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将格雷视为早期的、典型的改革家。1764年，他出生在诺森伯兰郡的法罗顿（Fallodon）一栋坐落于荒野和海洋之间的古老的乡村房舍中，该地长期以来就是掠夺成性的苏格兰人和英国人上演战争的舞台。在他的一位兄长去世后，格雷便成了其将军父亲的长子，其父由于曾经在美国革命战争中服役而赢得了霍威克的格雷一世伯爵（firstEarlGreyofHowick）的封号。年轻的查理斯•格雷似乎沉醉于早期度过的依山傍海的童年生活，但是这种生活并未持续太长时间。6岁时，他被送到马里波恩（Marylebone）的一所四日制寄宿学校，在那里，他度过了三年的时光，健康状况一直很糟糕，处境也极为悲惨。在他第一次出远门时，他的保育员带他到台伯恩（Tyburn）行刑场去观看一群犯伪造罪而被绞死的犹太人。当时为了看到整个场景，他被一个士兵高高地举在头顶上，他目睹的那死亡的惨状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脑海；在他的晚年，他总是会从噩梦一般的记忆中惊醒，满身虚汗。

9岁时，他从马里波恩毕业，然后去了伊顿公学。G�M.特里维廉（G�M�Trevelyan）说：“就是在那里，他首次接触到政治与时尚的广阔天地，伊顿公学那时就是所有这一切的接待室。”尽管格雷在伊顿取得了一些社交和学术上的成就，但他在伊顿公学生活得显然并不快乐。直到毕业后50年，他才第一次返回到母校，而且格雷并没有把几个儿子中的任何一个送到那里学习，因为他认为自己在那里没有学到什么重要的东西。伊顿公学不但缺乏能够让孩子们对国家暴露出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有所了解的教师和课程，而且就连它所具有的上层社会的政治和时尚的教育也非常狭隘。从根本上说，伊顿公学对未来政治家的教育，就像J�R�M.巴特勒（J�R�M.Butler）所指出的，是着重于“如何在600位左右的绅士集聚一堂时赢得和保持他们的信心”的艺术，这意味着一种非常特殊类型的演讲艺术，雄辩、完美和高傲，“迎合特权阶层的荣誉感和责任心”。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的生活让格雷感到些许的快乐，在那里他既没有学到更渊博的知识，也没有理智上的突破，但至少那里有许多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朋友，这些朋友可能影响了他后来的一些观念。随后，他去法国、瑞士和意大利进行了传统的大旅行（GrandTour）。

1786年，当22岁的格雷还在其他国家游历的时候，他就被选为诺森伯兰郡的一名议员。按照当时的惯例，实际上是格雷的家人通过重金宴请一些选举人，才为其谋到这一席位。年轻的格雷没有受到强烈的政治信仰、纲领和个人承诺的妨碍，顺畅地进入了议会。他顺利地从布鲁克斯（辉格党人的俱乐部）到德文郡和其他一些大型的辉格党机构，直到进入查理斯•福克斯（CharlesFox）的圈子里。辉格党那时还是在旧的意义上的党，即由一些议会领导者及副手们组成的流动团体，与乡村贵族、乡绅、上层贵族和城市商人们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福克斯的领导下，他们在议会中遵循一种机会主义的结盟策略，以错综复杂的方式涉足宫廷政治；他们常常在面对反对派时犯错误，在政府机构中也没有表现出能够赢得重要地位的潜能。亨利•艾丁顿（HenryAddington）注意到，格雷在形象、发言、教育背景和举止上，看上去与议院的其他成员没有什么不同；而其他人则看到的是另一个不同的人——雄心勃勃、机智雄辩、脾气刚烈。这些都是他的特点，在不同的时间，他深深陷入政治泥潭，而后伤感地回到霍威克；他诚实高尚，却又能以国家为由而扯谎；他在精神上是自由主义者，但在政党观点上却颇为狭隘；他有时兴奋而积极，有时却懒散而缺乏自信；他有着一丝不苟的贵族式风格，同时却又更加缺乏民主。格雷缺乏一种全面的哲学学说，或有理性根据的政治策略。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其生活晚期，在一种最严峻的政治情境中——围绕着1832年的大改革法案而展开的斗争中，展现出了他对议会领导艺术的完美的把握。

