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湘

我搬入甜芹街的一所价格便宜的小房子一个半月后，厨房电路出了点问题。我找来一个电工，他在整修的时候水管子突然爆裂了，喷出的水里也带着一点儿电。也许梯子架得不稳，他跌到地上，那一团糟的情景真是可怕，地上淌满了水，后来也许他又碰了哪儿，我不清楚，反正他被电死了。由于这个社区只有一个电工，电工的活儿不得不由这个电工的鬼魂来继续担任。起初我感到十分不安，我甚至埋头看了好几天有关电工技术的书籍，希望能做些弥补。好心的金太太在那段时间常来拜访我，我对她讲了这事，她安慰我说：“啊，那完全没关系的，”那个电工的鬼魂刚帮她重排了电路以适应她添置的和挪动位置的家具与电器，“你知道，家庭面貌就是应该时常变换，来与我们多姿多彩的人生相映衬。”她还把住在相接的山梨街上的花楸太太的事说给我听，那可真是耸人听闻、不可思议。听了之后，我便渐渐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不以为然了。

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一个贼光临了花楸太太的住宅，当时花楸先生正在上班，花楸太太前一天夜里有了一个有关房子的新构想，因此去市里请一支建筑装修队回来立即着手改建。她和她的建筑队走进院子时，贼还没有跑，因为花楸家堆满了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奢侈品，总叫人看得眼花缭乱，好些根本猜不出是用来干什么的。花楸太太从窗子见到了这个贼，来不及报警了，于是她灵机一动，让那些工人在一两秒钟内将全部门窗封成了铜墙铁壁。（“若不是亲眼所见，你没法想象那些工人是怎么工作的，他们执行任何命令都只需要一两秒钟，”金太太说，“那是房地产业的噩梦。”她煞有其事地在行地说）。接着装修队又神速地调来混凝土搅拌车，直接从房顶那么浇下去，直列把整个房子埋了起来，就像现在从街上能看到的那样，一座混凝土大山。如果你问她，她会告诉你那是座花园假山，是从某个古代皇帝那儿获得的灵感。花楸太太对付了贼以后，就用钱打发了建筑队，独自坐在后院尝试使用新买的烧烤架，直到花楸先生回家，她向他要求去新开辟的度假中心过上两个星期，他同意了。（“他总是同意，他会倒霉的。”花楸太太说。）于是他们就在那儿过了两个星期，回来的时候，花楸太太想起了那个贼。（“她到我这儿来借用了一下电话，打给警察局，让花楸先生在外头等着，”我想起来了，说，“我大概看到那是个英俊的男人，——还算是，”我改了一下语气，“那什么，胡子修剪得很精致。”“嗯，那就是个红桃K，”金太太说，“她总怕他拈花惹草，实际上他也是。”）过了一会儿一个警察出现在花楸家的草坪上，花楸太太又招来了建筑队，他们扛着冲锋枪似的电钻还有炸药，一两秒钟就在混凝土堆上开出一个洞，警察先走了进去，这时花楸太太又灵机一动，并没有跟进去，而是把洞堵死了，然后花了四五秒钟在边上重新造了个房子给她和花楸先生，并不是建筑队速度慢，而是她老拿不定主意。

“可怜的花楸先生。”我说。

“噢，他有什么可怜的，他自个儿从不觉得可怜。”金太太撇嘴说。可过会儿她也说起来：“可怜的花楸先生。有一天他在泳池里游泳，他的妻子又一转念把泳池边的梯子给撤了，他一星期都爬不上来，就死在里头了。”

金太太临走告诉我我装的自动报警器是多余的，因为这个社区只有一个贼，他死了，他的鬼魂和警察的鬼魂都被关在花楸太太的花园假山里。可我那个自动报警器是电工的鬼魂帮我装上的，并没有谁给他传社区里发生的事儿，所以他不知道。他是个尽职的电工，自从变成鬼以后他也不那么在乎工钱了，不像过去那样按每小时五十块钱来计算，只是喝一些瓶子里的果汁，没有果汁也喝水。

我回访金太太的频率远不及她来得频繁，不走到门口就能听到尖厉的婴儿哭叫，而金太太大约是忙着将靠近街道的树木移植到房子周围，为了改善居住环境，能从卧室的窗口望见树林的景色，晚上听风儿吹过树梢，早晨听鸟儿在枝头欢啼，她花大力气搬树是为了省下买树苗的钱，却弄得一头一脸泥，见到我则咧开涂成玫瑰色又爆皮的嘴一笑，说：“嗨。”说实在的，我不知该不该认为她在打让我帮她照看婴儿的主意。她的丈夫是个中间人，至于是何种中间人，我缺乏了解。她家永远有一个婴儿，并不是说那婴儿不会长大（那太离奇了），而是婴儿不停地在换，婴儿总是被政府以她没有扶养能力为由抱走，她说那是花楸太太因嫉妒而密报她虐待婴儿（她还问花楸太太是不是常来我家打电话，我说：“呃——是的——也不是‘常’。”我不太理解——除了上一回电话和房子一块儿被埋掉了，她也早该买了新的电话，还九成是最新款式的——她为什么爱上我家来打电话，不过她每次来都带着不便宜的糖果表示邻里间的相互关照，我也就任由她使用电话了，而且她打的电话总是不长）。实际上金太太的婴儿也都是领养的，她领来却从来不养。账单总是金先生付的，我看到他出门到信箱那儿，路过她搬树弄出来的泥巴和坑，便嘟嘟囔囔，但他不会咒骂，他没有怨天尤人的力气，他很累，他倒头就睡。

