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了几次课后，杨少锋就对这样的公共课彻底失望了。他觉得这样的课与中学根本没有两样，学不到任何东西。所以，对于一些不点名的课，他总是能逃就逃，而像《中国革命史》这样要点名的课，他只好去上，但总是带点别的书去看，要是实在手头没有别的书也没关系，他发现在这样的课堂上睡觉似乎特别香。所以，在许多时候，特别是某个夏日的下午，你如果有兴趣到大学的公共课课堂上看的话，你也许可以看到很奇妙的一幕：课堂里“呼”声一片，许多同学都与周公约会去了，而老师仿佛浑然未觉，继续在讲台上完成着他的既

定程序。

当然，大部分的公共课程的老师还是比较不错的，比如说《军事理论》，由于教学的老师水平很高，还经常做一些著名战役的分析，同学们特别喜欢上她的课。于是每一次上这门课的时候，大家总是得提前占位子。

事实上，部分科目教学质量不高的情况在中国的高校中普遍存在，也逐渐引起教育部门的重视。从20世纪90年代起，大部分的高校纷纷进行了教学改革，福州大学就是其中较早的一所。在教学改革中，学校对老师的考核力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考核标准就是学生的认可度。在大规模引入选课制度后，学生对课程和老师的选择有了充分自主权，许多不受学生欢迎的课程和老师逐渐被淘汰了。

大一时，还要上一些很重要的公共必修课，如数学、英语、计算机等，这3门都是十分重要的公共课。特别是英语和计算机，在当时的福州大学，同学们都把这两门课当作最重要的技能来学习，几乎占据了许多同学一半以上的学习时间。

大学里的英语课特别多，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大一时一般每周要上5大节。而杨少锋所在贸易系对英语要求是仅次于外语系的，贸易系当时设有3个专业：国际贸易、工业外贸和市场营销（工业外贸是五年制所以按专业单独招收），当时国际贸易是个大热门，也是贸易系学生的第一选择，而国际贸易和市场营销分专业的标准就看英语，如果大一时没过四级就分到市场营销专业，如果过了四级就可以分到国际贸易专业。出于这个原因，所以贸易系的英语课进度是其他系的两倍左右。由于大学学生众多，水平参差不齐，而贸易系又为了赶进度，外语课的难度远远超过其他非外语专业系，老师也就无法因材施教。但是这可难坏了杨少锋，初中和高中的时候，由于高考没有考听力和口语，应试教育制度下的学校只重视卷面成绩，所以许多普通中学老师虽然语法等教得不错，但发音却不很标准，这给那些中学的学生学习埋下隐患。诸多因素加上杨少锋本来英语基础就差，课程进度又太快，杨少锋外语学得十分吃力，在大一的4次英语精读考试中，他重修了3次，而外语精读在福州大学的学分平均一级4～5个学分，这门课一下子就重修了13个学分。之所以后来有记者拿着话筒问他是不是英语没过四级，也就是因为他在大一时给人的印象是英语学习成绩太差。

有些课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比如，有一次上英语口语课，老师出的题目是，谈谈第一次乘火车或飞机、轮船的感受。杨少锋想了整整一节课，实在想不出来，因为飞机、汽车或轮船他都没坐过。因此，第一节课下课时，他对老师说，我实在想不出来，还是给我换个题目吧。

至于计算机，开始的时候杨少锋倒是十分有兴趣，可惜以前没有接触过，加上上机需要预定和排队不方便，慢慢地杨少锋就失去了耐心。

如果说，杨少锋也和其他同学一样努力学习的话，学好外语和计算机并不是不可能，但杨少锋却深深的知道，由于基础问题，自己要想在这两个科目上取得卓越的进步，必须比别人付出几倍的努力——也就意味着将没有任何时间做其他的事情。大学的学业我该怎么办？是不是一定要学好外语和计算机才能找到好工作呢？究竟该何去何从，学习的困难让杨少锋再一次陷入深深的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