的解读模式，总结多拉个案的遗产了——也可以总结围绕叙事回忆的治疗角色产生的其他论争了。首先，存在着早期弗洛伊德和某些实证主义者的“科学假说”，他们坚信心理分析是一种不偏不倚的观察最初“造成”病人疾病的隐藏“事实”的方法。我相信，这种方法低估了叙事在治疗中关键的角色。第二，存在着“相对主义”假说，后期的弗洛伊德和过激的建构主义者有时含蓄地论述过，他们认为，谈话疗法与恢复“真实的过去”关系不大，却关系着将无意识放开，让它进入到纯语言能指和幻想的自由游戏之中。但是我一直认为，这种方法往往忽略分析话语不可还原的（如果极其复杂的话）“指意”之维。最后，存在着更加平衡而且我认为更明智的方法，我称之（吕格尔以降）“阐释学”假说——这样一种观点，重新讲述过去就是将过去的事件与现在根据我们不曾间断的存在故事对那些事件的解读交织起来。这第三种方法要求，叙事作品现在对我们起作用，对承受痛苦的人自己过去而言也要尽可能的真实。在其陈述中，这种方法既关乎治疗，又是指意性的，对叙事作品而言更加明智。
注释：
①S.Freud,TheStandardEditionoftheCompletePsychologicalWorks,London,HogarthPress,1953—1974，vol.5.
②AdamPhillips,ThetellingofSelves,OnFlirtation,London,Faber,1994,p.73.
③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Showalter,1941—)美国文学评论家、女性主义者。代表作是《她们自己的文学》（ALiteratureofTheirOwn，1977）。——译注
④杰弗里·马森(JeffreyMasson,1941—)梵文专家。1970年代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接受培训成为一个心理分析学者，培训期间结识了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译注
⑤ElaineShowalter,Hystories:HystericalEpidemicsandModernMedia,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7,pp.42-43.
⑥J.Masson,AgainstTheraphy,London,1990,p.101.也可参阅TheAssaultonTruth:Freud’sSuppressionoftheSeductionTheory,NewYork,FarrarStraussGiroux,1984。马森在后书中更加全面地抨击了心理分析对记忆的利用。
⑦可参阅MarjorieOrr,RecoveredMemory,AddictionToday,Jan.-Feb.pp.17�20。这篇观点实际的文章开篇便引用多丽·劳布（DoriLaub）的《证词》（1992）的句子：“不讲故事就是施暴政……废除了一个人的历史，这个人的身份也就不存在了。”接着，奥尔继续引证，研究表明，苏醒的记忆正如经久不忘的性逾矩记忆一般准确无误，尽管几乎所有媒体都否认创伤性失忆的存在，即否认“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ssociative�identity�disorder），病人恢复了受压抑的性逾矩记忆，68%的病人能够发现外在确凿的证据。需要得到外在证实的在创伤性失忆之后苏醒的记忆最早的一种形式已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资料得到证实。比如，美国飞机员休·汤普森（HughThompson）因参与平息米林大屠杀，贝尔·克林顿总统曾授予他勋章，他便罹患了严重的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post�traumaticstressdisorder)与多重人格分离障碍。事实上，两年之后接受采访时，什么也不记得了”。
⑧阿瑟·米勒（ArthurMiller,1915—2005），美国著名的剧作家，代表作是《推销员之死》（DeathofaSalesman，1949）、《严酷的考验》（TheCrucible,1953）。《严酷的考验》一剧创作于1952年，第二年在百老汇上演，并两次搬上银幕。全剧围绕1692年发生在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女巫审判事件展开叙述，暗指美国1950年代发生的麦卡锡主义与红色恐怖。米勒在1956年因此剧而受到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审讯。——译注
⑨WalterReich,TheMonsterintheMist:AreLongBuriedMemoriesofChildAbuseReliable?这是赖克1994年5月15日在《纽约时报书评》上针对亚普科、特尔和赖特的书发表的批判性评论文章。也可参阅ElaineShowalter,Hystories,pp.154,186�187,对苏醒记忆征候群，尤其是联系英格拉姆案件的讨论。在NarrativeandtheEthicsofRemembrance一文中，我已经分别讨论了这些问题。该文收入于QuestioningEthics,ed.R.KearneyandM.Doole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
⑩SteohenMarcus,FreudandDora:Story,History,CaseHistory,JaneGallop,KeystoDora.二文收入ed.ClaireKahaneandC.Bernheimer,Dora’scase,NewYork,UniversityofColumbiaPress,1990。
RobertColes,TheCallofStories,Boston,HoughtonMifflinCompany,1989,p.7.罗伯特·科尔斯（RobertColes），正文中几处提到Scholes，几处是Coles，不明所以，疑为同一人。仍照原文译出。——译注）
RobertColes,TheCallofStories,pp.22�23.关于列维-施特劳斯对科学家与萨满教巫师之间的区分，请参阅PsychoanalysisandShamanism,StructuralAnthropology,NewYork,Penguin,1963。有时，萨满教巫师的角色在某种治疗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当作精神导师，他为顾客担当了救赎英雄的角色。甚至荣格也未能免于这类救赎的幻想，这在他的传记性记录得到了证实，他记录了与情人兼精神分析对象角色的托妮之间治疗关系，而且还扮演了某些古代神话里的英雄角色。
FrankCioffi,Wittgenstein’sFreud,ed.FrederickCrewsetal.,TheMemoryWars:Freud’sLegacyinDispute,London,Granta,1995,pp.11�12.
