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讨论小说，谈及现实生活时，叙事冲动有着不同的反响。这里，如何叙述与叙述什么等问题在现实和伦理的层面上都有着深刻的含义。

如果小说可以自由自在地按照过去可能的状态重新创造过去，手段老练，不受破格的影响，那么，历史必然要如实地重述过去。本文通过探讨叙事作品之重述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的关键作用，首先要集中讨论广受争议的多拉“个案历史”。该个案可算得上是弗洛伊德精神疗法中一个有名的案例（causecélèbre）了。

一、谈话疗法

对于弗洛伊德而言，要弄清事情的真相，就得用“谈话疗法”（talkingcure）。痛苦煎熬中的主体努力记住并要重述整个故事，或者，从创伤事件发生到回顾这些事件如果过了一段时间，至少能复原多少就复原多少。

这就是弗洛伊德对颇富争议的多拉个案的观点。多拉是他在维也纳的一位年轻的犹太病人，真名叫艾达·鲍尔(IdaBauer)。题为“歇斯底里病例分析的片断”的文章在1905年发表后，旋即成为歇斯底里健忘症与叙事康复研究的最负盛名的论文。①文中，弗洛伊德相信，只要能够把多拉零零碎碎的故事中“丢掉的碎片”重新建构起来，便能治愈病人的病症。故事给人的初步印象(primafacie)是，多拉父亲的挚友赫尔·K.一天散步时挑逗多拉，多拉掴了他一个耳光。事后，多拉的父亲把她带到弗洛伊德那里求医，而这位父亲自己正与赫尔·K.的妻子有些不清不白。多拉拒绝参与赫尔和她父亲易妻女宣淫的勾当，因而大打出手，拒绝了赫尔不法失当的恳请。但对弗洛伊德来说，故事还不够充分。他相信，一定还有更多的事，还有所隐瞒，一定有某种无意识的欲望，对该欲望的压抑导致了多拉的病症。这个病例所阐明的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论就是，歇斯底里病症使人经受记忆障碍，记忆障碍导致“歇斯底里式转换症状(hystericalconversionsymptoms)”，比如（在多拉病例中）失眠、压抑、头痛、阵阵剧咳，等等。因此，弗洛伊德的假说就是，一旦多拉受到压抑的冲动和创伤在叙事作品中、并且通过叙事作品象征性地获得恢复——即一旦她讲述了完整的故事：私下里她想嫁给父亲的朋友赫尔·K.，那么，她的身体就会康复。这样，弗洛伊德希望治疗方案由一个“谈话疗法”构成，即通过分析性的话语和移情，恢复受到压抑的欲望。

同样的治疗方案用到了弗洛伊德其他的个案史上——小汉斯(LittleHans)、鼠人(theRatman)、狼人(theWolfman)、施耐德(Schneider)——也就是正在坦白陈述的人，那个决定性的证词必然表现得更像是“创造性的叙事作品”而不是“科学性的事实”。或者，按照弗洛伊德自己在“分析中的建构”（ConstructionsinAnalysis）一文中的说法，这类被建构的叙事作品“虽不确切却够充分的了”。②但是，这就马上产生了一个问题。怎样才能知道叙事作品是“真”还是假？回答这个问题的难点恰恰引发了围绕弗洛伊德不断变化的诱奸理论（seductiontheory）观点的争议——他曾提出过孩提时代对性逾矩（abuse）的记忆是真实的，而又曾声称过那些记忆是幻想。

事实上，弗洛伊德放弃了早期对诱奸理论的“现实主义”观点，之后，在写给弗利斯（Fliess）的一封信中，他提出在源自无意识的叙事作品中区分真相与虚构是绝对不可能的。当然，这是弗洛伊德表面上从现实世界向幻想世界的转变，这便促使像伊莱恩·肖瓦尔特③与杰弗里·马森④之类的批评家将心理分析运动描述为“袭击真理”。简而言之，记忆不再被当作经验逾矩的痕迹，而是当作幻觉成像，或者当成对临床医学家的提议、暗示、推测的反应。这在弗洛伊德的一个观点中得到了共鸣，他声称，我们不仅要关注“病人自己的陈述”，而且要更多地关注不断出现的无意识故事。完成那个故事，病症就会得以祛除。

