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士底狱陷落6周之后，国民议会颁布了《人权宣言》。在1789年那个著名的夏天的政治动乱时期，议会在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否决了认为响亮的宣言可能会引发无法实现的期望的反对意见。根据Ｒ�R.帕尔默（R�R�Palmer）的评价，此项宣言是第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法案，“是对否定旧秩序的道德基础的一个强有力的道德肯定”。比起美国的《独立宣言》，它更像1776年的《弗吉尼亚宣言》，因为前者主要是一个律师列举的一些委屈和不满（尽管它后来所象征的要远比这多很多）。

从表面上看，宣言体现了多种意义：一个标准的建立、一个方向的设定、各种道德目标的陈述。在一个冗长的序言之后，宣言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人人生来且一直是自由的；在权利上，也生来且一直是平等的。所有政治组织的目标都是要保护人与生俱来的、不可侵犯的权利——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的权利。自由是指人们能够做任何不伤害他人的事情。思想和观念的自由交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只要他们在品德和能力上没有差别，就可以根据个人的能力，平等地享有在所有公共部门、机构的就业权利和在所有行业中的就业资格。

这些主张成为对个人自由的一种毫不妥协的坚定承诺，而个人自由就是17世纪和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所为之奋斗的最高的价值标准。但是，《人权宣言》又是矛盾的，在这一问题上甚至是分裂的。在个人自由方面，几乎所有的承诺都是为了平衡对有组织社会的各种要求的承诺而做出妥协。社会差别可以存在，只要它是“基于共同的功利”。由于所有的主权原则在本质上都是建立在国家的基础之上，因此任何人都不得行使并非来自国家“明示”的权威。任何人都不得因为他的言论而受到干涉，“甚至在宗教方面”也是如此，但他们宣称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所规定的社会秩序。每个公民都有演说、写作和出版印刷品的自由，但是“在法律所限定的情况下，他也要为滥用这种自由而承担自己的责任”。价值观中隐含的冲突，使整个革命时期的理论和实践被分离开来。在1793年，大恐怖行动的前夜，一项新宣言的草稿在其附件中对个人和社会作了明确的区分，“任何侵犯人民主权的个人都应立即被自由的人们处死”。圣约斯特（Saint�Just）巧妙地总结了这种针对个人和社会的二分法：“自由，对于那些遵守法律的人来说是无需畏惧的”。然而，与第一个宣言相比，这第二个宣言是一个更加体现平等主义的文件，在更大程度上强调了满足人们的经济和社会需求的义务，尽管保护私人财产权仍然是这两个宣言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承诺。

对于各个时代的革命者和激进主义者来说，法国的宣言既具有历史的典型性，又是胜利的召唤。巴黎街道上饥饿的人们手中的旧式步枪发出的枪声，要比莱克星顿草地（LexingtonGreen）的民兵的排枪齐发更加响亮，是“能够被全世界听到的”真正的枪声。根据汉纳•阿伦特的观点，一个可悲的事实是，“法国大革命，虽然以灾难告终，但是它却创造了世界历史；而美国的革命，尽管是如此地大获全胜，却仍然不过是一次具有地方性影响的事件”。但是，如果说法国大革命把贵族的自由和平等观念传播给了各地的人本主义的领导者，那么它也留下了有害的遗产，这就是这些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处于半饥饿状态的长裤汉和渴望得到土地的农民，在政治上受到他们自己的领导者的动员，希望政府能够实现它的平等主义的信条，满足他们的经济和社会需求。他们所渴望的“自由”主要是那种能够保护他们免受个人和政府的压迫，并且使他们能够对政府当局施加压力，要求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满足面包需求、控制通货膨胀和改善工作环境的自由。

对于组成革命运动领导层的主要力量的中产阶级来说，价值的优先排序正好相反。作为启蒙运动的产儿、启蒙哲学家的学生、敌视对财产和商业进行经济控制的自由派中产阶级成员以及狂热的个人主义者，他们主要是按照自己对自由的定义来评价所有的自由的。作为革命的主张者，他们同情穷人；但是，满足社会和经济需要的努力，决不能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

两种革命目标之间的这种冲突中所隐含的是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从本质上讲，它是否要努力建立人民民主的各种制度，从而使人民可以参与民主并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要这些制度能够存在下去？或者它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直接需要，解决实际存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阿伦特的观点看来，真正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前一种，而且这种自由正在被那些将人的权利转换成长裤汉的权利的革命党人败坏着，他们使真正的自由让位给生存需要。阿伦特争论道，在一次穷人（lesmalheureux）的起义中，结果是无足轻重的，原则是疯狂的，有意识的目的不是自由而是幸福。

对社会革命的这种不抱希望的消极观点受到了严厉的质疑。革命的追求并不是为了所谓的快乐，而是为了生存和自由，摆脱绝望。如果认为革命由于受到贫穷的阶级和他们的问题的侵扰而有所扭曲，那么贫困和饥饿的人们对此又能采取什么解决方法呢？创造一个广泛的、参与性的民主（或共和国）是自由的最终定义吗？或者事实上，它只是其中的一种手

