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南京市和深圳市联合在深圳的中英街举办“12·1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承蒙相邀,让我去参加主礼,其间见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朱成山馆长,承告他的新作《我与东史郎交往13年》一书,即将付梓,请我为之作序,我心有惶恐,唯恐力不从心,有负他的重托,但是,朱馆长和东史郎先生都是我多年交往的朋友,却之实在有些不恭,只好勉力而为,并感谢对我的雅爱和信任。

朱成山馆长背脊直、勇无惧,年青有为,勇于任事,是一位有名的史学家、资深研究员,对日军侵华史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研究硕果累累,成绩卓著。且每当日本右翼势力掩盖和篡改历史,为侵略罪行翻案时,他总是拍案而起,仗义执言,用铁的史实,做出有力回应,澄清误导,在馆址建设、布展和史料的收集整理,以及向中外参观者展示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维护和平等方面,都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东史郎先生早年参加过两次侵华战争,双手曾沾染过中国人民的鲜血。但是,他晚年深刻反省,心存良知,真诚地向中国人民忏悔,这么高龄的老人,不在家中弄孙作乐,享受清福,而是风尘仆仆四处奔走,不辞辛劳,且不畏强权和压力,坚持伸张正义,多次来华谢罪并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期盼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真正友好下去的决心和愿望。他这种精神和做法,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1999年2月12日上午,东史郎一行人来到香港,时任香港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会长杜学魁为他在香港大学举办“南京大屠杀历史见证会”。我携同儿女参加,东先生和山内小夜子都做了讲话,情真意切,非常感人,中国留学生刘燕子即场翻译很受欢迎。会后,我参加了欢迎东史郎的晚宴,并陪同他到达下榻的宾馆,大家交流意见,真诚的对话。这样谈谈说说,回到家中时,已是次日清晨一点钟了。

2004年,东史郎罹患癌症的消息传来,我决定亲自前往日本看望。同年的6月26日,我与老伴和女儿怡珊,在日本授课的刘燕子老师的陪同和协助下,前往京都府丹后町东史郎家探访。东先生知道我要来,在天还未亮的时候,已经起床,着起西装外衣,用自己双手在家中四方桌上铺好桌巾,摆好茶杯,备好茶叶,一直在等候我这个不请远道而来的老朋友。久江夫人和蔼可亲为我们忙东忙西,又亲手为我们烧烤丹后特产鲜美可口的鱿鱼。其次女细川寿子和她的先生为我们开车接送。他们全家人的热情和亲善,使我有宾至如归、亲如一家之感。

2006年1月,东史郎病逝的噩耗传来,我很想亲赴日本参加东先生的葬礼,但因日本下着大雪,我年事已高,家人不放心我远途跋涉,以致未能实现我的心愿。心情却是非常的沉重和悲伤,便立即发去唁电如下:

东史郎治丧委员会:

惊悉东史郎先生不幸病逝,本人深感痛惜,谨致以最沉痛的哀悼,并向其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

经过战后长时期真诚反省的东史郎先生,以一个勇者的气魄和良知,追求真理,坚持正义,维护史实,百折不回。他用自己的行为,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他也为改善日本国和日本人民的和平国际形象做出了贡献。他是日本真正的爱国者。

东史郎先生虽然走了,但是,他为发展中日友好和维护人类和平事业所做出的努力,必将为后人永远怀念和铭记。

愿东史郎先生安息。

香港陈君实并家人敬致

2006年1月3日

唁电发布后,仍不能表达我的心意,遂又委托在日本的刘燕子老师帮忙,为我们全家人代送花圈与花篮,聊表我们的哀悼之情。

东史郎晚年坦荡磊落,分清是非。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他曾亲手把自己多年保存的战时日记交给朱成山馆长并说:“我不想隐瞒自己的罪行和耻辱。我觉得应该将战地日记的内容原封不动地提供给读者,让更多人知道战争的真相,也让日本人在知道真相后,能进行真正的反省。”

朱馆长也肯定他的观点,把“尊重历史的人,必将被历史所尊重;否认历史的人,必将被历史所否定”这句话送给了东史郎先生。

东史郎逝世后,中国驻日本大阪总领事馆的外交官,以及江苏省和南京市领导非常重视,在第一时间派出南京市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孙文学、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冒着大雪专程赶到日本,参加东史郎的追悼会和葬礼,南京等地还举行了东史郎的追思会,中国媒体对东史郎的“良知和勇气”给予高度评价,这些活动都充分体现了南京人民的情义。东史郎若地下有知,相信也会高兴的。

燕子衔泥,疲而不弃,终于筑成坚固的穴巢。如今,令我十分高兴的是,朱成山馆长的辛勤耕耘又结了硕果,他与东史郎十三年的交往,心与心的交流,虽然语言不通、年纪不同,但却是忘年之交。彼此有一个共同目标:“努力搭建中日两国真正的和平之桥。”我相信,这本书将会让读者对东史郎和中日两国民间人士的交流,以及为此付出艰辛努力的过程,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2006年5月写于香港

作者简介:

陈君实,香港实用货仓有限公司董事长,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特殊贡献奖章获得者,南京国际和平研究所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