肖瓦尔特对此提出，弗洛伊德强迫病人回忆往昔，“引发的是无意识的幻想而不是实际的记忆”。提及弗洛伊德多拉个案的具体方法时，她写道：

从开始到歇斯底里这个诊断结果，他始终如一地按照自己的理论来阐释多拉所有的行为和陈述。他告诉多拉，她爱恋父亲，爱恋弗洛伊德本人，对赫尔·K.来说真的很有吸引力。他忽视了多拉的家庭状况这个可怕的生存环境，于是，仅仅过了11个星期，她便中断了治疗。⑤

杰弗里·马森在其指责弗洛伊德的文章中说得更加坦率，“（多拉）感觉受骗了。她是受骗了。她感觉被人利用了。她是被人利用了。”⑥

我不打算在本文重演这次论辩的历史。如果从伦理与司法的立场（根本不用顾及那些复杂的认识论问题，即如何得知这个过去就是过去的样子）足可以解说上述观点的话，恢复的记忆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是否相关这一问题也就、而且应该至关紧要了。这一至关紧要既用于讲所谓受到性侵犯的人，也用于讲所谓性逾矩的人。

二、虚假记忆综合征

最近，尤其是在美国，对所谓“虚假记忆综合征”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有大量引起公众高度注意的书籍为证，比如，迈克尔·亚普科(MichaelYapko)的《性逾矩的暗示：孩提时代性创伤的真实与虚假记忆》(SuggestionsofAbuse:TrueandFalseMemoriesofChildhoodSexualTrauma)、勒诺·特尔（LenoreTerr）的《零散的记忆：真正的创伤记忆的故事》（UnchainedMemories:TrueStoriesofTraumaticMemories）、劳伦斯·赖特（LawrenceWright）的《记住撒旦》（RememberingSatan）、马克·普伦德加斯特（MarkPrendergast）的《记忆的牺牲者》(VictimsofMemories)，还有一本最富争议的书，是由弗雷德里克·克鲁斯主编的《记忆的战争》(TheMemoryWars)。⑦尽管这些书几乎没有辩驳婴儿时期“持续存在的”创伤记忆的有效性，但有几本书还是对“长期恢复的记忆”条件下使用“暗示”和“催眠”技巧提出了质疑。一个反复引用的案例就是保罗·英格拉姆（PaulIngram）先生，其女指控他举行过性逾矩的仪式。因为（1）原告读过有关撒旦祭祀仪式的文献，并且（2）“性逾矩专家”多次对她催眠，她声称恢复了长期受到压抑的记忆。之后，她便起诉了父亲。警察与心理学家长时间地审讯了原告，于此期间，原告确信越是承认性逾矩，自己对这类事件的（受压抑的）记忆就会恢复得更加清晰。随后，原告自己认了罪。最终，保罗·英格拉姆强迫自己承认：“在回顾这些事的过程中，我的记忆就越来越清楚了。更多的事情想起来了，记忆就清楚了。”审讯者基本的“暗示性”前提就是这一点：如果你产生了这样的感觉，也就是说，即便不是认知性的感知，也觉得发生过这种性逾矩，那么，就是真的发生过。英格拉姆先生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后来，这件案子被重审过。（也可以引用这类暗示-坦白个案中更加臭名昭著的例子，审判塞勒姆女巫，这个案件在阿瑟·米勒的剧作《严酷的考验》⑧以戏剧的方式记录下来，应用在1990年代苏格兰奥克尼群岛发生的所谓恶性虐待［satanicabuse］案件审讯中。）

