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2月10日,日本京都细雨霏霏,云层低垂。
京都号称“真正的日本”,是日本著名的古都。
古京都建于公元794年,直到19世纪中叶,一直是日本的首都,曾造就了日本许多杰出的文化。
京都位于日本列岛中心的关西地区,面积约610平方公里,人口150万左右。风景秀丽,气候宜人。
清晨,我与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秘书长山内小夜子等人一起,登上了去京都丹后半岛的火车。
几经转车,终于在11时30分到达了东史郎的家。
山内轻轻地推开东史郎家的门,向里屋连声喊到:“有人在家吗?”东史郎先生应声蹒跚着脚步走了出来,看见我后又惊又喜,连呼:“噢,朱先生,朱先生!”双手紧紧拉着我的手,很长时间不愿松开。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我与东史郎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在共同与日本右翼势力的斗争中,结成了忘年之交。这次我应日本国会议员土井多贺子、田英夫等人的邀请,先后在日本熊本的天草、八代、人吉、荒尾市,大阪府和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进行和平友好交流活动,其间了解到东史郎近来重病缠身,并已于今年11月27日在
医院做了心脏病手术的消息后,一直放心不下,曾给他发了一封慰问信:
慰问信
东史郎先生:您好!
从山内小夜子秘书长处获悉先生近期住院,并已成功地完成了心脏病治疗手术,谨向您表示诚挚地问候。同时,预祝先生早日康复!
先生在年近九旬之际,不顾体弱和劳累,全心致力于反战和平的正义事业,体现了正直的人格和气节,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尊敬。向您致以慰问,祝您健康长寿!
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馆长朱成山
2000年11月29日
此次,在日本朋友松冈环、芹泽明男、山内小夜子等人的帮助下,终于实现了专程从东京来东史郎家探视身患疾病东史郎的愿望。由于怕给老人增添太多麻烦,此前没有通报东史郎及家人。
东史郎与今年5月份在南京相比,明显地消瘦了许多。只是他的精神依然镌铄,声音仍然和往常一样洪亮,让人感到抱病中的东史郎,依然是一个硬铮铮的老人。
东史郎的家里还是那样的整洁,四周墙上挂满了许多字画,充满着浓烈的文化氛围。唯一与一年前我造访时(1999年12月17日)不同的是,宽大的榻榻米上,摆放着一张折叠床,上面有厚厚的铺盖,大概这就是东先生的病榻吧?我在自言自语地说道。
说话间,东史郎的夫人东久江从外面回来。一看见我,这位年逾8旬但身体硬朗的老人一下俯跪在榻榻米上,用日本人最高的礼节欢迎我。我连忙将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扶了起来。
我向东史郎夫妇献上了花篮和从南京带来的礼物后,连忙询问起东先生的病况。
在久江夫人的协助下,东史郎撩起衣服,他的上身前胸露出了4处伤疤。东史郎一一给我作了介绍:右上胸有条约20公分长的横向伤疤,那是1985年做肺癌手术时留下的;在肚脐下有条约10公分的竖向刀疤,那是去年5月做膀胱癌手术留下的;右腹部内有条约5公分长的刀疤,那是今年7月做疝气手术时留下来的;左上胸有块新的没有拆线的新疤,那是今年11月27日做心脏病手术留下来的。东史郎先生还告诉我,今年12月14日,他将再次入院,除拆去身上做心脏病手术留下的包扎物外,检查身体健康状况是否正常,将实行两条大腿大动脉管的手术。
我忙吃惊地问,还要动手术?为什么一定要做手术?保守治疗行不行?
东史郎笑了笑,向我介绍说:“人的每条大腿上有三根大动脉血管,现在,我的两条大腿都各有两条大动脉血管阻滞,出现部分坏死的病灶,只能动手术治疗,否则走路会很困难。朱先生,你是知道的,我是不能躺下的,还要去国际法庭作诉讼斗争呢!”
