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久保利通（“明治维新三杰”之一）之子，历任外务大臣、内大臣等。在１９３６年的“二二六事件”中侥幸躲过子弹。

阿部信行首相、陆军大将。

历任第四师团师团长（1930年），台湾军司令（1932年），朝鲜总督（1944年）等。1953年死亡。失控的军部官僚也负有责任：

介入政治，扭曲国策

“石原模式”

昭和战争的沉重责任不仅在于高层的政治、军事领导。辅佐这些高层的众多参谋和官僚的“失控”与“误断”也给日本的政策方向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本来，参谋只是负责起草文件，并没有命令权。但是，说起随心所欲地摆弄指挥官、独断专行地推进作战的参谋之始祖，就是石原莞尔（关东军参谋）。1931年（昭和6年）发生“满洲事变”时，石原只不过是一名中佐，可是就连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都对石原唯命是从。

在获取了中国权益这一既成事实面前，若槻礼次郎内阁事后批准了派兵。石原不仅为对外侵略奠定了重要的基石，还确立了幕僚掌握国家权力以实现国策的“石原模式”。这一模式被关东军参谋武藤章和田中新一等人所因袭继承。

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是石原的伙伴。他还与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紧密联合，最后建立了“满洲国”。虽然石原、板垣、土肥原等人是反叛者，却被誉为“英雄”。板垣和土肥原还进行了华北分离工作，开展了阴谋活动。板垣更作为平沼内阁的陆相推动缔结了日德意三国同盟。

暗中活动

陆军省军务局的中佐铃木贞一在以石原莞尔、东条英机等幕僚组成的“木曜会”会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他从陆军调任内阁调查官之后，经

过兴亚院政务部长，就任企画院总裁。超越了军人的范围，铃木一直参与介入了政治、经济等整体国策。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对于关系到战争展望的物资国力判断，铃木通过拼凑数字，把讨论引向决定开战。

致力于改造国家的一部分革新派军官结成了“樱会”。作为领导人的桥本欣五郎中佐与国家主义者大川周明等人合谋，策划发动三月事件、十月事件等政变。桥本的失控一直持续到日中战争，作为野战重炮兵第十三联队长，引发了炮击英国舰艇“瓢虫”号事件。

在一赌国家命运的日美战争开战前，担任陆军省军务局长的是武藤章，而海军省的军务局长是冈敬纯。军务局长既是制定国策的中枢，同时还参与首相和阁僚的人选推举。武藤迫使陆相畑俊六辞职，搞垮海军出身的米内内阁等，耍尽花招开展了政治工作。在接替米内的第二届近卫内阁，又促使决定了明确提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和构筑国防国家体制的《基本国策要纲》。

武藤的后任佐藤贤了是东条的亲信，他与陆军次官木村兵太郎、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真田穰一郎等人是支撑东条体制的中心成员。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时，武藤动手殴打了反对东条意见的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在莱特岛决战之际，又主张“联合舰队的拼死决战，一定要以死为今后的战争指挥添彩”，推动了毫无胜算的战役。

隐瞒事实

海军内部主张推进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冈敬纯于1940年10月当上了军务局局长后，海军的对美强硬论就更高涨了。冈为了建立强于陆军的政策指导体制，新增辟了军务局第二课，并提拔“喜好政治”的石川信吾大佐担任这一重任。

石川与军务局第一课课长高田利种和作战课

野村吉三郎驻美国大使、海军大将。

历任驻美大使馆武官（1914年），新编第三舰队司令（1932年），阿部内阁外务大臣（1939年），驻美大使（1940年）等。

大川周明民族主义活动家。由于精神病在东京审判中免审。

日本法西斯文人中最狂妄的宣传家和煽动家。1925年起从事写作及讲演，鼓吹大日本主义、大亚细亚主义之类的法西斯学说，并组织“老壮会”、“犹存社”等法西斯型的神秘团体。曾任南满铁路东亚研究所所长(1926年)，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一贯鼓吹侵略战争。课长富冈定俊等人一起对在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问题上犹豫不决的决策高层施加压力，力主日美开战。当时，中将井上成美说过“好像是石川大佐在牵动海军”，开战后，石川本人也声称“把日本带向战争的就是我”。

日美开战前，军令部一直主张确保东南亚资源以预备长期作战的正规战略，但是作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山本五十六却坚持要突袭珍珠港。联合舰队参谋黑岛龟人大佐说服了军令部而发动的珍珠港攻击，招致了美国毫不手软的总反攻。山本死后，黑岛就任军令部第二部长，也感到凭借正面攻击无法取胜，于是着手开发“特攻”武器。