Crews,TheMemoryWars,pp.12�13.
AdamPhillips,OnFlirtation,London,Faber.1994,pp.86、144.也可参阅MalcolmBowie,PsychoanalysisantheFutureofTheory,Oxford,Blackwell,1993；ChristopherBollas,BeingaCharacter:Psychoanalysis,NewYork.HillandWang,1992。
参见R.Schafer,RetellingaLife:NarrationandDialogueinPsychoanalysis,NewYork,BasicBooks,1992。此外，还可参考NarrativeActionsinPsychoanalysis,Worcester,MA,ClarjUniversityPress,1981。非常感谢查尔斯·吉格农(CharlesGuignon)让我注意到这些争论，可参考他的文章：NarrativeExplanationinPsychotherapy,AmericanBehaviouralScientist，vol.41，no.4,January1998,pp.558�575。吉格农指出，科学家（自然主义者/实证主义者/行为主义者）的方法与建构主义者（唯心主义者/心理学家/主观主义者）的方法都同样假定主客体之间古来有之的分裂。他认为，二者之间惟一的区别就是建构主义者“鼓励我们宣扬这一事实，即，我们创造的意义自由地摆脱了现实的任何束缚，自然主义者鼓励我们把所有有意义的词汇从我们的理论中擦掉，这样我们才能确信接触到了真正的现实”（p.567）。吉格农自己则赞成一个更加“阐释化的”叙事主义方法，这与我的看法相似——尽管这个方法得益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而不是吕格尔、克里斯蒂娃，提出过去的事件在一部叙事作品的语境下意义深远，因为这部叙事作品根据我们“把故事作为一个整体展开”（p.574）的计划重新解读过去的事件。我也很感激以前的博士生詹姆斯·希曼（JamesSheeman），他在“在系统的实践中解放叙事的风格”(LiberatingNarrationalStylesinSystemicPractice)对这个问题提出了真知灼见，该文发表在：JournalofSystemicTherapies,vol.18,no.3,1999,pp.51�67。还有他在都柏林大学的博士论文PsychotherapyasNarrative:ACriticalApplicationofPaulRicoeur’sPhilosophyofNarrativetoPsychotherapy,1995。也可参阅OnPaulRicoeur:NarrativeandInterpretation,ed.DavidWood,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1。这本书，尤其是大卫·伍德、J.利，J.伯恩斯坦与H.怀特撰写的那几篇论文，对叙事的阐释学方法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另外，参阅PaulRicoeur:TheHermeneuticsofAction(ed.R.Kearney,London,Sage,1996)，尤其是D.拉斯马森、J.邓恩、P.肯普、D.杰沃里诺与J.格雷施撰写的几篇文章。最后，请参考CiaránBenson,TheCulturalPsychologyoftheSelf,London,Routledge,2001。这本书中对自我叙事结构的见解进行了深刻探讨，他的探讨得益于杰里·布伦纳与罗姆·哈里更具心理学特点的方法。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Calvino,1923—1985），意大利作家，代表作为小说三部曲《我们的祖先》(OurAncestors)：《分成两半的子爵》(TheClovenViscount)、《树上的男爵》（TheBaronintheTree)、《不存在的骑士》(TheNonexistentKnight)。——译注
相关评述参考AdamPhillips,OnFlirtation,p.66。
桑多尔·费伦齐（SándorFerenczi1873—1933），匈牙利心理学家，早期精神分析的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AdamPhillips,OnFlirtation,p.73.可以说，甚至是个人日记无疑也是写给别人看的，即便这个人是作者自己的密友，即作者想象自己就是那个人，站在远处体会日记里描写的经验直观性。
庞塔利斯（J.B.Pontalis）说过：“一个人不会只写一本传记，而是十本，乃至于一百本，因为我们虽然只有一种生活，却有着不计其数的方式对自己讲述那个生活。”另外一位心理分析医生亚当·菲利普斯补充道，对别人重述我们的生活，有更多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每个故事都是一次背叛——在披露过去和中伤过去的双重意义上。中伤过去就是将过去转变现在言语行为表现的某事物，而这个事物必须部分地不同于过去的事实，也就是说，假定我们本可以直接进入到恰如过去的过去之中。参阅菲利普斯对这个叙述生活故事的复杂过程高屋建瓴的评论，他在我所说的反叙事主义和新叙事主义立场之间来回摇摆（pp.68-69）。这里也可参阅吕格尔在“记忆与忘却”一文中对重新叙述麻痹了的过去这一任务的记录。该文收入于《质疑伦理学》（QuestioningEthics,ed.M.DooleyandR.Kearne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以及《记忆，历史，忘却》（LaMmoire,L’histoire,L’oubli,Paris,LeSeuil,2000）。根据对多拉与弗洛伊德以及后来弗洛伊德的许多批评家及信徒提供的各种叙事进行的上述分析，我不得以承认，我自己的解读不过是另一种叙事尝试，大家都是，是为了弄清“多拉故事”的意义。简言之，哲学著述自身构成了我们所谓“第三层次”的叙事作品，尽管其作者总想因关注所谓“科学的客观性”否认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