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罗伯逊律师事务所一共只有两个人，就是理查德和周珊珊。但他们的生意很红火，主要的客人，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两年从国内来的人越来越多，以前，像我来美国的时候，一是人数没那么多，二是来的人比较单纯，主要是留学生。现在可好，什么人都有，而且以什么方式来的都有（这还不包括偷渡来的福建船民），其中尤其以商务签证来的居多。
任是什么秃人瞎鬼，都能弄个经理身份的证明，来美国“开展商务活动”。其实来了就不走了，要找律师把身份转变成学生或者别的什么。还有的更狂，一来就在这儿成立“跨国公司”
的美国分公司，虽然只是个哄骗移民局的空壳子，甚至有的连公司地址都是“借”来的。这些，也都要找律师办。
中国的经济上去了，来的人也和我们当年不一样，底气特充足，口气大得要命，都是要做大生意的。说起来，好像一个个在国内都是了不得的人物，上通中南海，下边勾着地痞流氓，没有办不成的事，听着都吓人。他们也确实有钱，我来美国的时候，兜里只有一百多美元，其中还有一半是忘了谁给我的港币，现在的人，最差的也都带着一两万美元，有的人来了以后马上就买房子买地，据说阿凯蒂亚的高级住宅，几十万上百万的房子，已经不知道有多少被国内的大款买下来了，他们不熟悉当地的法律，以为树是自家的了想锯就锯、想砍就砍，或者在院子外面起一堵高大的围墙……这些行为已引起社区其他居民的抗议。
金钱这玩艺儿是通过多么复杂的渠道，在太平洋两岸来回流通啊。它既满足了那些想要成为美国永久居民的人的愿望，又填满了好多律师的腰包。人们每天满脸焦灼、忙忙碌碌，就为的是玩儿命挤进这个渠道，成为当中的一个环节。
钱大明有一个癖好，喜欢对世界进行总结归纳，经常制造一些概括性极强的“名言”，比如他说：“美国有三种人最坏——汽车修理工、牙医和律师。譬如律师吧，本来两口子打架，劝劝就又和了，到了律师那儿，他非给你弄离了不可，不然他怎么赚钱哪。”可没过多久，他就和理查德。罗伯逊成了朋友，打得火热。
理查德这个人，按北京话说是属于“急茬儿”的，干什么都快，给人的感觉老是嗖嗖的。做任何事都很认真，但不一定能认真到点儿上，往往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把周珊珊指使得团团转，他经常往外跑，有时候是听说哪里需要律师义务服务。
比如说给难民免费办案子，他特别热衷于此；有时他不说去干嘛，周珊珊也不问。不外出的时候，就咚咚咚在楼道里跑，真不知道跑什么？只要我们办公室的门开着，他肯定要停下来，很有礼貌地在门上敲两下，聊几句。“怎么？你们还没去福建组织偷渡‘人蛇’？我正等着帮他们打官司呢。”
钱大明就这么跟他搭上了。
“我是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和你学的是一个专业。”他告诉理查德，“北大就相当于美国的哈佛。”
“是吗？”理查德眨巴着眼睛说，“中国有法吗？”
“废话！我在中国的时候天天给报纸写专栏，宣传法制。”
“中国有报纸？”
我在旁边听着都快气疯了，可大明不动声色，照样嘻嘻哈哈。
“你太嫩，”事后他对我说，“见了送松人拢不住火儿，那不行。往深了说，还是因为你在他们面前有自卑感，所以特别容易受伤害。我不生气，就因为我觉得我比洋人优越，我俯视他们，懂吗？这是智力的优越，中国人聪明啊！”
“那你不搭理他们不就行了吗？”
“干嘛不搭理呀！这是美国，他们是主流。再说他们有很多长处，中国人得学，而且洋人单纯，直肠子，人好。中国人多狡诈呀，张嘴就是骗人，像刚才我说什么北大法律系毕业，写专栏等等，其实也不是故意骗他，说谎说惯了，扳不过来……唉，中国啊，五千年文明，也就是最近这一百多年混得不好，正好让咱们这拨儿人赶上了。下辈子中国强大了，西方衰落了，咱们很可能又托生成洋人了，老赶不到点儿！”
周珊珊对这两个人之间的交往觉得不可理解。