东史郎指着书桌对我说,刚才,他正在翻看着准备起诉东京高等法院负责东史郎日记案的法官奥杉的材料。
山内小夜子秘书长接过东史郎的话题说:“10月3日,我和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会员山本干夫来到东史郎先生家,与他商量,按照他的意愿,计划于今年的12月13日,也就是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63年之际,去东京正式起诉东史郎日记案二审法官奥杉赎职罪,东史郎一定要改期,原因是要等他手术成功后,由他本人亲手将诉状送到东京去。现在,他看的正是律师团起草的诉状讨论稿。”
“为什么不起诉日本最高法院法官?”我不解地问。山内小夜子忙解释说:“日本最高法院是根据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书进行书面审理,并未开庭审理。败诉的根源在于二审法院的法官奥山,是他无视大量的证据,作出倒行逆施的判决,所以要起诉他。”
我若有所悟地望着眼前的东史郎与山内小夜子,这一老一小的日本人,共同的志向和斗争经历,使他们亲如父女。
东史郎抓住我的手对我说:“朱先生,请一定转告南京人民,我特别感谢南京人民八年来对我的支持,我一定会坚持诉讼斗争,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望着眼前这位头发银白、年逾88岁高龄又身患重病的东史郎先生,为了公理和正义永不屈服的斗士,我的心里油然升腾起一股崇高的敬意。
我还将一幅“祝愿东史郎先生身体早日康复,长命百岁”的纸条郑重地递交东史郎,请他接受下我们真诚的祝福。
临别前,我告诉东史郎,他去年推荐给我指导和培养的一名美国康特澳克州立大学生费新怡小姐,已经于今年(2000年)4月至7月期间,在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实习,写成了长达87页有关南京大屠杀内容的论文,并被她的学校评为优秀论文,胜利地完成了美国的学业。
东史郎听了以后十分高兴地说:“这个美国女孩的确很优秀,去年她先来日本实习时,曾来我家向我了解南京大屠杀有关情况,于是我才想到推荐给你。让美国的年轻人了解历史的真相十分重要,感谢你作了件好事。”
我连忙摇摇头,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在对美国大学生费新怡的赞扬声中,我们告别了东史郎家。
时光如梭。转眼又过了三年。
年已91岁且身患重病的东史郎先生现状怎样?这位为了维护历史真相,而与日本右翼势力在法庭上进行长达八年时间较量的日本老人近况如何?
带着这样的思索和南京人民的问候,2003年8月1日,我和翻译常嫦女士、南京电视台记者张家东、蒋童先生等4人,在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实行委员会秘书长山内小夜子和日本友人山本干夫的陪同下,专程驱车第三次前往东史郎家。
东史郎家位于丹后半岛海边的一座小山村,距京都城约300公里路程,大概是南京到上海的距离。
早晨8时,山本先生驾驶着一辆银灰色的面包车,汽车在弯弯曲曲的山间隧道中穿越,我们的心情也在历史的隧道中起伏难平。
京都在日本历史上的地位,好比中国的南京、西安一样。据说,这座古都的最初设计,是模仿中国隋唐的长安和洛阳,整个建筑群呈长方形排列,以贯通南北的朱雀路为轴,分为东西二京,东京仿照洛阳,西京模仿长安城,中间为皇宫。宫城之外为皇城,皇城之外为都城。京都至今保存完好的灿烂古建筑文化,师从于中国古代渊远流长的文化。
不可理喻的是,在
二战期间,京都组建的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却从这座古都出发,侵略和焚坏另一座古都南京,屠杀和加害中国人。这支魔鬼部队因其师团长名叫中岛今朝吾,所以京都的十六师团,又叫中岛师团。作为侵占南京后的日军南京警备部队,十六师团直接参与了南京大屠杀。当年,东史郎正是这支侵略军中的一员。
嘀嘀……,一声清脆的汽车喇叭声,打断了我的思绪。山内秘书长指着前面的一座路标牌告诉我们,那儿就是福知山。
