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90年代，在法国的波旁王朝时期，爆发了一场革命。有些人把那场社会突发事件看作是一场大戏剧，很容易地就导致了拿破仑王朝取代波旁王朝。但是历史学家越是深入地研究巴黎和其他城市的警署记录与文档资料，事实就越加清楚地表明：至少在巴黎，这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革命。

尽管通向革命的最初举措是由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采取的，但是，新的领导者从大众中脱颖而出，他们蔑视和不理睬这场动乱的著名领导者，并且对决策施加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18世纪80年代，法国局势呈现出了所谓的革命要爆发的各种典型的迹象：一个应该稳固却表现出弱势的君主政权，在它应该做出适当妥协时却表现出强硬；一个代表贵族、法人团体和行会权利的实体结构，否定了国王大臣们的改革努力；中产阶级的人才很少能够触及权威和权力的通道；国库空虚；王权、贵族、上层资产阶级之间蕴藏着一触即发的矛盾冲突；更为重要的是，在每一个这样的阶级实体中，都包含着（除了知识分子和政论家之外）一批受压迫的下层阶级，这些人受到卢梭和其他启蒙哲学家的鼓舞，美国革命及其成功的传闻也使他们兴奋不已。在一段虚假的相对的社会平静时期之后，到了80年代末，事态开始逐步升级。在1787年，国王召开了由知名人士参加的紧急会议（最后一次召开这种会议是在半个世纪之前），希望这批改革者缓和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然而，这次努力以失败告终。由于国王与古老的非代表性议会之间爆发的冲突进一步加剧，议会在1788年的春天暂时停止了一切活动。175年来，法国的第一次三级会议法国大革命前君主制下的三个“等级”的代议制议会（Estates�General）是在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基础上召开的（当然，其中并不包括穷人和妇女）。三级会议于1789年5月在凡尔赛召开，当时，在一片盛大华丽的场面中，600名来自第三等级（third�estate）的代表，身着中产阶级的简朴服饰，步入会场，紧随其后的是身着华衣彩饰的贵族，再接着是穿黑袍的神父，最后是国王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妮特（Marie�Antoinette）以及他们的侍从。

路易并没有提出任何重要的改革计划，会议后来演变成了小规模的争吵，并且一度陷入了僵局。而后出现了令人震惊的高潮：像贵族和教会这样的势力坚持他们自己的阶级要拥有自治权——以及否决权，而众议员们则认为，能够拥有此种权力的只能是一个国民议会，于是双方出现了力量的较量。第三等级在要求设立将由它主导的国民议会时，援引了一项新的权利：人民的普遍意志。但是，国王阻止第三等级的代表进入议会的大厅。随后，这些代表就转至网球场，发表了著名的网球场宣誓，并且仍然把自己当作国民议会的成员，继续参加会议。面对这种挑战王室权威的行为，路易优柔不决；他突然将他的改革大臣内克免职。乡村地区爆发了奇特的大恐慌（GreatFear），在巴黎发生了动乱，而后发生了对巴士底狱的突然而至的猛烈的攻击。

所有行动除了最后一个以外，都似乎是由第三等级的领导者们来操纵的，他们懂得如何讲话、谈判、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拟写宣言、做出让步——也就是说，操纵这些事的人是那些一直都擅长此类事情的人，因为他们受过教育、外表体面、通情达理、能言善辩、富于理性。在这场革命的“第一阶段”，几乎听不到下层阶级和他们的领导者的声音。即便如此，也不能忽视他们的存在。在法国，扎克雷式的起义（Jacqueries）留下了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民间记忆。1752年1755年，巴黎的民众就曾因面包的问题而发生过暴动。在革命发生之前的半个世纪中，罢工运动屡见不鲜——其中有织袜工、制帽工、装订工、毛皮商人、锁匠、矿工、搬运工和面包工举行的各种罢工。那些洗劫了巴士底狱的人，后来被保守主义的历史学家描述为“疯子”和“凶手”，这些人几乎都是手工业者和挣工资糊口的工人。