“他们俩怎么居然搞到一块儿了！我这老板人是好人，但性格很怪，一根筋，特别固执。也不能说他歧视中国人，但他骨子里那种白人的傲慢，再加上对中国的无知，简直让人受不了。钱大明真有两下子，能跟他合得来！”
听了她的话，我一琢磨，觉得她本人也挺有两下子的：她和这位一根筋的老板，不也合作得不错吗？据她说，来他们这里的中国客人，大部分是她“搞来的”，她除了一份固定的工资外，每介绍一位客人，也都拿一定比例的分成。而且理查德虽是法学博士，但开业时间不长，好多具体的业务，反而不如周珊珊的经验多。
理查德不在的时候，我经常到他们办公室去找周珊珊聊天。
她每次见面都要先挤兑我一番。
“哟，又到我们这儿干嘛来了？没生意了吧？”
“是啊。”
“那你快走吧，晦气传染，跟流行性感冒似的。”
“好运气也传染，治感冒。我到你这儿借点儿气。”
“借也没用，看你就不像要发财的。”
我又约了她几次吃晚饭，她有时很爽快，大部分时候却都找种种借口拒绝。有一次她说是要去圣地亚哥“联系业务”。
当天傍晚我在我家附近的购物中心买东西时，却看见她和一个中年男人正在那里边逛，状似亲密。我没打招呼，事后也没向她提议这件事。
她好像交际很广，说起来，我认识的人里有好几个她都熟。晚上给她家里打电话很难找到她。
她和她前夫是在北京结的婚，她来留学一年多后，她丈夫作为探亲来的美国。关于他们离婚的原因，有好几种说法。有人说是她前夫不适应美国生活，老想回去，而她非常喜欢美国，说什么也不肯走，谈来谈去谈崩了。她前夫现在是两头跑，想做“国际贸易”，但是据说没混出什么名堂来。还有人说是她有了“第三者”，被她丈夫抓住了，闹得天翻地覆。她本来并不想离婚，但她丈夫要“宰了她”，一点转圜余地都没有了。
她说起自己这几年在美国的经历来，似乎感慨良深，但是使用的那些说法都是些老生常谈，什么文化冲突啦，奋斗啦。
要给中国人争光啦，打进美国主流社会啦等等。听着真觉得不应该是容貌这么出众的女孩儿嘴里说的话，在这种时候我常常忍不住损她几句。
“行了行了，您这点事儿没什么了不起，所有中国留学生都受过这个，有的人比你惨多了，不也过来了吗？”
“是啊，我也没说我和别人不一样啊。大家都挺了不起的。
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克服各种困难，立住了，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当然有成就感了，你没有吗？”
“没有。我是吃饱了混天黑，不懂什么叫成就感。”
“那你干什么来了？”
“我啊？我飘洋过海，寻求富国强兵的办法来了。”
周珊珊忍不住笑了一声，但立刻就变成冷笑，说：“你这种人的功夫全在嘴上，就会耍嘴皮子，来美国这么多年也改不了。”
“一口乡音，多好听啊！”
周末的晚上，陈克文在家里搞了个PARTY，邀我去参加。他是把电话打到我家里，留的录音。根据他的说法，是“刚刚买了幢房子，请大家来玩一玩”，“人很清爽的，都在等级上，谈得来。”
陈克文是上海人，自称作家，喜欢和名人打交道。他办了份中文小报，专登中国大陆的名人轶事，居然广受欢迎。他人虽极瘦，但精力充沛，好像根本不睡觉。白天办报，夜里敲电脑写文章。他那间书房兼报社办公室，四壁全是一个一个的小方格子，跟国内大机关的收发室差不多，方格子里放满了从各种报刊书籍上复印下来的资料，内容无所不包。他写文章就像是配中药，每个草药匣子里都抓上一小把，放到锅里咕嘟咕嘟一熬，就齐活了，速度极快。他绝不怕别人了解他的“写作秘诀”，曾经郑重其事地向我传授过经验：“古人云天下文章一大抄，文章都是抄出未的，但抄并不是一件容易事，第一要抄得有水平，第二，还得有得可抄。就说我这满满一房间资料吧，在海外，有哪个比我更多的？”
他脑子快，手勤，狗鼻子，只要从哪里漏出一点味道，别人还浑然不觉呢，他早就蹿过去了，攒巴攒巴就是一本书“上下五千年，纵横八百里”，抡得天花乱坠，他就像满处下蛋的母鸡一样，两岸三地到处出书，光是我在洛杉矶的中文书店里看到的，就有：《十大元帅风云录：爱情篇》《小说作法十二讲》《性：只能做不能说吗？》《附耳低言俏悄话——给青春少女》《面部拉皮古今谈》《“文革”启示录》，还有的记不住名字了。在美国用中文写作的各类作家相当不少，能单靠卖文糊口的没有几个，像陈克文这样财源滚滚的，我孤陋寡闻，恐怕是独一份。
