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阿特雷：

但你以上提到的对局势的这种胸有成竹或叫某种把握大多是基于已成为过去的事实……

费黎宗：对，只了解过去的事实当然还不够。但又有谁敢不付出极大的关注就买下一个企业呢？有谁敢在不了解对手兵力的实地部署就投入作战呢？又有谁敢不考查对手兵力的强弱分布就发起战斗呢？当年尼克松总统的许多政治对手之一的杰西?昂鲁（JesseUnruh），曾是国会发言人，他就总爱说“钱是政治的神经”，所以有一天尼克松说：“可是，我要把杰西的话改动一下，而说‘对事实的探究是一切谈判的神经’。”①实际上，如果智力准备可以使己方对敌方的实力了解得十分详细，那么就能从各个层面最大限度地降低对手可能做出的意外行动所带来的损失。

库阿特雷：

我们假定你下定决心不被自我带着走，所以你不会因为自己有理而变得失去理智，你对自己追求的目标很清楚。你不仅熟悉自己手中掌握的资料内容，也熟悉那些促动对手的因素及对手的组织运作能力。你对自己的原则与优先考虑点也有清醒的认识。最后，你建立起两张表格，其一记载着那些必须实现的要点，另一张则记载着那些希望实现的要点。这样，是否就算一切准备好了呢？

卡尔波夫：

不行，这还不算准备好了，因为任何人都不会单独开始作战的。无论如何，一个后勤部门是不可缺少的。从前在世界锦标赛中，后勤部门都配有半打技术人员，专门负责研究所有棋局的复盘。而我则将此结构革新了一下，在队伍中加入了一名厨师和一位心理学家。设专职厨师是因为我认为这是队伍中非常重要的成员，这不仅是因为锦标赛的赛事持续很长（两到三个月），还因为对棋局的分析与研究是在不分昼夜地进行—且不说每次的时差和驻地的那些几乎永远完全不合口味的伙食，所以才设一名专职厨师负责向整个队伍的所有成员—按他们的需求、他们指定的时间和意愿提供膳食。

当然，在我第一次往我队伍中安插一名专职厨师时（那次我是去菲律宾参加世锦赛），为说服苏联行政部门我遇到了一些困难。在与棋联和体育部进行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之后，他们终于派了一位官员亲自到马尼拉来实地调查。他看到我住在五星级旅馆内的一个舒适套房里—这个旅馆自己就配有一个日本餐厅、一个菲律宾餐厅，甚至还有一个法国餐厅，于是质问我：“那么，您为什么还另外需要一个专职厨师呢？”我回答他说，这个旅馆吃的东西对参赛的裁判们或是观光游客们来说是很好了，但对参加国际象棋世界锦标赛的棋手们就不合适了。“而且，”我补充说，“开局前是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在此刻起就需要高度地集中精神……所以于此情此境之中，您根本就不能浪费精力去催促迟迟不来的‘房内就餐服务’……”最后是我“胜诉”了。

库阿特雷：

那么，您又为什么配备一名心理学家呢？

卡尔波夫：

这要说到1974年在莫斯科跟我很熟悉的一位棋师科尔奇诺依的对局。我知道对他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总要让自己觉得比对手多一个“有利条件”。既然如此，这一次他比我多出的有利条件又是什么呢？到了对局的第三盘期间，我开始发觉在观众中有一个人死死地盯着我。我无法形容他那种奇怪的眼神所表达的含义，但无论是我下棋时、我思考时、我站起身时还是我在台上踱步时，我都能感觉到这个家伙毫不放松地盯着我。赛后我去问我的教练，赛场中那个几乎扰乱了我思绪的怪人到底是谁，我的教练告诉我那就是科尔奇诺依雇来的心理顾问。

我立时觉得必须消除科尔奇诺依为自己保留的这个“有利条件”，我决定在自己的队伍中也加入一名心理顾问。于是我即刻给我自己在列宁格勒的医生挂了电话，他回答说我的这个要求不容易满足。之后他又回想起在他的老同学中有一个心理学家，而且参与了苏联宇航员的培训工作。他又补充说：“他的具体工作好像跟研究睡眠有关，是位真正的科学人员，他住在莫斯科。”我随即请他和这位朋友联络上，他马上照办了。第二天，这位心理学家就给我打了电话，我跟他谈了半天，他最后表示同意尽快来加入我们的队伍。

其实，我并不完全是为了我自己给队伍配备这名新顾问的，因为从心理角度来说，我这个人还算健康；我是要用我们队伍和对方一样也配备了心理顾问这一事实，让科尔奇诺依明白他已失去他比别人多出的那个“有利条件”了。

从这件事以后，我的心理顾问参加了我的大部分比赛，而且在世界国际象棋界中变得非常有名。

库阿特雷：

人们对科尔奇诺依有很多谈论，说他在比赛时不仅使用心理顾问，而且还雇用玄学顾问①。

卡尔波夫：

听说是这样，但我不敢肯定这些人是否真的对他有用。至于我个人，不论怎样，我都从未和这类人共事过。

库阿特雷：

是否也有心理顾问参与类似企业并购的谈判呢？

费黎宗：

不，绝对没有。但这也许是个缺憾。当然，所有的谈判者都有点像心理学家，只是水平不同。其实我倒是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