抬头一看,黛黑色的山峦下,有一片不很规则的房屋,虽然也有些工厂的厂房,但仍看得出,福知山其实只是相当于中国农村中的小镇。但就是这座小镇,当年曾是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二十联队组建和训练的地方,二十联队因此又称福知山部队。东史郎当年应征入伍后,就是在福知山集结并接受法西斯训炼的。又是从这里,踏上去侵略中国的道路。
突然间,我想起了东史郎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那面军旗,旗面上写着“天皇陛下万岁”、“武运长久七生报国东史郎君”18个大字,还密密麻麻签满了他的乡邻们的名字,足见军国主义思想对日本民间的毒化程度。
东史郎曾告诉我,他的亲生母亲,被军国主义思想毒化程度极深。那个母亲不疼爱自己的儿子?可东史郎母亲在他出征前,却对他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兴地去吧,万一不幸被支那兵逮捕,就用这把刀剖腹自杀吧。我有三个儿子,死一个也没有关系。”说完此话后,母亲拿来一把刻有“菊”字的短刀交给他。
菊花是日本皇室的象征物。刀则是武士的象征物。
美国未来人类学家本尼.迪盖特曾写过一本《菊花与刀》的书,精辟透彻的分析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他们既有崇尚菊花的爱美一面,又有崇尚武力的残暴一面,其民族性格是扭曲的。
日本战时的法西斯式的战争鼓动,使人丧失了理智,吞噬了母爱与亲情。
东史郎的养母却在与他分别时,痛哭流涕地对他说:“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两位母亲,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当年,东史郎正是带着这种复杂的心境,走上侵华战场的。
山本先生熟练地驾驶着车,在乡间田野间的道路上奔驰。大概由于他们多次到过东史郎家的缘故,对道路情况了如指掌。大约在13时30分,山本将车稳稳地停在东史郎家右侧一块平地上,说一声:“到了!”
东史郎的家是一幢典型的日式板型结构的建筑,有5开间平房,屋面上覆盖着蓝色的琉璃瓦。门前的右侧,挂着一个小木牌,上写“东史郎”三个字,标明房子与主人的关系。房前有一排绿色灌木,被修整得整整齐齐。门前有几盆草花,正争奇斗艳地盛开着。
其实,我对这幢房屋及它的主人并不陌生。1999年12月16日和2000年12月10日,曾两次来此探访过东史郎及其家人。从1994年开始,我不仅在南京多次接待过东史郎,而且曾陪同他去过上海、杭州、北京、沈阳等地作过报告,还和他两次在日本东京、冈山、广岛等地同台演讲。掐指算起来,已经与东史郎谋面11次,其中6次在中国,5次在日本。共同的斗争经历,使我和东史郎先生早已成为忘年交。
山内小夜子小姐率先在门前打起了招呼:“こんにちは!(下午好!)”。听到山内的声音,久江夫人从屋里跑出来,嘴里连声喊道:“どうぞ!どうぞ(请)!”寒暄之间,东史郎也走到了门口,来与我们一一握手,老朋友相见,热情与兴奋溢于言表。一条缎黄色的小狗,紧随着东史郎身边不停的摇头摆尾。不用问,这一定是陪伴东史郎夫妇左右的爱犬了。
望着眼前的东史郎与山内小夜子热烈地在问候,共同的志向和斗争经历,这一对非亲非故的日本老少,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近年来,山内女士一直把支持东史郎诉讼案,当作她实际担纲领导的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的神圣使命。他们还专门在日本编撰出版了一本书,我为此曾发给他们一封贺信:
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
欣闻贵会将于6月24日召开“东史郎先生诉讼案及新书出版纪念会”,举行《加害和赦免南京大屠杀和东史郎诉讼》一书的发行仪式,并就“加害”和“赦免”等问题进行研讨,在此,谨表示热烈的祝贺!