我小时候也玩儿过诗，后来在大学里不务正业，还油印过一本诗集，我在自序里宣称走的是“先锋实验一路”，朦胧得一塌糊涂。我当时的女友宋敏是这本诗集的头一位读者，读过之后，欣然命笔，在扉页上也题了一首诗，是这么写的——
爱情
把我的爱情
装进四十八号球鞋里
结果我的诗集在校园里风行一时，走到哪儿都有人过来跟我搭话：“小溜子，你那诗写得真棒，我最喜欢这两句：把我的爱情，装进……”
我初次和陈克文见面，是在朋友家里。他高谈阔论，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说实话，他侃得太乏味了。后来不知怎么谈到诗，我就抡多年前我听到的那点儿皮毛，胡吹了几句。他一听，腰板儿立刻就直了，说：“看来刘先生对诗歌还是很有研究的。”我的朋友开玩笑说我是“有名的诗人”，陈克文居然当了真。不出一个星期，美国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上，就登出了陈克文的宏文，题目是“从郭沫若到北岛——试论中国现代诗的发展轨迹”，洋洋洒洒万把字，观点全是我的酒后戏言，经他一写更加面目全非。文章里还直接引用了我的话，这样写道：“诚如中国大陆先锋诗人，现居洛城从事旅游业的刘小流所说：现代诗应具有直觉穿透力，在意象的纷繁转换中解构自我，面对意识形态的语言暴力和次文化话语霸权，以后设的后殖民文化姿态，破除前现代民族国家神话。”我的天！这是他妈什么鸟儿话呀？
陈克文的新家在一个山坡上，我绕了半天才找到。
他戴一副GIORGIOARMANI金框子圆眼镜，脸又长又尖，穿POLO牌T恤衫，在前厅里粘粘乎乎地摸着我的手，连连说：“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他先带我参观楼上的卧房，一共四间，主卧房巨大，其中一面墙全部是镜子，拉开，里面是衣柜，楼下有一间书房，也是他一个人办的报纸的办公室，仍然像个大机关的收发室，传真机、复印机，电脑等等一应俱全。厨房带餐厅，地面和灶具擦得锃亮，长餐桌上摆满自助式食品：沙拉，干酪，炸鸡、火腿，牛排、小圆面包……以及纸杯盘和塑料刀叉。
我们最后来到客厅。那里已经坐了几位客人，陈克文一一为我介绍，他称我是“诗人”，名流旅行社的老板。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立刻说：“哦，久仰久仰，克文在文章里写过你。”
她叫埃娃，航天工程师，长相一般，身材倒挺性感。一位女诗人，看不出年龄，反正不是老太婆就是了。一个留长胡子的中年男人，坐在沙发里岿然不动，有点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架势，据称是国画大师，还有一位非常神经质的女作家，一下子冲我笑，一下子又严肃得像个审判长，说话时面部肌肉和纤纤十指不停地抖动。
面对这么几块料，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虚应了一下，便走到客厅角落的吧台旁，倒了一杯威士忌，兑了水和冰块，靠在台子上慢慢喝。
只听陈克文用他那条小细嗓子说道：“我们华人就是不团结，互相看不起，互相拆台，都想当头头。这样一盘散沙，在美国社会是要吃亏的。”
女诗人道：“中国人不懂得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要在日常生活里一点一滴的实践的。拿我来说，作为一个诗人，灵感从哪里来？怎样获得一种自由的心态和宽松的写作环境？……”
“艺术家！”国画大师毅然打断她的话。嗓音之洪亮，中、之足，令我对他刮目相看。“艺术家是孤独的，任灵魂独往独来，不需要拉帮结派。我每天作画时面对的是什么？只面对我个体的自性，笔写高山大川，抒胸中块垒不平之气，其他的一切不CARE（关心）。”