1789年4月的一次偶然事件——有些人称之为这场革命的第一次重要突破，另一些人称其为旧政权的最后一次发作——反映了群体行动的性质。有一位叫做雷维朗（Réveillon）的墙纸制造商，作为一个友善的雇主和好市民为众人所知，人们传说他曾经公开悲叹：现在的工人们，每天15苏的工资已经不能使他们满足了。数百名长裤汉（sansculottes）聚集在巴士底狱的附近，对雷维朗的模拟像施以绞刑；而后，聚集起来的暴民的人数逐渐增加，开始了持续两天的暴动，他们抢劫商店和住宅（包括雷维朗的家），并且冒着迎面而来的炮火，勇敢地抵挡卫队的袭击，尽管伤亡惨重，仍然努力回击。后来，据说这场暴动的群众及其领导者大多来自暴动地区之外的地方；但是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的暴动者来自邻近地区。这些参与暴动的人并非像历史学家泰纳所指责的那样，是“土匪强盗”（brigands）；他们既不是被谁所收买，也不是外部力量的工具。

当群众在街头被动员起来时，领导者在暴动的人群中就自发地产生了。他们是其他人行动的催化剂。我们并不清楚这种领导的结构和形式，以及领导者的来源和身份，也不知道这种领导的持续性和潜力如何，因为当时还没有记者，而且这些群众领导者没有留下任何的文件记录。群众行为分析家们后来利用对巴黎暴民的过分渲染的报道来支持他们那种带有倾向性的群众行为理论。因此，古斯塔夫•勒•邦（GustaveLeBon）说：“领导者们起初大多数也是被领导者。他自己也是被这种观念所支配，因此他也就成为了这种观念的倡导者。这种观念已经完全掌握住了领导者。”勒•邦继续说道，这些领导人，“是从那些神经质的、病态的、容易激动的、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的半精神错乱的人们中挑选出来的”。而仔细的调查研究则对这种对巴黎民众行为的解释提出了质疑。

这种火山爆发似的力量的根源和这些民众的动机是根本性的：那就是饥饿。普通的巴黎工人都生存于灾难的边缘；在18世纪，工人们通常要花上他们收入的一半来购买面包。家庭在面对面包价格的任何增长时，在面对干旱、虫灾、中间人的盘剥、失业、交通瘫痪、政权危机的影响时，其承受力都是非常脆弱的。当面包价格在巴士底狱起义发生前的几个月中不断上涨之后，一位巴黎普通建筑工人为维持正常消费而花费在面包上的费用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由1788年8月的50%，上涨到1789年2月至7月间的80%以上。关于面包供应紧缺的传言和报道，在长裤汉们中激起了恐惧和愤怒。妇女们积极地参加街道上的行动是不足为奇的；她们没有选举权，不能参军，不能在国民议会上诉说她们的苦难——但是她们能够参加街道上的行动，而且她们的确也参加了。乔治•吕德（GeorgeRudé）同意这样的观点：“在这一时期，激励革命群众的最主要的，也是最长久的动机，就是人们希望得到足够的价格低廉的食品供应。”在乡下，农民还承受着其他的苦难和痛苦——包括首都人对他们这些贱民的轻视。受神秘的“大恐慌”的驱使，农民们袭击了贵族的庄园，而成帮结伙的流浪汉则转悠到乡下抢掠和纵火。