在中途岛败北的海军作战部长福留繁因“损失惨重”而隐瞒了事实。他当上联合舰队参谋长后依旧独断专行，对作战战略和战况一无所知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古贺峰一直好向年轻军官询问“最近，战局怎么样了？”在1944年3月的帕劳群岛空袭时，福留的机密文件经由当地的游击队被美军掌握。

中泽佑接替福留担任作战部长后，战场上的“玉碎”频频发生。由于在马里亚纳海战、莱特湾海战中接连吃了败仗，中泽终于下令“特攻”，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大西泷治郎派出了第一支部队。

田中新一大佐作为陆军省军事课长使日中战争进一步扩大。他就任作战部长后，1941年6月德苏一开战，就加紧进行对苏联的作战准备，动员70万兵力实施了关东军特种演习。同时，还推进向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进驻。陆军的一大特点就是有许多幕僚面临危机却高声叫嚷积极论调，而田中就是其中之一。

鲁莽地高喊强硬论的军人还有第十五军司令牟田口廉也。他也是东条一手培养的忠实部下，指挥了英帕尔战役，造成72500名士兵死伤。

“亲德”的陷阱

另一方面，驻德国大使大岛浩是陆军出身，他的亲德态度也异乎寻常。在他做大使馆武官的1936年，就背着外务省私下和里宾特洛甫开始交涉，并缔结了《日德防共协定》。在日美开战前后，他不仅错误估计了德苏战争的前景，不断发送盲目相信德国定能胜利的情报。

驻意大利大使白鸟敏夫是外务省革新派的带头人，对年轻官僚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宣称“日德意苏这四个大国应该立即团结起来，与维持现状派国家获得对等的地位”，积极主张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

也有人作过和平努力：木户、铃木、东乡、米内等人

处于昭和战争时，领导政治、军事的人们当中，也有一部分人虽然在各种局势下犯了些错误必须对其结果负责，但是他们也为结束这场战争做出过和平努力。

昭和战争是在天皇的两次“圣断”下结束的。通过默契配合度过了这一危急时刻的就是以内大臣木户幸一和首相铃木贯太郎、外相东乡茂德、海相米内光政等为核心的和平派。

作为天皇身边最可信赖的腹心，木户是第二届近卫内阁之后选任首相的实际负责人。近卫文麿内阁总辞职后，他反对皇族内阁，力推对美强硬派的陆相东条英机担任首相。这是因为木户估计如果起用自封为忠臣的东条，有可能回避战争。可是，他的打算落空了。

木户对这一错误估计应负重要责任。他还一直不轻易赞同冈田启介和若槻礼次郎两位前首相发起的打倒东条内阁的运动。

持这种态度的木户总算开始停战工作是在1945年（昭和20年）6月8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之后。此时木户的想法终于转向“当机会到来之际，内大臣、外相必须负全责，而必须请求天皇下圣断以了结局势”。

木户用了一夜时间整理出委托苏联进行和平调停的《收拾时局试行方案》，并征得了天皇的同意。选定前首相近卫文麿担任前往苏联的特使。

近卫在日美开战以后转变为和平派。1945年2月，举出了“红色革命”（共产革命）的危险，首次向天皇进言尽早结束战争的就是近卫。

1945年4月，就任首相的铃木虽然一方面希望结束战争，但同时也和陆相阿南惟几一样，持有“本土决战一击媾和论”。他逐渐倾向于尽早结束战争，但始终没有真正表态。为此，东乡和米内经常疑神疑鬼，最终未能结成牢固的和平同盟。

迫于军部的压力，铃木对《波茨坦宣言》“默杀”，这也是他的一大失策。但是，如果没有铃木老练的判断，恐怕也难以“圣断”来实现停战。

作为外相反对开战的东乡在1942年（昭和17年）元旦给外务省工作人员训示时说“即使抛下其他工作不管，也希望大家尽力于此项（停战）的研究和准备”。他参加铃木内阁的条件也是要早期实现和平。

虽然试图让苏联担任和平调解员而出了洋相，但是据说这也是打算通过与苏联的谈判破裂来压制军部力量的谋略。

很早就向天皇周围的亲信集团进言和平的是原外相币原喜重郎和原驻英大使吉田茂。海军内部，高木惣吉少将也在次官井上成美的指示下秘密地着手研究如何结束战争。

米内自从上海事变后转为强硬态度，还向陆相杉山建议攻取南京。米内也应对扩大了日中战争而负责。

曾经担任过首相的米内虽然具有宽广的视野，但是少言寡语，也缺乏政治实力。高木的行动与情报强有力地支持了探求和平之路的米内。不过，针对美军投下原子弹和苏联参战，米内所谓“话虽难听，但这是天佑”的发言实在是不谨慎。

重臣们总体来讲迟迟不敢采取行动。这全是因为惧怕恐怖活动和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