“是的是的，大师说的对，金小姐说的也对。”陈克文说，“但我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搞创作的每一个个体，都是自由的，但作为社会动物，艺术家上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我们搞大洛杉矶地区华人文联的目的，不是为了妨碍个人的创作，恰恰相反，倒是为了更有效地促进它，我们形成一个团体，就可以以集团的力量，发挥更大的影响，打入美国主流社会……”
这时陈克文的太太走过来。我问她：“原来今天是要成立文联呀？”
“对呀。”
“那我在这儿多碍事啊。”
“没有啊，你是诗人嘛，你也是发起人。”
陈太太以前是部队文工团的花腔女高音，高头大马，眉目却很清秀，说话已经完全是台湾国语的腔调了。上海人真是学什么都快。
埃娃过来倒汽水，撩了我一眼。她穿紧身衣裙，腰已经不细了，胯部丰满，腿很长，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好像时装模特走的猫步。
“给我一点儿冰块好不好？”
我拿过装冰块的罐子，给她夹了几块冰。
“刘先生，你们卖的机票便宜不便宜呀？”
“全洛杉矶最便宜的。”
“这样啊？香港往返多少钱？”
我胡乱报了个价。
“那我买机票可要找你哦。”
“好啊，什么时候？”
“还没定，我计划里要回国一次，走香港。”
这不是废话嘛！
“你的名片给我一张好不好？”她问。
我们交换了名片。她在自己名片的背面写上了家里的电话。我一看，也把我家的电话号码写给她。
陈太太说：“埃娃是我的死党，以前在俄亥俄读书，刚来洛杉矶，没什么朋友，以后请刘老板多关照哦。”
我说：“没问题，我的专长就是安慰那些寂寞受伤的心灵。”
她俩笑成一团。
埃娃目光灼灼地问：“怎么安慰？”
“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掰开了揉碎了，就像电熨斗一样保证熨得平平展展，服服帖帖。”
又是笑。陈太太说：“北京人说话就是有意思，幽默的咧……”
埃娃说：“我也会说北京话：今儿天儿您儿吃儿什么？”
我说：“我今儿吃的是香蕉苹果大鸭梨，菠萝罐头大川桔，铁蚕豆、葵花子儿，要喝凉的有汽水儿……”
陆陆续续还有客人来，有的我认识，有的不认识。令我意外的是周珊珊也来了，她穿一件白色真丝短袖衫，黑色的背带裤，长发飘飘，显得特别年轻。
我向陈太太和埃娃说了声“对不起”，端着酒杯迎过去。
“看来你是洛杉矶一大交际花呀！”
“少来吧你！看样子你是来参加洛杉矶文联的喽！”语调里充满了周珊珊式讥讽。
“是又怎么样？”
“你不是说年轻时是附庸风雅，现在已经出完麻疹了吗？”
“没有啊，病菌一来又发啦……”
正待说下去，只见“关云长”大步流星地奔过来：“嗨，珊珊，好久不见，HOWAREYOU？”
“IAMFINE”
走近以后，两人非常熟练地伸开双臂拥抱。关云长像抓小鸡子似的搂住周珊珊，一只手在她背上啪啪拍得山响。
这时我才发现国画大师非常高，手有簸箕大小，他低着头，与周珊珊凑得很近，像个低音喇叭似的说着话，态度亲昵。周珊珊眼睛放光，撩着云皮一眨一眨地看他。她说什么我听不清，但浅笑声声，显见得关系非比寻常。
我闷闷地回到吧台，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加冰和水的威士忌。
只听陈克文啪啪啪拍了几下巴掌，高声说道：
“各位朋友！今天，是大洛杉矶地区华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筹备会议。谢谢诸位光临！在座的，都将成为文联的发起人，也就是说，参与了美国华人移民史上的一件盛事。鲁迅先生说，世上本没有路，路是我们走出来的。我们新移民，在国内都是精英，文化素养高，学有专长，人才济济，那么，我们就要拿出新移民的新姿态来，开创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
一大通演讲之后，就是余兴表演。看来陈克文为今天的“会议”早已筹备多时了。头一个是他太太，正宗花腔女高音，她脸上露出职业性的微笑，略一鞠躬，坐到钢琴前，一个轮指，声压四座——
啊——