段——或者最为接近的目的——这些手段对于最终实现诸如自由、平等、公正、安全、幸福这些终极目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政治自由和社会福利是不是总要如此分裂？阿伦特戏剧化地描绘了革命的一种两难困境——事实上，所有的改革中都会遇到这种困难的选择——在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中，这种两难困境会以一种奇特的方式重现。要理清在革命的情境中直接的实际手段、制度结构和最终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在革命的混乱、挫折和机会主义之中领导在联系以上各个因素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极为困难的。

当然，完全掌握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全部复杂的相互关系，超出法国革命领导者的能力范围，他们最多只能遗憾他们争取自由的努力的失败，就像罗伯斯庇尔的情况一样，他在自己的最后一次演讲中预言：“我们将被摧毁，因为在人类历史中，我们错过了创立自由的大好时机。”各种事件在自然发展，而这些事件更多的是由当地各地段的领导人和街道上的群众制造出来的，而不是由国民议会中声名显赫的公众人物造成的。1792年6月，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冲突再次爆发，在此之后，两个纵队的全副武装的士兵，在携带武器和各种旗帜的大批民众的伴随下，聚集在国会的门前；他们的演说家，一个海关职员，被允许进入会议厅，他要求废除行政权力。在返回的途中，群众闯入了王宫，对国王和王后纠缠不休，并且强迫路易戴上自由的帽子。保皇派对这种侮辱皇室的行径大加谴责，这就导致了更进一步的分化，而这种分化又因对外国人入侵的恐惧日益增强而更加尖锐化了。

8月，令人畏惧的巴黎民众，在他们自己的领导人的动员之下，进攻了杜伊勒里宫（Tuileries），袭击并占领了王宫。这个插曲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国王的“架空”构成了革命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在王权力量和革命力量之间还有一个相对的平衡；而现在的争斗主要是议会领导者与巴黎各城区、各地段和各群体的领导者之间的争斗。

也许，在这种革命环境下，革命的领导就注定要走向暴力和独裁。国民议会中老的雅各宾派仍然在杰克奎斯•皮尔•布里索（JacquesPierreBrissot）的领导之下，他是一个贫穷的糕点厨师的儿子，曾经是反对罗伯斯庇尔的改良主义的记者，他献身于革命，并且一心一意，因此赢得了大街上民众的信任；还有乔治•杰克奎斯•丹东（GeorgeJacquesDanton），他曾经是一名法务官的办事员，用钱财在国王议事机构的小型法庭中买了一个荣誉职位。丹东的力量表现为在武装对抗国内外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成为革命的化身。在之后的几周内，议会的安全委员会（后来发展成为可怕的公共安全委员会）与巴黎公社成员的领导者彼此竞争，进行新闻检查，抓捕嫌疑犯，并且征收武器分发给爱国者。在9月份，民众攻入了巴黎，并且屠杀了1000多名男人和妇女。

几个月以来，布里索的支持者以及山岳党人（Montagnards）（意为山上之人，由于他们坐在议会左边的最高位置而得名）之间不断发生激烈的斗争，而雅各宾派就像是山岳党人的决策核心，并且最后剥夺了布里索的议员资格。在此之前，布里索曾经说过：“瓦解者（disorganizers）是真正的革命者，因为一个共和主义者必须是一个瓦解者。但是，现在瓦解者成了反革命者。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平均主义者。”民众要求废黜国王的压力日渐增强，国王被视为使保皇派的反革命者联合起来的一个中心点。一个年轻的狂热者，安托尼•德•圣约斯特要求杀死国王，这并不是因为他犯有什么罪行，而是因为他是敌人，应该根据战争法施以绞刑。要求采取缓和措施或推迟执行的布里索分子们被指责为秘密的保皇派。国王路易十六在1793年1月21日被送上了断头台。

如果在国内没有一个保皇派的反对，革命的领导者们会严重地向左偏离，更加激进。战场上的士兵们被告知，他们可以在其所征服的任何土地上进行改革——这样的行动激怒了国外的专制君主们，他们也面临着国内的抗议。法国对英国和西班牙宣战；几个月之后，它几乎与所有主要的欧洲国家处于正式的战争状态，除了美国和瑞士（这两个国家被认为是姐妹共和国）之外。激进主义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由于怀疑巴黎有外国策划的阴谋，领导者们建立了一个革命法庭，该法庭拥有专门的检查权力。他们规定，所有被抓获的武装反叛者，都要按照军队做出的决定，在24小时内将其处死；他们建立了地方革命委员会，也建立了公共安全委员会，都是由革命的领导核心组成。代表大会，这个由全国的男性选民投票选举的最高宪法权力机关，现在被指责为忍受不忠的行为；在一个由12人组成的委员会被指派来调查反对代表大会的阴谋活动之后，山岳党人成功地从代表大会中清除了内部的温和派领导，从而坚定了他们的革命方向。几周之后，让•保尔•马拉（JeanPaulMarat），这位革命早期的英雄，同时也是负责代表大会清洗运动的一名领导人，在进行保健浴时被夏绿蒂•科黛夏（CharloteCorday）刺杀而死。