战争的硝烟早已逝去,但是,在南京,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侵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并未得到抚慰,相反,由于日本政府不断否认侵略历史,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上的鸿沟正在进一步扩大。但是,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日本人民中有不少敢于正视历史的善良正义之士,像东史郎先生、贵声援会以及这次会议的各赞助团体就是例证。
东史郎先生是一位勇士,他仗义执言,敢于揭露日本的加害历史,与否定历史的右翼势力进行了长期不屈的斗争。东史郎先生并不孤立,在他的身后,以贵声援会为代表的正义之士,十多年来,一直与他风雨同舟。
贵会编辑出版的《加害和赦免南京大屠杀和东史郎诉讼》一书,是东史郎先生日记案诉讼的一段总结。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远未结束,日本的战争罪责必须得到彻底的清算。我们坚信,经过贵声援会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正义人士的共同努力,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尊重历史的人必将为历史所尊重。
祝这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馆长朱成山
2001年6月6日
看到东史郎能不坐轮椅,不用拐杖,不用他人搀扶,自己行动自如地在屋里走来走去,只是他的脸上气色明显已不如昨,只是满头银丝依然飘逸,说话声调仍然响若洪钟。因为自2000年东史郎诉讼案在日本最高法院终审败诉后,这位刚强正直的老人,精神上确实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紧接着就是重病缠身,与病魔作斗争。他先后住院做过膀胱癌手术、疝气手术、心脏病手术,去年还进行了两条大腿大动脉血管病灶切除手术。这一系列的手术,别说是对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就是对年轻人来说,也是够呛的。幸运的是,他竟然闯过了一道道关口,战胜了一个个病魔,但身体健康状况一直欠佳。
去年12月,我曾邀请东史郎战后第八次访问中国:
邀请函
东史郎先生:
为纪念南京大屠杀30多万同胞遇难65周年,南京将举行“悼念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65周年暨南京国际和平日”系列活动(方案附后),本馆诚挚的邀请您于12月11日—15日访问南京,拨冗参加我们举办的系列活动,并于12月12日下午参加《东史郎谢罪》连环画的首发式。
敬祝
钧安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馆长朱成山敬上
2002年11月11日
遗憾的是,东史郎先生因为身体健康的原因,未能成行。原先由我撰写文字,上海4位画家作画,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东史郎谢罪》连环画的首发式也因此搁浅。那是国内用连环画的形式,来反映有关南京大屠杀史内容的第一本图书。⑦(注释:⑦《南京大屠杀史系列绘画本——东史郎谢罪》,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东史郎先生为此专门回了一封信:⑧(注释: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藏。)
朱成山馆长并南京市民:
值此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65周年,中日邦交恢复30周年之际,作为一个侵略战争的加害者,表示深深的歉意。
我参加了那场由天皇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侵害,对此我一直深深地自责,并不断地反省。对由于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所造成的无人性的野蛮暴行表示由衷的谢罪。
本应友好相处的一衣带水的两国关系,由于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而遭到破坏,给贵国人民带来了莫大的苦难。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历史昭然,不容篡改。
我们应以“前事不忘、后师之师”为训,反思“暴虎冯河”⑨(注释:⑨出自《论语》,比喻有勇无谋,冒然行事。)的愚蠢行为,期待中日友好的更大发展并致力于两国繁荣。我们不会忘记,对我们的暴行,贵国“以德报怨”,恩重如山。我期待着“和为贵”的两国关系,希望在共同繁荣的基础上,成为“刎颈之交”。
由于健康的原因,90岁的我此次不能亲临南京一叙久别之思念,实属无奈,也很遗憾。但是,我希望有一天能再次访华。
作为两国邦交恢复30周年的记录,谨呈上东史郎的活动实录。另呈上1940年4月29日由昭和天皇授予我的金至鸟勋章、瑞宝章、从军章等,以作为我对加害行为的忏悔。
原日本京都第十六师团第二十联队第三中队士兵
京都府竹野郡丹后町间人东史郎
二oo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事隔三个月后,在今年(2003年)春天,东史郎先生致信于我,要求在5月份坐在轮椅上再次访问南京,后因他家中亲人和保健医生的坚决不同意,才未能实现其心愿。想不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恢复得这样快,不仅告别了轮椅,还告别了拐杖,这真是一个奇迹。
东史郎先生热情地指引着我们在最里间的榻榻米上坐定,宽大的桌子上,早已放着东史郎先生为我们准备的日文版的《东史郎日记》等资料。久江夫人一溜小跑地为我们端来了水果、饮料和各色小吃。这位年已84岁高龄的瘦弱老妇,不仅身体异乎寻常地健康,而且脸上永远挂着慈祥而善良的笑容,属于贤妻良母型的那种女性,这大概也是东先生能高寿并一再从病榻中站立起来的奥秘之一吧?我心里暗暗地在想着,其实答案早已不言自明了。
落座后,东史郎先生关切地问我:“馆长先生,您今年多大岁数?”日本人习惯上是不随意打听客人年龄的,显得不礼貌。只有好朋友相见,才可能打破规矩,不讲客套。
“请您猜猜看?”我故意反问他,想测测老人家的眼力。
东史郎先生说:“45岁。”
当我告诉他今年49岁,并称赞他眼力不错时,东史郎先生满意地笑出声来。
接着,他又问道:“您当馆长多长时间了?”
