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人不若自图强，还期我武在维扬”

蓬莱县城地处山东省东端，北临黄海、渤海，交通便利。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登州作为一个通商口岸对外开放，还准许鸦片进口，于是鸦片作为合法的商品，公开在全国各地大量倾销。吸食鸦片的人数剧增，登州府所属的大小城镇，贩卖和吸食鸦片的烟馆毒菌似地孳长起来。

在蓬莱县城里，大街小巷烟馆林立。烟馆内分设“雅座”和“普通座”两种。“雅座”是单房炕，上面铺着大红毯，专供豪门富室的烟鬼们享用；“普通座”则是在铺着席子的大炕上，放上几盘烟具，供一般烟鬼过瘾。当地嗜吸鸦片的烟鬼，不论穷富，都有躺烟馆的习气。烟鬼们不喜欢在自己家里开灯烧烟，而往往呼朋唤友来烟馆，喷云吐雾，不如此不算尽意。这时，已是秀才的吴佩孚也沾染上吸食鸦片的嗜好，成了烟馆“普通座”的座上客。

一天，他烟瘾发作，急匆匆来到烟馆，可是普通座已无虚席，就与店里伙计商量，就在雅座内供抽几口，抽完马上就走。店里的伙计见是吴秀才，便告诉他，有个雅座只有翁爷一个人，正躺着打瞌睡，要他自己去商量。

翁爷名翁钦生，是当地著名豪绅“八大家”中最有财有势的一个，开设的店铺远及东三省一带，朝内有本家人做官，他又同地方官府往来密切，是地方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吴佩孚急于过瘾，只得挂着一脸笑容走进那间雅座。翁爷朦胧中听见响声，微睁双眼，见是吴佩孚，懒懒地问：“小二子干吗？”

吴佩孚委婉地说明来意，但话没讲完，翁爷就伸开右脚，用力一踢，喝道：“滚！”

吴佩孚猛地吃了个闭门羹，气得变了脸色，扭头就走。

这当时在蓬莱县城有一个号称“十虎”的小集团。十个成员原先都是不第书生，后逐渐结成集团，成为一批兴风作浪的讼棍和为人出谋划策的文痞。官府对他们奈何不得，“八大家”也惧怕他们三分。受辱的吴佩孚一气之下来到“十虎”聚处，把自己受辱之事诉说了一遍，怒求他们帮忙，为他出口冤气。十虎见秀才登门求救，受宠若惊，个个横眉怒竖，愿意为他效劳。

事有凑巧，不久，翁家因为老太太祝寿，张灯结彩，开设堂会，热闹非凡。满城官绅都来登门拜贺。男女贺客吃完寿宴后又分坐两旁看戏。正乐在其中时，十虎借拜寿为名，闯入厅堂。他们对男女同台演出，先是大呼小叫，拍桌打椅，厉声喝止台上演出；继而又指手画脚，大骂满座男女违禁律、助淫风，把贺客全都吓跑。

翁钦生见此惨状，气得吹胡瞪眼，边唤家仆捉拿十虎送官究办。这批“落拓书生”平时打讼诉、耍计谋还有两手，而要和豪门家奴动武，就显得蹩脚了。顷刻间，“十虎”变成了“十鼠”，纷纷抱头鼠蹿。

当晚，翁钦生就打听到罪魁祸首是吴佩孚，遂立即亲赴衙门，嘱托县令拿办。事发后，吴佩孚在家乡不能安身，只好远走高飞躲避官府捉拿。他急匆匆地整顿了行装，筹集了几两银子，连夜逃往北京。1897年，避祸外逃的吴佩孚来到北京，投宿于崇文门外巾帽胡同同乡人开办的“隆庆栈”。在北京，他既无亲友，也无人引荐，很快就身无分文，穷困潦倒。

此时，春节快要来临了，家家户户都要置办年货，贴春联，准备过年。为了糊口，吴佩孚就在“隆庆栈”门口，摆了个写春联的摊子，依靠所得的微薄酬金过着饱一餐饥一顿的生活。新年一过，他的对联营生日趋冷淡，日子更加难过。店主孙老头念在同乡份上，替他出了个新主意：“秀才念过经书，还是算命为好”。吴佩孚觉得此话有理，就从街上买了几本《河洛理数》、《六壬大全》及其他的“相命书”，关起房门研读揣摩。经过“研究”之后，吴佩孚在崇文门外摆起了卜卦算命摊，开始了他那卜卦糊口的生涯。

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亡日益加深，原先一些“埋头书城，磨穿铁砚”的读书人，在整军经武以救危亡的呼吁声中，纷纷弃文习武，投笔从军。

这时，吴佩孚正为自己的前程在寻找出路。他感觉到卜卦算命虽能糊口，并非长久之计。一天，他与来京办货的堂兄亮孚，在算命摊边相遇。寒暄之后，他和堂兄一起进了附近一家小酒馆。几盅白酒下肚，两人便长谈阔论起来，从家乡的近况直扯到吴佩孚今后的出路。

吴亮孚望着佩孚若有所悟地说：“如今内忧外患，年年打仗，我看处在这种乱世，也许在一刀一枪上还能博个前程。你在家乡就当过水师营的学兵，此时你既然进退维谷，无路可走，你何不硬硬头皮，索性走你往先走的老路子，去投了军呢？”

投笔从戎，这在科举入仕希望已经彻底破灭的吴佩孚脑子里，也早有盘算，今日堂兄一提更促使他拿定主意。他把杯中剩下的酒一口喝完，一拍桌子，说：“依人不若自图强，还期我武在维扬”。

临别时，吴亮孚又再三叮嘱他说：“莫迟疑了，拆了摊子，快快投军去！”1898年，驻扎在天津的淮军聂士成部，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伤亡惨重，奉命招兵。于是，吴佩孚就到天津应募入帐。