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改革家们而言，唯一一个最为鼓舞人心的议题就是选举改革。同时其他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奴隶贸易和天主教解放（Catholicemancipation）——也被给予了较高的关注，但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们认为，要战胜那些腐败选区（rottenboroughs），就必须抓住能够推动社会普遍进步的杠杆。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动荡混乱，从英国对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做出的反应开始，到与法国之间的时冷时热的长期战争，到在英国人们日益增加的对社会和经济的不满，还有残酷的政治镇压，最终在英国对1830年的法国革命做出的回应达到了顶点，根据巴特勒的说法，“贯穿整个大网并且使其成为一个整体的一条线索，是一部分辉格党人在改革方面的信念，有时仅仅是一点点残余……”回想起来，英国势在必行的政治改革趋势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是否要进行意义深远的选举改革已经不是问题，而是何时要进行改革。对英国来说，曾有过对两个重要的改革时机的非同寻常的选择，一个是18世纪70年代的后期，另一个是半个世纪之后。18世纪60年代后期，在咖啡馆和酒吧中出现的对暴虐的国王和腐败的下议院的反抗，1769年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的创立，以及对美国战争中的领导失误产生的不满情绪的激化，这一切导致人们提出了包括选举改革在内的各种大量的改革提议。1782年，威廉•皮特（WilliamPitt）首次在下议院提出建议，要求任命一个委员会来详细调查议会代表的身份。

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改革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感受到对这一法案的需要——对这种需要的感受要长过各部门之间的拉锯战。当时所表达出来的主要的需要，是更好地管理和减少腐败，一旦用其他手段消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不满，正像巴特勒指出的那样，“由于英格兰依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国家，因此人们似乎就没有对这一改革的迫切需求了”。冲突不再需要以改革作为斗争的杠杆支点；而当时的各种争议问题将领导者分化成多样和多变的阵营。在诸多会使英法两国分裂的敏感问题上，许多领导者发现，支持和鼓动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冲突，要比在英国人内部培养一种新的冲突有利得多，因为后者可能危害到“国家的团结”——以及他们自己的事业。

格雷就是那些等待更为有利时机的人之一。在18世纪90年代，他的确向着改革方向迈出了一步。格雷自己创立了一个由具有改革意识的人士所组成的协会，即“人民之友”（FriendsofthePeople），专门来推进议会选举改革。1792年，为了回应来自于这一组织的鼓励，格雷发出通知，说一项改革议会的法案将要在下次会议中被提交。他随口引用了皮特早先关于需要更公平代表的见解。然而，当他刚一落座，愤怒的皮特警告大家注意无政府状态，同时质疑人民之友的爱国主义。当皮特刚一结束自己的发言，福克斯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支持格雷，特里维廉说，自此辉格党就开始分裂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围绕镇压问题的冲突，形势日益严峻，这使改革前景似乎变得越来越渺茫。关于煽动暴乱，皮特草拟了一个皇室告示，它似乎不仅针对汤姆•佩因（TomPaine）以及其他激进分子发起的相应社团，而且同样是针对温文尔雅的“人民之友”。

正当英国面对法国大革命的暴风骤雨而步步退缩时，英国政府转而采取抑制手段来镇压改革的欲望，从而使英国进入了一个漫长的政治暗淡和萧条期。由于缺少一些重大而清晰的国内议题，格雷的政治命运时起时落。他参加了有“天才内阁”之称的一个政治联盟，该联盟承诺要将奴隶贸易非法化，在福克斯去世之后，格雷就成为了辉格党和议会的领袖。

随后他失去了在诺森伯兰郡议会的席位，输给了一个曾依靠过他的贵族家族，该家族成员成为他的反对党的候选人令他大吃一惊。格雷转而选择其他选区，直到父亲去世继而他自己在上议院地位被提升，这种压力才有所缓解。格雷在耐心地等待国家在拿破仑战争的狂热情绪和战后的压制中挣扎，耐心地等待国家回到国内原有的战争，此时他感觉疏远了以前支持他的那些同僚们。

正是各种力量和事件的一个不同寻常的转折，救英格兰出水火，给改革以新生，也使格雷在政坛中不再保持沉默。到19世纪20年代末期，经济和社会力量已经超越了旧有的选举和立法形式的限制。工业的扩张和运输业的现代化进程，帮助产生了一个工人阶级，他们在繁荣与萧条反复轮回的环境之下日益富有战斗精神，立场日益鲜明；它也帮助产生了一个日益增长的工厂雇主和商人的群体，他们对于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而感到愤愤不平；它还帮助造就了各种小雇主们，他们对养老金制度、报酬丰厚的闲职以及法庭对富裕的老年人（theolderrich）的承认心怀怨愤；最后还有那些佃耕者们，他们承租了土地，却没有享受土地所在郡的公民权利和各种利益。逐渐高涨的民主情绪反映了这些群体在政治上的需要和期望。现在他们被更好地组织起来——中产阶级和上层工人阶级参与了许多政治团体，持不同政见的工人阶级则参与了他们自己的社会团体。当有关改革的争论激烈时，这些团体就会合并成一些全国性的集团，以支持其在全国的发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