如果夏绿蒂是按照她的领导理论——这一谋杀能够制止极端派，鼓励温和派——而采取行动的话，那么她在1793年7月的行动就完全有违于自己的初衷。这种行为有助于加快恐怖时代的来临。从前线不断传来的坏消息使恐怖（enragés）措施进一步加强。长裤汉们接连不断施加的压力，以及对国外威胁的偏执反应，造成了一种弥漫着恐怖和仇恨的气氛。囤积居奇成了当时的一项主要的犯罪行为。随后颁布了一项新的嫌疑犯法案，规定对任何一个可能被怀疑为政治上不忠的人，可以立即实行逮捕；结果，根据这项法案的条款规定，有300000人被关进了监狱。玛丽•安托瓦妮特（MarieAntoinette）被施以绞刑。死囚押送车在巴黎不停地忙碌奔跑；在其他的省份，这种残酷的大屠杀更为严重。在里昂，在一次大规模的恐怖屠杀中，数以百计的受害者被迫站在掘开的壕沟旁，然后是加农炮对他们的狂轰滥炸，这是较晚世纪大规模恐怖屠杀的先兆。

然后，革命领导也开始掉转矛头，攻击自身。布里索以及他的几个助手在一个小小的法庭被审判之后被推上了断头台。权力在山岳党人之间和议会之间来回转换，每次冲突都会导致很多无辜的伤亡。左翼的埃伯尔派（Hébertistes）受到了孤立，被指认，并且遭到杀戮；然后轮到了右翼的丹东分子，他们的下场同样如此。控制权如此迅速地转移到了极端分子的手中，这样一来，曾经是激情满怀的激进统治者突然发现他们自己被污蔑成了反革命分子。到了1794年7月，这种情况就轮到了罗伯斯庇尔的身上，然后是圣约斯特。很快，这场恐怖就结束了，它的幸存者们对此早已感到了厌倦；不久，这种摇摆不定的事态就偏离了革命的方向，开始向反动的方向发展。

很多人认为，法国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或者说革命是一股强大的激流，它首先是把自己的孩子们拖入复仇与恐怖之中。这两个比喻都说明革命的领导者失去了控制，并且成为了某种非人的命运或历史必然性的傀儡。但更进一步看，那些声名卓越的或者臭名昭著的领导者们，似乎并不纯然是命运的受害者；他们是大众的下层领导者的代理人，而这些下层领导者在他们与大众之间发挥着中介调和作用。这些革命领导者们在一定的组织机构——例如国民议会、雅各宾协会、公共安全委员会、基层的行政区和巴黎各分区——中找到了他们的政治立足点。所有领导者都必须要找到这样的立足点，而这些基础通常要具有一定的力量、可靠性和持久性。然而，在18世纪90年代的巴黎，这些组织机构本身都受到了攻击，并且将随同占据它们的领导者们一起走向灭亡。

造成极端主义的主要原因是巴黎的群众及其领导者。实际上，在革命后期的年代中，每一个事件的主要转折点——就像早期的转折点一样——正是长裤汉们的领导者采取了决定性的主动行动。正是这些群众的领导，反复地对抗或闯进国民议会或代表大会；正是这些群众的领导，一次又一次地攻击革命领导者，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食品短缺和价格问题；正是这些群众的领导，贪欲无度地渴望看到更多的头颅悬挂在观众的面前；正是这些群众的领导，聚集在市政厅（HoteldeVille）前，向政府的检察官（procureur）高喊：“我们不要承诺——我们要面包，而且现在就要！”；正是这些群众的领导，经常会把法律控制在他们自己手中，当政府当局似乎不愿意杀人时，他们就自己制造大屠杀。群众由于需要而保持了高昂的战斗精神。尽管有所有这些承诺，但是食品危机仍在继续；正是由于所有这些承诺，对食品的期望被提高了。长裤汉们又一次在高喊着要面包，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因为革命领导者们不能满足这种需要，因为他们在面对群众的平民主义者的冲击——那种无法吓倒的令人恐惧的对抗和侵犯——时感到愧疚和无助，也因为左翼人士更容易受到比他们更左的人的攻击，革命极端主义的倾向——没有记录，除了在警署的记录之外——是群众领导。而且如果革命似乎迷失了自己的方向，那么一部分是因为革命领导者们既不能建立满足人民群众基本需要的制度机构，也不能建立一种能够与中产阶级个人自由观念的信条和工人阶级对平等和福利的要求相协调的意识形态。马•杰•西德纳姆（M�J�Sydenham）得出结论说，真正的悲剧在于，“革命者们真诚地尊重大众的权威，但是从来没能在一个能够得到普遍支持和服从的自由机构中体现出这种权威”。革命的动力受到的是一种混乱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