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开了花，
万年的枯藤发了芽，发了芽，
如今咱聋哑人嗯说呀说了哦话，
啊——
感谢毛主席的恩情大，恩情大……
这都是什么年头的歌了！想当年我为了练开头那段花腔，鬼哭狼嚎，差点儿没让邻居扭送公安局。
接下来是女诗人金子小姐朗诵。她声称是有感而发，即兴写了一首诗。只见她右手紧攥着一张纸片，像红卫兵手捧红宝书似的握在胸前，站在当中，长时间地酝酿情绪。因为可以仔细盯着她看看，才发现她并不老，只不过由于满脸沧桑，苦大仇深的样子，显得有把年纪罢了。突然，银铃般的声音响了起来：
民主！民主！
破碎的煤层
黑色的太阳
那冷漠而孤零零的
是我的心吗
民主！民主！
费拉达菲亚钟声悠扬
泰晤士河水淹过脚面
公社的墙还在吗
而呐喊像一群群黑色的乌鸦
在克里姆林宫的尖顶上
盘旋
朗诵完了，女诗人神情冲动，半天没缓过劲来，喝了一口葡萄酒压了压惊，才说：“后边还有四段呢，时间关系，对不起了，发表后大家再看吧！”
我站在人群外面，见周珊珊过来，便招呼了她一声，说：“哎，我这儿也得了一首诗，是献给你的。”然后我学着女诗人的样子，右手抓在胸前，声音低沉地朗诵道：“爱情……把我的爱情，装进，四十八号臭球鞋里。”
周珊珊一甩头发，控制住笑，说：“傻不傻呀？”
“诗人都有点儿傻，普希金也好，马雅可夫斯基也好，赫鲁晓夫也好……”
“小克也好。”
“小克是谁啊？”
“克林顿。”
“哦，他不写诗，他是吹萨克斯的。”
周珊珊说：“我也写了首诗。”
“好啊，交流交流。”
“把我的爱情，装进，曼哈顿四十二街的，阴沟里。”
我说：“俗，太俗了！拿曼哈顿吓唬谁呀？你再写这么俗的玩艺儿，我跟你急！”
节目表演以后，客厅的灯光给调得暗暗的，开始跳舞。在旁边的餐厅里，几个核心人物围着长桌商讨成立文联的具体事宜。陈克文非把我拉过去发表意见。
我说：“要给中国文联、香港文协，台湾的叫文什么？统统发电，共商弘扬中国文化之大计。美国有文联吗？”
“好像没有。”
“那就跟美国文化部联系。”
“也没有文化部。”
“操，美国怎么这么落后啊，连个文化部都没有！中宣部呢？更没有了吧？那就不理他们丫的了。”
说完我就走开了。
我靠着吧台喝不知是第几杯威士忌时，埃娃出现在我旁边。
“这个曲子好美哎，你听过吗？”她问我。
我看了看她，放下杯子，请她跳舞。
她的身体非常柔软，舞步轻盈，散发着淡淡的香水味道。
她说：“我刚才听见你朗诵诗了。”
“是吗？感觉如何？”
“很棒哦。”
“你还真有段数啊，一般人没受过读现代诗的训练，都听不懂。”
“蛮奇特的，别人不敢这么写。”
“你看看，越说越专业。茫茫人海何处觅知音哪，原来就在眼前。”
她吃吃地笑个不停，我把她拉得更近一些。
请周珊珊跳舞的人很多，我只逮着一次机会。和神经质的女作家也跳了一曲，她很僵硬，也不爱搭理我，女诗人金子小姐舞姿疯狂，我瞧着都害怕，没敢邀她。基本上都是和埃娃在跳，我说什么她都笑，不可笑的话也笑，后来我给她调了一杯马提尼，她一饮而尽，豪情万丈地说，我们一人来一杯，干！
我说马提尼太厉害，我已经喝了这么多威士忌，再一掺马提尼，非倒不可。她说那你就还喝威土忌，给我来马提尼，我们碰了杯，一口喝干。我握着她的手，说你真是女中豪杰。
人开始散去了，大家都在和陈克文夫妇告辞。他俩满脸喜色，一直把我们送到门外。我上了车，点着火，周围雾气重重。这时有人敲我的车窗，我摇下窗子——是埃娃。
“我不认识路了，我是第一次来。”她脸伸到窗口，说。
“从这儿上高速公路就行。”
“怎么才能上高速公路啊？这里的路好乱……”
“那你跟在我后面吧。”
“这样啊？我跟丢了呢？”
这会儿我已经很明白了，故意说：“丢就丢了呗，找个汽车旅馆……”
她什么也不说，一个劲儿笑。
我下了车，锁好，和她一起朝她的车走去。
“我的车晚上放这儿没关系吧？”我说。
“应该没关系吧。”
她开的是一辆丰田跑年，我坐在她旁边，关好门，系上安全带，她眼睛不看我，还是笑。我摸摸她放在方向盘上的纤纤细指，说道：“OK，开路一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