在1789年夏天的暴乱之后，出现了一个改革、庆祝和相对平静的时期，人们现在认为路易已经摆脱了他的那些邪恶的顾问的怀抱，兴高采烈的群众将其作为法国之父和“自由人民的国王”致以敬意。他拥护三色旗（tricolore）（波旁王朝的白色和巴黎的红色与蓝色结合起来，象征着渐进的改良主义），承认国民议会是拥有最高权力的立法机构，并且接受拉斐特（Lafayette）担任新的国民卫队的最高长官。国民议会关于“完全废除封建王朝”的决议并没有得到执行，但是的确取消了税收豁免，废除了对官职的所有权，将政府机构中的职位向所有人开放，不论其出身如何。尽管有例外、有补偿、有妥协，但是国民议会的决议开辟了财政、行政、司法体制进一步改革——以及教会改革——的道路。戒严令的使用被限制。规定了全国统一的关税制度，教会财产归国家所有。放弃了以征服为目的的战争，贵族制度被“废除”，地方政府得到重组。

尽管保留国王这一位置的做法仍然是反常的，但是在法国的生活中，敌对的各方之间似乎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由于国家议会的权力现在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在法律意义上，改革就不再必须得到国王的允许方可实行，但是控制国会的温和派还是希望通过某种方式，使国王可以接受甚至颁布法令。在初秋，由于巴黎爆发了一次短期的面包危机（还有其他原因），他们敦促这位不情愿的国王从凡尔赛迁回巴黎。但是路易并不愿意搬回巴黎。女人们从巴黎的中心市场出发前往凡尔赛，拖着大炮在雨水和泥泞中前行；在凡尔赛，由于得到了富有同情心的国会代表的帮助，国王答应接见她们。但是，他并没有答应妇女们的请求，但当他得知巴黎的国家卫队正在赶来的时候，便同意返回巴黎。一支庞大的由军人、贵族、代表和妇女们组成的凯旋的队伍，护卫着皇家马车进入了巴黎。

由于近期取得了丰富的收获，并且君主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人质，因此法国得以享受了几个月的社会和平。目前，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摆在了法国的政治领导者面前（以后，这个问题也将摆在革命领导者面前）：法律、宪法、行政和财政等方面的改革是否能够深入到制度结构的内部，从而最终导致真正的社会变革，并且能够经受住这种真正的社会变革。欲求、需要、期望和要求的增长步伐将远远快于改良主义的实际社会影响。很少有社会能够得到足够的时间去进行这项生死攸关的竞赛。

自由主义的政治改革和平等主义的社会变革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但是社会冲突已经随着革命的发展而加剧了。在每个阶级或阶层、等级或群体内部，都存在着非常深的矛盾冲突。没有一个统一的“上层阶级”来对抗穷人和农民，也没有联合在一起的“下层阶级”的共和派组成的团体。一些贵族是激进的雅各宾党人，有些激进的共和派是狂热的保皇主义者。而城市人的确倾向于联合起来反对农村人，但是在手工业者和雇佣工人之间、工厂主和工人之间也都存在着分歧。在天主教教会里面，各个教区的牧师要比主教们更倾向于同情革命思想；而牧师们在诸如教义和组织等重大问题上，也存在分歧。现存的商业利益集团享有皇权所带来的垄断和特权，他们反对新兴的企业家对自由生产和买卖的要求。在左翼方面，激进主义者内部也在政策和战略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革命过程的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因素，还是在整个欧洲革命者和反革命者之间一种日益高涨的敌对态度。革命精神任何时候都不会局限于国家的界限之内，在巴黎燃烧的革命火把激励着比利时、荷兰、奥地利、波兰、爱尔兰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激进领导者。法国革命者与国外的志同道合者携起手来，而法国的君主主义者也与国外的君主主义者联合起来。他们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共谋，甚至也没有高度合作的行动。但是巴黎革命越是危及路易十六，君主制的拥护者就越是联合起来支持路易十六，尽管在其他情况下，他们可能也会谴责他；外国的领导者越是谈论要入侵法国以拯救王朝统治，革命就越是会成为全国范围的行动，来自国外的威胁就越是被视为对祖国（lapatrie）的攻击，巴黎的革命领导者们就越将反对革命的人视为不忠诚的人和颠覆破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