我告诉他已经满10年了(1993年5月担任馆长),东史郎点点头,说他的诉讼案迄今也满十年了(1993年4月提起一审诉讼)。他说:“我公布了战时日记,说了真话,但触动了日本右翼势力要否定
南京大屠杀的神经,他们就千方百计地打压我,写信和打电话威胁我,还跑到我家里来放烟火,骚扰我的家庭正常生活。”说着,他手指了指屋外面近在咫尺的公路,告诉我们当年右翼势力就是在公路上燃烧火堆,借助风力向他家里灌烟的。
东史郎先生接着说:“我还记得66年前12月10日晚8时,我们25名士兵在南京中山门外四方城作战,当时天气一片漆黑,只听见两个中国士兵喊道‘日本’、‘日本’,我们就朝着这声音开枪,晚上10时占领了四方城。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我们是奉天皇之命而去的。在南京,我还用刀亲手砍下了一个坐在地上的中国人的头,我是有罪的,中国人民一定很记恨我。话又说回来,像我这样反省、承认犯罪,并且原原本本地忏悔、真心实意道歉的日本人是不多的。我当时的中队长森英生就很坏,他不仅全盘否认历史,还怂恿桥本光治出来打官司,告我侵犯他人名誉权。这场诉讼历经8年,非常不容易,从这里到东京,来来回回记不清多少趟,日本的法院不公道,支持右翼势力否定历史,真是天理难容。”
我与东史郎接触多年,他亲口承认在南京杀了一个中国人,还是第一次。在此之前,他除了应邀在
中央电视台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栏目作特邀嘉宾时,曾说过上述话语,后来再也没有说过,可能是担心中国人憎恨他的缘故吧。
东史郎先生肯定地说:“过去的那场战争是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无疑是侵略战争。我们执行了上司的命令,去南京杀人放火,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南京人民至今一定还会仇恨我们。因此,一定要原原本本地向中国人民忏悔,真心实意地请求中国人民宽恕。我与日本右翼势力之间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诉讼至今已10年,耗费了我许多财力和精力,虽然一再败诉,但我绝不后悔,因为公理和良心让我必须这样去做。”
沉默了一会儿,东史郎先生长叹一声说:“战争犯罪的阴影在我心中一直挥之不去。去年是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65周年,也是日中邦交正常化30周年,我准备再去南京,再次向南京人民忏悔和谢罪,护照都办好了,并兑换了人民币,但由于身体原因,确实力不从心。”说着,他拿出护照和票夹给我看,同时顺便把票夹连同1411元人民币捐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当南京电视台记者张家东问他还有什么心愿时,东史郎先生脱口而出:“今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再到南京去反省谢罪一次。”
说着,他拿出纸和笔,工工整整地写道:“侵华日军伤害了许多中国人民。致以后悔并真诚地谢罪。”⑩写完后,恭恭敬敬地交到我的手上。
听说我们此行赴日本,是为了征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资料。东史郎先生除了将桌上的书籍和资料捐赠给我们,还执意让久江夫人和山本干夫先生去他家后院的仓库内,搬来了一大堆书信,全部摊在榻榻米上,东史郎、久江、山内、山本和我们一起动手整理,找出了日本右翼势力给东史郎的恐吓信,以及一些日本友人给他的鼓励信函,听说这些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展览有用,东史郎先生十分慷慨地捐赠给了我们。
最后,东史郎夫妇还分别和我们每人拍摄了纪念照片,小屋内不时地响起愉快的笑声。窗户边悬挂着两个小鸟笼,几只小鸟偶尔发出清脆的鸣叫声,附和着人们快乐的情绪。我想,养花养草、养狗养鸟,正是这对年迈夫妇爱心的一种体现。
告别东史郎先生家时,已是夕阳西斜的时刻。东史郎,这棵饱经风霜的老树,能否长命百岁呢?
汽车已驶出很远距离,东史郎夫妇仍站在门口,不停地向我们挥手致意。我们也从内心里默默地祈祷,祝愿他们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