我生活在这些可爱的邻居中间，我力争每天给他们打电话唠家常，但我的人际关系还是满足不了需求，我不能升职，不能按时支付房屋水电煤气、女佣和园丁的工钱，我的马桶裂了，厕所的地板上老有一摊摊的水，看得我很恼火。我不能给自己添一张舒服的床，我睡得腰都快断了，每天都睡不饱，早晨来不及洗澡就去上班，憋着一天的尿下班回家，冰箱里没有吃的……这日子真算不上好，我感到孤独。从心理、生理、社会和经济方面，我都愿意找一个人结婚。这个位置的最佳人选就是克鲁斯，他住在山梨街上一所和我的差不多的小房子里，他是个销售代表，日薪二百五十块，他穿咖啡色的西装和浅蓝色的衬衫（这没关系，结婚后我能让他全换掉），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如果浏览互联网不算的话），无前妻，无子女，性格腼腆，偶尔能开几句玩笑。

我展开了对克鲁斯的追求，我勤洗澡更衣，买了一台录音机来播放乡村音乐（我讨厌乡村音乐也不喜欢他莫名其妙陶醉的样子，但我趁机和他翩翩起舞，即便只是手掌间的肌肤相亲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鼓励他作出下一步鲁莽大意的决定，不能急于求成，一切尽在掌握）。我睁着眼说瞎话，恭维他是多么具有魅力，而我则是如在云端，唯恐梦断（这些话在他听来相当受用，而我喜欢的却是他的朴素和生涩劲儿，不善言辞。）我说：“天气真好，哈哈哈。”他就说：“哈哈哈。”（笑得多默契！）我说：“哈哈哈。”他说：“哈哈哈。”从此我认为我俩可以实现超越语言沟通。教师节那天他送了我一个智能抽水马桶作为礼物，老天保佑，赐我一个如此细腻内敛而幽默的男人！二百五十加上我的二百三十，不消两周就能买回梦幻豪华大床。我当场就想求婚，但克制住了。

我在我的破床上翻来覆去了一宿，天一亮我忍无可忍，上克鲁斯家找他谈一谈。克鲁斯不在家，我绕到屋子背面（“我们可以把这屋子卖掉，”我想，“或租出去，不妨先油漆一下，粉红色，要不金色？金色很有创意，但不是每个人都欣赏得了。”），这时，我惊讶地发现，我的未婚夫是一个对科学研究有着狂热爱好的人，我却从未察觉。他的大半个房子都改成了实验室，我讨厌那些捉摸不透的装置，它们时常败坏我的心情和胃口。我吃不准他会不会把这些玩意一块儿带到我们的家里来，于是我静悄悄地回家去了。

那天以后我体验着一种失恋的情绪，沮丧而又兴奋。我不打那么多电话给他了，他还打给我：“你在干什么？”“看天气预报。”“天气如何？”“天气真好，哈哈哈。”“哈哈哈。”他痛苦地告诉我他听出我的笑声不再温柔甜蜜，而是像瘸腿小板凳，我反唇相讥，说他笑得也不怎么样，像隔夜的豌豆汤。我突如其来的冷淡刺伤了他的心灵，他白天黑夜地关在他的实验室里，狂热和迷信使他远离科学、真理，还有我。我每天坐在温暖的马桶上，那是一天中最感伤的时刻，就像坐着一小块落日的余温。我始终用望远镜窥视他。有一天我惊恐地发现他发明了一堆药水。我向金太太打听，知不知道克鲁斯的亲戚，比如他大爷住在哪里，金太太盯着我的肚子看了很久很久很久，我趁机打了一个盹，我说了我严重缺觉，最后金太太说：“没有亲戚，——幸事一桩。”

克鲁斯喝了使一个随机异性疯狂爱上他的红色药水，不巧，命运安排的是金太太，金太太不顾一切地来到克鲁斯的身边，克鲁斯招架不住，只好去找花楸太太帮忙解决了，并答应支付下一笔装修费用。克鲁斯喝下第二瓶红色药水，又不巧，这回是我，于是我把他钉死在一张椅子上，把椅子钉死在地板上，在他面前摆一盘象棋，每天和我下棋，下完棋我带着愉快的心情和灵敏的脑袋出去干活挣钱，每天我拿药水喂他，他怎么想，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他绝不会自行了断，我也死不了，我们长相厮守。我第二天就拿他的存款买了张水床，在那上面幸福地滚来滚去。我坚信，生活将越来越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