滥用性逾矩记忆（即便这类滥用行为只是例外，并非惯例）的结果就是，心理记忆的观点受到质疑。⑨这种方式的证词叙事产生的破坏不仅严重伤害了那些含冤被指控性侵害的人，也伤害了那些真正受到性侵害的人。儿童时期性逾矩或苏醒或永久难忘的故事的真实性是头等重要的（我重申，尤其是以道德-司法的角度来看）。

我还是暂时回到多拉个案的话题上来吧。暗示的“可能性”在这个由修正史和争论史组成的纷争不断的个案史中时时在场。几个弗洛伊德的继承者发现，“谈话疗法”实际上对多拉不起作用，也许是因为弗洛伊德根据自己的无意识识别(unconsciousidentification)来分析多拉的故事——尤其是对那位气宇轩昂的赫尔·K.来说，弗洛伊德认为，多拉已是芳心暗许了。他对多拉的症状所做的假设性阐释，多拉拒绝接受，对此弗洛伊德所说的话，也许背叛了反向移情原则（countertransference），反将自己的欲望强加于接受精神分析的人身上——这种心理分析现象，弗洛伊德还没有意识到。公平地讲，弗洛伊德确确实实出于职业的诚信将这个个案史称作“片断”，那样，就是含蓄地认可了“多拉故事”中“丢掉的碎片”多拉本人从来没有补充完整过，也没有讲完。

因此，这个零零散散的叙事就提出了问题：这到底是谁的故事呢？是多拉的还是弗洛伊德的？一些评论家，尤为特别的是克莱尔·卡亨（ClaireKahane），她在《多拉的个案》（InDora’sCase）中将多拉故事闪烁其词、掐头去尾、尚未完成的特征解读为该故事可信性的一个标志。卡亨论述道，歇斯底里就其特性而言就是对片断性(fragmentariness)的体验；其真实性源自它对万能的父亲形象“填充”故事裂隙以期最后宣布“总体陈述”完成的企图毫不妥协的抗拒。这样，多拉的叙事成了某些女性主义圈子中女性抵制的有名案例——或许是歇斯底里的——抵制阳具中心主义的命令“全都说出来”。根据这个观点，恰恰是多拉自己对事件的讲述中意思含糊、捉摸不定、晦涩难解的因素构成了一个必要的女性避难场所，即逃避男性要知情并且攫取所有身外之物的强制命令的场所。

三、治疗——故事与历史之间

这种解读由简·盖洛普（JaneGallop）令人信服地予以阐述，她认为歇斯底里的话语是颂扬而非暴露“女人故事”的范式。这种观点也在史蒂芬·马库斯(StephenMarcus)的文学-心理学论文“弗洛伊德与多拉：故事、历史、个案史”(FreudandDora:Story,History,CaseHistory)中得到印证，文中，他将多拉的故事当作现代主义小说的典范实例，因为它表现现代主义小说的四个中心特征：（1）不可能接近真相，（2）线性叙事消亡，并分散为多重往往又是相互竞争的观点，（3）存在着一个无法信赖的叙事者（弗洛伊德），（4）小说与现实之间话语内外都不可确定的关系。⑩

然而，马库斯和一些评论家似乎忽略了一点，如果从审美的层面上叙事作品与现实之间有没有完全一致真的无关紧要，那么在伦理的层面上就至关紧要了。对多拉来说，当然是重要的——由于弗洛伊德的反向移情叙述，她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糟了；她的事情发生之前发生之后，对许多真正受到性侵害的受害人来说，那个一致性尤其重要。对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小说有益的东西不一定对生活有益。毕竟，我们需要尽力区分个案史纯粹的故事元素与意味“真正发生过的”的历史元素。

诚然，虚构与事实这两股线在叙事文本中几乎永远交织在一起；但并不意味着这两股线永远不能、哪怕是部分地分解开来。因此，我绝对不会否认这一观点，弗洛伊德的个案史与现代主义小说之间的文学类比能够详细地表明叙事作品（口头或书面）细致而复杂的用处，但是，这种类比不会公正对待讲述真实苦难的故事的伦理意义——受苦受难的人希望大家把故事看作真事，即，谈及的是确实发生过的事件。童年时期真正受过创伤的人去看心理分析医生时不想让别人对他讲，上天给了你丰富的想象力。一个人去治疗为的是缓解痛苦，而不是上创作学习班。

当然，我不想否认叙事作品在“谈话治疗”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我们会看到，有各种各样言之凿凿的论述支持缓解痛苦真相的叙事疗法。简言之，有时故事能够以某种方式疏解心理创伤，但更多拘泥于文字的诊断方法做不到。不是所有的叙事作品都以纯小说的名义遵循文学特权，不再涉及现实。

如何将叙事作品应用于积极治疗的方法之中，有一个不错的例子，是精神病专家罗伯特·斯科尔斯（RobertScholes）博士在《故事的召唤：教学与道德想象》（TheCallofStories:TeachingandtheMoralImagination）一书记载的。书中描述了两种接近“病人”的不同方法，我相信，这两种方法与多拉的个案有着某种有趣的关联。第一种方法是标准的精神病学分类，将某个女病人定为“无法治疗的恐惧症患者”。这个例行医疗程序力求“确定病人的状况”，通过确定是什么“因素”或“畸变”在起作用从而做出“客观的诊断”，提出一个“概要”，制订一个“治疗日程”。第二种方法，开始便讲她的故事。或者更确切地说，鼓励她讲述她的故事，这样，她的心理分析医生后来试图深入理解她根深蒂固的恐惧感时，常常咨询同事，他知道自己在重述她的故事。在这种“叙事”语境下，病人被人格化了，被赋予了历史和名字。她已习惯于被日常生活中各种焦虑麻痹了，这个习惯构成了一个更大的故事，包括孩提时代、学生时代、各种欲望、为了某人某事神魂颠倒、交朋友、穿过的各种衣服、读过的书、看过的电视节目、旅游过的地方、如何遇见并嫁给丈夫、信仰什么神或价值观，等等。简言之，第二种方法承认，在每个“临床历史”背后就有一个生活故事。这个方法认识到每个“恐惧症”、“抑郁症”、“歇斯底里”与“精神病症”背后，都站着一个有着独一无二的记忆和生长环境的人。本书还为心理分析学者提出了这一宣言：“来看我们的人给我们带来他们的故事。他们希望自己讲得够好，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他们生活的真相。他们希望我们知道如何准确无误地阐述他们的故事。我们只得记住，所听到的是他们的故事。”

这两种方法的关键之处，不仅是后者更人性化一些，而且后者更有效。忍受精神病或心理紊乱病痛的人，如果相信在接受纯粹临床或生物化学方式的“治疗”之外，有人在听他们的故事，他们就更容易好转起来。将某人当作（1）原因可估算的教科书症状来讨论或被当作（2）为寻求叙事的单一生活来讨论，二者之间的差别并不是二者选一的事。列维-施特劳斯曾经提到过，优秀的心理分析医生既是一个认真对待事实的“科学家”，又是一个知道如何听故事如何讲故事的“萨满教巫师”。仅把承受痛苦的人当作要阐述的问题是不够的；把他们当作要讲述的故事的历史来倾听，同样重要。这意味着让每个病人都成为一个“个案”，也让他们都成为一个老师。或者，按照科尔斯的说法就是：

倾听他们自己用叙事来教导你，病人们就会学到经验，那是一个优秀的教师只有在心甘情愿地做学生、渴望得到教导时才能学到的……（当他）以特殊的方式成了一个良好的倾听者时，故事就要求：注意讲述的方式，情节的发展、人物、附加新的戏剧次序，背诵时强调某个数字，叙事者讲述时的热情与连贯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